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o Mac是一位性工作者和活动家，她是性工作者倡导和抵抗运动（SWARM）的成员，该组织在英国伦敦、利兹和格拉斯哥设有分支机构。Molly Smith同样也是SWARM的成员，并且她还参与苏格兰的SCOT-PEP性工作者慈善机构，致力于推动苏格兰的性工作去罪化。Molly还在《卫报》和《新共和》杂志上撰写有关性工作政策的文章。两位都是推动性工作权利和去罪化的重要声音。

How the law harms sex workers—and what they want instead Do you have to think that prostitution is good to support sex worker rights? How do sex worker rights fit with feminist and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s criminalising clients progressive—and can the police deliver justice? In Revolting Prostitutes, sex workers Juno Mac and Molly Smith bring a fresh perspective to questions that have long been contentious. Speaking from a growing global sex worker rights movement, and situating their argument firmly within wider questions of migration, work, feminism, and resistance to white supremacy, they make clear that anyone committed to working towards justice and freedom should be in support of the sex worker rights movement.
 Juno Mac is a sex worker and activist with the Sex Worker Advocacy and Resistance Movement (SWARM), a sex worker–led collective with branches in London, Leeds and Glasgow. Molly Smith is a sex worker and activist with the Sex Worker Advocacy and Resistance Movement (SWARM). She is also involved with SCOT-PEP, a sex worker–led charity based in Edinburgh, which is working to decr...<a href="javascript:void(0)" class="j a_show_full">(展开全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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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化中，一些女性形象如脱衣舞者、色情明星和性感偶像，实际上只是虚构的性化角色，缺乏思想和情感。她们在表演中不言不语，被视为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存在。同时，关于妓女这一职业，社会很少倾听从业者的真实声音。这引发了对性工作者权益运动与激进社会正义运动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如争取可见性、自主权和平等权利的共鸣。



Dedication

这本书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包括性、工作、边境等议题。通过对比分析，展现了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生活状况和文化差异。从英国的历史遗存到美国的监狱制度，再到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内容丰富，引人深思。



性工作者是一个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却鲜为人知的群体。社会上对性工作存在诸多误解和偏见，尤其是关于性别、阶级、种族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关注性工作者的生存和安全至关重要，而非仅仅停留在符号或隐喻层面。性工作虽然存在风险，但并非“剥削”的同义词。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关注性工作者的具体需求，如避免被起诉、提供可持续的替代生计等。

历史上，性工作者通过集体行动和抗议，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运动。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工会组织到20世纪中叶肯尼亚的Mau Mau起义，性工作者始终是解放斗争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通过互助社区、共同抵制和抗议等方式，为自己争取权益，也为其他受压迫群体发声。20世纪70年代，性工作者开始与LGBTQ解放运动相结合，成功地将性工作者权益问题提上议程。进入21世纪，性工作者权益运动逐渐国际化，从印度到玻利维亚，性工作者在多个国家通过集体行动，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然而，妓女与更广泛的女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长期存在争议。19世纪中叶，随着中产阶级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她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角色，将理想价值观和职业就业相结合。这种职业化的关怀角色，如慈善和社会工作，旨在维持而非颠覆性别角色，这些女性在阶级体系中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这种做法导致了所谓的“救助行业”的发展。然而，当他们的利益暂时一致时，女权主义者们并没有将性工作者视为平等的伙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性战争”期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与“性解放”女权主义者就色情和卖淫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性工作者中存在一种对女性身体的不当描述，将她们视为“脏女人”和“阴道 slime”。这种现象在学术界和某些“女权主义”讨论中也得到了体现。性工作者经常被排除在讨论之外，甚至被贬低为“吹气娃娃”和“廉价的妓女”。

性工作者的权益运动受到性解放和女权主义的影响。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性工作者开始对性解放运动中的某些方面提出批评，认为其忽视了劳动权利和安全性问题。一些幸存者开始更积极地发声，指出他们的经历和面临的暴力、刑事化问题。反卖淫活动家也常常将自身与遭受性暴力经历的女性联系起来，引发了对谁有资格代表性工作者发言的讨论。

女性主义中一种名为“监禁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警察权力是推动女性权益的关键。然而，这种观点在警察本身成为女性暴力侵犯者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矛盾。许多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表示，她们认为警察是更大的威胁，而非保护者。她们甚至面临在报警时失去所有东西的风险。

