Matthew C. Klein，巴伦周刊的经济评论员，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他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分析和评论。与之相对应的是Michael Pettis，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同时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Pettis教授居住在北京，并在金融管理领域享有盛誉。两位专家均以其专业知识和对经济的深刻洞察力著称。

<p>Trade disputes are usually understood as conflicts between countries with competing national interests, but as Matthew C. Klein and Michael Pettis show, they are often the unexpected result of domestic political choices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rich at the expense of workers and ordinary retirees. Klein and Pettis trace the origins of today’s trade wars to decisions made by politicians and business leaders in Chin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Across the world, the rich have prospered while workers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buy what they produce, have lost their jobs, or have been forced into higher levels of debt. In this thought‑provoking challenge to mainstream views, the authors provide a cohesive narrative that shows how the class wars of rising inequality are a threat 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peace—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p>
    <p>Matthew C. Klein is the economics commentator at Barron’s.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CA. Michael Pettis is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Peking University’s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a senior fellow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e lives in Beijing.</p>

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书中深入探讨了收入分配不均引发的经济问题。他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各阶层需求转化为有效商品需求，避免生产过剩、就业不足和海外市场竞争。市场争夺战和销售过剩是分配不均的虚假经济现象，帝国主义则是这种虚假经济的产物。为保障国家安全，霍布森主张将不劳而获的收入转移至工人阶级或公共收入，提高消费水平。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英国、美国、德国等国的金融体系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以Facebook、Fannie Mae、联邦储备系统等为例，展示了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中的影响力。同时，文章深入剖析了德国在财政政策、税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和挑战。

全球贸易、全球金融和全球价值链等概念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也被探讨。通过对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的案例分析，展示了不同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互动和竞争关系。

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采取的政策和实践活动各异。德国、日本和韩国重视制造业，中国将制造业视为“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金融领域，全球信贷泡沫和金融危机成为关注焦点，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信用危机。税收和关税政策也存在差异，如德国和意大利的税收政策。

全球化对各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各国应对挑战的策略各异。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贸易和金融联系虽然带来好处，但也可能将问题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文章强调，国际社会需关注中国等国的内部经济政策，推动财富分配公平，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和繁荣。

欧洲经济危机的背景分析指出，德国等国家的国内经济不平衡被危机国家吸收。危机中，德国政治家和媒体指责希腊等国家，却忽略了收入分配问题。文章指出，收入不平等导致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通过改变收入分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重要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在全球经济中扮演关键角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美国经济分析局、荷兰GGDC中心等机构在研究和发展经济数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亚当·斯密到蒂姆·库克，文章回顾了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探讨了贸易、关税和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书中还分析了国际贸易如何导致政治极化，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全球供应链和贸易价值增加的概念，以及跨国公司全球运营的例子。

全球金融增长从19世纪初到现代，经历了从银行自由化到全球化的演变。金融自由化推动了资本流动和跨国投资，但也带来了金融危机。金融全球化既带来了更多投资机会和经济增长，也加剧了金融风险和不平等。

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和理论，包括工业革命、全球银行过剩、金融危机、资本积累、国际贸易和汇率政策等，被分析。技术变革、资本积累、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被探讨。书中还分析了保护主义、债务危机、国际贸易政策以及中国的发展模式。

20世纪末，东欧和苏联地区发生政治变革，改变了东欧政治格局，对全球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文章还涉及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变化，如石油价格和粮食数据的波动，以及东西方关系的发展。

二战后德国分裂与统一历程，从柏林会议到东德人民的“大联合”，再到货币统一和经济重建，内容详实。文章还探讨了德国在东欧剧变后的经济转型，包括货币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等重大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东德经济的影响。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德国加入欧盟后的经济政策和国际地位，以及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德国在21世纪初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旨在刺激就业、提高经济效率和改善社会福利。文章还分析了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以及其对外贸易和金融状况的考量。

欧元区经济危机中的杠杆率问题被分析，揭示了德国在财政政策、债务控制以及与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表现。文章还探讨了德国在欧元危机中的应对策略，包括改革宪法预算规则、债务刹车政策等。

多本经济学著作对20世纪全球经济历史进行了分析，包括大萧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与瓦解、各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以及金融危机等问题。文章讨论了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的理论，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以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和其对全球经济稳定的影响。

近年来，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以及国际金融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文章探讨了大规模贸易变化对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影响，分析了制造业衰落对年轻男性婚姻市场价值的影响，以及贸易自由化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此外，文章还涉及了进口竞争对家庭债务的影响，以及贸易冲击对地方公共物品供应的影响。

Cover

贸易战背后的阶级矛盾，揭示了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不仅扭曲了经济结构，更威胁到国际和平。作者通过深入分析，揭示了贸易战与阶级战争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了解决不平等问题对维护全球稳定的重要性。



