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195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他致力于鲁迅研究，出版《鲁迅遗风录》《民国文学十五讲》等著作，涉及鲁迅及其同时代文学人物的研究，是鲁迅研究的权威专家。

本书收录孙郁一九九二年至二〇一八年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数十篇文章。孙郁评点了鲁迅、大江健三郎、木心、张中行、徐梵澄等人的作品，也藉由这些作品，进入这些人的文学世界与个人命运。 孙郁说：“至于我自己在《读书》上的文字，不过个人阅读史的痕迹，在那些年月，只是随着同代人一起进行着自我的突围而已。其间的幼稚、彷徨与憧憬，都如影子一样，隐入逝去的昨夜。《读书》创刊的时候，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年代。从禁锢里走出的人，懂得自己要寻找什么。我们这些曾经带着寻路之梦的作者，精神有深浅之别，见识有高下之分。但追赶思想的脚步，是不能停歇下来的。”
 孙郁，一九五七年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鲁迅遗风录》《民国文学十五讲》《鲁迅与俄国》《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陈独秀》《鲁迅与胡适》等。

作者与《读书》杂志的深厚渊源，从八十年代接触杂志开始，到九十年代投稿并被采用，作者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读书》杂志的特点，如拒绝八股无趣的文章，注重学术研究的多样性，以及包容各种风格的文章。同时，作者还提到了《读书》杂志编辑团队的活跃和远见卓识，以及众多知名作者为杂志带来的活力。文章最后，作者总结了《读书》杂志在学术随笔方面的贡献，认为其与《古今》杂志一脉相承，展现了不同文化的亮点。



李欧梵对鲁迅的研究，特别是鲁迅作品中的复杂精神世界。他深入分析了鲁迅的思想、创作和生平，强调鲁迅在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语义学等多领域的价值。李欧梵通过对鲁迅作品的分析，揭示了鲁迅作品中深刻的隐喻和象征，如《野草》中的哲学思考和《呐喊》中的社会批判。他还强调了鲁迅杂文的重要性和创新性，以及他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融合。通过对鲁迅的研究，李欧梵展现了鲁迅作为一个“独异个人”和“庸众”间富有寓言特质的小说原型形态，以及他对现存世界的态度。



彼岸的声音

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对北京文化的研究，她的研究视角独特，既深入又不失客观。她关注北京文化中的“京味”，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哲学，并通过对老舍、刘心武等作家作品的解读，展现了北京人的精神面貌和城市文化特点。同时，赵园对北京文化中的矛盾和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她以冷静和批判的笔触，展现了北京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对当代知识者的启示。



沉重的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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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在晚年写作《鲁迅传》的艰辛与认真态度。他为写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力求细节的精确，甚至比曹雪芹写《红楼梦》还要耐得寒窗之苦。尽管晚年疾病缠身，他的《鲁迅传》却成为了他学术生涯的绝笔。书中展现了鲁迅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深入探讨了鲁迅与尼采思想的关系，以及鲁迅如何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唐弢对鲁迅的研究带有一种诗化的哲学视角，关注鲁迅作品中生命意志和生命直觉中的反抗意志。尽管如此，唐弢的《鲁迅传》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受到苏联文艺理论传统的影响，对艺术本体和人的心理结构关注不足。然而，这部作品在史料整理和结构上仍具有极高的价值，为当代传记文学提供了新的模式。



未完成的雕像

王瑶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他是一位在中古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学者。他的文章既有扎实的学问基础，又有强烈的现实感，不墨守成规，敢于独立思考。王瑶深受魏晋风骨和鲁迅思想的影响，将历史主义的道德激情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他不仅在学术上有重要影响，还通过培养弟子，传承了五四文化传统。尽管晚年并未深入涉猎西方现代理论，但他的严谨治学态度和对历史感的强调，使他的研究成果历久弥新。王瑶先生的个性魅力和人格力量，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深刻反思，使其成为当代学术领域中备受尊敬的人物。



