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orgio Agamben is a prominent philosopher and political theorist recognized for his influential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a. His work delves into th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rises of Western thought, with notable publications such as "The End of the Poem," "Infancy and History," "State of Exception," and "The Use of Bodies," which concludes his nine-volume Homo Sacer series. Agamben has held esteemed academic positions, including the Baruch Spinoza Chair at the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 and is based in Italy. His ideas continue to spark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is volume, the renowned Italian philosopher Giorgio Agamben has collected all of his fierce, passionate, and deeeply personal interventions regarding the current health emergency. Alongside and beyond accusations and exact descriptions, these texts variously reflect upo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ffecting Western democracies. In the name of biosecurity and health, the model of bourgeois democracy together with its rights, parliaments, and constitutions is everywhere surrendering to a new despotism where citizens seem to accept unprecedented limitations to their freedoms. This leads to the urgency of the volume s title: Where Are We Now? For how long will we accept living in a constantly extended state of exception, the end of which is impossible to see?
 Giorgio Agamben is a philosopher and political theorist who has been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most vital and most discussed figures in academia”. Renowned for his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crises of Western thought, his many works include The End of the Poe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nfancy and History (Verso Books), State of Excep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a href="javascript:void(0)" class="j a_show_full">(展开全部)</a>

面对瘟疫，一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道德和政治原则。现代社会将生命体验分为生物实体和社会文化两个部分，现代医学的进步加剧了这种分裂。教会和法学界在此次危机中的失职，未能保护人的尊严。紧急状态与例外状态在法律上无本质区别，都涉及到宪法保障的暂停。

法律专家在紧急状态下的论调具有欺骗性，提出了虚假的法律区分，使用不擅长的论证来支持政府宣布的紧急状态。这种状态并非临时，因为统治者不断强调病毒可能随时卷土重来。

媒体对真相的扭曲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以及对大学教育中社交体验的丧失，作者呼吁人们保持警惕，追求真理，抵制技术暴政，为学生社区的未来而努力。

人们接受了隔离和生活方式的暂停，这种变化揭示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存在问题，引发了对生活方式的反思。疫情暴露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以及对科学的信仰，这种信仰也产生了恐惧和迷信。

疫情过后，人们可能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生活状态，社会关系将更多地依赖于数字技术，而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将被社会距离所取代。

当前社会在面临疫情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一方面，政府采取的极端措施如“卫生恐怖”需要统一的媒体来达成共识，但这种一致性难以长期维持。另一方面，医学“宗教”中存在不同的声音和异见者，他们质疑疫情的实际严重性。

生物安全新范式，其核心是“社交距离”，它标志着社会组织的根本政治转变。在这个范式下，社会关系建立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这种距离在数字设备的普及下变得易于实现。

在生物政治和安保范式的影响下，公民身份逐渐丧失了实质性的政治意义，成为一种被动的、受控的状态。公民与难民的形象趋于融合，都成为了医疗、控制和怀疑的对象。

作者试图将难民与公民并置，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石，以探究1789年《人权宣言》及其在20世纪的重现中，人类与公民之间的模糊界限。

作者对当前疫情下社会生活限制的深刻思考，指出这些限制可能成为常态，并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他强调了面对死亡的态度，提倡自由与死亡共存，而非屈服于恐惧。

在当前疫情背景下，人们对疫情严重性的恐慌和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文章指出，根据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数据，大部分感染病例的症状轻微，只有极少数需要重症监护。

人群变成了由个体保持距离的稀薄群体，尽管如此，这种群体仍然具有统一性和被动性。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法律与生命的关系，指出法律与生命、医学应保持独立，以防对个人自由的过度限制。

不同群体对应对措施的分歧和矛盾。科学家认为隔离是阻止病毒传播的唯一途径，但作者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极端，忽视了人们正常生活的权利。

文章指出，一些人或组织可能试图利用疫情实现自己的目的，并强调了解这些倾向的重要性。同时，文章也对疫情中的一些现象表示质疑，如死亡率数据的真实性、政治评论对“安全国家”的描述、医生和科学家在疫情治理中的作用等。

一种名为“健康恐怖”的新政治策略正在显现。这种策略利用人们对健康安全的担忧，通过虚构极端情境，将健康安全提升至国家与国际政治战略的核心。这一策略使得公民权利受到限制，而生物安全成为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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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对社会的伦理和政治原则造成了严重冲击。文章深入分析了疫情中人们对生死态度的转变，例如对尸体处理和社交距离政策的接受。作者指出，现代医学将生命简化为生物学实体，导致伦理和政治原则的丧失。此外，教会和法学界在疫情期间未能维护人类尊严和法律原则，滥用紧急状态和例外状态。

作者强调，尽管这些变化暂时，但将对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在法律层面，紧急状态和例外状态并无区别，都涉及到宪法保障的暂停。作者批评了一位法学家在解释紧急状态时引入虚假的法律区分，并指责其为了支持政府的例外状态声明，使用了超出专业范围的事实和有争议的论点。

