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建榮是台灣著名的全方位思維史家，現任《社會∕文化史集刊》主編。他曾任多所大學教授，並提倡「敘述史學」與「新文化史」。盧氏著作豐富，涉及古今中外，如《曹操》、《入侵台灣》、《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等，獲多項獎項，並引領兩岸年輕世代開創史學新風。

余大師學術成就名實不符， 孵育余家班五十年，導致學術貴族制壟斷之禍。 余大師經不起驗證的學術成績： •為取悅費正清寫漢代版的封貢體系 •湊熱鬧鑽紅學，錯把書評家和書商當作者 •神話陳寅恪 •比附明清商業文化為資本主義 以「海外胡適」自居，並以一身繫中華文化存續的余英時，五十年駐錫福華寺，大吹其會通中西文化的法螺，卻犯了引用西方學術理念的誤用、濫用，甚至挪用的失格之舉。他對中西文化的理解，多流於皮相，且屬於高山滾鼓的性質。他終極關懷的兩說「儒學的現代化」及「中國文化無敵」，如今看來愈發如昨日黃花，盡化為春泥矣。 余氏以治思想史聞名於世，不僅研究個別思想家，如朱熹、戴震、章學誠、陳寅恪、胡適、顧頡剛等人，也研究時代變動下的思潮，如漢晉之際、明清之際，以及晚清民初。這些研究的手法暴露了不少在思維上的盲點，在與西洋學術資產對話時的牽強，在課題拿捏上精準度的欠缺，在史料疏通與特定課題之間不能符應，以及在論思潮導致社會自發性變動時之武斷。 余大師還利用台灣報媒刊載其學術作品，諸如陳寅恪晚年心曲、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以及東漢生死觀等等學術大文，徒留難登大雅之堂的劣作。這比起西方「志於道」的學者，相差何啻霄壤？在他留洋的五○、六○年代，以迄爾後滯留西方，他對西方史學不僅陌生，而且霧裡看花不知所以，更未曾在英文世界遺下鉅著或傑作。
 盧建榮 現任《社會∕文化史集刊》（新高地）主編，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也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以及佛光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作者是台灣僅見全方位思維的史家，古今中外史蹟皆其獵場，長年提倡「敘述史學」與「新文化史」，將多項獨到研究成果，改寫成平易故事版本與讀者分享。1990年代起，大量引介西方新文化史學巨作（麥田出版叢書），膾炙人口，引領兩岸年輕世代開創史學新風。 盧氏早期敘述史著作《曹操》出版於1980年；《入侵台灣》獲2000年「中央日報」十大本土創作獎；2003年《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獲書評家晏山農許為台灣史界勇於挑戰當權第一人；《咆哮彭城：淮上軍民抗爭史》2014年獲北京權威書評專欄4顆星獎。 其他重要著作：《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a href="javascript:void(0)" class="j a_show_full">(展开全部)</a>

台湾在蒋家父子的独裁统治下，政治自由运动不断，政府通过戒严法和刑法第100条压制异议人士。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台湾经历了争取四大自由（出版、结社、言论和集会）的关键事件，如反对党成立和废除刑法第100条。在这个过程中，华裔美国学者余英时扮演了某种角色。作者插叙了西方争取政治自由的历史，强调民主的脆弱性和易被反民主势力侵蚀的特点。回顾台湾民主早期的艰难时期，即使在言论受限的环境下，仍有少数人通过地方自治活动推动了民主的发展。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国民党被迫公审被捕异议人士，这反而为民主进程提供了契机。余英时利用其海外地位和与台湾高层的联系，在学术上布局，如出版著作和推荐王汎森等，巩固了自己的影响力。尽管他表面上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示人，但实际上更像是一位为自己利益谋划的策略家。通过支持国民党文化认同和投资有潜力的人才，余英时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都取得了显著地位。然而，他的投机行为和对不同统治者的迎合显示了其立场的灵活性。作者通过分析余英时的行为和著作，揭示了他名不符实的一面，以及他在台湾民主进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代序　台灣在自由之前、以及之後

余英时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学术争议。文章批判了余英时在学术研究中的错误，包括对西方史学的误解、对经典著作的误读、以及学术不端行为。同时，作者对余英时在学术圈的影响力及其对后辈的影响表示担忧，认为余英时对学术自由的贡献有限，并质疑他的学术成就。文章还提到了余英时与同行的学术争论，以及他对学术自由的看法，暗示了学术圈中存在的门户之见和权力斗争。