拖着历史的长影

弘一法师的佛学信函和与叶圣陶、丰子恺等人的交往，展现了他高洁的人格和超凡的神态。文章中提到，弘一法师在与人交往时，总是保持沉默，让人感受到他的淡泊和超脱。同时，文章也赞扬了弘一法师将佛学艺术化，让静谧之中透露出美的韵致。作者认为，弘一法师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思想，对于后人来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淡如水

日本汉学家对鲁迅的研究历史及其成就，特别是伊藤虎丸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审视，以及他对“被近代化”过程的深刻理解。文中强调了日本人对鲁迅的深入研究，如何通过鲁迅看到东方人的思维相通之处，并指出日本学者在鲁迅研究上的成果，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从鲁迅身上找到了共同的情结。此外，文中也提到了鲁迅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理解与日本人的不同，以及鲁迅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独特位置。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揭示了鲁迅及其作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被近代化”的文化互证

钱玄同这位五四时期学人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他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既有学问家的严谨，也有偏激的言论。钱玄同的学术研究涉及文字学、音韵学、经学等领域，他对汉字改革和国语运动有着重要贡献。然而，他的学术表达缺乏系统性，观点多变，有时显得矛盾。尽管如此，钱玄同的狂傲与激情，以及他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既有对传统的坚守，又有对现代的探索，他的存在成为20世纪中国学界的一道风景。



偏执的真人

曹聚仁，一位现代文化史上自由的书写者。他的文字平易晓畅，背后有着深厚的学问和厚重的东西。曹聚仁曾是记者，文字没有八股气，又因做过教授，文字背后有着厚重的东西。他的书籍在学界并不被推崇，但他对鲁迅和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却深受读者喜爱。他不仅关注文学，还涉猎广泛，有着自由的态度，不受党派影响。他的文化观是进化的自由主义，谙于国学而不拘泥于古人，对新文化很有感情。曹聚仁一生编辑了大量报刊，对新文学有贡献，他的文章带有中性色彩，他的文化观可以说是进化的自由主义。他的文字有着凌厉之气，但又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是一个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人。他的书籍既不感伤，又不绝望，有乐天的、健康的东西在。



自由的书写者

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如何通过深入剖析明清士大夫的境遇，揭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与文化传承。书中不仅梳理了明清士大夫的人生经验、学理风尚和精神风范，还探讨了他们面对时代变迁的选择与挣扎。通过对“遗民”现象的剖析，赵园展现了明清士大夫在文化创造与气节之间的纠结，以及他们在政治压迫下的生命体验。她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对当代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士的进退

废名，一位近几十年来在文坛沉寂的文人，其作品平实苦涩，富有陶渊明的境界。他与周作人关系密切，深受周作人赏识，但在文学观点上与鲁迅产生分歧。废名作品产量不高，关注佛学，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均有独到见解。他的文章风格独特，既有散文的笔法，又有小说的韵味，被赞誉为“深得苦雨斋的要义者”。然而，废名晚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其思想转变和作品风格的变化引人关注。尽管废名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作品和思想仍值得后人深思。



往者难追

民国初年民俗学的发展，重点讲述了周作人和江绍原两位学者对民俗学的贡献。周作人引入“民俗学”这一概念，并推动了学科的发展。江绍原是周作人的弟子，他在美国学习比较宗教学，回国后专注于民俗学研究。他们的通信和著作展现了他们深厚的学术背景和独特的学术见解。江绍原的《发须爪》一书被认为是中国民俗研究的重要成果。他们的研究方法多样，注重对民间习俗的深入探讨，揭示了迷信和落后观念的起源。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学术与道学的对立，但依然坚持自己的研究。他们的学术成就为现代学术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断的链条

京派文人的声望近年来有所上升，主要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学识和自由的人生观。以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为例，他们不仅治学严谨，还热衷于文学创作，并推崇西方文艺理论。然而，他们也被视为落伍者，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创作风格与左翼文人有所不同。在“苦雨斋”中，他们以鉴赏的态度看待人生，不盲目崇拜，也不轻信。这种态度使他们与左翼文人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的思想交融，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进步。