Title Page

 Hobson 在《帝国主义》一书中阐述的观点，认为当国家收入分配合理时，可以避免过度生产和资本、劳动力闲置，无需争夺海外市场。他批判了市场争夺战和生产的过剩，认为这是分配不公的结果。Hobson 主张将拥有阶级的额外收入转给工人阶级或公共收入，以提高消费水平，确保国家安全。



Dedication

这本书的章节概要，包括对全球贸易变化、金融增长、储蓄投资失衡、中国过剩、德国过剩以及美国持续赤字的探讨，最后提出结束贸易战需要解决阶级冲突的观点，并提供了注释和索引以供参考。



国际贸易自早期简单交易发展到现代复杂供应链的过程中，经历了分工、蒸汽机与电报的革新、金融危机与战争对秩序的影响，以及经济一体化的推动。20世纪初，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导致贸易模式转变，如美国汉密尔顿时期的保护主义政策促进了国内制造业。李斯特的理论强化了19世纪后期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英国通过殖民地网络维持市场并降低关税以应对。

帝国时期，国际贸易被列强瓜分，美国侧重于保护国内市场和推动开放门户政策。一战后，美国作为未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大国，未能建立稳定国际秩序导致贸易下滑。大萧条与二战进一步加剧了保护主义，直至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国际贸易组织的提议旨在促进自由贸易。

二战后的复兴背景下，运输成本高、资本流动性受限限制了跨国制造，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贸易，并领导GATT降低关税。然而，贸易规模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恢复至1870年的水平。集装箱运输的发明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和时间，加速了全球贸易扩张。

美国企业如苹果、微软和谷歌利用税收漏洞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影响真实贸易流向。这些公司通过转移无形资产避税，导致高税率国家出口低估和低税率国家进口高估。例如，苹果的价值主要源于专利和软件设计而非生产活动。美国公司在爱尔兰设子公司利用低税率，并在开曼群岛注册以避税。

全球金融流动受贸易融资、理性投资与投机等因素驱动，储蓄率和国内收入分配影响国际资本流动。高储蓄模式通过减少消费增加投资，而高工资模式吸引外资弥补需求不足。英国和美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分别通过这两种方式实现工业化。

苏联的高储蓄增长模式牺牲了民众福利但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与日本通过企业、政府和工人合作实现经济增长形成对比。然而，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最终导致两国困境。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补贴发达国家消费，造成资源错配。随着生产力提升，发达国家出现消费不足和资源过剩的矛盾。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劳动力与资本供给过剩，失业率上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投资机会减少，表明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储蓄过剩并非由高储蓄直接导致，而是无效投资过多抑制了新投资。收入分配不均加剧这一现象，解决之道在于提高消费而非单纯增加储蓄。

各国经济相互关联，如中国高投资未能抵消消费下降，影响其他国家吸收其过剩生产。挪威利用外国储蓄开发油气资源，而德国的海外投资失败教训表明资金流动需合理选择。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收支不平衡受拉入（吸引外资）和推入（他人储蓄导致资金流入）因素影响。

普法战争后，德国通过赔款维持稳定但引发经济泡沫，法国通过债券支付赔款避免了类似问题。美国的贸易与金融流动不匹配，需从全球视角理解贸易问题。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但也带来政治和社会问题。90年代吸引外资、控制金融体系和扶持国内企业导致资源错配和环境问题。

进入21世纪，中国投资增长放缓，出现产能过剩和工人贫困，政府被迫调整消费与出口。中国经济模式经历了改革开放、消除增长限制后的快速发展以及通过压制消费提高投资的发展策略。尽管经济增长，但也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环境问题和低工资。21世纪初，中国试图改变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关注国内消费和债务问题。

中国政府在信贷创造中扮演重要角色，推动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以实现GDP增长目标。然而，投资效率降低，信用泡沫显现，经济增长依赖外部需求或债务增加。中国通过政策鼓励使用国产替代进口，减少对外部零部件的依赖，但导致消费者成本上升。

中国经济面临挑战，包括债务积累、投资过度和内外失衡。政府采取措施如资本管制、货币政策调整等应对，但结构调整缓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提高消费，改变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并调整财富分配。

21世纪80年代与当前改革的差异在于债务水平，高债务可能削弱增长、放缓GDP增速并导致GDP被高估。中国需进行土地、户籍和税制等改革以促进收入快速增长，实现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可能存在风险。

德国自2008年以来持续净金融流出，源于财政紧缩政策和政府对公共借贷的反对。债务刹车实施后，私人部门不平等减少的影响被抵消，导致整个欧洲盈余扩大。回顾东欧剧变，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匈牙利边境监控放松以及苏联政策转变加速了变革。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开始统一进程，在国际支持下实现和平统一，结束了二战以来的分裂状态。东德在并入西德后面临经济困境，需要援助进行改革。尽管有西德援助，但东德工业遭受重创，失业率上升，人口西迁。

