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bastián Mazzuca是一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助理教授，专攻政治经济学、民主化及国家形成。他的研究专注于发展政治经济学，并在巴尔的摩生活。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scholarship on long-term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governments systematically fail to provide the key public goods for their societies to prosper. Sebastián Mazzuca argues this is because nineteenth-century Latin American state formation occurred in a period when commerce, rather than war, was the key driver forging countries. Latin American leaders pursued the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t the cost of long-term liabilities built into the countries they forged, notably patrimonial administrations and dysfunctional regional combinations.
 Sebastián Mazzuca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and teaching focu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democratiz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He lives in Baltimore, MD.

Cover

拉丁美洲的政治地理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晚来者国家构建。此议题聚焦于国家能力建设上的失败，揭示了拉丁美洲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如何因种种内外因素，未能有效构建和维持国家治理体系。文章深入剖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为理解拉丁美洲政治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Title Page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拉丁美洲和西方欧洲国家形成与建设的差异，分析了晚来者国家形成理论、独立与国家失败、贸易引领的国家形成等议题。第二部分则聚焦于拉丁美洲政治地理的形成，探讨了政治家中心主义、港口驱动、政党驱动和贵族驱动等国家形成路径，以及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中美洲、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案例。



这本书的作者对众多人的感激之情，他们包括帮助他完成书籍的GERARDO MUNCK和Ruth Berins Collier，以及给予他学术指导的David Collier、Robert Powell和James Robinson等。他还提到了对Hillel Soifer、Nicolas Jabko、Steven Teles、Adam Sheingate等同事的感激，以及对Guillermo O’Donnell和Tulio Halperín Donghi的敬仰。此外，作者还感谢了在学术研究上给予他帮助的同事们，以及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书中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无限感激，认为他们的帮助如同氧气一般重要。



Acknowledgments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国际环境和内部因素对国家形成的影响。书中通过表格和地图展示了拉美地区国家形成的历史时期、成功与失败的国家形成案例，以及不同类型的国家形成模式和影响因素。此外，还探讨了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各种结构性解释和理论框架，以及不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和决策因素。



Tables, Figures, and Maps

拉丁美洲在民主化进程中暴露出国家弱势问题，这一问题源于其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因素，而非近期现象。19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形成时，与欧洲国家不同，缺乏军事威胁，导致国家能力发展受限。国家形成过程中，拉丁美洲更注重普通政治动机，如联盟形成，而非欧洲式的领土控制。

在西方欧洲，国家形成主要由战士推动，以领土控制为目标；而在拉丁美洲，政治家主导，更关注联盟后果。这导致拉丁美洲国家形成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间的权力博弈，影响了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国家形成有战争和贸易两种路径，战争更有利于国家建设。

19世纪，拉丁美洲国家通过贸易推动国家形成，政治精英通过和平手段确保国家稳定，推动出口增长。但这一时期，中央政府能力不足，领土广阔。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选择对国家规模有深远影响。国家制造者在政治权力扩展方面有更大空间，其政治选择影响国家形成。

拉丁美洲政治地理具有持久性，国家边界变动较小。历史研究常常忽略了一些积极影响国家形成的路径和步骤。例如，一些失败国家和小型国家曾是可能的领土组合。这表明，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国家形成充满不确定性。

本书通过比较研究，分析拉丁美洲与西欧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差异。对比1810-50年失败案例和1850-1880年成功案例，揭示了领土巩固和暴力垄断的根源。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结合历史资料和档案数据，分析了巴西、哥伦比亚、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国家国家形成过程。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解释了拉丁美洲与西欧国家能力的差异，第二部分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内部领土大小、组成以及国家领土巩固与暴力垄断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国家形成的两种路径：战争主导型和贸易主导型，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些理论观点。

Introduction

在探讨国家形成理论的新视角中，重点聚焦于领土巩固和国家建设两个关键过程。领土巩固，涉及政治中心如何决定哪些地区纳入其管辖，哪些地区排除在外，这对现代国家的政治地理和未来政治动态产生深远影响。国家建设，则是从封建统治向官僚统治的转变，强调行政效率和领土范围的扩展。

在拉丁美洲，由于缺乏对领土的全面控制，存在“棕色”、“绿色”和“蓝色”区域，分别代表从封建到官僚、从低到高基础设施能力的不同阶段。文章强调，领土巩固的成分与国家建设紧密相关，周边地区的整合和转型至关重要。

早期西方国家形成的研究显示，国家起源于西方欧洲，主要源于战争和军事革命。这些变革促使统治者集中权力，建立永久性军队和税收系统，以应对国际竞争和国内挑战。政治中心通过消除周边地区的势力，统一政治、法律和服务，实现了国家能力的提升。

然而，欧洲早期现代时期与19世纪拉丁美洲在领土统一和外围转变方面存在差异。在欧洲，这两个过程相互关联，而在拉丁美洲，领土统一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外围转变被脱钩。这导致拉丁美洲国家在领土统一时并未避免外围转变，反而使外围地区的世袭机构得到加强，阻碍了中心的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形成的理论贡献在于，它强调国家形成的根源在于早期封建主义向成熟封建主义的转变，以及封建领主为了应对农民起义和城市兴起的双重威胁而联合起来。这与战争主义和经济学派的观点不同，后者认为战争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效应。

不同理论对国家形成的研究，包括战争主导理论和贸易主导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国家形成的过程受到国际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以拉丁美洲为例，分析了国家形成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领土巩固对国家建设的影响。