疫情背景下，媒体和政府传播的信息可能存在误导性，作者呼吁人们勇敢寻求真相。同时，作者对大学教育模式的转变表示担忧，认为在线教育将导致学生失去与老师和同学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影响他们的社会生活体验。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教育面临挑战，疫情背景下，学生不再需要亲临校园，而是通过线上课程学习。这种转变导致一些大学城市的学生社区逐渐消失，揭示了大学教育的腐败和专业性不足。作者认为，同意接受线上教学的教授与20世纪30年代向法西斯主义宣誓的教授并无二致。

面对这些改变，真正热爱学习的学生将不得不拒绝这些改变，并建立新的学习社区，以对抗技术带来的野蛮化。文章还探讨了疫情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包括对宗教信仰的反思，以及对共同信仰和信念的瓦解。作者认为，疫情结束后，人们可能无法回到从前的生活方式，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

当前，我们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它不仅是对疫情的应对，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大变革。紧急状态取代了传统民主制度，公民权利受限，健康成为新的信仰，这种转变依赖卫生恐怖主义和数字技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状态不会无限持续，需要思考如何在危机后重建生活。

疫情暴露了城市化进程中失去的沉静与深度思考的能力。我们接受了城市乡村变为旅游景点，而疫情使它们变得空荡无生气。作者呼吁反思过去的选择，提出严肃问题：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需要通过生活和言语来回答。

疫情加速了生物安全治理模式的兴起，将健康置于治理核心，限制自由。作者担忧这种模式可能催生新的政治威权主义。文章探讨了民族国家在疫情后的地位，全球化下的国家权力将转变，但不会消失。

现代社会医学的“生命分割”概念在二十世纪得以实现，使人类身体能在植物人状态下长时间保存。这种悬浮状态成为新的政治范式，要求公民调整行为。文章批判了基于生命保存的“宗教化医学”新崇拜及其背后的悲观主义。

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管理方式引发民主与专制优劣的讨论。文章指出，将问题简化为民主与专制对立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探索新的政治配置，避免民主走向专制。文章批评了某些政治领导人在疫情期间对禁止性措施的态度，认为他们过于保守，忽视了公众的健康和安全。

不同国家在应对疫情时采取的政治反应和措施存在差异。例如，瑞典采取自愿限制，而意大利试图通过新技术控制民众生活。文章强调了面孔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指出面孔是展现自我和沟通的基本方式，面纱的覆盖则意味着政治缺失和社区瓦解。面对死亡和疫情，我们应该珍视自由，学会如何死亡。

Foreword

在新冠疫情之下，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如限制民众出行、关闭公共场所，引发了对政府权力扩大的担忧。作者指出，这种过度的反应可能是政府试图通过制造恐慌来扩大权力，并利用民众对安全的渴望。同时，文章探讨了“社交距离”可能导致的群体感丧失和社会秩序僵化的问题。

法律与生命的关系在罗马法中体现为自然和人的自然生活作为法律前提。19世纪法学家将血统主义转化为法律概念，20世纪初法律开始关注生命，但福柯指出，生物政治学容易转变为死亡政治学，引发对“不值得生存”的生命观念的担忧。文章以德国纳粹的优生学法律为例，强调健康成为国家政治核心时可能忽视个人权利。

在疫情管理中，政府扩大控制权力的借口引发了政治和伦理问题，长期处于紧急状态会牺牲自由，导致恐惧和不安。社会对伦理和政治价值观的忽视，担忧疫情过后社会难以恢复常态。政府可能会继续实施之前无法完成的实验，如关闭大学、线上教学等。

“否认者”和“阴谋论者”这两个贬义词不恰当地用来贬低那些不屈服于恐惧的人。历史往往是由个人、团体和派别通过各种手段追求目标的结果，用“阴谋论者”来定义试图了解历史事件真相的人是不恰当的。此外，疫情之前就有关于类似疫情的场景预测，并组织了相应的模拟演练。

在疫情之下，人们对政府限制个人自由的质疑。疫情死亡人数虽高，但与以往呼吸系统疾病死亡人数相比，对疫情的限制措施是否过于严苛。医生和科学家在疫情治理中的作用也受到质疑，认为他们可能过于追求科学利益而忽视了道德和政治考量。

文章强调，面对疫情的恐慌，社会只剩下对生命的追求，人们愿意牺牲一切来避免生病，但这种追求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长期处于紧急状态使得人们的生活被简化为生物状态，失去了社会、政治、人文和情感的价值。

医学成为当代的宗教，将人们的日常生活转变为持续的崇拜仪式，将病毒视为无处不在的敌人，可能导致公共空间的消失。现代社会中，医疗宗教取代了传统的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强调健康和生存，并要求人们遵循特定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恐惧源自我们对世界的原始开放性和与世界的联系，是人类存在方式之一。在现代社会，人类因为无法逃避的事物而陷入恐惧，这使得恐惧成为了权力建立和正当化的基础。要克服恐惧，需要回到原始维度，通过记忆，记住事物的存在和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摆脱恐惧。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我们需要保持冷静，不应让恐惧主导我们的行为，更不能以恐惧为基础重新制定规则。

