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著有《束缚独裁者之手：中国法治的兴起》。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拥有密西根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17年，他曾代表哈佛大学到台大与政大演讲。林资香，国立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学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广告硕士，是专业翻译、编辑和作家，译著涵盖多个领域。

貴族、門閥、士族，如何讓王朝從富國強兵、太平盛世到苟延殘喘？ 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都面臨到這樣的兩難取捨：團結的菁英階層既能強化國家，也能群起反抗讓皇帝下台。 ․為何國家衰弱而王朝存續更久？ ․哪個朝代的君王承受菁英政變的風險最大？ ․統治者藉由分化菁英來掌控權力，如何導致朝代衰亡？ ․統治者與菁英之間，能達到均衡狀態嗎？ ․菁英為何會從一個共容性利益集團轉變為狹隘性利益集團？ 成也菁英？敗也菁英？ 哈佛大學政府系王裕華教授以長時段的歷史為基礎，透過社會科學研究與統計方法，解釋了中國古代國家的興衰──菁英利益的轉變與其建構的社會網絡，最終影響了國力以及政權穩定性： 隋唐時期，「星形網絡」的菁英，他們熱衷於以各種方式來增強國力，因為他們的私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是一致的： 這階段的統治者以犧牲個人權力為代價，透過菁英的力量來幫助國家擁有強大國力。 宋朝之後，「領結形網絡」的菁英深耕地方，汲汲於影響中央政策，試圖由此來讓自己的家族親屬蒙受其益： 皇帝以制度性變革（科舉考試）來重塑菁英階層，彼此成為一種夥伴關係。統治者以極度內縮的國家為代價，利用分裂、地方化菁英建立起絕對的君主政體。 清朝時期，因科舉考試廢除，「環形網絡」的菁英與國家之間的連結被切斷，國家的外患與內亂，讓地方菁英擁有了極高的自主性與權力： 鴉片戰爭後西方國家入侵，統治者失去了保護人民的能力。太平天國之亂時，中央政府無法控制私有民兵的存在；當仕紳菁英滲透的地方軍隊宣告獨立，清王朝的統治注定邁向落幕。 兩千多年來，中國始終是領先全世界的超級強權，只在最近兩個世紀落後。為此，值得我們探究：是什麼因素導致帝制中國的衰亡？為什麼中國的歷史教訓能幫助人們深入了解國家建設的課題？ 作者為中國國家發展的三個階段做出敘事分析，聚焦於統治者、中央菁英以及社會團體之間的互動，如何為國家與社會帶來不同的權衡結果，並延伸討論了中國的國家發展路徑與歐洲的不同之處。 本書結合了歷史數據與社會科學研究，對國家發展模式提出全新的理論框架：菁英的三個轉型階段與國家興衰的關聯，凸顯出菁英的社會關係對國家發展軌跡的深遠影響與作用，由這個角度回應並充實現有的國家制度理論。
 王裕華（Yuhua Wang）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著有《束縛獨裁者之手：中國法治的興起》（Tying the Autocrat’s Hands: The R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2017年曾代表哈佛大學到台大與政大演講。 譯者簡介 林資香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士，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廣告碩士，目前為文字工作者，專職翻譯、編輯與寫作，譯著涵蓋心靈成長、瑜珈、傳記、哲學、歷史、商業等領域，包括《爆買帝國》、《哲學的故事》、《暗殺世界史》、《改變世界觀的20個偉人和100本書》、《開啟你的驚人天賦》、《當佛陀遇見愛因斯坦》、《西藏禪修書》、《全球思維在地行銷》、《時尚商業學》、《偉大攝影的基礎：人物》、《不尋常的邊界地圖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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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历史演变，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原始国家形态，到欧洲国家的发展轨迹，展示了多样的国家组织形式。欧洲国家的发展模式虽然成为全球标准，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能直接采用。中国就是一例，其独特的国家发展模式在文章中得到展现，并探讨了国家实力与统治者在位时间长短之间的复杂关系。