在拉丁美洲国家形成过程中，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地理条件对国家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与早期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所面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封建主义不同，拉丁美洲国家形成时面临的是一个以欧洲先驱国家为首的国际政治等级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初期阶段。

在构建关于国家形成的一般理论时，需要建立一个类型学。这个类型学将韦伯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国家形成理论中的隐含条件转化为明确的因果关系变量，并补充了新韦伯主义国家形成理论，融合了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见解。

战争与贸易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形成方式。战争主导型国家形成过程中，通过暴力垄断实现国内平息，而贸易主导型国家形成过程中，和平是国家的自觉政策。两种模式在资源获取、对外关系、财政政策和边缘地区整合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One: A Theory of Latecomer State Formation

在1808年至1845年间，拉丁美洲经历了独立、国家失败和再次尝试国家形成的三个阶段。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成为国际霸主，推动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和贸易发展。然而，独立后的国家形成遭遇了重重困难，包括战乱和掠夺行为。

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击败西班牙和法国的联合舰队，确立了海上霸权，推动了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扩张。英国希望通过开放拉丁美洲市场，为自己的工业产品寻找新的销售渠道，并利用该地区的原材料资源。这一政策间接支持了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因为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是实现市场交易和经济发展的前提。英国并未直接支持拉丁美洲独立，但其海上霸权保护了该地区免受法国侵略，为独立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英国外交政策还促成了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一系列贸易协议，确保了英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受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英国海上霸权和伊比利亚帝国衰落的影响。领导者的目标是摆脱殖民统治并促进经济发展。他们与英国政治家和商人的利益相一致，反对伊比利亚的贸易垄断，认为这对经济发展不利。独立运动依靠关税和外国贷款来筹集资金，但出口部门的薄弱导致贸易逆差，使政府陷入财政困境。

西班牙美洲和巴西在独立战争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道路不同。巴西由于西班牙阻力较低，独立战争基本和平，易于过渡到贸易国家形成。而西班牙美洲则因为强烈抵抗，独立战争激烈，战后难以形成以贸易为主的国家。战争中，巴西没有形成战lordism，而西班牙美洲则出现了战lordism，导致国家形成失败。

西班牙美洲独立战争后，政治障碍阻碍了国家形成，但巴西成功避免了这一困境。然而，国际贸易关系的不可持续在西班牙美洲和巴西都导致了经济缺陷，这导致了西班牙美洲的国家失败，而巴西则仅避免了领土的完全统一。智利和巴拉圭成为了这一趋势的例外，智利通过其动态的出口部门迅速实现了贸易引领的国家形成，而巴拉圭则采取了军事引领的国家形成模式。

在1825年至1845年间的国家形成历程中，多数地区未能成功建立国家。新出现的地区条件，如军阀统治和经济弱势，超过了国际环境如大英帝国的霸权所带来的激励，导致了一种与预期相反的战争引导的国家形成过程。尽管国际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形成有利，但经济激励不足，无法阻止以贸易为主导的国家形成，而地缘政治的限制则足够阻止以战争为主导的国家形成。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后，各国领导人面临政治困境。玻利瓦尔和伊图尔比德试图将军队转型为治国工具，却因军队结构问题而失败。圣马丁的军队虽然专业，但在南美政治版图碎片化时，他选择集中力量对付西班牙，忽视了对内乱的处理。巴西的佩德罗一世虽有能力实现大规模国家建设，但最终因政治动荡而退位。整个时期，拉丁美洲的政治权力分散，农村地区由地方军阀控制，城市则由半专业政治家和超军阀主导。

西班牙美洲在独立后的经济困境包括矿业瘫痪、经济网络崩溃、资本外逃以及财政破产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出口减少、硬通货短缺和政府破产。同时，独立战争造成了社会动荡，各地领导人纷纷寻求军事策略以维持治安，导致地区割据、政治不稳定和难以形成大规模国家。在巴西，尽管财政状况相对较好，但咖啡生产尚未兴起，进口关税受限，使得政府资金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领导人往往以军事手段争夺权力，形成了以地方利益为主的势力格局。

巴西在19世纪中叶经历了多次叛乱和分裂危机，这些事件反映了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府的权力斗争，也揭示了奴隶制度对国家统一的深远影响。在佩德罗一世退位后，巴西出现了如格拉诺帕拉的卡班哈梅起义、巴伊亚的马拉埃起义和里约热内卢的巴拉伊达起义等一系列反抗。这些事件最终促使巴西在1825年至1840年期间形成了以战争为背景的国家形成过程，但受限于国际环境和英国外交干预，这一过程未能产生实质性的成果。

Two: Independence and State Failure, 1808–45

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经济崛起得益于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贸易繁荣。国家通过出口羊毛、咖啡、铜等初级产品获得丰厚利润。蒸汽船和铁路的发展降低了运输成本，进一步提升了出口的利润。城市政治家和出口商紧密合作，促进了贸易导向型国家的形成。然而，这种模式虽然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却未能实现国家内部的社会和经济转型，为未来埋下隐患。

当时，拉丁美洲精英普遍认为融入世界市场是推动地区发展的关键。他们主张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进口制成品和资本。这一共识源于国际价格、技术和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国内保护主义政策的失败。至1850年，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议逐渐转变为政治冲突。