增訂版序　學術自由與余英時死後地位升降

余英时与王汎森师徒二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政治与学术上的影响。余英时早期以捍卫言论自由著称，却与独裁者蔣經国有勾结，其行为鲜为人知。王汎森继承了余英时的“名士风流”文化，甚至压制言论自由。余英时以“曲學阿世”著称，致力于“会通中西”，对台湾产生兴趣，影响深远。



序曲

余英时先生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争议。余英时先生被奉为大师，但他的教学与学术贡献备受质疑。他的英文作品评价不高，中文著作内容杂乱，且对美国的汉学贡献有限。此外，余英时先生的研究方法存在盲点，与西洋学术对话牵强，课题拿捏不准确，史料运用不当，对思潮与社会变动的论述过于武断。他的学术“帮派”对台湾学术发展造成影响。作者对余英时先生的成就与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卷一　思潮史研究的方法論致命傷

余英时在《现代儒学论》中对于清末民初儒学发展的论述，他认为在这一时期，儒学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依托，变得孤立无援。他提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儒家思想的“内在批判”是推动变革的动力，但这一观点被外部刺激论所忽视。余英时在书中也指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存在缺陷，如对文化传播过程的分析不够深入，对史料的选择和解读存在偏差。他过度依赖精英言论，忽略了文本的原初形式和传播效益，对私密史料和回忆录的使用也缺乏严谨性。这些不足之处使得他的研究结论受到质疑。



第一章　現代儒學論

余英时对清末民初文化变迁的研究，他提出西方外来价值与中国本土新生物存在相似性，认为明清之际的新思潮是现代中国社会接受西方外来价值的关键。然而，文章指出余英时在论述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忽略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对文本材料的误读以及对历史事件的片面解读。文章还以余英时弟子涉嫌抄袭事件为例，批评了余英时及其弟子在个人自主和集体主义问题上的矛盾行为。



第二章　清末民初

余英时在明清之际新思潮研究中的方法论失误，指出明清之际新思潮与清民之际新思潮不可同日而语的原因。首先，明清之际新思潮传播范围有限，主要在识字圈内的小众传播，对社會/文化变迁影响有限。其次，明清之际新思潮并未形成主流，对社會/文化变迁的动静态影响也有限。接着，分析了余英时对明清之际新思潮的研究，指出其研究重点不在于新思潮的传播和影响，而在于其后人如何利用。最后，批判了余英时对明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解读，认为其解读存在偏差，未能准确把握历史真相。



第三章　明清之際

余英时对汉晋时期知识阶层的研究，指出他在这段历史中看到了儒家文化霸权的衰落和道家思想的兴起，以及知识阶层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变化。余英时认为这一时期的知识阶层崇尚道家思想，行为上率性妄为，并成为社会和政治上的贵族，以及经济上的大土地所有者。然而，作者对余英时的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他在史料使用上存在瑕疵，过分依赖后设笔法的史书，忽略了当下纪实的史料，同时他的“自觉”概念也存在问题，与布克哈特所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自觉”含义不符。作者还指出，余英时对知识阶层性质的理解存在误区，认为中国知识阶层并不具备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传统。



第四章　漢晉之際

余英时在研究中对中国文化传承的研究方法，包括借鉴西方理论并分析其局限性。他指出余英时在研究中未能充分理解西方文化史研究的风潮，忽视了下层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余英时对雷德菲尔德和柏克关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理解存在偏差，未能准确捕捉西方理论的精髓。文章还指出余英时在研究文化传承时，过于强调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影响，而忽视了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反作用。最后，文章强调在研究文化传承时，应重视传播过程和效益的分析，以及史料的准确解读。



第五章　兩漢大小傳統

联经出版社在1976年推出余英时论文集，该文集成为出版社的创业之作，并销售超过五万册。论文集内容跨越20年，包括演讲、序文和论文，作者从二十六岁到四十六岁不等。尽管作品中存在一些质量不佳的文章，但该文集能持续35年受到关注，反映出复杂的学术现象和负面信息，值得深入分析。