性工作者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面临困境。他们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却常常被媒体和政府等“隐形演员”所左右。性工作者为了保护自己，往往选择匿名发声，但这种匿名性也常常被误解。然而，性工作者并不畏惧，她们在肯尼亚的抗议活动中公开身份，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和勇气。

Introduction

性工作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复杂，既有被视为净化社会的工具，也有被视为污染和死亡的源泉。这种矛盾态度源于性别歧视和偏见，性工作者常被描绘成疾病传播者，身体被视为不洁和有缺陷。这种观念同样也体现在对女性身体，尤其是生殖器官的复杂态度上。从维多利亚时代对“失贞”的恐惧到二战时期将性工作者视为敌人生物武器的形象，这些态度反映了社会对性工作者的误解和恐惧。

当代女权主义对卖淫的思考，一些观点认为卖淫会改变和贬低女性的身份，影响她们对亲密关系的认知。历史上，对“堕落女性”的惩罚更为严厉，如“玛格达伦洗衣院”对妓女、未婚母亲等女性的残酷对待。尽管这些机构已经关闭，但相关宗教团体依然存在，并成立反卖淫组织，继续推动将卖淫合法化。一些反卖淫活动甚至带有性别歧视和侮辱性言论，而女权主义者则对卖淫者的权益表示不满，认为她们是在支持卖淫和男性。

女性在性工作领域的困境和误解，她们经常被贬低和污名化。一些女性主义者将她们视为社会道德的威胁，并将她们的身体视为“垃圾筒”和“单一用途许可证”。这种刻板印象忽视了性工作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她们简化为“事物”而非有尊严的人类。性工作者自己则通过强调性的价值和乐趣来反击这种歧视，将性工作视为一种职业选择，并强调工作本身的满足感。她们通过“性积极”的倡导，挑战了性是必须与爱情或亲密关系相联系的传统观念，认为性可以是一种独立于情感关系的个人和社会价值。

性工作者的角色和营销策略，强调了他们在性工作中扮演的“情色专业人士”形象，这些形象往往被塑造成满足客户需求的工具，而忽视了工作者自身的需求和权利。文章指出，这种将工作者描绘成“快乐妓女”的策略，不仅掩盖了工作者在工作中可能遭受的剥削和伤害，还导致了对工作者真实体验的忽视。同时，文章批判了这种策略对性工作者群体内部不同声音的压制，尤其是对那些对性工作持负面看法的个体。此外，文章还指出了这种策略如何被用于支持性工作的合法化和反对性工作者的权利，从而忽略了性工作者在工作中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在性工作领域的不同声音。有观点认为，将性工作视为一种工作，而非仅仅性活动，是理解性工作的重要方面。同时，对性工作者的剥削和伤害被提及，包括那些不同意将性工作犯罪化的人。一些反对性工作的活动家批评那些支持性工作非犯罪化的人，称他们是在利用其他人的话语来推进自己的议程。文中还探讨了性工作者在运动中的政治地位，以及他们对于工作条件的看法。一些活动家认为，性工作者的经历可以被所有女性共享，但这样的观点忽略了性工作者的具体劳动权利。文章强调了当前从事性工作者的经验对于理解当前行业的重要性，并指出，对于许多性工作者来说，性工作是他们生存的唯一方式。

1. Sex

社会对女性工作的评价存在多样视角。部分白人朋友视卖淫为权力追求，而黑人女性则认为它是金钱驱动的。有人认为卖淫非生产性，因其产品仅为男性高潮。家务劳动常被看作自然、必要的，甚至愉悦的活动，使女性接受无偿劳动。这种观念强化了家务非工作的认知，阻碍女性反抗。

工作价值观念存在矛盾。一方面，工作被视为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关键；另一方面，人们又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工资下降等问题感到不满。工作常常被视为创造利润的手段，而非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对性工作的偏见揭示了性别歧视和误解，将其视为“非工作”，忽视了性工作者追求经济独立的需求。

性工作者在工作中面临诸多困境。将性工作视为“购买同意”的行为忽视了性工作者对界限和身体权利的控制。他们如同演员，应有权区分工作接触和攻击性接触。性工作者在职场中可能遭受性别和年龄歧视，社会通常将他们的工作视为低俗。经济压力是许多女性选择卖淫的主要原因，这被视为一种生存策略。