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国家在自由贸易和经济改革中面临复杂局面。贸易改革虽然带来经济利益，但也让传统手工业者和土著社区受害。政治精英间为争取统治地位而引发冲突，同时边界模糊，农村军阀掌握着地方政权。不同类型的军阀有不同的政治目标，包括政治反抗、独立和合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拉丁美洲国家依赖外国贷款和关税收入，但同时也面临政治风险和改革阻力。铁路建设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英国资本成为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为了吸引英国资本，国家形成精英们需要先完成政治工作，包括实现国内和平和建立基础设施以支持出口部门。成功的关键在于平衡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和平。文章以阿根廷和巴西为例，说明了如何通过商品出口和外交手段来推动国家形成，并强调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19世纪的国家形成过程中，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墨西哥通过商品出口推动国家发展。巴西在咖啡种植和出口方面取得巨大成功，阿根廷和秘鲁则通过开发矿产如硝石和鸟粪实现经济的快速崛起。墨西哥在遭受美国扩张主义威胁时，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和军事行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这些国家在实现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都采取了贸易引领的策略，通过降低进口关税和利用国家资源来增强国家财政收入。然而，在处理国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时，它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讲述了其从独立到重新并入墨西哥的曲折过程。独立初期，尤卡坦因农业出口繁荣而一度繁荣，但内部存在严重的阶级矛盾和种族歧视。在试图摆脱墨西哥控制的过程中，尤卡坦的白人精英与印第安社区之间的矛盾激化。尽管尤卡坦曾试图通过寻求外部支持来维护独立，但最终未能成功。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冲突后，尤卡坦的白人精英选择重新并入墨西哥，以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稳定。这一过程揭示了19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后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以及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拉美国家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的特点。拉美国家如智利、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之所以在弱国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们没有像阿根廷那样将多个藩属地纳入版图。相反，阿根廷因合并这些藩属地而限制了国家建设的潜力。拉美国家的政治精英不像欧洲那样热衷于领土扩张，更注重和平与经济发展。例如，阿根廷领导人罗克·塞涅斯·佩纳表示，阿根廷不需要领土扩张，而是应该专注于经济开发。这一战略使得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虽然领土巨大，却实现了和平与繁荣，与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Three: The Triumph of Trade-Led State Formation, 1845–75

Part I: State Formation Against State Building: Latin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Compared

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州形成活动呈现出领土的聚集与分裂并存的特征。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家成功巩固了领土，而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联盟和中美洲联合省则因未能阻止分裂而崩溃。为何某些地区能合并而其他地区却分裂，引发人们的好奇。一种理论认为，领土的聚集和分裂取决于地区的财政能力、政治领导和政治代理人的类型。书中通过对比农村领主和城市政治企业家的行为，揭示了不同领导方式对地区政治地理的影响。

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成路径包括以港口为驱动的路径、以政党为驱动的路径和以领主为驱动的路径。阿根廷和巴西的港口驱动路径表现为中心港口推动周边地区发展，实现领土和暴力控制的同步。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政党驱动路径虽然也有扩张动力，但未能同步实现领土和暴力控制，导致内战和经济机会的丧失。领主驱动的路径以分离主义为特征，如中美洲联合省、哥伦比亚和秘鲁玻利维亚联盟的解体，领主在多个地区选择分离，但与港口路径类似，领主路径也实现了领土和暴力控制的同步。

本书章节围绕领土统一展开，分为三部分：结构、政治代理和结构与代理的结合。章节提出三种结构解释，强调资源分配对国家形成的影响。第一种解释关注区域间的商业互补性和规模经济；第二种解释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强调劳动剥削的保护；第三种解释则从韦伯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形成是暴力控制的产物。这些解释虽然都基于物质结构，但都忽略了政治因素，即争取政府最高职位和联盟优势的政治动机。章节还通过经济区域的分类，分析了不同区域在领土统一中的动机和选择。

经济理论在解释拉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其成功解释了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和某些国家的分裂，但未能充分解释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为何形成大国家。经济理论主要关注要素禀赋和贸易，却忽略了政治权力和内部社会矛盾对国家形成的影响。社会结构中的威胁，如奴隶劳动和土地私有化，也对国家形成产生了影响。

社会理论在解释国家形成和分离主义问题上的局限性。尽管该理论在解释某些地区如尤卡坦和巴伊亚的分离主义终结上有所帮助，但它无法解释所有情况，例如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和西拉马德里地区。此外，该理论未能解释为何新兴的中心城市如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城-韦拉克鲁斯愿意将其他边缘港口城市纳入自己的版图。

拉丁美洲国家形成的复杂过程中，“战争领袖”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战争领袖在军事上通过联合和威胁，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在政治上，他们利用经济实力和税收，塑造了国家政治格局。然而，这种理论在解释拉丁美洲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存在不足，因为它未能充分说明为何一些国家能够成功整合周边地区，而另一些国家则未能做到。

传统的结构主义理论在解释国家形成过程中存在不足，因为它忽视了政治家在关键时刻的普通抱负，即建立获胜的政治联盟。文章强调了政治代理人在理解拉丁美洲三大国家以及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的形成中的重要性。接着，文章提出了三种国家形成代理：港口、政党和地方领主。这些代理通过不同的方式推动了领土的统一：港口驱动、政党驱动和领主驱动。

农村领主与欧洲武士不同，他们更注重经济利益而非领土扩张。虽然有些农村领主如巴拉圭的弗朗西亚家族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权力，但他们更倾向于发展贸易而非战争。政党在拉丁美洲国家形成中扮演了独特角色，既有推动国家形成的作用，也可能导致国家分裂。不同类型的政治力量在领土扩张和暴力控制方面存在差异，如港口驱动型国家形成强调领土扩张，而领主驱动型则更注重领土缩减。