卷二　會通中西的二手傳播

余英時博士研究生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历史研究上，包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潮、工业革命的精神基础以及西方人文思潮的研究。然而，文章指出余英時在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时存在一些问题，如未注明出处、篡改时间等，这引发了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讨论。同时，文章还提到了余英時对王任光等本土学者研究成果的忽视，指出这种不良示范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章　重大關節處既不註明出處，也不尊重本土前輩創作

余英时对柯灵鸟历史哲学的介绍和解读，指出其重要性在于为台湾史界带来西方历史思想的启示。余英时认为柯灵鸟的历史哲学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强调对古人心理的揣摩和历史的想象力。然而，作者批评余英时在介绍中存在偏差，如对柯灵鸟的推崇过度，忽视史学界对人性问题的共识，以及否定感性、情緒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时，作者指出余英时对西方史学新知了解不足，如对布勞岱、馬克斯·韋伯等人的学术贡献缺乏认识。最后，作者认为余英时的学术观点存在误导，呼吁读者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章　販售學貫中西的野人頭

一、文章的主要内容

本文主要讨论了余英时在1957年发表的《比较章学诚和柯灵鸟》一文，以及他在1976年将其收录于书中时的补充。文章指出，尽管余英时在补充中加入了大量新的学术信息，但这些“追新”的工夫并不能挽救文章的致命伤。

二、文章的论点

1. 章学诚的史书写作存在致命伤，一方面是其才疏学浅，另一方面是其写作缺乏创新，不脱三家村学究之治史格局。

2. 余英时在比较章学诚和柯灵鸟的历史思想时，存在两个致命伤：一是只关注历史哲学思潮，而忽视了西方现代史学的实作思潮；二是其学术眼光不够精准，学识赶不上日新月异的学术思潮。

3. 余英时在论证章学诚的历史思想时，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其论据难以成立。

4. 余英时在写作策略上，偏離了柯氏旨意，未能充分发挥柯氏史学的去权威之旨。

三、文章的结论

文章认为，尽管余英时在补充中加入了新的学术信息，但他的文章仍存在致命伤，无法弥补。同时，文章也对余英时的学术观点和写作策略提出了批评。



第三章　假中西比附瞎掰中國人文主義史學傳統

等
余英时在学术研究中对当代西方史坛认知的局限性。他指出，余英时在介绍西方史家时，对亨利·皮雷纳、马克·布洛克等人的介绍过于简略，甚至犯了忽视学术积累的错误。他还提到，余英时对王任光等人的研究成果也不够尊重。文章进一步指出，余英时对卡耳和比尔德等人的介绍也存在问题，比如没有提及他们在台湾已有介绍和翻译其作品的人。最后，文章批评余英时在史学理念上停留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未能跟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史学思潮变化。



第四章　懷抱落伍資訊，不知尊重學術累積

余英时院士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时，对反智论的探讨。他提出，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存在着对知识的轻视，尤其是在文盲充斥的社会里，政治部门常常采取愚民政策。他还对比了中国与古希腊在重视知识方面的差异，指出中国儒家在知识重视方面不如古希腊哲学家。余英时还分析了七至十七世纪中西知识阶层的发展，认为西方在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后，知识阶层的自主性更强。接着，文章指出余英时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时，虽然引用了大量材料和观点，但并未提出新的见解，只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整合。最后，文章批评了余英时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两重标准，只批评北京而不提台北，认为这对他赢得了台湾读者的崇仰，但同时也损害了知识阶层的独立运动。



第六章　重批古代中國專制愚民，輕放當代台灣專制愚民

余英时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指出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宋明理学的探讨和对清代思想史的解释上。文章认为余英时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存在夸大之嫌，过分强调了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的地位，忽略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多样性。同时，对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未能充分考虑到外部因素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对余英时对王阳明的评价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过分贬低了王阳明及其门人的贡献。最后，文章对余英时的学术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其研究存在片面性和误导性。



第七章　誇大對清代考據學的評價

卷三　博論了了，後作未必佳？

作者与黄进兴在史语所门口相遇，两人闲聊中黄进兴赞扬恩师余英时为世界史学一哥，作者对此表示惊讶。作者提到余家班师徒间互相吹捧的现象，对黄进兴的夸赞表示质疑，认为黄进兴是在向他宣传。作者分析黄进兴的讲话神情，认为他并非有意宣传，而是真心推崇恩师。作者表示多年以来都想表达不同看法，但未能如愿，今天愿意与黄进兴及余英时的粉丝探讨余英时是否真的是世界史学一哥。



