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云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担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荣誉资深研究员和日本东京大学客员教授。他在历史学领域享有盛誉，跨足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学术研究与合作交流。

<p>本書以時序性敘述筆法，說明間接代理制用於中國海關 ，以及晚清 以來中國政府企圖解決中央政府、總稅務司署及華籍關員之間的海關問題。在一個由外籍人士掌管的政府單位中，透過稅收養活晚清以來凋敝的經濟，如何透過外國人所主導的中國海關改造，達成增進收入及產業革新的效果。最後一任外籍官員如何帶領職員與總稅務司署從中國撤退至臺灣，海關又有哪些改變與不同。</p>
    <p>张志云（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榮譽資深研究員、日本東京大學客員教授）</p>

獻詞

中國海關史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指出以往研究多集中在外交關係和貿易統計，忽略了海關自身的組織機構和人事管理。隨著檔案資料的開放，研究進入新階段，從管理和組織角度分析近代中國海關。張志雲博士的新書則展現了從時間跨度、華籍關員研究以及國際與國家問題的新維度，為海關史研究開拓了廣闊空間。



開啟中國海關史的領域

海关作为中国与列强交流的中心机构，它在抵抗列强外交压力中扮演了缓冲器的角色。海关最初建立于1854年，随后成为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的税务机构，对对外贸易估稅工作显示出巨大优势。在1863年至1908年间，海关在总税务司赫德领导下成为总理衙门及其外交事务局的执行部门，权力涉及建立军工厂、造船厂、发展外语培训等多个领域。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关一直由外籍人士管理，对外交流起到了关键作用。研究海关历史有助于深入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



中國海關研究的催化劑

张志云博士的论文《海关史》的研究背景和特点。论文通过大量中英文档案史料，特别是关务学堂和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生在海关中的角色，揭示了海关史研究的独特视角。论文指出，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接触是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一部分，海关虽受外国控制，实则仍在中国政府掌控之下。此外，论文还融合了中英文学界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丰富了台湾海关重建和财税人员训练所的发展历程等内容。



嶄新視角的海關史

19世纪中叶，大清帝国面临内外交困，如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小刀会事件爆发，迫使清政府将海关监管权交予外国领管，成立总税务司署。署长赫德在此职位上服务近半个世纪，成为清末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总税务司署不仅负责海关事务，还涉及邮政、检疫、外交等多个领域，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由于外籍关员的身份，总税务司署也引发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质疑。

19世纪后期，陈诗启等学者对海关史的研究突破传统限制，将海关与地方社会相结合，多维度探讨海关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海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逐渐兴起，形成三个主要研究脉络：厦门大学将海关与地方社会结合，复旦大学结合历史地理学，茅海建从海关监督和抗战视角进行研究。此外，滨下武志和笔者等学者从不同背景进行海关史研究，拓展了研究视野。

关于中国海关的本质，学者们提出了“间接控制的代理制度”等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海关的运作模式和影响。书籍深入探讨了中国海关历史，从清政府时期的外籍监督和总税务司署的权力扩张，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与总税务司署的合作与冲突，再到战时和战后海关系统的变迁。书中详细描述了总税务司署权力扩大的原因，以及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建立税务处和税务学堂来规范海关。同时，书中也分析了不同时期总税务司与中央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华籍关员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海关史的研究现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海关与国际贸易、财政、社会、文化以及外交等。研究资料丰富，涵盖海关报告、统计数据、官方文件、外籍海关人员回忆录等。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海关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海关与民族主义、国家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等。研究方法多样，既有文献研究，也有实地考察，展现了海关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緒論

第一篇　中央政府的衰落和中國海關的崛起（一八六○─一九二七）

在晚清时期，洋务运动成为改革的重要推手，以总理衙门和各省督抚为核心，赫德作为总税务司，与西方列强沟通中扮演关键角色。他的忠诚与才能赢得清政府信任，在总税务司署拥有高度自治权。他不仅推动海关行政统一，还通过《局外旁观论》等文章提出对中国军事、行政、外交等方面的深刻见解。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面临内外压力，但赫德与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稳定。慈禧太后对洋务运动重视，派遣庆亲王奕劻与各国协商，力求维护大清帝国稳定。庆亲王、李鸿章和赫德紧密合作，庆亲王负责说服外界，李鸿章处理具体协商问题，赫德则说服列强和舆论界不要摧毁大清。