政治企业家通过两种方式从边缘地区获得政治资本。一方面，他通过提供恢复社会秩序的承诺来争取经济精英的支持，从而在奴隶劳动或强制土地私有化的地区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和领土巩固。另一方面，他通过与破坏国家统治的军阀建立非正式联盟，增强自己在中心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以防止掠夺性入侵。

不同国家领土形成的方式，包括党派驱动、贵族驱动和领土治理公式。党派驱动和贵族驱动是通过政治策略和经济手段实现领土统一的两种方式。党派驱动强调地方政治家和党派网络，而贵族驱动则依赖于一个强大而富有影响力的地方领袖。领土治理公式则是通过确立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和财政关系来维持国家的统一。

联邦制和单一制这两种国家结构形式。在联邦制下，小主权国家合并成一个大国家，统一行使暴力，共享部分政策，各州自主决策。而单一制国家则没有地方政治自治权，所有政策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

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领土治理公式的重要性。国家统一通常通过军事征服、政治协议或两者的结合实现。领土治理公式对于国家形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形成路径与西欧早期国家形成路径存在差异，其中贸易、港口和领主成为领土统一的代理。在拉丁美洲，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更加灵活，可以在不损害国家生存的前提下，根据政治联盟的收益来决定领土的扩张或收缩。这种模式使得拉丁美洲的政治领导者在处理边缘地区时，拥有比西欧早期国家更大的自由度。

Four: A Politician-Centered Approach to State Formation

阿根廷的建国历程充满曲折。独立战争后，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由多个独立州组成。其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西班牙美洲中最强大的港口城市，但背后农村领主罗萨却坚决抵制与其他地区的联合。罗萨的统治加剧了各省间的矛盾，为阿根廷的统一之路设置了障碍。

在独立后的二十年中，阿根廷因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地方势力的崛起而无法统一，领土范围缩小。新兴的政治家巴托洛梅·米特雷试图整合分散的地区，以建立更大的政治舞台。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平衡地方自治与国家权力，以及如何解决地方割据问题。

拉普拉塔河流域在独立战争后的政治分裂与冲突中，阿蒂加斯领导下的自由人民联盟试图统一地区，却导致了多个小型国家间的军事分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革命政府采取妥协，允许巴西入侵乌拉圭，以遏制阿蒂加斯势力。然而，这种策略并未阻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崩溃。

19世纪中叶，阿根廷的政治经济状况引发了乌尔基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矛盾。乌尔基萨试图建立一个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但布宜诺斯艾利斯保持独立，给联邦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乌尔基萨的经济战争效果有限，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1852至1861年的“双头政治”时期，阿根廷的领土治理问题简化为联邦制或分离两种选择。乌尔基萨的联邦计划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强烈反对，引发了“九月革命”。乌尔基萨撤退并停止支持联邦，联邦因此瓦解。

19世纪中叶，阿根廷的政治分裂导致该国失去了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机会。然而，这种分裂也使得像罗萨和乌尔基萨这样的大地主阶级得以存在。米特雷提出了一种政治解决方案，通过联邦制实现国家统一，满足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精英的利益，同时也实现了米特雷的政治抱负。

阿根廷的建国历程充满了挑战和曲折。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和谈判后，阿根廷最终成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这段历史揭示了阿根廷各省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国家统一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Five: Before Argentina: Four Failed States

阿根廷国家形成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帕沃恩战役。这场战役后，布宜诺斯艾利斯与Confederación开始四个月的谈判，最终合并成阿根廷。巴托洛梅·米特雷在这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倡导联邦制，并与乌尔基萨达成协议，消除了长期冲突，结束了阿根廷的分裂状态。米特雷的政治智慧和适应能力，以及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利益独立性的坚持，促成了国家统一。

米特雷被视为政治企业家，他的策略不仅符合权力最大化目标，还推动了国家的形成。他的独立自主，尤其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获取资源，为吸引外部支持和建立超区域联盟奠定了基础。米特雷作为市场创造者和国家创造者，不仅要满足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精英的需求，还要确保国家形成对他的职业发展有利。这一过程受到了国际经济条件和本地政治条件的双重影响。

在19世纪中叶，羊毛出口的繁荣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带来了大量经济资源，这为米特雷的国家形成项目提供了支持。蒸汽船的引入和外国投资者对铁路的兴趣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羊毛生产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现代化，并影响了劳动力市场。

阿根廷早期历史中，经济利益推动了政治统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所有者为了寻找更多牧场，将经济利益扩张至联邦的领土，促使了统一的愿望。统一可以消除商品在跨越联邦边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时的关税。总统米特雷利用自己的政治前瞻性，预见到统一将带来的政治利益。阿根廷的财政状况得益于羊毛出口带来的繁荣，但财政资源的分配需要政治领导人的引导。为了使羊毛产业持续发展，需要和平环境，这导致了铁路建设的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的现代化。

在阿根廷政治格局的变化中，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内地各省之间的竞争和合作至关重要。政治逐渐职业化，Mitre等政治家为了职业发展寻求更大的政治舞台，推动与内地的联合。而内地各省，虽然结束了罗萨斯的独裁统治，但各省仍受地方豪强控制。Mitre在保证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给予地方豪强足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面对内部不同派系和地区利益的复杂局面，领导者们通过妥协和策略达成统一。以米特雷和乌尔基萨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在处理乌尔基萨这样的地方豪强时，采取权力分享和联邦制治理模式，平衡各派力量，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在传统的历史解读中，帕沃战役被视作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胜利。然而，实际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场战役中是失败者。传统解读仅关注总统职位的变化，却忽视了更重要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划分问题。这两者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