性工作在LGBTQ群体中占比较高，反映了歧视和排斥加剧了他们的脆弱性。他们往往在缺乏家庭支持和医疗资源的情况下依赖性工作。左翼支持性工作去罪化，旨在保护性工作者的权益。性工作者在争取权益时，并非在为男性服务辩护，而是强调性工作也是一种工作，需要尊重和权利。

这些讨论揭示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和压迫，以及性别歧视和误解对性工作的影响。性工作虽然充满危险，但对许多性工作者来说是生存的最后手段。社会应正视性工作的工作性质，给予性工作者合理的工作条件和生存权利。

2. Work

在讨论性工作与人口贩卖的关系时，许多人认为两者是不同类别的问题。然而，性工作实际上是非法移民过程中的一个问题。贩卖人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全球范围内的权力、金钱和安全不平等。尽管两者常被混淆，但它们并非等同。

文章揭示了反贩卖运动中存在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如将贩卖人口描绘成一场善恶之战，以及过度强调受害者的“纯洁性”。社会对“女性无辜”的过度关注，往往忽略了LGBTQ、黑人和性工作者等群体的困境。现实中，这些群体遭受的伤害往往被忽视。

电影《Taken》和类似的反人口贩卖运动，将人口贩卖描绘为无差别的邪恶，忽略了受害者背后的复杂背景。美国政府通过立法支持军事人员参与打击人口贩卖，这种做法也受到了批评。

在全球化背景下，合法和非法跨境流动的巨大差异。合法途径，如法国公民通过购买护照进入欧盟，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实现跨国旅行。而非法途径，则意味着高昂的风险和费用，人们不得不依赖非法的走私者，后者利用边境封锁提高价格。

在许多情况下，非法移民被迫在目的地国家工作来偿还走私者的债务，这使得他们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在于非法化，而解决之道在于提供合法、安全的跨境途径。

在欧洲，许多非法移民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缺乏劳动合同，导致他们在法庭上难以证明劳动关系。许多非法移民因恐惧被移民局逮捕和驱逐，而不敢报告暴力或劳动剥削。

巴西移民女性在无合法身份下的困境，她们虽然可能愿意放弃卖淫工作，但非法身份让她们无法获得其他工作机会。研究指出，移民身份是导致这些女性在英国性产业易受剥削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西方国家在政治领域对移民问题的恐慌加剧，这种现象常与殖民主义历史有关。许多政治活动家和策略家故意放大这种恐慌情绪，甚至利用“边境大潮”等形象宣传。

世界各地打击“现代奴隶制”的现状，揭示了警察和执法部门在处理性工作者和疑似受害者时存在的偏见和滥用权力现象。这些案例反映了打击性贩卖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执法不公、歧视和对性工作者的压迫。

在反人口贩卖的讨论中，许多措施和观念被误用，包括一些极端右翼势力利用这一话题来推动排外政策。同时，一些看似进步的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这些观点。

作者强调，移民执法和边境控制制度是维持全球南北方工人和资源剥削的关键，同时也为跨国公司和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作者呼吁人们反对移民执法，并关注边境控制对人们的伤害。

这段内容强调了对移民妓女的保护即是保护所有移民，她代表了受歧视的移民形象。边境的设立原本是为了防范她，而移民团结与妓女团结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妓女团结，就没有移民团结；反之亦然。这两个斗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3. Borders

在英国，性产业的法律现状使得性工作者如Paula和Daria等面临重重困境。尽管卖淫本身未定为犯罪，但街头卖淫等行为被部分刑事化，导致性工作者在警察、居民和媒体眼中难以获得尊重和支持。法律往往偏袒隐蔽的性行为，使得性工作者在追求基本安全和支持服务时遭遇障碍。

性工作者在英国社会中遭受歧视和压迫，常被视为“低俗”、“不道德”或“麻烦”，成为警察打击的对象。法律对性工作的规定复杂且过时，性工作者难以在合法范围内工作，常害怕被警方逮捕。恐惧不仅影响他们的安全，还让他们在政治和社会空间中沉默不语。药物使用也使性工作者更加脆弱，因为药物成瘾往往使他们不得不通过卖淫来维持药物开销。警方对毒品使用者的打击加剧了他们的非法化，使他们在社会服务、医疗保健等方面遭受歧视。