德国统一后的初期经济增长迅速，但随后增速放缓。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控制通胀，导致建筑行业投资停滞，消费支出因储蓄下降而保持增长。东西德生活水平差距缩小，但经济增速令人失望。

21世纪初，德国出口增长放缓，主要由于进口增长速度降低。哈茨改革减少福利和缩短福利期限引发争议，尽管政府减税和税收优惠未能刺激国内消费。德国经济困境导致贸易和经常账户顺差，反映了国内经济疲软。就业率上升，但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生活质量未提升。

德国财富分配不均，中位数家庭贫困，税收政策偏向富裕阶层，工会力量减弱，工资增长缓慢。国内收入分配不均，工会集体谈判被个体协商取代，实际工资增长与低收入工人收入下降。欧元区危机前，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等国借贷热潮，债务主要用于消费和投资而非生产性用途，德国廉价货币和低利率政策是推手。

德国财政政策限制公共债务，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减少，损害私营部门购买力。新政策要求政府每年平衡预算，导致市政部门面临大量投资积压。2015年实现财政平衡后，基础设施恶化、教育投资减少和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下降，加剧社会不平等。

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外国政府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导致大量超额储蓄流入，不是为了追求高回报，而是规避风险，提高美国购买力。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主要归因于私人部门储蓄率变化，而非财政政策。

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中通过黄金贷款和资产交换稳定银行体系。金本位制逐渐演变为纸币标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探索新的货币体系。亚洲金融危机起因于亚洲国家外币借款推动经济增长，资本流动逆转导致货币贬值，债务负担加重。中国通过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避免了危机。

1996年至全球金融危机前夕，中国购买巨额外汇储备维持货币汇率。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花费2万亿美元防止货币升值。美国在2001年至2007年间推出大量基于住宅抵押贷款的私人标签证券，导致信用风险增加。投资银行降低贷款标准，发放大量高风险贷款。

90年代后期至2008年间，全球对美元资产需求激增，美元持续升值，对美国制造业和就业造成冲击。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源于富裕国家长期积累的巨大顺差，需要内部收入再分配以提高工人和退休人员购买力。

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流动受投机和投资热潮驱动，加剧财富分配不均。美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再以更高利润率销售回国内，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不均。各国在金融政策、贸易政策和汇率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应对经济、金融和社会领域的各种现象，如税收政策、全球价值链、避税和补贴、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等。

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和影响促使不同国家采取措施应对挑战。

Acknowledgments

全球贸易和金融系统的紧密联系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购买、工作到储蓄，每一行为都关联着世界各地亿万人民。这种经济联系虽带来诸多益处，但也导致问题跨国界传播。书中指出，国家内部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是国家间贸易冲突的根源。作者认为，这种冲突并非源于国家间的零和博弈，而是由于收入大量向富人和他们控制的公司转移。

书中以中美贸易争端为例，指出其根源在于中国国内经济阶级之间的冲突。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冲突并非基于国家间的对立，而是经济阶级间的矛盾跨国界扩散。此外，书中还探讨了欧洲经济问题，认为其国内经济政策的扭曲对全球经济的威胁不亚于中国。作者呼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外交努力。

国家主义者在应对欧洲经济危机时，常常煽动民族偏见，回避根本的经济问题。德国政客甚至要求希腊政府通过出售岛屿偿还债务，小报甚至建议出售国家宝藏如雅典卫城。希腊政府则回击，要求赔偿纳粹大屠杀。同时，一些政策制定者错误地将危机归咎于民众的奢侈消费。

文章指出，这场危机实质上是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德国政策将购买力从工人和退休人员转移到超级富豪，导致邻国面临失业和债务上升的双重压力。这种不平等的收入分布导致全球贸易和金融系统将危机传播到其他国家。文章呼吁改变收入分配，以和平解决经济冲突。

为解决这些问题，全球合作和外交努力至关重要。我们应关注国内经济不平等，推动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减少国家间的贸易冲突。同时，各国政府应避免煽动民族偏见，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经济繁荣和和平发展。

Introduction

国际贸易的历史变迁丰富而复杂，从亚当·斯密到蒂姆·库克，这一过程中，贸易从简单到复杂，效率逐渐提高。亚当·斯密通过分析针厂的生产过程揭示了分工合作的效率，大卫·李嘉图则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各国应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然而，早期国际贸易局限于原材料和成品，受技术和交通条件限制。

美国建国初期，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等人认识到经济自足的重要性，通过工业化保障国家安全。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念，主张政府干预，如提高进口关税、补贴国内制造业等，以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这一理念对后来的美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主张通过保护性关税和政府干预提升国家工业竞争力。他认为，通过提高工资促进生产，进而刺激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李斯特强调，每个国家应根据自身情况发展生产力，而像拉丁美洲、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自由、安全和教育，难以从他的政策中受益。