文章提出，不同国家的精英社会域网络结构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实力和国家形态，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路径。星形、领结形和环形三种理想类型的精英社会域网络，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发展结果：星形网络形成富国强兵的寡头政治，领结形网络维持太平盛世的伙伴关系，而环形网络则导致国家衰弱和崩溃。

外生冲击，如气候变化和冲突，为统治者提供了重塑精英社会域的机会，从而影响国家与精英阶层的互动。作者将暴力冲突视为国家发展转型的驱动力，并认为冲突如何塑造国家发展取决于之前的国家与社会联系。

文章通过对中国千年国家发展的社会基础进行探究，将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国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寡头政治下的富国强兵、伙伴关系下的太平盛世、军阀主義下的亡國敗將。此外，还探讨了气候变迁、暴力冲突如何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发展路径的差异。

在星形网络中，中央精英试图强化国家；在领结形网络中，精英更倾向于将国家职能下放给社会团体；在环形网络中，国家力量微弱，社会团体自行提供公共安全。这些网络结构反映了不同国家与精英阶层关系的多样性。

通过分析，文章揭示了国家实力和国家形态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及统治者如何在不同情况下权衡国家实力和个人存续。这一分析对于理解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篇　緒論

唐朝，一个在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期，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成就著称。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和南方港口的便利条件使得唐朝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广泛。然而，随着土地私有化的趋势，国家财政和军事制度受到威胁。唐朝初期的府兵制因土地公有制的崩溃而逐渐衰落，转而依赖雇佣兵，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炎成为宰相后，提出了“两税法”进行财政改革。这一累进税制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对唐朝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唐朝的政治结构中，贵族阶层对皇权的强大监控和影响，以及科举制度的引入，对帝制中国的政治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唐朝后期，由于安史之乱和地方藩镇势力的崛起，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土地登记制度和税收体系受到破坏。贵族阶层和宗教团体大量拥有土地，庄园经济兴起，导致中央税收减少。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唐德宗任命杨炎推行两税法改革，将单一税制转变为累进税制，并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配制度。这一改革虽然受到部分贵族反对，但由于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得到了中央和地方精英阶层的支持，从而取得了成功。

唐宋变革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科举考试制度在这一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降低了贵族阶层对官职的垄断，使得更多来自平民家庭的士子通过考试进入官僚体系，促进了社会流动性。然而，科举考试并非完全公平，部分家族依然在考试中占据优势。

随着科举考试的普及，士人阶层兴起，他们在地方建立权力基础，并与国家形成伙伴关系，共同维护统治。这一过程中，科举考试和地方权力网络的建立，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帝制中国长期统治提供了重要支撑。唐朝，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昌盛的时期，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为中国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篇　寡頭政治下的富國強兵

宋朝，一个矛盾与创新的并存时代，它既承袭了唐朝的文化遗风，又开创了独特的政治经济格局。皇帝的权力强大，但地方精英亦在积极捍卫自身利益。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主流，恩庇关系仍有所保留。尽管军事上强大，宋朝却未能抵御外敌的入侵。王安石变法试图强化国力，但地方利益成为其失败的阻碍。士大夫阶层在这一时期的矛盾和冲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策略对于理解这段历史至关重要。

王安石变法，旨在富国强兵，主要内容涉及方田均税法、保甲法、青苗法和募役法等政策。变法成功之处在于，它增加了政府税收，强化了国防力量。然而，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反对派的阻挠和统治者权力的转变是关键因素。变法对宋朝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加剧了社会分裂，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势力的发展。

在宋朝历史中，王安石变法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影响了宋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还对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

第五章　宋朝的領結形網絡崛起

明朝中叶，面对财政困难和人口增长，张居正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首先，他通过考成法提升了行政效率，这一方法通过考核官员的政绩来激励其勤勉工作。接着，张居正推行土地清丈，试图平衡税收负担，尽管工作未全部完成，但地方上已取得一定成效。

