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讲述了熊华源和廖心文两位毕业于知名学府的人物。熊华源在中共中央党校完成学业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重要职务，并在毛泽东思想及周恩来研究方面有深厚造诣，参与编辑多部重要文献和画册，如《毛泽东年谱（1949—1976）》、《周恩来年谱（1949—1976）》等，并且是多部传记的作者或合著者。廖心文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同样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要职，专长于周恩来等革命家生平思想的研究，参与撰写《周恩来传》等重要作品，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高质量论文，涉及广泛议题。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当选第一任总理，任职二十六年多。 在这二十六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总理国务，主管内政外交，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呕心沥血，他的思想和实践为我们今天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本部书稿的两位作者均来自原中央文献研究室，长期从事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研究。他们在原文献研究室工作的三十余年中，曾经参加了由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和力平等主编的《周恩来年谱》的写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由于工作性质所致，他们还有机会采访两三百位曾经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老同志、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这些经历为他们写好本部专著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书以丰富详实的史料，客观而深情的笔触，还原出一位鞠躬尽瘁、一心为民的“人民总理”形象。通过本书，读者既可深入了解周恩来的思想、实践、处世方式以及独特的智慧和魅力，又可从侧面对那二十六年多的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有更全面的了解。此外，作者运用资料的权威性和结论的科学性，对清除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在周恩来研究领域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详细记录了周恩来担任总理的26年中，他对中国建设的贡献和智慧。作者通过研究历史资料和采访亲历者，描绘了周总理处理政务的重要片段，展现了其思想、实践和人格魅力。书中的细节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共党史和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对与周恩来相关联的其他领导人也有新的解读。出版此书旨在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纪念周恩来并提供历史借鉴。



出版者的话

01 组建首届“内阁”

周恩来在筹建新中国政务院时的准备工作，包括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周恩来提议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尊重其推荐人选；他还劝说黄炎培和梁希担任公职，尽管他们曾拒绝过做官。通过这些努力，周恩来平衡各方力量，确保新政府能够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共同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府人事安排中，注重平衡各方力量，确保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得到合理的职位，赢得了赞誉。对于有人提议让邓颖超进入政府任职，周恩来坚决反对，认为这将影响职责划分和公众对政策的看法。他认为作为总理，应避免与配偶的职务产生混淆，以维护政府的清晰运作和形象。这种决定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证明是明智的。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阵容强大，人才聚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用人唯贤的原则，得到了民主人士的高度评价。



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后，他全力以赴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制定条例确保政务顺利进行，并通过政务会议集思广益，深受包括非共产党员在内的政务委员们的尊重和赞赏。他在财经工作上信任并支持陈云，两人合作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周恩来以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忘我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肯定，连续四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直至去世。



02 出访苏联

周恩来总理在1950年1月前往莫斯科协助毛泽东进行中苏谈判的经过。周恩来身着整洁的服装，与同行者一同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任务是商谈取消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签订新条约，同时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经济援助。这次访问是在毛泽东首次访苏后安排的，尽管起初斯大林有所反对，但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得以成行。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中宣布了出访事宜，并得到了通过。在访问期间，周恩来不仅参与谈判，还向代表团成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表达了对加强中苏合作和展现新中国外交形象的决心。途中，他阅读了《旅顺口》一书并对其内容提出了批评，显示了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独立见解。抵达莫斯科后，周恩来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并在车站发表了演讲强调中苏友谊的重要性。他立即投入工作，与毛泽东紧密合作，展现了他的外交才能和对国家重任的担当。



周恩来在苏联治疗臂伤期间与斯大林的会面，以及随后的中苏会谈情况。在1950年1月22日晚的会谈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与斯大林讨论了新条约的起草、中长铁路的归还、旅顺口问题以及借款等事宜。双方就主要原则达成一致，同意由周恩来和苏联官员负责具体谈判和文件起草。周恩来对条约内容严谨对待，组织团队仔细研究并修改草案，确保每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最终，中苏双方在2月5日就相关协定达成一致，并计划于2月14日签字公布。



中苏友好条约、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毛泽东、斯大林等两国领导人出席。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条约强调了中苏间的互助与友谊，规定了双方在面对侵略时的共同防御义务，并包含了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这些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成就，有助于中国经济恢复和对抗美国的孤立政策。