第一章　余家班拱余當舉世史學一哥

余英时的博论《東漢生死觀》的内容和结构，指出其中缺乏结论是结构上的不完整。同时，对博论的研究范围和资料使用提出了质疑，认为作者虽然聚焦于东汉时期，但实际上研究范围跨越了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且在资料使用上存在取巧之处，如使用唐代的民间抄本作为东汉时期的史料，而忽视了史料版本的差异和准确性问题。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论的质量和学术价值。



第二章　取巧極致：輕薄、材料現成，以及沒結論

余英时在其著作中对古代中国神仙信仰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他关注了人们对超脱生命限制、灵魂永存的信仰，以及受本土神灭论和佛教轮回论影响的复杂文化现象。余英时在研究中犯了方法论的错误，将文化现象简化为思想问题，忽视了神不灭论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厚根基。同时，他对成仙之说的解读也过于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到神仙可致与炼丹术的密切联系。这使得他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存在不足。



第三章　用錯方法、錯置現代價值觀與影響古史晦暗不明

余氏对古代神仙可致文化的研究存在瑕疵，他忽视了对文化意涵的探讨。通过对碑刻和史书中宣教文本的分析，如汉中郡碑石和《后汉书》中的记载，揭示出这些文本背后所蕴含的信仰和文化内涵。余氏未能将这些宣教文本拆解成神迹制作的行为，从而错失了解释历史的重要机会。



第四章　看不懂神仙可致文化之建構的史料

余英時在研究歷史時對史書注文的忽視，指出注文的價值往往超越史書正文，並批評他對注文的引用方式。例如，他引用《後漢書》的注文來支持論點，卻忽略了注文作者對該論點的態度，這使得他的研究可能存在偏差。此外，文章還提到余英時對史料選擇和閱讀的問題，認為他未充分考慮後代注疏家的視角和當時的文化背景，這影響了他對歷史事件的解讀。文章最終對余英時的學術成就提出了質疑，並呼籲學界應更加注重學術規範和嚴謹態度。



第五章　不解史書注文是上佳閱讀行動珍貴史料

卷四　學術為晉身之階

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生涯，他于38岁时出版第一部专著《汉代贸易与扩张》，此书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余英时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毕业后，前往密西根大学教书，并在获得研究经费资助后，花费五年时间完成此书。该书成为他进入汉学重镇并获得教席的敲门砖。余英时学术地位不断提升，他的学生康乐先生曾宣扬余英时为了进入哈佛而迎合费正清的清代封贡体制之论，此论对余英时学术生涯有重要影响。余英时在2008年推出了这部专著的中译本，表明他认定中文世界已无人能识破其学术智慧。



第一章　欺老外易　騙老中難

等
余英时在1960年代撰写的英文专书《东汉生死观》，该书旨在研究汉代的封贡体系。书中，余英时不仅探讨了封贡体系的建立和成长，还深入分析了汉代的财经史，尤其是国际贸易。然而，书中关于财经史的内容并未带来太多新意，大部分资料和观点都已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有所涉及。余英时在书中引用了众多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并未提出显著的创新观点。



第二章　只為取悅學霸並兼稻粱謀

余英时在探讨封贡体系时，对史料选择的不严谨态度。他指出，余英时在研究过程中，过分依赖《后汉书》等史著，而忽略了这些史著的客观性和局限性。由于史料的不客观，余英时在研究过程中可能无法全面、真实地了解历史。同时，他还指出，由于当时非文字民族如匈奴等在史料记载中被忽视，导致研究存在严重偏差。



第三章　所據資料既不客觀又有偏見

范晔在《后汉书》中对胡人的书写，揭示了其文化中心主义倾向，认为胡人文明低级。同时，范晔也描述了胡人与汉廷之间的和战关系，指出封贡体系本是针对胡人的物质欲望而设计，试图用经济利益换取胡人对汉廷的政治屈服。然而，实际情况是胡人在满足物欲上多了选择，时而掠夺，时而通过朝贡获得礼物。这种封贡体系是否改变了胡汉关系值得重新评估。范晔的书写与胡汉文化接触无关，反而与强化族群边界和汉族文化意识有关。