此外，张居正实施了著名的“一条鞭法”，旨在简化税役制度。该法将田赋和其他杂役合并为单一的货币税，以解决财政压力和村民负担加重的问题。这条鞭法以土地所有权为征税依据，并要求以白银形式缴纳，简化了征税流程。

然而，这一改革并非毫无阻力。地方官员和地主仕绅对改革持反对态度，导致改革进度缓慢。张居正通过操纵人事关系和运用影响力推进改革，但不得不在反对声中做出一些让步。

賦役制度是明朝初年实行的税收制度，其中田賦按田地大小征税，勞役则按家庭成年男子数量派发。随着政府开支扩大，勞役范围和数量不断增加，给村民带来沉重负担。为解决这一问题，明朝实施一条鞭法，将賦役合并为一个累进稅，以平衡财政负担并提高税收公平性。

一条鞭法的实施过程中，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张居正以其智慧与勇气，努力克服障碍，推动改革向前发展。这一改革在平衡财政负担和提高税收公平性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为明朝中叶的经济稳定和政治清明奠定了基础。

第六章　明朝的太平盛世

在帝制晚期的中国，精英阶层面对着科举竞争、家族财产分配、公共财物短缺、政府干预和暴力冲突等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他们建立了以世系组织为核心的私有秩序机构，以社会合作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机构通过共同祖先崇拜、家谱编纂和婚姻联姻等方式，帮助精英们解决承诺问题，确保资源在世代间的有效转移。

世系组织在地方公共建设、抵制国家政策和共同防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塞多由世系宗族所有，精英们通过祭祖、家谱和联姻等手段加强世系凝聚力，共同抵御外敌。同时，联姻也促进了跨世系社会网络的形成，加强了家族间的合作。

在战乱时期，地方精英会在战乱地区避难、建立要塞或组织私人民兵，以保护自己和家族。世系成为组织防御的关键，家族间的团结协作在抵御外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种社会合作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成本。为了维护家族利益，精英们需要在繁荣与和平之间进行权衡，合理分配资源用于防御。在这个过程中，家族成员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负担，以支持家族的共同利益。

总之，在帝制晚期，中国地方精英通过世系组织和社会合作，在不确定的时期保护自己和家族，确保了家族利益的长久传承。这种社会合作模式对中国长期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七章　私有秩序機構的發展

第三篇　夥伴關係下的太平盛世

在清朝时期，政治和经济状况呈现一系列特点。土地登记停滞，税收固定，加上官僚政治的保守性，导致税收总额长期不变。这种情况可能与统治者对地理因素的考量、意识形态影响或政治机构特性有关。尽管清朝试图增加税收和进行地籍调查，但这些努力都遭到官僚的反对。

清朝政治精英地方化，汉人官员凭借文化优势成为权力核心，而满族贵族则多扮演象征性角色。官僚机构倾向于维持低税负以赢得地方士绅的支持，而士绅在税收决策中具有影响力。随着八旗人口的增长，政府开支，特别是军事费用增加，财政压力巨大，尤其在镇压起义后。

晚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旧政权的均衡下，政府与仕绅阶层合作治理国家，提供公共财物并保护地方社区。然而，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增加了清朝的防务成本，使其无法控制地方世系组织的发展。

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政府被迫将地方防御职责交给地方精英，打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地方精英在地方政府和防御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推翻清朝的力量。财政危机迫使朝廷对地方精英征税，军事失败削弱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导致士绅领袖批评政府弱点并倡导自强运动。

太平天国试图进行土地再分配，虽然未成功，但影响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为应对内忧外患，清朝允许地方精英建立私人民兵，打破了国家与社会的传统权力结构，使得地方精英在地方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权力转移被视为传统国家的崩解或国家内卷化。

最终，清朝在内外压力下财政崩溃，教育制度改革和新军的兴起，地方精英力量进一步增强，导致辛亥革命中各省脱离帝国，清王朝灭亡。研究显示，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加剧了地方精英的集体行动，这可能是清朝衰亡的关键因素。