19世纪末，许多国家开始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世界贸易相对经济产出减少。英国通过其庞大的殖民地体系消化过剩的工业产品，为帝国提供稳定的原材料来源，这一策略也受到其他国家的效仿。

1873年，世界贸易达到顶峰，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再次超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非洲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都被欧洲控制。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与中国交战夺取台湾，并在朝鲜建立霸权。十年后，俄罗斯和日本因朝鲜和满洲的控制权而爆发了世界历史上第一场机械化军队之间的战争。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并非仅由经济因素驱动，获取出口市场和投资机会是一个重要考量。

美国吞并夏威夷王国，并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但相比欧洲人，美国更专注于鼓励内部向西部迁移，通过“天定命运”项目扩大国家边界和受保护的国内市场。这创造了19世纪末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的独特方式：开放门户政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私部门倾向于英国，这解释了为什么德国潜艇攻击美国商船，以及为什么德国外交官试图说服墨西哥攻击美国大陆。美国与欧洲列强相比，军事能力有限，但它通过其庞大的工业基础、农场和迟来的年轻人力资源，弥补了这一不足。

战争并未恢复繁荣，欧洲经济因人力损失、生产能力破坏和对战争努力的再投资而疲惫不堪。俄罗斯帝国屈服于布尔什维克，而中国进入了数十年的内战。

美国作为向交战国供应的供应商却从中获益，创造了“任何国家历史上最大的贸易顺差”。作为最大的未受损大国，美国在制定新的、更好的秩序方面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它拒绝这样做，联邦政府盲目地专注于让英国和法国偿还其战时贷款，同时通过囤积黄金扭曲了世界贸易体系。

几年后的大萧条导致国际贸易在1932年降至仅占世界经济的11%。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一直低于全球生产的15%，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商业活动跨境金融的立即影响和商业活动的崩溃加剧了保护主义浪潮，美国在1930年通过斯莫特-霍利关税法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与和平时期相比的贸易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德国从东欧夺取了原材料。英国完全依赖帝国和，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资源进口。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成为“民主的兵工厂”，这得益于美国远离冲突和充足的闲置产能。

在1938年至1941年期间，美国出口增长了45%。相比之下，日本由于抗议其在中国的不当行为而失去了从美国进口的权利。这反过来又促使日本入侵东南亚，以获取石油、橡胶和其他工业原料。苏联在1930年代一直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主要与纳粹德国进行易货贸易，但在1941年被入侵后，它成为美国供应的主要进口国。

在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纽约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讨论战后秩序。目标是防止回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经济无序状态，大家都认为这是战争的主要原因。

二战后，重建贸易需要资源，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手段支持欧洲和亚洲，并推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建立，降低贸易壁垒。然而，战争后的贸易恢复缓慢，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恢复到19世纪70年代的水平。

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商业界对集装箱运输的探索和推广。集装箱运输的推广不仅改变了运输方式，还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通过分析美国与加拿大、欧盟以及中国的贸易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传统的双边贸易数据已经无法准确反映各国的真实贸易价值。

美国公司利用跨国制造网络和海洋港口，通过复杂的税收安排，将大量利润从高税率国家转移到低税率地区，如开曼群岛、爱尔兰和新加坡等避税天堂。这种做法导致美国官方贸易数据失真，高税率国家的出口被低估，低税率国家的进口被高估。

苹果等美国公司在全球税收体系中的巧妙操作，通过将研发成本等费用转移至海外子公司，使得大量利润得以在税率较低的国家登记。这些操作不仅使公司积累大量海外资金，还导致大量资金回流至美国。这种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不仅扭曲了贸易和投资数据，还使国际贸易失衡，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ONE: From Adam Smith to Tim Cook: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Trade

全球贸易与金融自古以来紧密相连，相互促进。文章从三种思维模式分析贸易不平衡的成因和影响。第一种模式认为贸易不平衡是自我调节的，有助于经济增长；第二种模式则认为金融流动推动投资，促进经济收敛；第三种模式指出非理性因素可能导致贸易不平衡，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文章还强调国际金融规模的扩张，揭示金融周期波动和同步性，以及全球金融条件对各国经济前景的影响。