赫德在《中国与重建》中提出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并建议让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政府的权威。然而，《辛丑和约》的签订给中国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赫德被任命为太子少保，身心俱疲。庚子拳乱后，中国开始向现代化国家转型，但自强运动和新政世代的冲突不断，大清帝国的命运愈发岌岌可危。

赫德晚年虽力不从心，但依然忠诚于朝廷，直到他最终离开中国。离开后，总税务司署在辛亥革命后的权力扩张，取代中央政府行使多项国家职能。安格联成为实际上的“太上财政总长”，但权力扩张破坏了中央政府与总税务司的互信，最终导致他被免职。总税务司的权力增强建立在中国衰落基础上，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怀疑。

总税务司署在二十世纪的变革反映了中国政府结构的变革，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总税务司署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辅助，同时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威胁。郭约翰与布拉姆之间的通信反映了1911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病假、逝世，以及裴世楷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升补总税务司等人事变动。书中指出中央政府与海关代表之间的互信缺失，以及海关的完全自治和绝对服从对后续政府构成的严重威胁。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深入的分析。

第一章　晚清的三次改革（一八六○─一九一一）

辛亥革命后，总税务司的权力逐渐攀升至高峰。此前，总税务司并无直接管理税款的责任，但革命后，其掌控了海关税款，以确保外债和赔款支付。这一权力扩张得益于《辛丑和约》和《一九一二协议》，允许总税务司在报告税收总额前分配海关税款。然而，其权力并非无限制，需应对列强干涉和国内政治复杂性。

在北洋政府时期，总税务司成了“太上财政总长”，职责不仅包括征收和保管税款，还涉及应对政治压力，协助政府度过财政危机。在此过程中，总税务司积累了更多权力，但同时也承受来自列强和国内政治的双重压力。

民国时期，关税收入激增，北洋政府面临财政困境。总税务司安格联在管理关税和内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代理制度间接控制，既保证了国家信用，又避免了对地方势力的过度依赖。安格联的角色随政治形势变化，从财政总长的下属到平级，再到财政重整委员会委员，职责逐渐扩大，但同时也面临两难困境。在北洋政府内战和混乱中，安格联努力维持海关和财政的稳定，为国家的未来经济政策奠定基础。

安格联在北洋政府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作为“太上财政总长”，在政治上扮演关键角色。他对中国1912年至1927年的财政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北洋政府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安格联的权力也受到限制。在关税自主会议等关键时刻，他的作用被凸显，但也暴露了政府间权力博弈的复杂性。在处理与国民党及列强的关系时，安格联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既要维护中国利益，又要应对外部势力干涉。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对中国财政命脉的把握与保护，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动荡与复杂。

中国海关收入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变化和发展，包括对海关收入的管理和使用，以及与财政、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关系。文章详细描述了1912年一项变更，规定每月结余在偿还1900年之前贷款后，将按比例分配给负责赔偿服务的银行。同时，引用多份文献资料，展示了海关在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时期、北伐等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此外，文章还涉及了关税自主权的争取、与列强的外交关系以及炮舰外交等问题。通过对这些内容的阐述，揭示了海关收入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性。

1923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政府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机密电报往来，主要涉及关税、外交政策和海关事务等敏感话题。电报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内部政治动荡、外部压力和外交斗争的复杂局面。其中，五卅事件、关税自主权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在电报中有所体现。通过这些电报，我们可以窥见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微妙关系。

第二章　太上財政總長（一九一二─二七）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海关经历了重要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华籍关员和税专的崛起与成长。这段历史展示了华籍关员在外籍关员长期主导的海关中的地位和待遇问题，以及中国政府为培养自己的海关人才所做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同文馆的设立和税务学堂的创建成为推动华籍关员成长的关键途径。