第四章　他者書寫文本難以提煉他者的實情

余英时对鲜卑与汉朝关系的分析，认为鲜卑对汉朝的态度不稳定，叛乱时间远多于服从时间，并且指出汉廷对鲜卑的经济援助并不划算。接着，对余英时对《后汉书》的解读提出质疑，认为他对范晔的解读存在偏差，未能正确理解胡汉关系。余英时在计算汉廷对胡族的物质成本时也犯了错误，未能全面理解中国的税制。此外，对余英时对胡汉文化交流的描述进行了批判，认为他过于简化了文化互借的复杂性，并忽略了胡人在汉化过程中的困境。



第五章　分析上屢有疏失

作者对美国汉学界的批评，认为美国汉学界过于重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忽视了中国学者（包括台湾学者）的贡献。作者以自己的著作为例，指出研究内容存在重复劳动和缺乏新意的问题。同时，作者批评余英时在研究中过分依赖明清时期的资料，忽视了汉代的实际情况，并指出余英时在历史研究中对弱势群体的冷漠态度。此外，作者还分析了余英时在学术研究中对权威的依赖和迎合，以及他对待台湾历史问题的态度。



第六章　重複勞動‧漠視殖民罪惡‧缺乏歷史洞見

余英时在1980年代的文化创作生涯，他两次重大的文化展演分别涉及陈寅恪晚年心境问题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创作了《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人生观进行了深入剖析，特别是陈寅恪晚年通过隐晦的诗作表达对现实的批评和对时局的担忧。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学术成就的评价不高，认为陈寅恪的作品中隐藏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时代变迁的感慨。



卷五　神話陳寅恪

陈寅恪的思想特色，包括文化遗民的文化观、不涉足政治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以及以中国文化本位处理中西文化会通。然而，在1988年前的中国，无论两岸政体，知识份子都未享有真正的思想和学术自由。尽管陈寅恪抱怨未能在自己的国家得到学术自由，但并非只有他一人遭受专制统治。相比之下，有些知识分子应对专制的方式更为高明。余英时对陈寅恪的赞誉可能过于夸大。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不涉足政治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自由，陈寅恪最终还是被迫向政客解释自己的诗作，这并不是争取或捍卫自由的有效方式。相比陈寅恪，其他如伤痕文学作家、魏京生、刘晓波和艾未未等人为争取自由所付出的努力更值得赞扬。余英时选择陈寅恪作为颂扬自由的案例并不符合比例原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自身在蒋经国统治时期的自我投射。



第一章　躲在家中爭自由　竟成為余筆下鬥士

陈寅恪、郑思肖、胡三省等历史学家在政治压迫下创作的“心史”文本，探讨了这些文本背后的历史意义和文化认同。文章对比了陈寅恪与托克维尔的史学研究方法，指出陈寅恪在追求主观观点的同时，未能做到像托克维尔那样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游刃有余。同时，文章也提到了其他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如殷海光、李敖等，以及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最后，文章从比较世界史的角度，探讨了“心史”文本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第二章　同樣訴求異代讀者　陳式手法讓人感覺沒有Fu

陈寅恪晚年研究历史的方法，他因目盲无法阅读新材料，只能依靠记忆和夫人协助进行研究。他在研究过程中，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并通过写诗来抒发情感。然而，他的诗文并非公开给大众，而是私密的文本。尽管陈寅恪的诗文具有隐晦性，但学者们仍然试图解读其内心世界。同时，文章以杜甫和李商隐的诗作为例，说明了即使是后世学者也难以完全解读唐诗中的隐晦之处，强调了解读诗文的局限性。



第三章　大吹暗碼法螺，其實不是文化研究所用法門

余英时对陈寅恪诗句的硬解，认为其中含有“暗码系統”，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群众集會的暗碼解析形成对比。同时，指出余英时在九八年增訂版中未提及鄂哲芙的研究，违反学术规范。此外，文章讨论了影像暗碼解析的重要性，并以宫崎駿作品为例，强调暗碼存在于集体行动和影像之中，需要学者破解。最后，强调余英时对暗碼的理解有误，与解隱晦詩的传统手法相近，与现代学术新講究无关。