19世纪初，英国金融创新带动资本流入拉丁美洲，与英国贸易顺差紧密相关。这些贸易关系并非由英国制造业效率或拉丁美洲生产者的比较优势解释，而是跨境金融流动改变了经济，促使各国调整进出口。英国战胜拿破仑战争后，经济迅速增长，技术进步，投资者寻求投资渠道，推动了全球信贷泡沫。英国金融条件的变化，包括法国战争赔款、政府债券转换、省级银行货币发行和战争结束，为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基础。投资者对拉丁美洲新兴市场充满热情，英国资本纷纷投入，但也出现了投机狂热，导致价格泡沫。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债券最终未能偿还，这场信贷泡沫在1825年崩溃，为后来的信贷热潮和金融危机提供了警示。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美国和欧洲等新兴经济体繁荣，投资者和借款人在经济热潮中获益。然而，过度投资和信贷膨胀导致问题逐渐显现。英格兰银行收紧货币政策，导致全球金融环境紧张，资产价格下跌，引发全面金融恐慌。这场危机迅速蔓延至欧洲大陆，拉丁美洲新共和国因债务违约陷入困境。英国资本市场因对美国的投资热潮重蹈覆辙。

19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在资金涌入推动下，经历贸易赤字激增。英国金融条件变化导致美国消费能力提升和海外贷款增加。1836年，美国总统杰克逊实施“金币法”，限制银行信贷，导致经济泡沫破裂。英国银行减少对美国银行贷款，引发全球信贷紧缩，美国各州政府和企业因债务违约陷入困境，欧洲投资者对美国的背叛感到愤怒。19世纪末，全球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但1873年，全球市场出现严重泡沫，引发“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

19世纪末，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美国和欧洲股市因投机行为膨胀，大量资金涌入拉丁美洲，各国政府陷入金融困境。德国经济受贸易逆差影响，但制造业和金融业尚能弥补缺口。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盘引发一系列金融危机，纽约股市也受到影响。银行倒闭，信用紧缩，全球范围内经济衰退开始。阿根廷经济崛起，但随后因通货膨胀和政策失误陷入困境，引发巴林银行危机，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动荡。这场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得到缓解，国际借贷重新开始，但债务危机和国际借贷紧缩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战争期间，美国向欧洲提供贷款，战后初期美国优先考虑收回贷款，但效果不佳。随后，美国转而提供新贷款，帮助欧洲国家重建。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洲和拉丁美洲贷款激增，但1929年股市崩盘和银行系统崩溃导致国际贷款热潮戛然而止。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积累大量美元存款，引发新一轮贷款热潮。然而，1980年代初期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为遏制通货膨胀而实施的货币政策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偿还债务。进入21世纪，欧洲银行通过发行欧元债券扩大贷款规模，并将资金投入美国金融市场，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金融流动的驱动力发生变化。国际金融流动不再以贸易融资为主，而是受信用条件和投机情绪驱动。银行监管变化导致全球信贷激增，欧洲金融条件变化也影响美国。储蓄率受国内收入分配影响，而非文化因素，决定着资本流动。这些因素共同连接了全球金融与贸易。

TWO: The Growth of Global Finance

经济活动中的储蓄与投资是两个核心因素。资源稀缺时，人们更倾向于消费而非储蓄，这阻碍了财富的积累。而当资源丰富时，消费不足又会引发生产下降。全球经济的平衡需要通过贸易实现，即出口过剩的国家向需求过剩的国家出口商品。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可能导致贸易顺差或逆差，进而影响各国生活水平。

高储蓄和高工资是两种主要的发展模式。高储蓄模式通过减少消费增加投资，而高工资模式通过提高工资吸引外国投资。这两种模式在历史上都有成功案例，但它们对国内政治和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同。

以美国为例，南方和北方在内战前后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南方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农业出口，间接为北方提供了资本和技术，推动了北方工业化。北方则依靠高工资模式，通过丰富的土地、自由制度和创新精神，吸引了大量移民和投资，实现了国内市场的快速增长。这种模式吸引了欧洲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为美国的进口和投资提供了支持。美国在经历内战和西进后，进一步巩固了高工资模式，并成为净出口国。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采取的极权模式，虽然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但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战后，日本采取了类似的高储蓄模式，通过社会契约和政府支持，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种模式在达到西方生活水平后也暴露出问题，导致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陷入困境。

在20世纪末，随着技术进步，资源短缺不再是问题，过剩的生产和消费不足成为主要问题。产能过剩导致失业率高企，资本过剩现象明显。这一现象导致制造业商品价格持续下跌，资产价格也反映出投资机会的减少。

储蓄过剩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实际上，更高的储蓄率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投资，反而可能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随着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消费能力的提升越来越依赖于债务的积累，这种模式稳定性较差。

一些国家如中国、德国、美国和西班牙等，通过贸易顺差或逆差来调整国际收支平衡。中国和德国通过增加投资推动生产，但国内消费没有相应增长，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美国和西班牙则相反，美国由于国内需求不足形成贸易逆差，而西班牙则是由于投资过热导致财政赤字。

全球经济中，资本流动方向问题值得关注。资本流动应流向有潜力的国家，而非仅仅流向发达经济体。这种不合理的资本流动导致了资源错配和全球不平衡，进而加剧了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