1 The Invention of an Epidemic

然后，在意大利爆发的所谓冠状病毒疫情中，政府采取的非常紧急措施背后的思想——传染。这种思想起源于16世纪意大利城市瘟疫期间的“涂油者”，他们被认为是瘟疫的传播者。政府的新规定实际上将每个人视为潜在的瘟疫传播者，这与过去将公民视为潜在恐怖分子的做法相似。这种做法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并导致人际关系恶化。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距离，甚至禁止接触亲人和朋友。这种情况下，政府试图实现的正是关闭大学、学校和停止政治、文化活动，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2 Contagion

这位作者对于当前疫情下社会伦理失范的担忧。他观察到，恐惧让人们失去了对生命条件的珍惜，社会关系和工作都成为了牺牲品。人们将他人视为潜在的感染源，甚至不再尊重逝者。同时，疫情暴露了政府长期以来的“紧急状态”已转变为常态，导致人们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作者认为，这种牺牲自由换取安全的做法将使社会失去自由，并可能导致公共空间的消失。他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控制和限制表示担忧。



3 Clarifications

等
在紧急状态下生活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待在家里，更重要的是不要被恐慌所笼罩，要关爱邻居，理性看待政府采取的军事化应急措施。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紧急状态结束后恢复正常生活，同时意识到我们不能再回到过去，必须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我们应反思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购买那些无用的商品，是否应该减少旅行，更多地关注我们居住的空间。此外，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与地球和城市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应该用行动去回答。



4 Where Are We Now?

在疫情之下，社会生活遭受重创，人们的信仰和信念受到冲击，社会结构也发生转变。这一危机不仅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还深刻影响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

疫情揭示了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向新形式的治理，其中卫生恐怖和健康宗教成为工具。这种转变依赖于数字技术和社交距离，导致人际关系更多依赖虚拟连接，排斥未连接者。这可能引发长期的法律暂停和权力滥用，成为意大利历史上的耻辱时刻。

在疫情面前，人们的生活受到限制，自由被压缩，医疗权力得到扩张。这一危机暴露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使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信念产生动摇。人们需要反思生活方式，重新审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并寻找新的政治路径。

生物安全范式已成为社会新常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距离”这一概念。科技与医学紧密相连，医学成为权力的宗教，影响着政治和伦理。人们将生命分割为生物和社会两个部分，接受了异常限制。这可能导致人们成为潜在的牺牲品，主权成为无法克服的条件。

在疫情背景下，公民身份和政治形态发生转变。公民逐渐成为被动对象，受控于医疗治疗和监控。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使公民与难民的形象趋于融合。同时，疫情对民主政治产生深远影响，需要寻找超越国家与市场的民主政治形式。

在疫情之下，社会生活限制引发深刻思考。这些限制可能是民主社会向极权主义转变的机制。人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病毒，而不是被恐惧所控制。

面对疫情，国家采取极端措施，包括限制民众出行、关闭学校和公共设施等。这种过度的反应可能是政府利用恐慌状态扩大治理权力的手段，以及公众对安全的渴望。

在现代社会中，社交距离和恐慌导致人群变得稀疏，但依然保持着统一性和被动性。法律不应将生命视为其对象，而是应保持与医学的分离。作者通过罗马法、19世纪法学家以及福柯的理论，阐述了法律与生命、医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警示了将生命政治化的潜在风险。

面对疫情，人们需要重新定义公民身份，以更好地融合难民群体。同时，保护个人自由，反对将医疗理由作为控制社会生活的借口。

5 Reflections on the Plague

尼古拉斯·特鲁昂在《世界报》的访谈中，对新冠疫情的看法。他认为，疫情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严重，甚至称其为“正常的流感”。他强调，政府利用这种恐慌情绪，将疫情作为扩大权力范围的借口。特鲁昂指出，这种状态已经成为常态，人们习惯了生活在危机之中，以至于忘记了生活的政治和人文价值。他担心疫情结束后，政府可能会继续推行类似的措施，使社会更加封闭和恐惧。



6 The State of Exception Has Become the Rule

在现代社会，社会距离的概念正在政治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种基于保持距离的政治秩序引发了人们对人类和政治生活的可居住性的质疑。作者认为，虽然新的数字技术使得远程沟通成为可能，但基于“社会距离”的社区在人类和政治层面上是难以维系的。作者引用了Canetti关于人群的论述，指出在人群中，人们可以摆脱对被触摸的恐惧，而在社会距离中，人群却变成了由个体保持距离组成的稀薄群体，虽然表面上还是群体，但失去了人群的活力和自由。作者认为，这种基于禁止的社会距离会导致一个被动而紧密的社区，而非极端的个人主义。



7 Social Distancing

新冠疫情突显了国家在道德和政治原则上的转变。文章指出，这种转变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主要表现在对待死者、限制个人自由等方面。作者认为，现代医学将生命分割为生物实体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分裂，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此外，他还批评了教会和法学家在危机中的失职。