阿根廷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政治冲突，以Mitre的总统生涯为背景，展示了他个人抱负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利益之间的矛盾。Mitre实现了统一的目标，却导致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长期衰落。

在阿根廷内战期间，总统Derqui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多重危机。他担心Urquiza的回归会导致军队大量士兵叛逃，因此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士兵加入他，但Urquiza暗中破坏了他的计划。Derqui的军队在Urquiza的阻挠下无法壮大，同时Urquiza还策划削弱Derqui和Mitre两军的实力，以便自己日后掌控局势。最终，Derqui的军队因Urquiza的破坏和Mitre的进攻而溃败，Derqui被迫放弃罗萨里奥，成为Urquiza和Mitre的谈判棋子。

阿根廷内战后的政治局势，描述了 Mitre 和 Urquiza 之间的和平谈判与联盟建立。Mitre 提出统一阿根廷，而 Urquiza 则要求保留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军队。这一联盟的建立面临着来自 Mitre 本地强硬派和 Urquiza 的军队解散的风险。Mitre 必须与各种政治力量协商，以确保其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阿根廷政治斗争中，米特雷和乌尔基萨争夺国家领导权。米特雷利用军事力量和策略，成功分化了乌尔基萨的支持者，并在关键时刻给予乌尔基萨最后通牒。乌尔基萨在军事压力和财政困难下最终屈服，放弃了对联邦政府的支持。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阿根廷从联邦体制向统一国家的过渡。

阿根廷在19世纪末通过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和妥协而诞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米特雷巧妙地利用了乌尔基萨的军事力量，同时平衡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精英的反对意见。米特雷通过降低军事开支和巩固与乌尔基萨的联盟，成功地削弱了分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的反对，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总统野心。然而，这一胜利的代价是建立在一个基于封建领主势力的国家之上，联邦制只是为其提供了合法性。

Six: Port-Driven State Formation in Argentina

19世纪30年代，巴西面临严重的国家分裂危机，分离主义浪潮几乎导致国家解体。首都里约热内卢努力平息了来自东北部的伯南布哥和巴伊亚，以及南部的里奥格兰德do Sul的分裂企图。尽管这些地区经济实力较强，但最终选择重新并入巴西。巴西成功巩固领土得益于咖啡产业的繁荣和政治企业家精心设计的紧急计划。

巴西领土巩固的两大谜团包括：一是里约热内卢的扩张动机及其在巴西的帝国驱动力；二是为何巴伊亚、佩德罗波利斯和里约热内卢在军事威胁不大的情况下，愿意重新加入帝国。这一时期，巴西的三个分离主义省份都是高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初级港口国家，经济实力较强。19世纪30年代巴西经济的咖啡繁荣，吸引了资本和权力精英的参与，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财富网络。

然而，巴西国家面临崩溃，地方政府不稳定，各省分离主义情绪高涨。在1831至1848年间，巴西发生了一系列起义，其中部分起义旨在实现分离或废除奴隶制。这一时期，巴西国家生存面临严重挑战，外部观察者如英国和法国的使者也预测巴西可能面临解体。

巴西在1822至1845年期间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分离主义运动，包括北部的帕拉和南部的里约热内卢发生的叛乱。巴西独立后的国家形成过程，揭示了独立并未彻底改变旧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反而导致了一系列的叛乱和国家的解体。

19世纪初，巴西政府变革，君主佩德罗一世的退位让位于年仅五岁的儿子佩德罗二世。这场变革背后的政治斗争主要由自由派联盟发起，他们反对佩德罗一世的政策记录和未来计划。自由派担心佩德罗一世会试图统治葡萄牙并从里斯本重新殖民巴西。这场自由派运动在巴西和帝国范围内得到了支持，但领导者主要来自里约热内卢周边的省份和几个主要城市的记者。

巴西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即佩德罗一世的退位。由于反对巴西出生的部长任命，佩德罗一世在1831年突然退位。退位后，不同政治派别涌现，包括支持君主制的温和派、倡导共和国的激进派和争取巴西本土人政治地位的民族派。然而，随着佩德罗一世的退位，温和派通过建立国家卫队等手段，成功巩固了政权，并建立了被称为“第二帝国”的议会共和国。

19世纪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咖啡经济推动了当地政治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前总统罗德里格斯·托雷斯及其继任者保罗诺通过加强交通和警察力量，巩固了咖啡寡头的利益。这些政治家与皇室和富有家族紧密相连，他们利用政治权力来确保经济利益。同时，咖啡经济扩张的需要也促使里约热内卢寻求将东北部的巴伊亚和佩德罗普雷图等省份纳入巴西，以加强中央集权和镇压奴隶起义。

巴西政治历史上，里约热内卢的萨夸雷马派通过整合东北部省份的保守力量，以平衡和最终击败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等地的自由派势力。这一策略在1842年得到了证实，当时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爆发了自由派叛乱，最终被萨夸雷马派平息。此外，萨夸雷马派还通过新的刑事法典消除了选任的教区法官职位，并通过提升职业法官的职业生涯来巩固其权力。