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的情况和取得的成果，包括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多项经济、贸易协定，以及毛泽东在回国途中参观各地并与民众交流的经历。这次访问对新中国的外交、经济建设和国际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03 准备和参与决策抗美援朝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和平建设成为首要任务。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毛泽东和周恩来意识到必须援助朝鲜以对抗美国的侵略，并在国内进行外交和军事准备。他们对朝鲜战争持谨慎态度，认为这将是一场持久且复杂的斗争。因此，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御力量，以防备可能的战火蔓延。



在速胜心态影响下的战争部署可能导致灾难，在考虑战争长期化的思想指导下则可能扭转局势。8月中旬起，朝鲜战场形成胶着状态，美国准备反攻。周恩来听取了关于朝鲜战争走向的汇报，认为美军可能会在仁川登陆。毛泽东认同这一判断，并强调战争将持久、复杂和艰苦，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他们指示密切关注战局变化，加强东北边防军的备战工作，以防美军登陆带来的突变。周恩来在国防会议上提出要准备应对长期战争，甚至可能承担消灭美军的任务。为避免过早暴露意图，准备工作需在未准备好之前低调进行，并制定了详细的军事建设计划。这些措施为后续抗美援朝奠定了基础。



朝鲜战争初期的紧张局势，美国军队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越过三八线，威胁到中国安全。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美国侵略行径的强烈反对，并警告可能采取行动。面对国内外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尽管存在不同意见，最终决定由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背景和决策过程。在面临美国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直接支援，中国也要出兵援助朝鲜。周恩来与斯大林协商军事援助和空军支持，但斯大林最初承诺的空军支援未能实现，最后只同意提供部分军事装备。尽管如此，中国仍决定于1950年10月19日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04 制订“一五”计划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济恢复后，为开展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制定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决策，并责成中财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提议成立领导小组，与陈云等共同研究制定计划。随着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在周恩来和陈云的领导下，中财委制定了“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勾画出初步的工业建设框架和布局。为借鉴苏联的经验并商定援助项目，周恩来计划在访问苏联期间进行谈判，并在回国前安排了政务工作的分工。同时，周恩来强调经济建设要保证总体平衡，关注各行业比例关系，并重视文化建设与教育投资。他还提出了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指导方针，预计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20%。在他出访苏联期间，邓小平被任命为代理总理。



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情况。代表团阵容庞大，出访目的是加强两国合作并商谈重要问题。周恩来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并发表了讲话强调中苏友好合作的重要性。在莫斯科，周恩来对文件进行细致讨论和修改，展现严谨的工作作风。尽管之前批评过一位成员，但周恩来仍以酒敬意，显示其领导艺术。5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良好，斯大林对周恩来代表团高度重视，多次会谈讨论经济、军事援助等问题。周恩来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和建设规划，斯大林提出建议并承诺苏联将提供大量援助。双方谈判顺利，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的细节，包括请求贷款、技术援助、参观斯大林格勒和签署多项协定。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表达了对中苏友好合作的赞赏和对斯大林的敬意。访问结束后，他返回北京并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成果。



周恩来对斯大林逝世的悲痛心情以及中国代表团参加葬礼的情况。周恩来在谈判中及时处理问题，并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了五计划和朝鲜战争等问题。他在吊唁期间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敬意，同时对赫鲁晓夫的表现感到困惑。回国后，周恩来听取了关于中苏谈判和五计划的汇报，并就相关文件给出意见。



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间实施的第一個五年计划，这是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通过苏联的援助和国内的努力，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百年发展，对国家工业化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也反驳了西方关于计划失败的预言。



05 国际会议上的首度露面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从朝鲜撤军，但美国军队仍驻扎，加剧远东紧张局势。中朝争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斗争和印度支那抗法战争成果促使美法同意召开国际会议。新中国在经济恢复、一五计划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成为维护亚洲和平的重要力量。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高度重视。他们精心准备，包括收集研究相关情况、阅读文件、确定代表团成员、拟定方针原则等。周恩来在会议上强调了中国积极参与的决心，并与苏联、朝鲜、越南协商合作策略。