在紧急状态下，一些法律专家提出了虚假的法律区分，借助超出自身专长的论据来维护政府的紧急状态。作者强调，即使在紧急状态下，一些权利和宪法保障也应得到尊重。他还探讨了真相与谎言的问题，指出在当前社会，人们被动接受了一系列可能被夸大或歪曲的信息，从而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疫情中的线上教学剥夺了师生间的面对面交流，终结了学生生活作为一种存在形式。作者呼吁人们勇敢地追求真相，并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文化传承。

疫情暴露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合理和信仰的缺失，揭示了社会对宗教和科学的依赖。国家权力和科技力量被空前强化，宪法保障被悬置，人们的生活被严格管控。这场疫情不仅是生物灾难，更是对现代社会的一次深刻冲击，可能引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变革。

当前社会处于紧急状态，既带来了全球动员，也揭示了社会现实中的问题。卫生危机使人们意识到健康权利的真正含义，而长期存在的权力合法性危机使得政府通过不断发布紧急状态来维持稳定。

生物安全范式成为现代社会组织的新模式，其中“社交距离”成为核心。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医疗领域，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医学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使得“生命”成为可以被量化和控制的范畴。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生活被分割成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部分，而这种分割本身就是一种抽象。

作者对公民与难民这一政治范式的探讨，将难民视为新政治领域的基石。他指出，在生物政治和安保范式的影响下，公民身份逐渐丧失了实际的政治意义，成为被控制的被动对象。疫情凸显了这一点，将公民与难民两个形象几乎融为一体。

作者分析了疫情对国家、全球化和领导力的影响，认为疫情后国家的作用将发生转变，全球策略需要国家的积极参与。此外，他还探讨了民主与独裁的关系，认为需要寻求超越两者之间永恒摇摆的新政治配置。同时，他对一些政治领袖在疫情中的管理措施提出了批评，并对他们表达出的对禁止性措施的反感进行了分析。

8 A Question

作者担忧当前疫情下社会生活限制可能导致民主国家转变为极权国家。历史上，紧急状态已成为某些国家政府的常态，使行政权力超越立法权力，破坏了民主的分权原则。作者探讨了“裸生”这一概念，认为现代医学将人的生命体验分为生物实体和社交文化生活两部分，这种分离可能引发矛盾。

面对疫情，作者强调避免恐慌，尊重生命自由，并质疑当前限制自由的科学依据。他分析了各国应对疫情的不同模式，指出意大利可能正在发展一种新的治理技术，可能会消除所有可能的政治活动。

专家指出，新冠病毒感染大多症状轻微，但媒体和政府过度渲染恐慌，采取极端措施。作者认为这反映了治理模式中滥用“紧急状态”的倾向，并暴露了社会长期存在的恐慌心理。他质疑“社交距离”的政治和社会可行性，强调面对死亡，我们应该学会自由。

作者认为人在人群中可以摆脱对被触摸的恐惧，因为人们感到自己与他人是同一体。然而，现代社会中社交距离使人群稀疏，但依然以统一和被动为特征。作者指出法律不应与生命混淆，医学也不应成为立法者。他认为疫情是政治利用的工具，而非单纯的疾病，并强调对政治后果的担忧。

在疫情下，人们对如何应对产生了不同观点。科学家认为隔离是遏制病毒传播的唯一途径，政府采取封锁等紧急措施。作者认为这种紧急状态不合理，疫情未严重到足以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过度恐惧只会加剧社会恐慌和分裂。作者担心这种状态可能演变成永久性常态，使社会失去自由和人类关系。同时，作者对当前社会对“否认者”和“阴谋论者”的指责表示质疑。

疫情研究指出，疫情并非意外发生。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05年就预测了类似的疫情，并建议政府采取行动。然而，有些人试图通过任何手段实现目标，将探究历史真相的人称为“阴谋论者”是不公正的。

9 Bare Life

当前全球正经历着一个以权利、议会和权力制衡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世界的终结。这种民主正在被一种新的专制主义所取代，其控制手段无处不在，政治活动被暂停，其残酷程度可能超过我们已知的任何极权主义。文章质疑了疫情死亡率数据的准确性，指出意大利等国家在处理疫情时，通过紧急法令通过的立法实际上废除了权力分立。文章还探讨了医生和病毒学家在疫情治理中的作用，认为将最终是道德和政治问题的决策权交给他们是有风险的。最后，文章通过引用路易·博克的观点，指出人类过度依赖技术适应环境可能已经达到了自毁的临界点，而医学可能正在成为一种比疾病本身更大的威胁。



10 New Reflections

在现代社会，疫情对个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措施，如封城、停课、限制自由等，以应对疫情。然而，这些措施引发了对个人自由的担忧和对社会秩序的质疑。

疫情中，真相被严重扭曲和操纵，如对疫情数据的模糊处理和对死亡原因的隐瞒。尽管有确凿证据证明信息的虚假，人们却盲目接受，导致真相被剥夺，语言也变成了被控制的工具。这揭示了社会对疫情的反应可能揭示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并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生活的真正价值。