国家间的贸易顺差和逆差相互影响。一个国家的顺差必然伴随着其他国家的逆差，这种不平衡可能源于吸引外国资本用于消费和投资，或一个国家即使没有良好的投资机会，也选择储蓄。

双边贸易和金融关系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间的贸易顺差和逆差，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全球贸易平衡。例如，美国与中国、欧洲的贸易和金融流动，指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净融资流动并未导致美国出现大规模的经常账户盈余。

经济账户中双边余额无法准确反映国家支出与收入情况。确定金融资产购买者的真正国籍很困难，因为有些人使用托管中心或避税港来隐藏身份。

THREE: Saving, Investment, and Imbalances

中国经济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飞速发展，但模式依赖投资牺牲消费，导致产能过剩和工人贫困。为吸引外资，中国提供高利润市场，却引发环境问题。金融危机后，出口需求下降，政府面临国内消费与就业选择。这揭示了经济增长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分为四个阶段：邓小平改革初期放松限制、减少中央规划和鼓励消费；1989年后转向投资驱动策略以维持合法性，牺牲工人收入资助项目；90年代起通过货币贬值等手段转移消费能力至投资，造成经济失衡与贸易顺差；通过金融压制、低人权成本等方式实现高储蓄、高投资模式，但也导致消费不足和环境问题。

地方政府控制信贷创造推动投资，尤其在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以达成GDP增长目标。然而，这种模式依赖国内储蓄和低成本贷款而非生产力提升，且投资水平并未因改革而显著提高。中国采取措施调整经济结构，但债务问题依旧严重，贸易顺差扩大给世界带来压力。

近年来，中国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减少对外制成品依赖，鼓励企业用国内生产替代外国产品，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也与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相冲突。资本外流、投资和消费模式转变中，政府采取措施应对，但经济结构脆弱性犹存，面临债务过重、过度投资等问题。

中国需提升国内消费以解决债务问题，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新出口需求，但伴随债务风险与环境污染挑战。在贸易战背景下，政府须平衡债务增长、失业率上升和财富转移，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改革需从精英阶层向普通家庭转移财富，承认不良贷款损失，降低GDP高估，实现经济再平衡，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但政治体制内的调整是必要的。

总结：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牺牲消费，导致诸多问题。为应对内外部压力，政府正努力调整结构，促进消费，减少对外依赖，并在国际舞台上寻求新的增长点。然而，改革过程中需解决债务、就业和环境等复杂问题，确保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FOUR: From Tiananmen to the Belt and Road: Understanding China’s Surplus

东欧剧变标志着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终结，对德国社会和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波兰工人运动和匈牙利开放边境引发了大规模移民潮，最终导致东德政权崩溃。苏联在这一时期缺乏干预意愿，部分原因是其经济依赖于西方的粮食进口和能源出口收入。

在1980年至1988年间，苏联经济压力增大，军事扩张变得困难。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更关注国内自由化和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这为东欧国家提供了机会。柏林墙倒塌后，西德总理科尔提出加强两国合作的计划，并表示如果东德成为民主国家，愿意推动联邦制。东德面对经济问题和外部担忧，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最终在1990年与西德正式合并。

然而，德国统一后，西德工会推动的激进工资增长导致东德工业企业陷入困境，生产输出大幅下降。大量失业，失业率飙升，甚至导致了人才流失。而西德由于高昂的支出，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加剧。经过多年的努力，东德的生活水平已接近西德，失业率大幅下降，制造业产量大幅提升。

在20世纪90年代，东欧解放带来的低成本劳动力对德国工业有利，但也导致德国制造业向外迁移，造成国内投资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德国政府受到欧元区政策的限制，无法通过降低利率、减税或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

德国在1997年至2001年间经历了股市泡沫的膨胀，非金融企业债务大幅增加，但缺乏相应的投资机会。当泡沫破裂后，德国企业被迫偿还债务，投资急剧下降，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德国在2000年代初期出现的贸易顺差，并非由于出口竞争力，而是由于国内消费和投资支出减少，以及进口增长放缓。德国政府采取了降低税收、减少福利开支等措施，以期刺激就业和投资，但这些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2005年德国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社民党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失去执政地位。社民党推动提前大选，试图稳固地位，而左翼政党“Die Linke”提出提高遗产税、增加福利支出等政策，赢得了广泛支持。

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就业情况表明，虽然就业率上升，但工人的实际工资却在下降，导致许多工人在就业后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德国民众的总体收入在2007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显示出收入分配的不均和社会福利的下降。

德国经济的转型使德国公司通过出口避免了国内市场的萎靡，使得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期间持续出现经常账户赤字。然而，自2000年代初期起，德国企业成为储蓄大国，产生大量盈余。

德国在2015年实现财政平衡，财政部长施罗布尔的“黑零”目标，即零债务增长。尽管德国财政持续盈余，但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却在下降。