第四篇　軍閥主義下的亡國敗將

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显示出，国家的成长并非由代议制机构或好战分子的竞争所塑造，而是由具有国家社会关系特性的精英网络结构所推动。这种结构在维护精英广泛利益和巩固国家权力之间构成了困境。与欧洲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差异相比，中国的这种精英社会结构在国家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章进一步分析了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探讨了精英社会结构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并对比了不同地区的建国经验。

在拉丁美洲和中国，国家建设的历程经历了从殖民时期的“领结形网络”到独立后的多样化转变。文章强调，国家建设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中央政府是否能够与地方社会建立联系，以及核心与外围之间达成的协议类型。在中东，部落社会为国家提供了另一种组织形式，部落国家在共同目标感下具有优势，但缺乏共同使命时容易瓦解。鄂图曼帝国的国家发展历程展示了“分而治之”的策略，通过建立领结形网络间接控制外围地区。中国则在革命后通过土地改革重建地方社会，改变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为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文章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建设至关重要，应超越强化官僚机构的狭隘焦点，实现精英社会结构、强大国家和持久政权的和谐共生。在拉丁美洲和中国，国家建设的历程经历了从殖民时期的“领结形网络”到独立后的多样化转变。这种转变关键在于中央政府是否能够与地方社会建立联系，以及核心与外围之间达成的协议类型。在中东，部落社会为国家提供了另一种组织形式，部落国家在共同目标感下具有优势，但缺乏共同使命时容易瓦解。鄂图曼帝国的国家发展历程展示了“分而治之”的策略，通过建立领结形网络间接控制外围地区。中国则在革命后通过土地改革重建地方社会，改变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为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拉丁美洲和中国，国家建设的历程揭示了从殖民时期的“领结形网络”到独立后的多样化转变。这种转变关键在于中央政府是否能够与地方社会建立联系，以及核心与外围之间达成的协议类型。在中东，部落社会为国家提供了另一种组织形式，部落国家在共同目标感下具有优势，但缺乏共同使命时容易瓦解。鄂图曼帝国的国家发展历程展示了“分而治之”的策略，通过建立领结形网络间接控制外围地区。中国则在革命后通过土地改革重建地方社会，改变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为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文章强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建设至关重要，应超越强化官僚机构的狭隘焦点，实现精英社会结构、强大国家和持久政权的和谐共生。在拉丁美洲和中国，国家建设的历程经历了从殖民时期的“领结形网络”到独立后的多样化转变。这种转变关键在于中央政府是否能够与地方社会建立联系，以及核心与外围之间达成的协议类型。在中东，部落社会为国家提供了另一种组织形式，部落国家在共同目标感下具有优势，但缺乏共同使命时容易瓦解。鄂图曼帝国的国家发展历程展示了“分而治之”的策略，通过建立领结形网络间接控制外围地区。中国则在革命后通过土地改革重建地方社会，改变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为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第五篇　結語

在历史研究中，社群结构和社会分化是两个重要的分析对象。本文以宋朝时期大臣要员间的联姻网络为研究对象，利用格文-纽曼算法和贺芬达指数等方法，分析了社会分化程度与政治关系网络之间的关系。

首先，通过分析宋朝大臣要员之间的联姻网络，我们发现这种网络导致了高度的社会分化，并在整个宋朝时期持续存在。这表明，政治联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接着，我们通过分析王安石变法，探讨了政治家对强化国力的支持与其宗亲网络地理跨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呈正相关，即政治家对国力的支持与其宗亲网络的地理跨度成正比。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明朝大臣要员的宗亲网络来源，并通过对一條鞭法的分析，探讨了官员的地域背景与政策实施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官员的地域背景对其政策实施有着重要影响。

最后，通过对世系组织和家谱的分析，我们探讨了世系组织与家谱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地方精英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世系组织和家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精英的集体行动，从而对社会分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本文通过分析宋朝大臣要员间的联姻网络、王安石变法、明朝大臣要员的宗亲网络来源以及世系组织和家谱等因素，揭示了社群结构与社会分化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系网络、地域背景、世系组织等因素对社会分化具有重要影响，为理解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