在这一历史时期，税专学生的待遇改善成为政治诉求。为此，安格联亲自指导外班培训学校培养新一代华籍鈐子手，该项目培训了约二十人。第一节课的内容是关于中国海关以及为何它处在外国人的管辖下，旨在防止华籍鈐子手对外籍总税务司署制度的不满。随着税专在海关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总税务司仍在招收外籍帮辦，与用税专毕业生取代外籍关员的目标产生冲突。

1927年后，税专的权力达到顶峰，但在北洋时期，由于派系内斗，税专管理相对稳定。安格联以专业官僚身份领导稅專，使得稅專學生能胜任海关职责。然而，在国民政府时期，稅專招生规模扩大，影响了教学质量。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华籍关员通过不懈努力，逐渐在海关中崭露头角，为后来的海关管理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反映了华籍关员在外籍关员长期主导的海关中的地位和待遇问题，以及中国政府为培养自己的海关人才所做出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同文馆和税务学堂的设立成为推动华籍关员成长的重要途径。尽管过程中存在诸多挑战，如文化差异、政治背景等，但华籍关员通过不懈努力，逐渐在海关中崭露头角，为后来的海关管理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華籍關員和稅專（一九○八─二九）

第二篇　互惠互利（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易紈士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紧张，他坚守中国海关独立和财政信誉。他试图通过会议恢复关税自主权，但失去伍朝樞支持后，转而寻求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支持。在国际政治背景下，英国和日本争夺总税务司职位，但日籍关员与易紈士合作无间。易紈士在上海与宋子文建立互信，通过他达成共识，展现外交能力。

在国民政府时期，易紈士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斗争。他通过与宋子文、江浙财阀等人的协商获得总税务司职位，却引起梅乐和等人的反对。职位争夺战成为国民政府内部各派势力斗争的焦点，银派支持易紈士，政府派支持梅乐和。易紈士在职位上面临多重困难，包括与梅乐和的斗争及对外国势力的抗争。由于国民政府未能履行承诺，易紈士辞职，将总税务司署迁回上海，任命梅乐和为副总税务司。这一过程展现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这段内容基于1917-1925年间的历史背景，涉及中国海关改革、四一二事件、武汉国民党的分共、第二次北伐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档案资料和电报内容，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动荡和内外压力。同时，内容还涉及英国处理与中国关系的策略和态度，以及日本等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些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分析展现了中国在那个时期所经历的复杂历史变迁。

第四章　鼎革與政變（一九二七─九）

在1929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与总税务司署的关系经历了深刻变革。国民政府通过增强关务署、华员和税专对总税务司的管控，扩大了关务署的权限，并支持华籍关员争取平等地位。尽管总税务司署权力尚存，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重新建立了互信，向着互惠互利发展。在此背景下，总税务司署与国民政府合作日益紧密，共同应对日本军事侵略和国内军阀混战的挑战。梅乐和作为总税务司，在改善与国民政府关系、保护海关完整和国家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0年代，中国海关历史背景中，特别是国民政府时期，海关运作与改革备受关注。书中揭示了海关内部华洋籍关员待遇不平等问题，华籍关员如何通过与总税务司梅乐和合作，争取更多工作机会和地位提升。详细描述了华籍关员在海关系统中的晋升过程，以及他们如何与外籍关员竞争和合作。同时，九一八事变后海关的困境，以及福本顺三郎等日本籍关员在复杂政治环境下的角色和挑战也被探讨。此外，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建立和演变，以及对外籍关员工资的影响也被揭示。

二十世纪初，中国海关内部矛盾和改革尝试层出不穷。由于外籍关员与华籍关员待遇不平等，华籍关员对帮办、关员及内班外班界限表示不满，认为这是歧视。尽管丁贵堂上任后提高了华籍关员待遇，但整体地位和待遇仍低于外籍关员。外籍关员认为华籍关员通过考核后可享受与外籍帮办同等待遇，但华籍关员则认为这种区分是体制上的不平等。海关内部曾讨论多次重要修正，但抗日战争爆发导致改革停滞。