欧洲国家在应对经济问题时，继续依赖外国资金支持，同时坚持财政紧缩政策。德国虽在私企工资方面有所提升，但政府仍维持预算盈余。

欧元区在试图通过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来平衡其贸易账户时，面临可持续性问题。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扮演全球需求的最终提供者角色。

FIVE: The Fall of the Wall and the Schwarze Null: Understanding Germany’s Surplus

美国作为全球消费大国，长期依赖借贷来满足消费需求，导致其成为全球最大的赤字国。美国金融体系的灵活性、规模及对外国投资者权利的重视，使得美国成为全球资金避风港，而国债的稳定性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则使其成为全球储蓄过剩的存放地。

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和金融资产，这些资金流入导致国内消费能力膨胀，但生产减少。财富分配不均，高收入者储蓄率高，低收入者储蓄率低，进一步加剧了经常账户赤字。此外，美国公司投资回报率不高，导致投资减少，产能扩张受限。

美国公司自2000年代以来，员工薪酬占比持续下降，投资者收益占比上升。尽管有税收减免等刺激措施，但企业投资增长仍然有限。在此期间，投资者收益显著增加，但工人的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美国财政政策对当前账户余额的影响，关键在于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行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私人部门储蓄的减少导致了当前账户赤字的增加。2000年代，私人部门的储蓄下降部分抵消了赤字。金融危机期间，政府财政赤字激增，但私人部门储蓄的下降使赤字缩小。

在金融危机中，中央银行通过提供黄金贷款来稳定银行系统。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政府暂停了纸币兑换黄金的规定，导致金本位制难以发挥预期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寻求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受困于维持高估的汇率，导致贸易逆差加剧。凯恩斯提出建立国际清算银行，以“班科”作为结算单位，通过各国账户的盈余和赤字来平衡贸易。但美国坚持使用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货币，并要求其他国家进行货币调整。

为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与欧洲国家合作固定金价、设立货币互换、发行外币债券等。然而，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结束。

亚洲金融危机对多个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印尼、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和菲律宾等国的冲击。危机中，这些国家因大量借入外币导致债务压力剧增，汇率波动加剧，经济状况急剧恶化。

中国政府为维持汇率稳定，通过购买大量外汇储备，在1996年至全球金融危机前夕，花费了1.8万亿美元。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又投入2万亿美元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

美国在21世纪初经历的经济困境，包括房价泡沫破裂、制造业衰落、消费增长缓慢等问题。房价泡沫的破裂导致了大量债务违约和房价下跌，加剧了经济危机。

美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美元的持续升值以及对外贸易的失衡。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承担着巨大的经济负担。

美国作为债务国，其贸易赤字通过外国投资者购买资产而扩大。由于缺乏大量有价值的投资，这些资金往往导致浪费性投资或消费增加。长期来看，这种模式难以持续，因为发达国家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和过度储蓄。

SIX: The American Exception: The Exorbitant Burden and the Persistent Deficit

贸易战背后，真实矛盾并非国家间冲突，而是金融资产拥有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斗争。这种不平等的经济结构导致全球化悖论，美国吸收全球过剩产能和储蓄，却付出产业衰退和金融危机代价。富裕国家资本家受益，普通民众深受其害。近年来，全球化弊端显现，多国采取资本管制等措施保护本国经济。

美国过去几十年为金融利益牺牲国内产业和工人，如今全球经济调整，这种模式可能面临崩溃。全球化与不平等现象相互加强，企业以国际竞争为借口压低工资，削弱环境与安全法规，追求税收优惠和福利转移。挤压普通家庭看似简单，但长期不可持续，因为压低工资会导致消费下降和债务增加。

美国在全球市场中扮演关键角色，各国企业争夺市场份额又合作抑制国内市场。由于“竞争力”成为压低工资代名词，全球出现消费短缺，贸易战几乎不可避免。作者认为，贸易谈判未能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应将吸收金融流入负担从私营部门转移到联邦政府，并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提高债务偿还能力。

全球贸易演变，从亚当·斯密到蒂姆·库克，阐述了巨大变化。书中分析全球金融扩张，储蓄、投资和失衡关系，探讨中国和德国贸易顺差，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面临的挑战。作者认为，通过收入再分配、税收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可实现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各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角色和互动，探讨殖民主义到现代全球化演变，不同国家如何通过贸易和金融手段争夺资源和市场。书中详细描述各国如何通过储蓄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作者以中国为例，剖析其经济发展模式、外汇储备、贸易政策和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书中探讨美国经济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如联邦储备系统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政策选择和治理挑战、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发展。书中详细探讨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重建，以及德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和挑战。

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将世界各国紧密相连，人们的日常消费、工作和储蓄行为都会影响全球亿万人群。虽然这些经济联系带来益处，但同时也可能将问题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例如，中国的政府政策导致美国失业和房地产泡沫，而德国企业的降薪又导致西班牙的住房泡沫。