兼而得之？

鲁迅对京派文人的看法，认为他们过于书斋化，缺乏对现实世界的了解。然而，鲁迅并非对所有学问家都持批评态度，他敬佩王国维等专心学问的人。鲁迅晚年关心的是当下问题，没有时间实现他的学问梦想。文中还提到了鲁迅与台静农的交往，两人都对汉代艺术和魏晋文人有研究，且都看重魏晋文人放达的精神。台静农从社会政治变迁看文化的发展，他的研究非“纯粹的审美静观”。台静农一生在大学任教，虽然过着寂寞的生活，但他的书法作品影响广泛。他的学术态度与鲁迅相似，深味小说写作的甘苦，精研书画玄学，彼此融会。



始自于隆隆，终至于默默

章士钊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虽然他论学问与影响不及鲁迅、陈独秀，但他的经历和观点对文化演变和政治风潮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章士钊一生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有着丰富的著述和独特的思想。他的文章和言论背后，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也有对西方文明的借鉴。章士钊的思想和作品，在五四运动前后，对新文化阵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他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如推行“读经”之道，也受到了鲁迅、陈独秀等人的批评。尽管章士钊在学术和思想上有着独特的贡献，但他的一生并未能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



孤桐老影

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学者们对于政治文化失望的情绪。文章指出，虽然表面上是关于语言和文学问题，实则反映了政党政治不畅、民主虚伪等问题。鲁迅等学者在政治意识上存在矛盾，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更注重思想与艺术。文章分析了陈独秀、胡适等人热衷政治，而鲁迅则认为他们缺乏市侩的手段。文章还探讨了政治文化对五四新文化的冲击，以及陈独秀、鲁迅等人晚年对政治的看法和选择。最后，文章指出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困境，以及政治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挑战。



学者的良知与市侩的手段

木心其人其作，文中提到他在文学创作上抗拒流行体，追求大气象，他的作品带有民国遗风，带着大的悲欣直入人心。他的文字潜能远未被调动，语言的革命可能即将到来。文中提到木心是个世界人，他的作品融合了各国艺术意象，他对历史和人生有独特的视角，作品充满了哲学思考和艺术美感。木心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对世俗经验进行了改写，拓展了表达空间，是对传统文学的一次创新。



木心之旅

《世间解》杂志的创办背景和过程，以及它对京派文化的影响。杂志由张中行创办，旨在讨论人生之道，探讨佛教文化，吸引了许多知名学者参与。然而，杂志的发行量并不大，并未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杂志的内容涉及佛教、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体现了编者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知识的追求。同时，杂志的作者群也呈现了多样化的风格和思想，如废名的神秘主义、顾随的禅宗哲学、俞平伯的古典文学等。尽管杂志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对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度苦”到“顺生”

鲁迅研究者在高远东的引领下，如何深入挖掘鲁迅的复杂思想和文学成就。文章通过高远东对鲁迅的解读，探讨了鲁迅在传统文化、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主奴关系等领域的批判与反思。高远东的“互为主体”概念，为理解鲁迅的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鲁迅在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中的多维面貌。同时，文章也提到了高远东在鲁迅研究中的创新性，以及他对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深入探讨。



在鲁迅的暗区里

近代文人对于明末清初历史的研究与情感寄托，从晚清文人的排满意识，到五四后明代文化的复杂叙述，以及史家、作家、政客等不同角度对历史的想象与叙述。文中还提到了周作人对明代文学的欣赏，以及鲁迅对周作人周围明人气息的反感。接着，文章探讨了新文学与明代文学的关系，以及读书人与历史之间的血缘联系。最后，文章强调了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历史与人生观的紧密联系。



在想象与叙述之间

冲绳的历史与现实，展示了这个地区复杂的民族记忆和身份认同问题。文章通过引用《冲绳札记》等作品，揭示了冲绳在战争遗留问题上的敏感性和矛盾，以及日本知识界对此问题的异样声音。同时，文章也探讨了冲绳与中国、日本以及东亚历史的复杂关系，以及冲绳人在现代历史中的身份迷失与抗争。此外，文章还介绍了冲绳知识分子对鲁迅作品的热爱和解读，以及他们如何从鲁迅的思想中找到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力量。