现代社会中，药物和性工作这两个群体常被忽视。人们将不良形象归咎于“皮条客”和“毒贩”，而非深入探讨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实际上，许多吸毒者通过卖淫来换取药物费用，而卖淫者则因工作压力而使用药物。这种相互关联揭示了人们如何理性地应对环境。然而，这种观点对许多人来说难以接受，因为它要求人们将卖淫者和吸毒者视为在恶劣环境中努力生存的人。

实施减害措施，如提供安全的注射设施、清洁针头、安全的红灯区、负担得起的住房以及结束贫困，对于保护这些群体至关重要。合法化的药物，如大麻，可能会减少非法药物的滥用，并使人们能够获得健康护理和其他服务。

英国对性工作者的法律制度，尤其是ASBO（行为禁止令）的实施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法律使得性工作者，尤其是女性，面临重重困境，不仅被限制在特定区域工作，还要时刻担心因违反规定而被监禁。许多性工作者被迫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增加了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

性工作者因为工作性质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她们为了安全常常选择结伴工作。然而，在英国，两个或以上性工作者在同一地点工作可能会被视为非法“妓院”，这种法律甚至可能被用来处罚那些没有共同客户的性工作者。这种法律的不公和对性工作者的威胁，引发了公众对性工作者工作环境和权利的关注。

在苏格兰，一些女性为了安全和自身福祉，以小团体形式共同工作，却不断遭受逮捕和以开设妓院罪名起诉。这种做法对性工作者，尤其是移民和母亲，造成了极大困扰。

英国对性工作者实施严苛的法律，将性工作者视为罪犯，导致许多性工作者生活陷入困境。警方不仅将性工作者视为目标，还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在没有犯罪证据的情况下，也可以剥夺他们的资产。这些法律不仅使性工作者自身遭受不公，还让那些希望依靠性工作谋生的女性无法获得合法的工作环境和权益保障。

性工作者在面临困境时的无奈选择。由于生活所迫，他们往往只能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不敢报警或举报，甚至要保护那些施暴者。性工作者在遭受性骚扰或暴力时，往往面临失业的风险。这些法律限制了受害者寻求帮助的途径，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严苛的警方反应比没有反应更糟糕。

警察与犯罪集团之间的斗争，犯罪集团为对抗警方，加大了对潜在线人的恐吓和威胁。同时，性产业也因警方打击而变得更加残酷。反卖淫女权主义者对性工作者权益的支持并不坚定，甚至有人支持继续对卖淫者实施刑事处罚。在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性工作者的处境日益恶化，面临着严厉的毒品法、加剧的贫困和针对移民的残酷政策。

4. A Victorian Hangover: Great Britain

全刑化法律模式，即对卖淫者、嫖客及相关第三方实施刑事处罚，在多个国家如美国、南非、肯尼亚等地普遍存在。这种模式不仅使卖淫行为更危险，还让从事此行业的女性与警方关系紧张，甚至可能因短暂监禁而毁掉她们的生活。此外，这种模式与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以及对外来或病态身体的恐惧交织在一起，使卖淫者成为需要被惩罚的“威胁”。

美国监狱体系对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影响不容忽视。监狱系统中黑人囚犯比例不断上升，与奴隶制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紧密相关。警察部门的军事化趋势与国家安全部门提供的军事装备支持密切相关，使得警察在社区中的形象如同占领军。此外，对性工作者的执法往往带有种族歧视色彩，导致有色人种女性在性工作相关罪行中的逮捕率远高于白人女性。

美国反卖淫执法现状令人担忧。许多情况下，仅凭携带多个安全套就会被指控卖淫，实际上并无明确的“三安全套规则”。随着网络的发展，反卖淫执法也蔓延至网络，许多广告平台因涉嫌发布卖淫广告而被关闭，迫使卖淫者回到街头，增加了他们的被捕风险。2018年通过的SESTA-FOSTA法案导致许多广告平台被关闭，使卖淫者失去了收入来源，并使客户和潜在的管理者获得了更多权力。这些法律表面上旨在打击剥削，实际上却增加了剥削的可能性和普遍性。