1927至1949年，中国海关服务历史发展记录了重要文件和命令，如《中国海关服务文件汇编》等。总税务司梅乐和等人的通令以及海关官员职业生涯如丁贵堂和岸本廣吉，以及他们对海关制度的改进建议也被提及。通过分析这些历史档案，揭示了近代中国海关服务的运作方式和面临的挑战。

第五章　再建互信（一九二九─三七）

在1929年至1937年，税专作为海关唯一招募基地，肩负着培养海关关员的重任。学生在此接受全面教育，涵盖多门学科，如语言、经济学和社会学。总税务司署提供资金支持，1935年，税专重组，三所学院汇聚上海，关务署长兼任校长，提升了其地位。然而，税专在政治考量与效率需求间遭遇矛盾，导致教育质量下滑。同时，稅專面临冗员问题、日军侵略以及中国贸易发展等多重挑战。

同期，北平税务学校发展迅速，通过大量档案资料，展现了其在税务教育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活跃。档案中包含与总税务司署的通信，如官方文件、密信和普通信件，以及与其他机构如海关学院的往来。记录了该校在不同年份的税收管理、教育改革和人事变动等信息，体现了其在税务领域的重要地位及影响力。

第六章　唯一招募基地（一九二九─三七）

第三篇　戰爭和撤退（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总税务司署在极端困境中坚持下来，其历程引人深思。梅乐和爵士领导下，总税务司署通过与英、日籍关员的合作，努力维护海关的完整性，但战争的发展使其陷入两难境地：既要应对日本军方的压力，又要与汪伪政府合作，同时还要应对内部腐败问题。抗战胜利后，总税务司署被分裂成上海和重庆两个部分，分别受控于日本占领区和重庆国民政府。

在此期间，中国海关面临着种种困境。同盟国高级关员被解雇，地方税务司不得不匆忙招募大量新关员，导致海关内部出现腐败现象。岸本广吉就任总税务司后，努力改善海关管理，包括改革人事制度、提高关员待遇等。然而，他在处理华籍关员问题时，面临着日本军方和汪伪政府的双重压力。同时，重庆政府也对汪伪海关产生不满，试图通过加强监管和控制来提高海关的效率。

在战争和外交的复杂背景下，岸本广吉在夹缝中求生存，努力保持海关的完整性和运转。与此同时，海关的外籍员工面临着道德和生存的抉择。他们一方面受到日本占领者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与汪精卫政权合作，以维持其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一些外籍员工选择抵抗，如梅樂和爵士尽管同情中国政府，但拒绝加入敌对政府。然而，也有像丁貴堂这样的人，他为了个人利益选择了附敌。这种行为引起了中国员工的不满，并在战后受到了调查和谴责。

战争期间，海关的工作环境恶化，外籍员工的安全受到威胁，甚至有被绑架的风险。尽管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留在岗位上，直到战争结束。这段历史揭示了在极端情况下个人道德与生存需求之间的冲突。

1935年，丁贵堂考察欧美关税行政的报告详细记录了他在欧美考察关税行政制度的经历和见解。同时，1942年至1945年间一系列的岸本廣吉通令记录了当时中国海关总署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管理和运作情况。此外，文章还提及了丁贵堂的资历卷、答辩书等文献资料，揭示了他在海关工作期间的职务变迁和所面临的困境。通过对这些历史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中国海关在战争环境下的艰难处境以及丁贵堂个人的职业生涯。

第七章　抗戰中的總稅務司署（一九三七─四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洋籍海关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华籍关员在抗战中冒着生命危险，但外籍关员因生活条件差而不愿重返重庆总税务司署。丁贵堂支持汪伪关员，帮助他们逃过政治审查，从而“丁帮”壮大。国共内战爆发，总税务司署及其海关站终结，但接收工作复杂，丁贵堂在上海负责海关接收和复员工作，汪伪关员因抗战贡献得以复职。然而，内战和通货膨胀导致海关内部矛盾加剧。