第四章　余解詩不脫漢家故物　難與行動／影像解碼者爭鋒

陈寅恪晚年的心境问题，作者对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余英时过分解读陈寅恪的诗句，认为其研究方法存在问题，特别是过度依赖西方诠释学。作者指出，陈寅恪的晚年研究更多与日常生活史相关，而非思想史或抗争史，应该从他的精神层面进行解读。同时，作者质疑余英时为何放弃自己的史学研究，转向哲学领域，并强调西方史学研究并不依赖于诠释学。



第五章　挪用洋術　致在中土舊學和西洋新知之間兩不搭調

余英時与馮衣北就陈寅恪晚年心境问题的论战，余英時借此巩固其反共形象，而有人为了维护中共颜面进行反驳，但作者认为这不是历史学应关注的重点，而是政治问题。余英時的行为被批评为迎合某些读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第六章　海外反共穩賺不賠

卷六　比附明清商業文化為資本主義

余英时在80年代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关于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研究。受到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余英时对中国宗教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通过分析佛教、道教和儒学的发展，探讨了它们对商人精神的影响，并指出明清时期商业经营背后儒家伦理观的扮演的角色。同时，他还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明清时代的经济形态有所不同。



第一章　未能善用一九八六年以前西方史家對資本主義的研究成果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指出其并非如余氏所说在唐宋时期才世俗化普及，而是早在汉魏时期就已深入民间。同时，文章反驳了余氏关于佛教禅宗对宋明理学的节俭、勤勉观念影响的观点，认为节俭、勤勉的价值观念在古典儒家经典中早已存在，且在魏晋南北朝至唐安史之乱前就有不少学者提及。此外，文章还提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著作中强调勤勉、节俭的重要性，以及对四民分业和商人赚钱之道的论述。



第二章　佛教世俗化和勤儉工作態度在漢唐之間所在多有

北宋时期，理学家们对范仲淹、王安石等政治改革家的评价，指出他们虽然不属于理學陣營，但他们的思想具有菩萨精神，这种精神源于禅宗以来的新佛教。文章还提到，拥有菩萨思想的人并不限于理学家，许多政治家如裴休也具有这种思想。同时，文章对余氏将司马光纳入“新儒家”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司马光虽非理学家，但也有福国利民的思考。此外，文章还探讨了節儉的經濟行為在儒學中的地位，指出这种行为并非禅宗所独有，而是儒學内部新派所倡导的。



第三章　北宋四大名臣突然變成理學家與居士佛和菩薩思想先於禪宗

余氏中篇前三节对宋明理学的探讨，认为其与主题关联不紧密。余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宋儒者对佛学的借鉴和宋明理学的“天理”观念，但作者认为这些内容与主题——人的经济行为改变——的关系不明显。作者还提出，余氏在分析佛教和道教流派时，过分强调其对社会下层的影响，而忽略了佛教与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冲突，以及佛教从神圣性向世俗性转变的历史过程。



第四章　誤將中國老靈魂當成新軀體的生命形式

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的变化，特别是士人与商人界线的模糊和重农抑商意识的松动。尽管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但新变化的力量也在崛起。作者余英时强调了士人追求经济自主和新四民说的出现，但也有人质疑其对人权的解读过于草率。同时，对明清商人的精神资源和文化素养的来源进行了探讨，指出商人多来自儒商家庭，其理财术和道德观念并非完全源自新儒家伦理。作者通过对比唐代和明清商人的文化背景，指出明清商人的商业文化并非完全创新，而是对唐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商人诚信的重要性，以及民间宗教和传统文化对商人行为的影响。



第五章　分不清歷史的斷裂和因襲

明清时期商人致富的工具理性，指出明清商人虽然拥有“薄利多销”的理念和百货商店的经营方式，但在夥计制、算术水平、销售手法等方面与西方相比仍有不足。同时，作者认为明清商人的商业规模和文化配套措施与唐宋时代相比并未发生质变，且作者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如资料搜集狭窄、方法论错误等。



第六章　既昧於中國傳統文化又沒掌握好學術新知

卷七　實踐商人精神

余英时作为史学家，在学术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纠结。他的声望被用来追求最大利益，与其自由主义者形象相背离。他的论文集《历史与思想》销量奇高，但内容却落后，且不重视更新知识。他的态度被认为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联经出版社也因此受到批评。同时，指出台湾学术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联经出版社利用品牌权威，通过自肥条款维护学术贵族制，违背商业和学术原则。