美国刑事司法系统近年来转向“惩罚福利”的趋势，即利用刑事法庭提供社会服务和福利。这种做法在公众信心下降的情况下，使得刑事法律机构得以继续运作。然而，研究发现，这种频繁的逮捕反而加剧了青年从事生存性卖淫的需求。

法庭强制进行的疗法迫使托雷斯辍学，让她在完成学业和接受治疗之间无法兼顾。对于许多希望退出性产业的人来说，这种刑事化循环使得他们更加难以摆脱。在许多国家，将性工作者定为犯罪，不仅使他们面临警察的暴力和剥削，还让他们在遭受侵害时难以获得法律保护和正义。

性工作者运动在受到严格刑法规定的国家中，尽管面临国家监视和性别平等忽视的双重困境，但仍然充满活力的基层组织。他们通过多样化的行动，如占领美国国会特殊会议、创建安全社区空间、在公共场所开展教育活动等，提高社会对性工作者权益的认识。

北ampton的贫困人群常被作为替罪羊，导致他们难以回归社会。解决之道是扩大自愿治疗和减害资源。同时，许多活动家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基本需求，如Bonnie多年来为街头性工作者提供援助，成功推翻了华盛顿特区的“卖淫禁区”条例。性工作者权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了坚韧和团结，如在乌干达和俄罗斯的活动家不畏艰难，坚持推动性工作合法化。此外，草根组织者Deon Haywood和Women With a Vision在路易斯安那州成功改变了对性工作者的法律惩罚，并帮助800人从性犯罪者名录中删除。尽管美国主流女权运动倾向于加强刑事化，但事实表明，刑事化并不能阻止卖淫，也无法解决人们卖淫的根本原因。

5. Prison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Africa, and Kenya

瑞典的“北欧模式”是一种以惩罚购买性服务者为主的法律体系，旨在缩小性产业规模并平衡交易中的权力不平等。这一模式通过惩罚需求方和剥削者，旨在减少女性在性交易中的剥削。然而，这一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一些批评者认为，北欧模式可能会让性工作者更加脆弱，因为她们在客户减少的情况下可能不得不接受更差的条件。此外，这种模式还引发了关于性别暴力、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等更广泛社会问题的讨论。

在性交易中，对买家的刑事化对整个行业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方面，有家庭和社会责任感的买家因担心被捕而减少了对性交易的需求，另一方面，冲动且更有可能施暴的买家依然存在。这种转变迫使性工作者采取更为隐秘和安全的工作方式，比如独自工作，快速完成交易，减少与客户交流时间，以降低风险。在挪威和瑞典等实施买家刑事化的国家，性工作者反映，他们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加危险和孤立，不得不在更为隐蔽和偏远的地方提供服务，增加了遭遇危险的风险。

性工作者为了安全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如要求客户提供真实姓名或拒绝匿名电话来筛选客户，以便在必要时向警方报告。然而，如果客户被刑事化，他们可能会拒绝提供任何信息，从而使工作者处于不利地位。此外，由于客户数量减少，工作者可能不得不接受那些原本不愿意接受的不良客户，甚至提供没有安全措施的服务。

文章批评了“终结需求”倡导者的矛盾观点，指出他们忽视政策对贫困的影响。同时，以性工作者为例，说明“商业”和“安全”对边缘化群体不可分割。文章还提到了英国紧缩政策对女性安全的影响，说明政策对生活的影响不容忽视。

当前女性在使用服务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经济紧缩、福利改革和住房危机。这些问题导致女性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更易受到暴力男性的侵害。文章指出，将女性推向性产业并非为了支持这个行业，而是因为这是她们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方式。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所谓的“退出计划”，即提供住房、就业培训、健康医疗等支持，以帮助女性从性产业中脱身。

然而，文章也批评了这些计划往往存在偏见和无效，甚至有的计划甚至将性工作者推向了犯罪。文章强调，为性工作者提供有效的非评判性支持至关重要，需要足够的资金和全面的帮助。同时，文章也对北欧模式的“退出计划”提出了质疑，指出这些计划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包括资金不足、服务不足以及政策执行不力。

爱尔兰关于难民女性卖淫的报道引起了司法部长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的高度关注，并成为她推动引入北欧模式立法的契机。北欧模式旨在通过刑事化嫖客来减少卖淫，但其效果却引发了争议。许多批评者指出，北欧模式并没有真正解决女性因贫困而卖淫的问题，反而让她们面临更严峻的生存环境。