19世纪30年代，巴西中期的政治斗争，温和派试图通过平衡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力量来维持政权。然而，这种策略未能成功，因为改革效果不佳，且温和派内部出现分裂。激进派和保守派分别发起了革命和反动，导致政治动荡。此外，新的司法改革和地方自治改革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如司法腐败和地方势力争斗。最终，温和派的努力失败，巴西政治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期。

19世纪30年代，巴西的政治动荡，尤其是1830至50年代期间发生的省级叛乱。这些叛乱主要发生在1837年之前，当时巴西政府缺乏解决这些叛乱的意愿和能力。1837年，巴西政府进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改革，试图平息叛乱。此后，一些省份如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帕拉纳布科发起了反抗中央集权的运动。同时，一些政治家如瓦斯科内斯、霍诺里奥和罗德里格斯·托雷斯等，通过组建政党、获得地方名流的支援，成功巩固了巴西的国家统一。

巴西历史上一段关于国家分裂与统一的纷争，故事围绕巴西南部的一个地区——里奥格兰德，以及其领袖本托·贡萨尔维斯展开。在经历了独立后的艰难发展，里奥格兰德有实力和野心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然而，他们的野心最终因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而破灭，被巴西政府重新纳入版图。

19世纪30年代，一群精英政治家在巴西萨瓜雷玛地区建立了保守派政治俱乐部，他们通过积累财富和政治资本，成为巴西建国过程中的关键力量。这些萨瓜雷玛人，凭借其卓越的才能、教育背景和关系网络，控制了巴西立法机构和行政权力，推动了领土扩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虽然短暂，但对巴西国家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的权力即便在反对派手中也难以撼动，他们的政治创造成为了巴西存在的基础。

Seven: Port-Driven State Formation in Brazil

19世纪中叶，墨西哥在形成国家的过程中遭遇了诸多挑战，包括领土丧失、财政困难以及与外国势力的冲突。然而，墨西哥并未如周边国家般分裂，其成功避免了领土进一步丧失。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通过出售领土如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州筹集资金，二是政治党派的形成和竞争，这些党派虽然起初以地方利益为目标，却意外地促进了国家的领土统一。

墨西哥独立后，矿业产出锐减，经济陷入困境，政治动荡，领土丧失严重。尽管如此，墨西哥并未完全崩溃，得益于其庞大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墨西哥城-韦拉克鲁斯核心、尤卡坦半岛、哈利斯科-萨卡特卡斯以及北部州群均为基本的港口州，这些地区均有经济动力和财政能力进行“小型”国家形成。

在1822年，墨西哥的经济状况表明，这些地区均有能力独立或拒绝并入邻近地区。然而，墨西哥在1824年至1838年间未能成功分裂，主要归因于经济和政治挑战，如与其他地区的商业联系较弱、国际市场的依赖以及独立州的诱惑。

墨西哥的政党制度源于独立战争期间形成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这些政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从军队到秘密社团的转变，并通过竞争影响了国家的领土整合和发展。尽管政党导致了一些内战，但它们也促进了政治组织和社会变革，对国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墨西哥独立战争时期，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矛盾导致政治动荡。保守派反对西班牙的统治，但更害怕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而自由派则坚决主张共和制。双方虽然达成了妥协，但内部的分歧导致政治动荡。

19世纪墨西哥的政治局势中，政党在国家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政党组织逐渐形成，如斯科塞斯派和约克派，他们通过秘密会议和公开声明来争取支持。然而，这场斗争也加剧了墨西哥的国家分裂，使得国家治理陷入困境。

墨西哥历史上的一段政治动荡时期，主要围绕当时的总统圣安娜和副总统戈梅斯·法里亚斯及其政府的改革。戈梅斯·法里亚斯政府试图推行一系列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包括经济自由化和削弱教会权力，但这些改革由于遭到纺织业和烟草业巨头以及教会的反对而失败。

在19世纪中叶，墨西哥在经历政党形成过程的同时，政党斗争对国家政治稳定产生了影响。这段历史以墨西哥前总统赫尔维亚和阿里斯塔的经历为背景，展示了政治极化如何导致政府频繁更迭。

在墨西哥内战时期，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自由派在墨西哥的心脏地带，一个保守派的大本营中，建立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他们通过国有化教会财产和私有化土地等改革措施，赢得了新地主的支持。

然而，保守派在国内外借款累累，导致国家财政危机。在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的双重打击下，保守派寻求外国盟友，但最终在法国军队和拿破仑三世的干预下，局势失控。自由派在1867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结束了长达六年的内战。这场战争对墨西哥的政治格局、经济状况和领土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墨西哥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ight: Party-Driven State Formation in Mexico

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在拉丁美洲国家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哥伦比亚，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斗争主导了政治舞台，而乌拉圭则主要在两个类似自由派政党之间展开斗争。两国的政党忠诚围绕领土巩固和国家形成展开，尽管短期内可能带来暴力垄断，但长期来看，这有助于贸易发展。

帕埃斯在委内瑞拉巩固了军事和政治权力，但他的力量在更大的国家范围内受到削弱，成为阻止哥伦比亚国家统一的障碍。新格拉纳达在独立后面临领土巩固和分裂的抉择，各地区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展开了激烈角逐。哥伦比亚在19世纪末的政治演变中，政府对地方分权的抵制和中央集权的加强，政党的发展超越了地区限制，增强了国家统一。