第一章　一見商人心機

在欧美，博士论文被高度重视，被视为评价博士资格的关键，其价值甚至被认为超过单篇论文。而台湾则更注重单篇论文的评价标准。通过分析余英时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文章指出，余英时在论著中存在一些偏差，例如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过于偏颇，对史学路线的看法过于主观，对文本解读缺乏对读者传播讯息重要性的认识。此外，文章还批评了余英时在政治上的表现，认为其学术主张与实际行动不符。

在探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思想时，余英时试图挖掘曹雪芹反传统的意图，却忽略了小说作为社会公共财产的本质，读者的理解并不一定反映作者的原意。同时，他在对中国过去和学术自由的看法上也存在问题，对传统概念的理解过于宽泛，在讨论历史事件时可能存在曲解。他在史学研究中试图建立个人学术权威，并依赖西方理论，但对西方学术的发展和变化了解不足。在红学研究方面，他热衷于研究，却未能正确理解《红楼梦》的多元作者性质，坚持从原著作者的角度进行解读，这种做法被批评为不切实际。

李東華在评价中国史学博士论文时指出，到1983年为止，共有39位史学博士，其中台師大歷史所是第三所培养博士的机构。在1976年之前，有17位博士，加上政大代训的两位和中研院近史所及史語所的八位洋博士，总计有27位。他还分析了台湾中古史领域的情况，指出台師大歷史所在70年代至21世纪仍在教授“现代化理论”，误人子弟。此外，他还提到了关于《貞觀政要》的研究和自己的著作《奇怪的戰敗》的导论。

第二章　再見商人心機

“ ideology”一词起源于法语，其发展历程经历了时间的沉淀。余英时曾在其文章中对“ ideology”的起源进行了追溯和讨论，但在西方学术界和台湾史学界，对“ ideology”的研究早已超越了余英时的论述范围，它涉及更早的历史时期和多样的文化背景。如今，“ ideology”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关键概念。

在社会和学术的不断发展中，“ ideology”的概念和应用也在不断深化和扩展。然而，余英时对于“ ideology”的定义和研究方法持有保留态度。他对于儒学、经学以及知识分子角色的看法颇具特色。他指出，儒学、经学的历史演变充满了不同版本和解读，知识的传承与传播充满挑战，难以确定哪个版本是正确的。

余英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总是站在社会公益的立场。此外，他还批判了余英时在引介西方文化概念时出现的错误，例如将“轴心时代”误译，以及指出余英时的第三本论文集中存在大量旧货，对消费者不负责任。

总之，“ ideology”一词在西方学术界和台湾史学界的研究与应用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虽然余英时对“ ideology”的定义和研究方法持有保留，但其对社会和学术的探讨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余英时对儒学、经学以及知识分子角色的看法也引发了对知识传承、知识分子角色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第三章　又見商人心機

台湾知名学者余英时与出版商的合作方式，指出他们在出版过程中忽视了读者的权益，通过不断改版和扩充内容，增加书籍篇幅和售价，以获取更多利润。文章指出，余英时的第四本论文集在内容上存在大量重复，不仅重复引用陈寅恪的诗文，还多次提及与他人的论战内容，使得书籍内容显得冗余。作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失文化人的风范，建议出版社将内容进行合理划分，以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同时，文章批评了台湾部分出版社只追求商业利益，忽视了文化传播和引导的责任。



第四章　四見商人心機

余英时为了推荐弟子陆扬进入史语所，不顾公平公正，强行推动，却遭遇了史语所清流派的大力反对。最终，在史语所所务会议上的激烈辩论后，余英时的推荐未能成功。这一事件在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并公开了余英时推举陆扬的信函，以警示未来的学术门派主义。



卷八　在台政學關係

余英时先生在学术界的争议，包括他对待抄袭事件的态度转变，以及其弟子的抄袭行为引发的问题。余英时曾因维护师门名誉与郭沫若就抄袭问题公开争论，树立了抓抄打假的典范。然而，他的弟子们却未能遵循这一标准，在处理抄袭案件时表现出包庇和双重标准，这不仅损害了余英时的形象，也对台湾学术界的诚信造成了负面影响。