挪威等国家的“北欧模式”对性工作者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边缘化群体的性工作者。该模式不仅导致警察过度执法，还使性工作者面临暴力、无家可归和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许多性工作者因为分享住所而受到法律制裁，这限制了她们的安全和社交空间。此外，警察和立法者对性工作者的误解和偏见，使得性工作者在法律和道德上受到双重压迫。

在推行北欧模式的国家中，虽然表面上不将卖淫者定罪，但实际上他们却经常受到警察的“寻查和骚扰”。这种做法与北欧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些批评者指出，北欧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立法不够完善，执法不力，以及对于卖淫者的处罚过轻。同时，这种模式还导致了卖淫者遭受歧视和暴力对待。尽管如此，一些北欧模式的倡导者仍然坚称其有效性，并试图将这一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然而，他们往往忽视了对卖淫者实际生活状况的关注，以及对这种模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反思。

瑞典政策制定者对“真实男性”的定义，以及他们对待卖淫的态度，这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女权主义立场。瑞典的“结束需求”法律让男性将性别不平等的责任推给更明显的恶人，并感到自己在指责其他男性的不当行为时更加优越。然而，这种反卖淫的女权主义却往往对性工作者造成伤害和贬低。瑞典的女权主义者忽视或支持警察、房东和移民官员对性工作者的类似虐待。这种忽视或加强警察与性工作者之间权力差异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强化国家伤害性工作者的权力。主流女权主义对像Mercy、Mary、Tina、Eunice和Esther这样的女性的经历毫无兴趣。他们主张废除边界、资本主义和性产业，但不应以伤害性工作者为代价。

6. The People’s Home: Sweden, Norway, Ireland, and Canada

性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尤其在德国、荷兰和内华达州，其法律框架复杂且存在争议。这些地区的性工作虽部分合法化，却面临严格的监管，导致许多性工作者因无法满足繁琐的规定而在非法环境中工作。这种“合法化”并未真正保护性工作者，反而加剧了合法与非法工作者之间的差距，忽视了性工作者的权益，甚至将他们置于更脆弱的地位。

荷兰性工作者权利组织De Rode Draad指出，这种两极化的法律体系往往让最恶劣的剥削者得利。合法化或监管制度使得性工作者为了生存依赖管理者，赋予管理者更多权力，同时加剧了性工作者的脆弱性。即便在合法化体制下，性工作者仍面临诸多危害，如警察腐败和监管不力等问题。

在合法化妓院的背景下，妓女们受到的限制和歧视现象严重。她们不仅要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还要面对社会对她们身体的控制和对她们健康问题的误解。这种法律体系并未真正改善妓女的工作环境，反而让剥削者从中获利。许多妓女组织和活动家呼吁废除相关法律，以保障妓女的基本权利。

德国、荷兰和英国的性工作行业在政策上也面临困境。德国的“一费制妓院”引发争议，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性工作者为维护自身权益走上街头，英国则通过严格的俱乐部许可证制度来规范色情行业。尽管性工作者面临诸多挑战，但主流社会和某些女权主义者的关注往往忽略了工作场所的权力关系和谋生需求。

有人认为，法律应保护人们不受自身“坏决定”的侵害，但对于女性寻求国家保护以避免“不良选择”，作者认为这是对父权制的明显诉求。作者批评了法律监管主义的危害，主张取消法律而非增加法律，可以为性工作者带来更多利益。

7. Charmed Circle: Germany, Netherlands, and Nevada

新西兰的性工作改革法案自2003年实施以来，以全面非刑事化为目标，取消了街头工作和 brothel-keeping的处罚，旨在使性工作者能在集体工作或管理的 brothel 中安全工作。这一法律变革为性工作者提供了与许多其他行业相似的权利，如避免性骚扰、获得足够休息和更安全的性工作材料等。然而，非刑事化虽带来改善，但边缘化性工作者仍难以享受新法律赋予的自由，且毒品、移民和非法移民的性工作等问题依然存在。