新格拉纳达在19世纪中叶经历了动荡，包括奥班多的叛乱和随后的战争，这场战争在政治上起到了长期稳定的作用。战争结束后，保守党与天主教会建立了紧密联盟，并完成了党派的构建。自由党开始长期执政，推动民主化和改革。

乌拉圭独立后，得益于英国的保护以及周边邻国的势力平衡，得以保持独立。从1830年代中期开始，乌拉圭的发展路径再次打开，出现了分裂与扩张两种方案。乌拉圭的政党形成与内战紧密相关，最终在战争中保持了独立，并克服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歧。

乌拉圭的统一得益于1850年代末期蒙得维的亚的竞争性寡头政治的兴起，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党派的成立。乌拉圭的两大政党——白党和红党，通过克服一系列挑战，最终巩固了权力，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主导了乌拉圭的政治。

乌拉圭政治的演变，从宪法主义到军事主义推动了政党的发展。科洛尔党在1890年由胡利奥·埃雷拉·奥比斯领导，形成了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机器。白党不得不模仿科洛尔党的联盟和政策，尽管两党在结构和策略上几乎相同，但农村成分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

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展示了政党驱动下国家形成的中间结果。当政党成为新兴国家中最强大的组织时，可以在暴力垄断之前实现和平。通过党派之间的竞争和冲突，领土得到巩固，但也导致了长期的暴力垄断。最终，和平共处取代了战争，国家逐渐走向稳定。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选举改革阻止了内战，实现了政治稳定。改革背后的动力是权力共享和避免革命，两国都经历了由一方主导到双方竞争再到和平共处的转变。三个国家都见证了政治党派的形成和演变，党派不仅是选举机器，也是战争机器。通过党派之间的竞争和冲突，领土得到巩固，但也导致了长期的暴力垄断。最终，和平共处取代了战争，国家逐渐走向稳定。

Nine: Party-Driven State 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lombia and Uruguay

拉丁美洲独立后，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军阀手中。这些军阀在独立斗争中崭露头角，独立后以私人军队为基础巩固权力。他们更倾向于建立小国而非大国，以维持势力范围，同时注重商业发展。这些军阀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政治策略和统治方式塑造了后来的国家形态。

中美洲联邦的分裂由农村战争寡头和多个港口的可用性两个关键因素促成。农村战争寡头如拉斐尔·卡雷拉阻断了国家形成进程，而港口分布使得国家成为小型而稳定的存在。然而，这些国家在19世纪中叶的出口表现落后，港口收入仅够维持地方政府，阻碍了地区整合。

中美洲联邦在1823年至1841年间被分割成五个微型共和国。分裂的原因包括与墨西哥合并、分解成多个小国、维持联邦等。其中，分解成小国因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矛盾而频繁出现。维持联邦面临财政困难，但在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等其他地区也面临类似问题，最终维持了联邦。一系列政治事件如激进改革和农民起义导致了联邦的解体。

卡雷拉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独特的领袖，他的权力来源并非独立战争或土地所有权。他从一个猪倌成长为政治家，得到了贵族和农民的支持。他的统治是保守且受欢迎的，尽管他的权力来自不同阶层的联合，但他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他的政治智慧和策略。

Gálvez是拉丁美洲改革家，他的改革力度之大在当时的拉丁美洲是前所未有的。他通过废黜保守派领导人、推行世俗化政策、废除贵族特权等方式，对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引发了下层阶级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对农民征收的“人头税”激起了民愤，最终导致了1837年的大起义。这场起义标志着拉丁美洲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

卡雷拉在1838年领导的农民起义成功推翻了自由主义政府，成为危地马拉的实际统治者。他通过军事行动和政治手段，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恢复了许多殖民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制度，赢得了不同阶层的支持。卡雷拉的崛起标志着中美洲联邦的瓦解，并推动了各个地区独立成国。

南美洲历史上的大哥伦比亚分裂成了三个国家。分裂的原因包括不同地区的经济利益、政治制度以及军事势力的分布。其中，委内瑞拉的拉诺斯地区成为了农村军阀的温床，安东尼奥·帕埃斯成为了推动分裂的关键人物。

玻利瓦尔是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但未能避免国家分裂的命运。帕埃斯则凭借出色的骑射技能和领导力，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最终成为掌握军事和经济的强人。玻利瓦尔和帕埃斯的传奇故事揭示了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挑战。

佩雷斯·佩德雷斯在政治上经历了从军事战争领袖到和平商人的转变。他减少军队规模，将权力让渡给地产精英，强调和平与经济发展。然而，他所倡导的贸易主导型国家形成并未持久。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地区是拉丁美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秘鲁和玻利维亚曾试图通过建立联邦来加强联系，但最终失败。秘鲁最终并未分裂，而是通过战争和政治斗争，在拉美大国势力的角力中保持独立。

1854年，秘鲁通过废除原住民税，摆脱了财政危机。这得益于出口的鸟粪资源，让秘鲁的政治家卡斯提拉迅速崛起，成为统治者，并以此巩固了现代秘鲁。

Ten: Lord-Driven State Formation: Central America, Venezuela, and Peru

Part II: Ports, Parties, and Lords: Pathways to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国家在形成与建设过程中与西欧存在显著差异。早期现代时期，西欧国家形成与建设同步，而拉丁美洲因缺乏国际环境和资源，未能成功建设国家能力。这主要是因为拉丁美洲缺乏达尔文主义政治压力，未能消除地方寡头势力，形成了庞大的恩赐机制，阻碍了国家能力的提升。