教育领域也经历了变革，线上教学冲击了传统大学生活方式，学生社区可能因此消失。这引发了人们对教育公平和学生学习体验的担忧。

疫情下，对宗教的需求日益强烈，媒体对“末日”等术语的使用尤为明显。这种转变以科学和卫生恐怖为特征，数字技术和社会距离成为维持这种新秩序的关键。然而，这种转变也揭示了其脆弱性，如媒体的不统一和对疫情严重性的质疑。

在疫情中，生命与死亡的界限变得模糊，权力在生命与死亡之间游走，医学与政治、伦理交织。科学和医学在生物安全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成为新的宗教。这种对生命的极端重视导致了生命的抽象化，使得个体将生命分为生物和社会两部分。人们为了所谓的生命而牺牲了正常生活、社会关系和政治信仰。

疫情凸显了国家领导力的重要性，而国际组织则显得迷茫。市场被视为唯一监管因素，但国家权力并未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变。疫情引发了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作者认为需要寻找一种超越两者之间永恒摇摆的新政治模式。

疫情还引发了关于“裸命”的讨论，即生命经验分为生物实体（裸命）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分裂。现代医学通过维持生命装置将人保持在纯植物状态，这可能导致矛盾。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如瑞典的自愿限制和意大利的严格管控，引发了关于合理应对疫情方式的讨论。

在疫情下，政府滥用“紧急状态”概念，限制个人自由，民众长期处于恐惧和不安中。文章认为，这种过度反应忽视了个人自由，并将生活还原为纯粹的生物学条件。同时，文章批判了“否认者”和“阴谋论者”等标签的滥用，认为它们掩盖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类行为的多面性。

疫情的来临并非毫无预兆，世界卫生组织和比尔·盖茨等早已警告过疫情的严重性。然而，有人质疑疫情的数据和应对措施，认为政府和媒体可能夸大了疫情的影响，并对个人自由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限制。

作者从人类在地球上的命运角度出发，反思了医学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当前社会中，生物安全已成为国家与国际政治策略的核心，政府试图塑造一种“健康恐怖”，以此来应对极端情况。这一策略导致公民权利受限，政治活动和社会关系受到极大影响。

文章认为，当前社会正逐渐失去其社会、政治、人类和情感维度，陷入持续的恐惧与不安全感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民主、立法、选举和宪法等概念，定义新的抵抗形式来对抗新的威权主义。

11 On Truth and Falsity

现代社会中，科学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信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信仰与基督教、资本主义并存，三者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调和。然而，科学信仰的兴起，尤其是医学领域的崛起，带来了一场新的宗教战争。医学不再局限于治疗疾病，而是成为了人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宗教仪式。人们必须时刻警惕病毒，将生活转变为一场持续的崇拜活动。这场战争使得医学权力与世俗权力紧密结合，甚至通过法律强制推行健康生活方式。然而，这种崇拜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救赎，病毒不断变异，战争也永无止境。哲学家们将再次与这种新宗教展开冲突，追求真理的声音将被压制，而伪善者则试图从中获利。



12 Medicine as Religion

在当前社会，人们对于生物安全策略的反应，往往局限于其直接出现的情境，很少有人从政治分析的角度去解读这些新兴结构，它们实际上可能是更大规模政治实验的征兆。文章以Zylberman在2013年出版的《微生物风暴》一书为例，指出健康安全逐渐成为国家及国际政治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书中描述了一种“健康恐怖主义”的构建，通过营造虚构的极端情境，采用“最坏情况”逻辑，全面组织公民的身体，以强化对政府机构的认同。如今，这种模式正被广泛应用，它不仅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还可能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如线上教育和禁止聚集。这种新范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深远，引发了对人类社会本质的思考。



13 Biosecurity and Politics

在疫情的影响下，社会政治现实发生了显著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转向以生物安全为范式的治理，疫情被视为内战，标志着西方政治历史一个时代的终结。公民的“健康权”转变为“健康义务”，政府权力进一步扩张。社交距离成为新的社会组织范式，预示着基于距离的社会形态。

科学和医学在生物安全范式中的角色被探讨，它们如何影响人们对生命和生活的体验。权力结构的悲观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牺牲品”，而“紧急状态”使主权难以抵抗。文章强调，我们需要明确新的专制形式，以制定新的抵抗方式。

难民问题被提出，难民是出生与国籍分离的象征，挑战了国家-民族-领土的三位一体论。公民身份的演变也被探讨，现代公民身份被剥夺了政治内容，成为被动的存在。疫情之后，国家的作用被重新审视，全球策略需要国家权力介入。

政治领域内出现混乱和困惑，政治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对采取限制性措施和禁止社交活动的态度不一。这种现象揭示了政治领域内的界限模糊，原本清晰的政治立场变得模糊不清。一些极端的政治立场，如民主抵抗运动，虽然主张保护宪法自由，却因与极右翼共享某些观点而受到媒体攻击。