在新西兰，性工作者可以在不合法化的背景下与朋友共同居住，形成非正式合作关系，避免了繁琐的行政程序和警察突袭。这种环境下，工作者可以与客户直接沟通，无需急促或使用隐晦的语言。法律保护了性工作者的权利，使其在遭受侵犯时能寻求法律援助。然而，性工作场所中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

性工作者的权益运动认为非刑事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尽管仍需完善。在新西兰，性工作合法化后，大多数性工作者认为警方对待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善，感到更安全。但也有数据显示，新西兰模式未能充分保障移民性工作者的权益，导致他们被迫“地下”，容易受到剥削和暴力。

性工作者在面临法律困境时，担忧被遣返而难以报警。许多性工作者在遭受性侵后选择沉默，因为他们知道报警后可能会面临更多麻烦。此外，许多性工作者对警察缺乏信任，认为警察会利用他们的困境进行剥削。因此，新西兰的性工作者支持性工作非刑事化，以保护他们的权益并减少警察对他们的压迫。

性工作合法化在女权主义空间中引发激烈争论。一方认为不应向男性传递女性是商品的观念，而另一方则强调性工作者面临的安全需求。文章通过对比指出，性工作非法化并未减少性交易，反而加剧了暴力。作者强调应关注性工作者的实际需求，如安全、权利和正义。

合法化能带来一定的安全感，但关于性工作合法化与否的争论激烈。合法化能否解决所有问题尚存争议，但至少能让性工作者在生存的同时感到安全。此外，文章还探讨了不同国家在性工作合法化后的社会服务和福利问题，如新西兰为离开性工作的人提供立即申请福利的机会，而其他国家的服务则较为匮乏。

性工作者的支持服务往往来自社区，而非政府。文章最后讨论了性工作合法化是否会导致剥削和暴力加剧的问题，并指出非法化实际上可能导致更多暴力。因此，关注性工作者的实际需求，如安全、权利和正义，并探讨合法化是否能为他们提供更多保护，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8. No Silver Bullet: Aotearoa (New Zealand) and New South Wales

2016年秋季，在格拉斯哥的妇女大会上，两位作者与一位欧洲NGO的女权主义者就性工作者权益进行了讨论。这位女权主义者主张惩罚嫖客，而作者们则指出惩罚嫖客可能会给卖淫者带来驱逐等伤害。他们以北欧国家的驱逐政策为例，说明这种政策并未解决根本问题。作者们还提到缅甸的AIDS协会和印度的Durbar Mahila Samiti，强调性工作者组织和社区在提供培训、帮助和支持方面的积极作用。

世界各地性工作者通过集体行动和策略争取权益，如印度DMSC通过集体谈判使许多妓院老板服从公平的收费体系，VAMP成立特别小组干预性工作者遭受的骚扰和剥削，泰国Empower帮助性工作者与雇主谈判改善工作条件。这些团体展示了社区引领的方法在保障性工作者权益方面的有效性。然而，许多性工作者仍面临法律和医疗系统的歧视，需要更广泛的社会改革。

性工作者权利与反贫困、反种族主义等运动紧密相连，需要实现全面的社会变革，确保所有性工作者都能获得尊严和自由。关注性工作者权益不仅是对他们的尊重和平等权益的支持，还需关注他们所面临的社会歧视和暴力。文章指出，性工作者的死亡往往与暴力有关，同时也与社会对他们的污名化有关。文章还批判了“选择自由”的观点，认为这掩盖了更深层次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问题。

要真正实现性工作者的权益，需要从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入手，而非仅仅关注表面的“选择自由”或“赋权”。性工作者通过团结和行动争取自身权益的历史，如1975年法国巴芭拉与其他性工作者交流，意识到团结的力量，并在次年法国多地性工作者通过占领教堂表达对警察暴力的抗议。巴西的性工作者加布里埃拉·莱特受到巴芭拉的启发，开始在巴西各地传播性工作者革命运动的理念。她们认为，只有通过团结和斗争，才能赢得权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性工作者不仅希望获得安全、收入和话语权，还希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锋力量，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Conclusion