国民政府实施新政策，要求出口商人提前用外币缴纳出口税，导致许多普通商人无法负担，出口业受重创，外汇储备积累受影响。1947年至1948年，海关查处大量走私案件，扣押货物价值数百万美元。海关官员面临贪污和走私挑战，尤其是低阶官员，工资微薄却要面对走私问题。国民政府经济状况恶化，1948年十一月失败并南迁，海关负责运送大量黄金白银至台湾，外籍关员在撤退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共内战结束，外籍关员三次撤退标志着中国海关“外国属性”的去除。

美籍总税务司李度在台湾地位特殊，拥有外籍特权，将税款汇至海外，行为引起争议。他在台北总税务司署重建和关员退休金管理上发挥重要作用，但也导致署破产。尽管如此，国民党对他的贡献表示感激，他在台湾海关存续过程中三次撤退保证海关运作。李度离开中国海关后成为财政部顾问，在决策中心继续发挥影响力。

第八章　國共內戰中的中國海關（一九四五─九）

税专在抗战时期经历的变迁。由于国统区沦陷，税专失去了其主要的支持，使得其招募功能受到影响。税专在汪伪政府的压力下，曾一度被接管，并与海关分开。抗战期间，税专由总税务司管理，但后来因为海关人手不足，税专被要求停止招收新生。战后，税专从关务署和总税务司署的角力中独立出来，进行了重组。财政部为了制衡关务署，设立了高级关务人员考试，并通过这种方式调整了税专的管理和招生方式。然而，这种改变也引起了学生和培训生之间的冲突。随着战事的发展，税专经历了多次搬迁和重组，其地位和功能也在不断变化。



第九章　向培訓機構轉變（一九三七─四九）

第四篇　在兩岸的沿續與衰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关总署经历了重大变革。与清朝、北洋和民国时期相比，人民政府对海关总署的管控更为严格，重新定义了海关的存在价值。海关总署的职责从促进国际贸易和征收关税，转变为保护民族工业和打击帝国主义贸易掠夺。人民政府通过指派党籍干部、设立第二套共同治理模式等方式，加强了对海关总署的控制。在政治运动中，老关员们被迫转变立场，接受新的规定。

然而，改革开放后，海关总署重新获得重视，其职能和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国家在口岸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机关。上海海关的老关员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政治困境，他们虽远离政治，却保全了许多人，但自己的工作却无法保障。

1957年，海关总署开始实施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的方案，导致大量老关员被调出或下放，生活陷入困境。一些老关员因政治立场与共产党发生冲突，被迫加入政治运动，甚至被打成右派。尽管如此，他们仍努力工作，协助共产党接管海关，但他们的专业价值和政治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老关员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经历了从辉煌到衰落的过程。

中国海关总署专员Lester K. Little在1957年的书信往来，以及当时中国的政治背景，涉及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共产党内部对国家政策的讨论。这些书信内容展示了当时政治环境的紧张和复杂性，以及官员们对国家政策和国际形势的关注。同时，文章还提及了当时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迁。

这段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海关，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促进国际贸易到保护民族工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老关员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他们的经历也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第十章　中國大陸的海關總署

方度，曾在李度的任命下担任代理总税务司，并在退休后获得全额退休金，这一举动引起了华籍关员的不满，他们认为方度是用他们的退休金换取了职位。方度的权力来源于对海关传统的掌握和与上层人物的关系，他在任期内长达十年控制总税务司署。然而，在他任期结束后，海关的地位不再特殊，副总税务司张申福接任总税务司，成为首位长期担任此职位的华员。张申福在任内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由于出口商品退税业务的繁重和潜在的贪污问题，他在1963年因“假出口案”自请调离。

台湾海关总税务司署与关务署的合并争议始于1950年代，持续至2013年。在这期间，两署之间的权力斗争激烈，总税务司署一度处于下风，但最终在1982年逆转。争议的核心在于是否将总税务司署并入关务署，以及如何处理两署的人事制度。在此过程中，台湾政府内部对合并存在分歧，财政部长严家淦扮演了关键角色。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官僚制度源自清朝，融合了英国制度，这增加了合并的难度。