冲绳的鲁迅语境

鲁迅对德国和俄国艺术的深刻理解和欣赏。他不仅对德国艺术家乔治·格罗斯的版画作品表示赞赏，还翻译了德国艺术家谈论都市文化的文章。同时，鲁迅对俄国艺术家如凯绥·珂勒惠支、梅斐尔德等人的作品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通过德国和俄国的艺术作品，深刻理解了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鲁迅晚年尤其关注俄国，从德国资料去瞭望俄国，研究俄国社会。他的许多翻译工作都依赖于德文书籍，但他对德国的兴趣逐渐转向俄国，认为从德国文献进入俄国社会才是他的兴趣所在。鲁迅对德国和俄国的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德国和俄国的艺术在表达社会问题和人性方面有着相似之处，都表现出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待。



在德、俄版画之间

河北地区的文脉传承，特别是明末清初的河朔诗派，这个文人群体具有燕赵之地的风骨。文章深入探讨了河朔诗派的形成背景和特点，指出他们代表了专制文化中的一个裂隙，具有舒缓人心、领悟天命的意味。重点介绍了申涵光这位河朔诗派的代表人物，他拒绝入世，保持着古人的气节，他的诗文没有旧儒的迂腐之气，却充满了真纯之气。文章还分析了申涵光及其诗友的精神世界，他们的诗歌和交往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小传统，以及他们对道德底线的坚守。最后，文章表达了对申涵光及其诗友的敬佩之情，认为他们是民族精神不灭的基础。



明末遗民申涵光

鲁迅的《野草》研究，学者汪卫东从文本出发，探索鲁迅的思维方式与词语方式，展现鲁迅作为战士与思想者的内心变化。他认为《野草》是鲁迅第二次精神危机的产物，并深入追踪鲁迅的思想轨迹。汪卫东在研究中注重外力与内功、传统与现实诸问题的纠葛，对鲁迅的文字音乐性、绘画感、佛学因素进行独特解读。此外，他还探讨了鲁迅与尼采思想的关系，指出鲁迅在语言和表达上的独特性，以及其作品中的音乐性、色彩感和线条感。通过这些研究，汪卫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鲁迅及其作品的独特视角。



鲁迅的语词之“力”

邹韬奋这位知识人，他不同于一般的文人，而是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编译俄国作家的书籍，深受鲁迅影响，晚年对俄国的判断也受到了这类青年的影响。邹韬奋编辑的《生活》周刊等平台，将严肃的思想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促进了民众的觉醒。他关注国际新思想，翻译的著作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艰难的环境下，他搭建了民间的平台，团结了许多底层的作家、学者，推动文化进步。邹韬奋的精力惊人，一面写作，一面编辑报刊，一面从事社会活动，他的笔力传神，人物形象生动，深受读者喜爱。他克服文人腔和学者腔，将思想的脉息伸展到芸芸众生，创造了一个奇迹。



走向大众的知识人

徐梵澄这位鲁迅的学生，他的思想在战乱和迁徙中形成，对多种文化有着深厚的兴趣。他不仅研究鲁迅和尼采，还翻译了《薄伽梵歌》和《五十奥义书》，成为学界瞩目的翻译家。徐梵澄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超越了鲁迅的语境，在中外文化的原点中汲取养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他的思想融合了印度哲学、传统儒学、德国玄学和希腊艺术，追求世界大同的理念。在印度生活的三十余年间，他的思想在广阔的精神之海中游历，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桥梁。



“多”通于“一”

鲁迅对考古学的关注与思考。鲁迅在三十年代，通过对考古学的研究，拓展了对历史的新认识，他不仅关注考古学领域的动态，还关注考古学对史学的影响。他认为考古学可以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但同时也对考古学中的人文性缺失和认知维度的简单化提出了批评。鲁迅的多重视角和对考古学的深刻思考，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鲁迅与三十年代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李何林先生对郑欣淼鲁迅研究的评价，以及郑欣淼在鲁迅研究界的成就。他不仅关注鲁迅的国民性改造，还深入挖掘鲁迅的宗教观和思想史背景。郑欣淼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提出“故宫学”概念，关注文化遗产研究，将鲁迅研究拓展至更广阔的领域。他的研究方法融合多学科精神，以鲁迅为起点，深入探讨传统文化难题。他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和对历史文化的思考，为鲁迅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