对社区的感激之情，感谢了在撰写书籍和形成政治观点过程中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人们。文中提到了将两位作者引入社区的Luca，以及为他们完成项目提供结构的Jo Breeze。文章还感谢了Frankie Mullin、Melissa Gira Grant、Chloë、Charlotte Shane、Niki等人的支持和鼓励。感谢了众多阅读过草案并提出宝贵意见的人，以及Emily Dall’Ora Warfield、Zoé Samudzi等给予帮助的人。文中还表达了对Ray Filar、Ash、SCOT-PEP、SWARM等组织和个人的感谢。此外，文章也感谢了Verso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尤其是Rosie Warren和Sarah Grey，以及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的资助。最后，对给予物质和情感支持的Dean和James表达了深深的感激。



Acknowledgments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性工作者为了争取自身权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组织抗议、媒体运动以及全球性工人运动。自1970年代英国妓女组织的抗议活动开始，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性工作者也通过建立自己的组织，提升社会地位并争取法律保护。性工作者在全球范围内联合起来，推动对自身尊重和人权保护。

性工作者的历史、现状和权利运动从1978年“性工作”一词提出至今，人们对性工作的理解不断变化。性工作者权利运动中的“性产业废除主义者”主张结束性工作，实现女性经济独立。同时，性工作者面临暴力、歧视和压迫，呼吁社会关注和尊重他们的权利。

社会对性工作者的观点和态度随时间变化。不同国家处理性交易问题的观点各异，性工作者所面临的危险包括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以及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对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歧视和暴力，也引起了关注。

男性性工作者在全世界都遭受歧视和刑法化待遇，他们面临来自客户和政府人员的同性恋暴力。许多男性性工作者在沉默中死去，他们的死因往往无人问津。一些性工作者权益倡导者通过不同方式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同时探讨了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包括媒体对性工作者权益的忽视和性工作者在工作中可能遭受的性骚扰和种族歧视。

性工作者在街头工作的灵活性和社区感，以及其低门槛的特点被讨论。苏格兰政治家罗达·格兰特在2012年试图将购买性服务在苏格兰非法化时，所面临的性工作者的批评和她的回应也被提及。

关于非法移民、人口贩卖和奴隶劳动的研究报告涉及移民走私的成本分析、女性移民因禁止政策所受影响、非法堕胎问题、劳动剥削和虐待案例。全球反人口贩卖联盟的报告指出，反人口贩卖措施对全球人权的影响。

英国社会中毒品使用、性工作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的变化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探讨了性工作合法化与去犯罪化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不同做法。

监狱与警察暴力的多重问题被揭示，包括对黑人和女性罪犯的歧视，以及警察在逮捕和对待女性时的偏见。美国监狱系统中对黑人和女性罪犯的歧视，以及警察在调查性工作者时的不当行为和对他们的刑事化，都引发了关注。

性工作者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法律和道德困境。加拿大最高法院推翻了将卖淫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体系中的三项主要条款，但保守党政府推出了新的法律，继续将性工作者本人置于犯罪的位置。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在2015年给荷兰司法部长的信中提到，为了测试性工作者的自给自足程度，需要了解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以早期发现潜在风险。文章还探讨了萨摩亚和周围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第三性别群体“法阿法尼”，以及新西兰妓女集体的成立、瑞典的性交易解决方案、国际社会对性工作者权利的保护以及新西兰性交易改革法案的影响。

性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和影响被探讨。文章从新西兰的性工作去 criminalisation（去犯罪化）入手，探讨了去犯罪化对性工作者健康、安全和数量等方面的影响。同时，文章也提到了性工作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性工作者在追求权益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Notes

本书探讨了多个主题，涵盖性工作者权益、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反移民政策和反资本主义等议题。书中深入剖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性工作者如何通过行动和组织争取自身权益，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所面临的挑战。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等社会制度对性工作者的压迫，并展示了这些压迫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表现形式。

书中还关注了性工作者在艾滋病、毒品、家庭暴力等领域的挑战，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互助和支持来应对困境。在性交易中，金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各国在打击性交易方面的立场各异。文章还提到了性交易中的母亲身份问题，以及针对性交易者的法律和执法措施。

此外，书中探讨了性交易中的暴力、剥削和人口贩卖问题，以及针对性工作者提供的健康和社会服务。文章涉及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政策和实践，如北欧模式、新西兰法律改革，以及美国和英国的法律和执法实践。

书中还介绍了性交易者权利倡导团体，如SWARM和SWAN，以及他们为性工作者提供的支持服务。这些团体致力于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通过这些内容，本书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性工作者生存状况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