国际环境和经济体系对国家形成有重要影响。早期西欧处于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阶段，而拉丁美洲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面临更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压力。拉丁美洲国家在领土整合和暴力垄断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国家暴力垄断延迟，导致长期冲突。

国家形成精英在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时，扮演了政治创造者的角色。不同类型的国家形成代理选择了不同的领土规模和治理模式，以最大化联盟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形成过程与西欧不同，政治动机而非生存需求推动了国家形成。

国家理论应摒弃功能主义偏见，关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多方面因素。拉丁美洲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并非追求领土最大化，反而因历史原因而缺乏国家能力。国家并非由其目标定义，而是由其行使权力的手段——即对暴力的领土垄断——来定义。

拉丁美洲国家形成经历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失败”时期（1825-45），国家形成由港口、政党、封建领主等前或次国家行为体主导，而非基于文化认同。关键因素包括殖民遗产、独立运动和失败时期的影响。

殖民遗产对国家形成的影响有限，主要体现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保守派与自由派对立上。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域组合和制度让步对二十世纪国家建设项目的成功产生了限制。拉丁美洲民主政治存在两个主要缺陷：总统权力集中和地方性威权主义。

拉丁美洲国家成为庞大的庇护机构，导致经济危机和资源错配。省级行政区的威权主义与联邦政府互惠互利。长期研究中，外围庇护主义与国家政治之间的互动演变成为重要议题。拉丁美洲的经济相对落后，归因于殖民时期的制度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大众政治。

19世纪中叶是改变拉丁美洲经济和制度轨迹的绝佳时机，但到了20世纪初，这样的机会已经消失。政治地理对拉丁美洲经济的长远影响将是下一本书探讨的主题。

Conclusion

本书深入探讨了晚来者国家形成理论，揭示了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诸多困境。书中指出，国家形成与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其中暴力垄断和基础设施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书中分析了非领土性政治组织的形式，以及军事革命对国家形成的影响。作者引用多位学者的观点，阐述了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

以拉丁美洲为例，独立后的新兴国家在建立国家制度时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新生的国家机构往往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设计；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和民兵在战争中的表现，使得他们更认同自己的省份而非首都。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大地主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获得权力，成为所谓的“斩首者”。此外，尽管某些国家如巴西、智利、秘鲁在19世纪中叶实现了出口增长，但整个地区的经济仍面临诸多困难。政治家们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制定政策，推动国家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阿根廷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从独立革命到联邦主义时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书中详细描述了政治领袖如罗萨、米特雷和乌尔基萨在阿根廷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不同地区实施的政策。同时，分析了阿根廷如何从一个分散的殖民地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及这一过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和妥协。此外，探讨了阿根廷在19世纪中叶如何通过发展港口经济推动国家形成，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巴西和墨西哥在19世纪的政治发展，包括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关系、政治派别的形成及其对国家形成的影响。通过分析巴西的政治演变，揭示了政治派别在推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政治精英如何利用国家机器作为大规模的庇护机构。同时，探讨了墨西哥在独立后的国家建设过程，分析了其政治体制的特点和派别斗争对国家稳定的影响。本章还比较了拉美其他国家在19世纪的国家形成过程，如哥伦比亚、乌拉圭等，揭示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国家形成中的相互作用。

关于国家形成的研究，强调了领土统一与制度创设的关系。书中引用了多部历史文献，如《Argirópolis》、《Incidents of Travel in Central America》等，展现了国家形成的复杂过程。同时，探讨了国家建设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政党发展、治理能力等。书中还涉及了民主与独裁之间的界限，以及地区差异对经济改革的影响。此外，提到了“荷兰病”这一概念，解释了外部经济因素对国家内部经济的影响。

Notes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立后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各有特点。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玻利维亚为例，它们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政治企业家、地区冲突、殖民遗产和外部条件等关键因素的影响。

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拉丁美洲的历史复杂多变。资本主义逐步取代封建主义，影响国家建设。独立战争、殖民统治终结、内部政治冲突成为历史背景。军阀现象在各国历史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阿根廷的恩特雷里奥斯省等动态内部地区，在独立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开发与国家形成之间关系密切，地区内部政治权力争夺显著。英国等外部势力在拉丁美洲的经济活动，以及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推广，对地区发展产生影响。

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家的历史变迁中，殖民遗产、政治改革、党派斗争和对外战争等因素影响国家发展。国家主权不稳定、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经济落后等问题成为挑战。国际环境、内部矛盾和外部干预等因素影响国家形成。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后，各国从殖民地走向独立国家的历程曲折。波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分裂、新格拉纳达的内部冲突和国家构建挑战等问题被探讨。玻利瓦尔、圣马丁、奥尔特加等关键人物推动国家发展。

19世纪，拉丁美洲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各异。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秘鲁等国家面临国家主权不稳定、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经济落后等挑战。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内部矛盾和外部干预。

国家形成过程中，存在多种理论和实践。从领土扩张到国家建设，从贸易驱动到战争驱动，分析了各种模式下的国家力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拉丁美洲地区案例如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等国家的国家形成过程，以及重要人物和事件如caudillos、独立战争和战争垄断等被探讨。

历史事件和人物记载，如战争、国家弱化、欧洲、羊毛生产、奴隶制度、国家分离等，揭示了拉丁美洲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马克斯·韦伯的思想、阿根廷国家形成的影响、奴隶制度下的苦难、墨西哥的政治局势、战争中的战斗等，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