作者强调，我们需要深入分析政治领袖立场背后的原因，以及他们如何将正确的理念应用于错误的策略中。

14 Polemos Epidemios

在疫情的影响下，教育模式由线下转向线上，这不仅拉大了师生之间的物理距离，影响了教学质量，更消解了学生生活的意义。作者回顾大学历史，指出学生生活原本是充满活力和社交性的，而线上教育则使学生无法像过去那样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们交流和互动。作者认为，有责任感的教师应像1931年拒绝向法西斯政权效忠的教授一样，拒绝接受这种新的线上教学方式。同时，热爱学习的学生应拒绝进入这种转变后的大学，尝试建立新的学术团体，以保持过去的文化和传统。

当前，社会正经历一场重大转变，其核心机制并非新法律，而是一种例外状态，即暂停宪法保障。这种转变与1933年德国纳粹时期的情形相似，希特勒通过宣布例外状态，实际上取消了宪法保障。在当代，这种转变通过卫生恐怖主义和健康宗教来实现，将健康权利转变为法律宗教义务。这种转变依赖于数字技术和社会距离的新结构，使得人类关系更多地依赖数字设备。尽管这种转变有其弱点，但它仍然强大，因为它利用了国家权力和紧急状态的需要。未来，新的抵抗形式将变得必要。

疫情将政治舞台转变为了新的战场，人们内部矛盾成为战争的核心。在资产阶级民主时代，权力结构开始动摇，立法权被行政权取代，健康问题成为治理的新范式。这种以生物安全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和广泛性。人们为了健康权利，愿意接受前所未有的限制。生物安全模式不再局限于疫情时期，社会距离将成为常态。

作者对现代政治范畴转变的思考，指出“民主”、“立法权力”、“选举”、“宪法”等词汇已失去原有意义。作者强调，我们需要清醒地观察新形式的独裁，以定义新的抵抗形式。在讨论难民问题时，作者提出重新定义欧洲公民身份的必要性，以更好地融入这些人口。同时，作者探讨了公民身份在生物政治维度和安保范式影响下变得被动的问题。此外，作者还讨论了全球化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指出国家在应对全球挑战如疫情时的作用。最后，作者批判了将民主与专制对立的观点，主张寻找超越现有政治框架的新政治配置。

作者对疫情期间政府管理措施的批评，尤其是对一些国家领导人，如特朗普、博索纳罗、约翰逊等，反对限制措施和禁止社会活动的态度表示质疑。作者认为，在疫情危机中，人们的心态变得混乱，左右翼的分歧失去实际政治意义。他强调，无论是极右翼还是激进左翼，他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不应因政治立场而否定其真实性。同时，作者指出，当前的限制措施可能成为常态，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因“社交距离”而改变。他强调，在处理疫情时，应关注生命整体的体验，而非将其分割为生物实体和社会文化两个部分。

人类独有的面部特征，它是人类性格的体现，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然而，当国家选择隐藏公民的面部，如佩戴口罩，便意味着国家丧失了政治维度，人们陷入孤立，失去了社区的联系。

近年来，一种基于恐惧的心理状态在人们心中被刻意培养，这导致人们对于流行病的自然恐慌，为统治者提供了操控的契机。文章指出，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人们对自由的限制被自愿接受，形成了一个扭曲的循环。同时，文章分析了“社交距离”这一新概念，认为其违背了人类和政治生活的本质，并探讨了法律与生命的关系，指出法律不应将生命视为其保护的对象，而应保持与医学的分离，避免对个人自由的过度限制。

作者对疫情背景下政治与伦理危机的深刻反思，指出疫情并非简单的生物问题，而是引发了广泛的政治与伦理争议。他质疑了将疫情视为紧急状态并实施极端措施的合理性，认为这可能导致政府滥用权力，牺牲个人自由。作者强调，在疫情中，人们过于关注生存而忽视了人类关系和伦理价值，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他还担忧疫情结束后，政府可能会继续推行限制自由的措施，使得社会陷入更深的恐惧和不安。

15 Requiem for the Students

在健康危机期间，出现了两个具有争议性的术语“否认者”和“阴谋论者”，它们被用来贬低那些不惧恐慌、敢于思考的人。文章指出，使用“否认者”一词的轻率可能暗示着反犹太主义，而“阴谋论者”一词则反映了历史无知。文章通过历史案例，如雅典的阿尔基比阿德斯、拿破仑和墨索里尼的崛起，说明历史事件往往是由个体和群体策划实现的，否认这些是阴谋，是对历史的误解。文章强调，在意大利这样历史充满阴谋和秘密社会的国家，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事件的行为贬为“阴谋论”，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侮辱。同时，文章还指出，对于疫情的严肃研究显示，疫情并非意外发生，而是有着预先的预警和准备。因此，将寻求真相的人定义为“阴谋论者”是一种诽谤。