第一章　原來大師愛說謊

在威权体制下，学者余英时将学术论文投递至副刊版面，这一行为在言论受限的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在媒体成为统治者喉舌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主要来源于这两份报纸的副刊。余英时本应将文章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却选择跨界至艺文领域，与明星争夺版面，从而成名。两大报的副刊主编由于对学界不熟悉，加上与独裁者的关系，纷纷捧红余英时。余英时利用这种影响力，在学术和政治上表现出迎合统治者的倾向，同时在对北京反智的批评中却忽视了台北的类似问题。他的名声背后是媒体和政治力量的塑造，以及学术界对他的推崇。这一文化建构过程揭示了权力如何影响知识界的声誉。

在1975年至1986年间，余英时在台湾两大报副刊发表学术论文，将研究成果主要投递至非学术期刊，这在学术史上较为罕见。在这段时间里，余英时的创作重心偏向于撰写文章而非专著，这影响了他在学术界的成就。尽管他出版了一些书籍，但数量和质量都不足以支撑其作为大师的地位。此外，他的某些行为显示出对政治强人的依附，与他自称的“士志于道”理念相悖。余英时在文化领域的立场和策略也受到质疑，包括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优越性的强调。这些都反映了他在学术和道德选择上的不足。

在书中，作者对余英时进行了批评，指出他在研究中國文化时，过度夸大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并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主义”。作者质疑余英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解读，认为他常常将少数精英的观点当作整个中国文化的实际内涵，并且忽略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作者还指出余英时在比较中西方文化时存在偏见，并质疑他对方方面面的了解不足。最终，作者批评余英时利用学术为政治服务，并认为这种行为对台湾知识传统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第二章　捍衛威權體制下的製作大師

作者在1983年因书评事件与上司丁所长发生冲突，深感余英时的淫威。接着讲述了余英时在政治上的趋炎附势，如力拱吴大猷和谋求国统会委员职位。又揭露了余英时以三字之名赚取高额酬劳的丑闻，以及他一稿多投、旧文新名的学术不端行为。最后，批判了余英时距离“士志于道”的独立知识分子传统相去甚远，指责他热衷于权力和金钱，并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学术地位。



第三章　打著「士志於道」的大旗，背離獨立知識人傳統的打造

台湾在两蒋威权统治期间，新闻媒体受到严格管控，只有少数报纸的副刊版面能吸引知识分子关注。其中，《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副刊成为了少数艺术文化人才的表演舞台。然而，一位学者余英时却凭借其学术文章占据了这两个版面，虽然他的文章对一般读者来说难以理解，但还是占据了大量版面，导致其他文艺作品无法登台。余英时的文章充斥着大量古文引文和长篇注释，让读者难以卒读，引起了广泛不满。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媒体在追求学术明星的同时，忽视了普通读者的阅读权益。



第四章　搶錯舞台，搞錯表演

余英时在学术研究中对历史人物的误解和错误使用典故的情况。他在论述陈寅恪晚年心境时，错误地将“尸居余气”这个与司马懿装病欺敌相关的典故用在了隋朝的杨素身上，并且还将曹魏的司馬懿与隋代的楊素相混淆。这些错误不仅显示了余英时对历史知识的欠缺，也反映了他在引用和解释史料时可能存在的草率和不严谨。此外，文章还提到了余英时在学术讨论中与汪榮祖的争论，以及他如何因为对“尸居余气”典故的不了解而犯了错误。最后，文章强调了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的重要性，并批评了余英时因个人立场而忽视史料真实性的做法。



第五章　開訓別人　卻張冠李戴

余英时在学术界的争议，他被誉为自由主义大师，但其言行不一，表面上支持自由，实则与独裁者勾结。文中以余英时与蔣經國的关系为例，揭示了其言行不一的矛盾。同时，文中还批判了余英时在史学方面的不足，如学术为政治服务、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偏差等。此外，还探讨了余英时在政商领域的利益关系，指出其与国民党的密切联系。最后，作者对余英时及其弟子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表示担忧，认为其可能对台湾史界学风产生负面影响。



尾聲

余英时的学术著作，涵盖了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其中，余英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胡适思想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外，他还探讨了儒家文化、民主与两岸关系等议题，展现出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洞察。同时，书中也收录了余英时的一些论文和序言，展现了其多元化的学术视角。



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