国家间贸易冲突往往源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均，而非国家利益冲突。以中美贸易战为例，其根源在于中国内部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的购买力下降和资产价格上涨，损害美国利益，也损害普通中国工人和退休人员。解决贸易冲突关键在于促使中国精英阶层允许中国工人获得更多消费，实现经济平衡。

欧洲当前经济困境，由于政府提高消费税、削减劳动力市场保护以及推广低薪兼职工作，导致欧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威胁。文章指出，欧洲内部扭曲对全球经济影响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中国的失衡影响相当。欧洲国家间不平衡通过德国的节俭和邻国的消费来平衡，但这种平衡在危机时期被打破。

文章批评民族主义者和精英阶层对经济问题的处理方式，认为欧洲危机实质上是收入分配问题，而非德国与希腊之间的冲突。文章引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和帝国主义关系，指出通过改变收入分配可和平解决经济冲突。

Conclusion. To End the Trade Wars, End the Class Wars

国际组织在众多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如经济分析、银行业、外交政策、贸易发展等。美国的经济分析局、国际清算银行、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机构，便在这些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为各国政府和企业提供数据、分析和政策建议，覆盖经济、金融、外交等多个方面。

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到蒂姆·库克，展现了国际贸易如何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者引用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经典理论，探讨了自由贸易和关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书中也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挑战，如政治极化、经济危机和贸易战等问题。

全球金融的发展历程，从英国银行业在19世纪的发展到现代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内容涵盖英国银行业自由化、19世纪的商业危机、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以及美国内战时期的金融状况。书中还讨论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内容还涉及税收政策和国际税收避税的问题，特别是以苹果、微软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为例，展示了它们如何通过全球税收规划来减少税负。

经济史中，从工业革命到现代全球经济的多方面探讨。内容涵盖了技术变革、资本积累、贸易、金融、以及政治经济理论的发展。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案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日本的经济发展、苏联的工业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展示了经济增长、不平衡和危机的复杂关系。

20世纪末东欧及苏联的剧变，从波兰团结工会进入议会到匈牙利和平变革，再到苏联对波兰危机的内部讨论，这一系列事件深刻影响了东欧政治格局。同时，文章也探讨了经济因素在冷战中扮演的角色，如石油价格和粮食数据等。

德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二战后的柏林会议、德国统一、东德的经济转型等。文中涉及到了德国统一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以及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角色。文章涵盖了德国的货币统一、东德经济的私有化、德国加入欧盟等重要议题。

德国在21世纪初的经济政策调整，包括2000年的税制改革和随后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变动。这些改革旨在提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税制改革着重减轻了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同时提高了高收入者的税率，以期实现收入再分配。

经济学家对欧洲经济状况的深入分析，涵盖了从金融危机到债务危机的多个方面。文章揭示了欧洲国家在应对经济挑战时的政策选择和实施效果，如德国的财政紧缩政策和欧元区的经济协调机制。

多本著作和论文中对全球经济历史的分析，包括金融体系、货币稳定、贸易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这些作品探讨了从一战到现代的经济事件，如大萧条、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地位变化、国际货币合作以及金融危机等。

国际贸易和汇率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经济产出、以及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文章通过多个研究探讨了贸易政策变动，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退出TPP协议等，如何影响了制造业就业、家庭债务、和外汇储备等。同时，还分析了货币政策工具，如中央银行的资产购买计划，如何影响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

Notes

本书深入探讨了多个国家在历史与当代的经济、政治和金融事务。从阿富汗殖民时期的利益到苏联入侵事件，再到非洲与中国在当代的贸易往来，书中涵盖了广泛的话题。特别对德国的“议程2010”计划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农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以及苹果公司的商业策略。

阿根廷在全球信用危机中的角色、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澳大利亚在资本控制方面的措施，都是本书讨论的焦点。书中还分析了奥地利、英国、法国等国的银行和金融政策，并回顾了全球信用危机的历史。

中国的发展模式，包括“一带一路”倡议、银行业务、贸易政策和外汇储备等，也受到了详细探讨。全球贸易不平衡、税收规避、腐败问题，以及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选择，都是本书关注的议题。

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从殖民扩张到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再到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危机，展现了德国经济经历的起伏。文章分析了德国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社会变革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并探讨了德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金融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面临挑战与机遇。荷兰、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银行业问题，以及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反思和改革尝试，都是讨论的案例。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储蓄和投资模式、金融政策，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书中回顾了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如两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联邦储备、德国的分布斗争、华盛顿、魏嘉宝、西非会议、东西德统一、白、威廉姆斯、温安特、世界贸易组织等。同时，也探讨了财富不平等和联邦储备等政治和经济现象。这些内容共同描绘了一个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互动的复杂图景。

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