16 Two Notorious Terms

法律与生命的关系，指出在古罗马法律中，自然和人的自然生活并未直接进入法律话语，而是作为法律情境的虚构前提。随着19世纪法学家将这一法律艺术转化为血统主义，生命开始成为法律关注的对象。然而，法律对生命的保护也可能带来极端风险，如纳粹德国的优生学政策。作者强调，法律和生命不应混淆，同样，法律和医学也应保持分离，以避免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17 Law and Life

在紧急状态与例外状态的法律模糊性背景下，政府暂停宪法保障的决定权受到关注。法律人士试图为政府宣布的例外状态提供法律依据，但这种做法被认为是误导性的，并引发了真相被歪曲的担忧。疫情对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学课程转向线上，这种转变不仅涉及技术冲击，更是学生生活形式的改变。文章认为，热爱学习的学生应建立新的学习社区，抵御技术冲击，维持传统学习文化。

现代社会在疫情面前的反应引发反思，人们对宗教和科学的依赖以及信仰的缺失。政府采取的“生物安全”新体制，以健康宗教和国家紧急状态为基础，通过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应对疫情。意大利这种体制转变尤为明显，被称为历史上最长的法律暂停期。文章指出，这种体制依赖数字技术，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依赖虚拟空间，但同时也暴露了体制的弱点，如媒体的不一致、科学性争议以及公民对自由的渴望。

疫情转变了政治格局，使得“流行病”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战场。传统资产阶级民主的终结，让位于基于健康的“生物安全”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民的“健康权”变成了履行健康义务的“法律义务”，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生物安全成为新的社会组织范式，公民的行为必须围绕“社会距离”来调整。现代医学将生命抽象化，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体验，同时，权力结构的变化和公民可能的抵抗方式也成为探讨的焦点。

当前难民问题与两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相比，揭示了传统国家-民族-领土模式的挑战。欧洲需要重新定义公民身份，以便更好地融入难民群体。文章指出，生物安全和生物政治维度对公民身份的侵蚀，疫情加剧了公民与难民之间的相似性，将两者视为新公民身份的起点。

作者对疫情下政府管理措施和世界政治反应进行了批评，认为政治领袖对限制措施持反对态度，反映了政治上的混乱和极端主义倾向。在意大利等国家，政府正在测试新的治理技术，可能将社会推向极权主义。作者强调了“裸命”的概念，认为现代医学将生命分为生物体和社会文化两个部分，这种分割可能导致矛盾。作者强调，在面对疫情时，需要找到平衡点，避免走向极端。

18 State of Emergency and State of Exception

人类的面容不仅是情绪的窗口，更是沟通和自我表达的起点。在疫情下，政府选择以口罩遮盖公民的面容，本质上是在消除政治维度，使个体生活在隔离之中，失去社区的基础。这种面容的丧失反映了社会对自由的限制和对个体真实性的忽视。

疫情下，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恐惧和不安被政府利用，导致民众自愿接受限制自由的措施。政府将健康作为核心问题，但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对生命的极端风险。作者批评了政府将健康视为法律义务的做法，以及社会因恐惧而丧失伦理和政治价值观的现象。他担忧疫情过后，社会可能会更加重视生存而忽视其他价值，并认为疫情可能会引发新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历史事件中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阴谋论的可能性。文中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罗马进军”为例，说明了历史事件往往不是简单的偶然，而是多方势力通过策略和联络达到目的的结果。尽管历史中存在许多阴谋，但将历史研究仅仅归咎于“阴谋论”是错误的，并且对试图深入探究历史事件真相的历史学家进行指责是不公正的。

Louis Bolk认为人类过度依赖技术来适应环境，这可能导致自我毁灭。当前全球范围内应对疫情的措施，如“社会距离”和“生物安全”，实际上是在推行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强调对政府机构的绝对服从。这种模式可能导致社会关系的疏离和人类价值的丧失。

科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宗教”力量，正与传统的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形成深刻的冲突。医学作为科学的代表，其影响力日益扩大，甚至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医学将疾病视为邪恶的“神”，而医生和疗法则是拯救生命的“神”。然而，这种医学信仰已从偶尔的仪式转变为一种永恒的、无处不在的崇拜。它不再仅仅是治疗疾病，而是要求人们不断与病毒抗争，甚至将健康生活方式上升为法律义务。这种信仰已将全球带入一种持续的危机状态，仿佛世界正走向终结，却又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幸存。

哲学家们追求真理的思考受到排挤和指责。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走向终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正在衰落，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显现。在面临生物安全和健康恐怖主义的极端措施时，人们意识到旧世界的不可持续，期待一个更加公正和人道的新世界。我们拒绝健康宗教和新的神祇，而是寻求在废墟中寻找更简单、更谦卑的生活方式。

19 The Face and the Mask

恐惧，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是人类的共同体验。它源于人类对世界开放性的本质和对未知的恐惧。恐惧的对象往往是现实世界中的威胁，它们与人类的存在紧密相连。当人类与世界失去联系，便会被具体事物所束缚，进而产生恐惧。

恐惧不仅是个人的心理反应，更具有深远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它关系到权力的建立和正当性。在现代社会，恐惧已成为人类无法避免的体验，揭示了人类存在的脆弱和不确定性。