海关的改制历史从詹德和接任总税务司开始，通过立法解决海关的合法地位，将海关人员纳入文官体系，最终实现海关的现代化改革。改革过程中，詹德和面临了众多困难和挑战，如与立法院、铨叙部和考选部周旋，处理灰官和黑官的职位问题。尽管改革过程中遭遇反对声音，但最终实现了海关的现代化和合法化，使其成为台湾文官体系的一部分。

李氏的日记内容经过四十年才得以出版。书中详细记录了李氏在战时及战后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包括海关工作的艰辛、战乱时期的苦难以及社会变迁的波澜。书中引用了多份官方文件和专家学者的观点，以丰富资料佐证了李氏日记的历史价值。

第十一章　臺灣海關的重建

1949年，税專學校關閉後，其歷史遺緒在兩岸得以延續。該學校後轉變為上海海關學校和臺灣的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雖然這兩所學校未承認與税專的歷史關係，但在訓練關員和培養學術課程方面，它們承繼了稅專的傳統。上海海關學校最初設立於1907年北平税务学校，後來轉變為中專，並最終升格為海關學院。臺灣的財訓所則由李國鼎創立，強調專業和清廉的訓練。

上海海關學院發展歷程可追溯至1953年，當時由上海海关代對外貿易部海關總署直接領導。1964年，學院成為對外貿易部上海海關學校。在此過程中，學院經歷了多次領導關係轉移、校名變更、招生計劃調整等事件。此外，學院在海关史研究方面取得成就，並為培養财税人員做出了貢獻。

在管理方式、培養目標和對外交流方面，上海海關學院和臺灣財訓所都有著相似之處，共同承载著稅專的歷史使命。兩所學校在訓練關員和培養學術課程方面承繼了稅專的傳統，雖然它們沒有正式承認與税專的歷史關係，但實際上在訓練關員和培養學術課程方面都承繼了稅專的傳統。

上海海關學院自建立以來，一直致力于培養專業的關員。學院從最初的北平税务学校發展至今，已經經歷了多次變遷。1953年，學院由上海海关代對外貿易部海關總署直接領導，成為了上海海關學校。1964年，學院再次變更名稱，成為對外貿易部上海海關學校。在此過程中，學院經歷了多次領導關係轉移、校名變更、招生計劃調整等事件。

學院在海关史研究方面取得豐碩成果，並為培養财税人員做出了貢獻。在臺灣，財訓所由李國鼎創立，強調專業和清廉的訓練，與上海海關學院在訓練關員和培養學術課程方面具有相似之處。兩所學校在管理方式、培養目標和對外交流方面都有著相似之處，共同承载著稅專的歷史使命。

第十二章　稅務專門學校的遺緒

1949年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海关及华籍关员面临了一系列挑战。大陆方面，人民政府为了消除海关的“外国特性”，采取了激进手段，如派党籍干部接管海关，并通过政治运动压缩关员权力。而在台湾，政府则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逐步规范海关，虽然保留了部分历史特色，但也利用内部问题迫使总税务司辞职或退休。

在中国海关的历史中，权力斗争和变迁贯穿始终。清朝和北洋政府时期，税务处和关务署的权力不断变化，归属也多次调整。民国时期，税务处和关务署成为国民党精英人才的汇聚地，但他们的地位却屡遭贬低。在中共政府时期，海关总署署长成为对外贸易部外贸局下属，关政司成为台湾政府的咨询机构。

华籍关员在中国海关的地位逐渐取代了外籍关员，但他们的待遇和权力仍然低于外籍关员。海关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形成新的问题，因此需要财政部的平衡和掌控。在两岸，华籍关员都受到政府的管控，其特殊地位逐渐被削弱，最终不得不让位给新一代管理者。

这一过程中，大陆和台湾的海关都经历了从权力斗争到规范化、从集中到平衡的转变。大陆通过政治手段强化了海关的国有化，而台湾则是在保持一定历史特色的基础上逐步规范化。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海关管理者的更迭都反映了政治和社会变迁对海关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海关的角色和地位也在不断演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海关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