恐惧的本质在于面对未知威胁时的无力和无助感。这种感受促使人们寻求保护，却往往加剧恐惧的感知。恐惧被视为力量的反面，是想要无力的体现。人们寻求权威人士的安慰，但权威人士的反复强调并未消除恐惧，反而加剧了不安。

要摆脱恐惧，需要回归对世界的开放态度。通过记忆和反思，我们能够理解事物，从而摆脱恐惧的束缚。这种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使我们认识到，恐惧中的“事物”与我们的存在息息相关。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威胁时保持冷静，遵循伦理和政治规则，维护自由。

在人类生活中，恐惧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促使我们意识到自身的脆弱，同时也激发了我们的保护本能。恐惧的存在，使得我们在面对现实世界时，更加注重自身的安全与生存。

然而，恐惧并非完全消极。在某种程度上，恐惧能够促使我们不断进步。正是因为恐惧的存在，我们才会在面对未知时保持警惕，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恐惧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在处理恐惧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正确认识恐惧，学会与恐惧共处。这需要我们具备以下几种能力：

1. 增强自我认知，了解恐惧的来源，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2. 保持开放心态，勇于面对未知，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

3. 学会反思，从恐惧中汲取经验，提升自己的应对能力。

4. 培养同理心，关注他人的恐惧，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5.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遵循伦理和政治规则，维护自由。

总之，恐惧是人类的共同体验，它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面对恐惧，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它，学会与它共处，从而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0 What Is Fear?

当前全球正经历一个世界的终结，这是工业革命以来，历经世界大战和总揽一切的极权主义所构建的世界。在这个背景下，资产阶级民主和其法律制度也在逐渐消亡。人们对于政府采取的极端措施，如生物安全和健康恐怖主义，虽然恐惧，但某种程度上也认识到旧世界的不可持续。新世界虽然未成形，但人们期待在其中找到更简朴、更人性化的生活方式。



21 On the Time to Come

文章探讨了疫情爆发后，国家在道德和政治层面的崩溃现象。作者指出，面对疫情，人们放弃了伦理和政治原则，如接受死者未经葬礼即被焚烧，以及限制个人行动自由以防止疫情传播。这种现象源于现代医学将生命体验分割为生物实体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二元对立，导致矛盾不可调和。作者批评了教会、法学家和政府在此过程中未能保护人类尊严，以及过度使用紧急法令损害民主原则。

文章还分析了紧急状态和例外状态的政治和社会性质，指出两者都涉及对法律暂停的个人评估。作者认为，一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就不再有程序评估其现实性和严重性。同时，作者批评了某些法律专家为了维护政府宣布的例外状态而做出的虚假区分和不可靠的论证。

文章强调，我们需要勇敢地寻求真理，以对抗谎言和误导。在疫情期间，人们容易接受自我隔离和正常生活条件的暂停，疫情也暴露出宗教需求。作者指出，疫情可能导致社会信仰和信念的崩溃，对人们生活产生影响。此外，疫情还可能使某些国家放弃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转向新体制。

生物安全作为一种新型宗教，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形成了一种高效的政府机构。在疫情期间，人们愿意接受对自由的限制，以应对健康威胁。然而，这种做法可能被视为历史上的耻辱时刻。数字技术的普及和“社交距离”的实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多地依赖数字设备。

文章指出，疫情下政治范式发生了深刻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模式转向以生物安全为核心的新治理模式。公民权利转变为健康义务，个体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这种转变引发了对权力结构、社会关系和政治参与的深刻反思。

文章强调对政治语言和概念进行反思的重要性，探讨难民问题对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的挑战，以及疫情对国家角色的影响。同时，文章讨论了在疫情背景下民主与专制的辩论，呼吁探索超越传统政治框架的解决方案。

作者对疫情下各国政府管理措施表示不满，批评过度限制和禁止社会活动的做法。作者指出，疫情导致的紧急情况使得原本应保持清晰的思维变得混乱，左右翼的政治对立也失去了实质内容。作者强调，不论观点来自左翼还是右翼，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举例说明了德国“民主抵抗”运动受到媒体攻击的情况。

最后，文章探讨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国家要求民众戴口罩，遮盖面部所失去的政治维度。作者指出，人们在疫情期间生活在孤立中，失去了彼此的直接联系和社区的基础。

Quotation

从多个文化经典著作中摘录的观点，包括对市场、权力、公民身份、生命伦理、政治主权等议题的探讨。文中涉及到的作者有但丁、歌德、蒙田、卡内蒂、修昔底德、阿伦特、塞涅卡、黑格尔、尼采、韦伯、本雅明、加缪、海德格尔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解读。



Notes

Giorgio Agamben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的研究聚焦于西方思想的历史与当代危机。他撰写了众多作品，如《诗的终结》、《童年与历史》、《国家异常状态》和《身体的运用》等，后者是他九卷本系列《神圣的人》的终结篇。Agamben目前居住在意大利，曾担任多个学术职位，包括欧洲研究生院的巴鲁赫·斯宾诺莎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