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背景和参会国家。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强调会议的目标应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并对美国和南朝鲜代表的无理主张进行驳斥，支持朝鲜外务相南日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统一的方案。周恩来的话语表达了新中国维护亚洲和平的愿望，受到与会者的关注。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出色表现和影响力。他代表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受到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许多欧洲报纸都显著报道了他的言论，而美国代表杜勒斯则显得黯然失色。周恩来以其外交才能和坚定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尤其是在处理亚洲和平问题上，他的主张符合了亚洲国家人民的期望。面对杜勒斯的冷淡和回避，周恩来保持了冷静和自信。在会议中，周恩来通过有力的辩论驳斥了美国代表，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尽管会议最终未能取得显著成果，但周恩来的表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使美国代表陷入被动局面。



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新建议和宣言，但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反对并试图结束讨论。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提出一个简短的协议建议，强调将继续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他的智慧和坚持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凭借其外交智慧和协商精神，成功推动了与会国对中国代表团建议的认可。面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周恩来机智应对，揭露了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使美国在国际会议上陷入孤立。各国代表虽然受到压力，但私下里对周恩来表示赞赏和支持，认为他的外交方式富有艺术性。这场斗争显示了周恩来作为杰出外交家的能力和影响力。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由于工作繁忙导致睡眠不足，但他仍不忘给妻子邓颖超写信表达感谢和思念之情。邓颖超则通过寄送海棠花和红叶的创意方式，传达了她对周恩来深深的关心和祝愿。两人之间的通信充满了深情厚意，即使相隔万里，他们的心始终紧密相连。



周恩来通过电影招待会反击外国记者的诽谤，放映了《1952年国庆》展示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针对军国主义的指责，又安排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该片经过精心修改，保留了越剧精华并结合电影手法，上映后大受欢迎。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评论，以及熊向晖为让外国人理解这部影片所做的准备。周恩来相信具有民族性的作品有世界性，并建议将影片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做了简短的说明。放映后，外国记者深受感动，对中国电影的艺术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越剧彩色艺术片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放映，它引起了参会者的极大兴趣和赞赏，甚至超越了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周恩来利用这部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友谊，也推动了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影片的成功还体现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为中国的文化输出开创了先例，并在港澳及东南亚地区产生了轰动效应。



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讨论情况，中国、苏联、美国等九国参与，由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主持。由于法国殖民历史和美国的阻挠，问题复杂。越南的奠边府大捷对会议产生积极影响，粉碎了法国的军事计划，为和平谈判创造有利条件。法国代表团在会议中显得沮丧，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胜利表示赞赏。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为推动印度支那和平所作的努力。他提出六点建议，促进会议进展，并与各国代表紧密配合，反对美国的阻挠。随着新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寻求和平，会议进程加快。周恩来与各方会谈，包括与艾登讨论老挝和柬埔寨的未来，强调中国不希望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通过多方努力，会议通过了停止在柬埔寨和老挝敌对行动的协议，标志着会议取得重大进展。周恩来在会议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努力和成果，他成功推动了印度支那全境停战的实现，并在会上表达了对和平的坚定支持和对国际争端通过协商解决的信心。周恩来以其智慧和外交才能，在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被誉为“使外交成为艺术”。日内瓦会议被认为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实践，也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次失败。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后设宴款待各国代表，以示感谢和推动友好关系。他与艾登、孟戴斯-弗朗斯等人交流，表达了对中英联系的重视和对法中关系发展的期待。周恩来还设宴招待了印度支那三国四方的代表，共同庆祝停战协定的达成，并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尽管身处名城日内瓦，但周恩来忙于工作，无暇欣赏风景，他的敬业精神和对和平的贡献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扬。



周恩来访问德国、波兰、苏联和蒙古后回国的场景，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少先队员向他表示敬意，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表现提升了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促进了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此后，北京迎来了一系列外国代表团的访问，预示着新中国的外交新篇章。



06 亚非会议的台前幕后

万隆会议的由来和筹备过程，最早由印度尼西亚总理倡议，随后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等国表示支持，并邀请中国参加。周恩来认为这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的好机会，积极回应并表达了中国的支持与参与意愿。最终，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旨在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合作与友好关系。



亚非会议召开的背景和困难，美国试图阻止会议并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意识到制定正确方针的重要性，并着手准备会议。中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交换意见，并建议其作为会议指导思想。周恩来被任命为会议首席代表，陈云代理总理职务。



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可能面临的外交危险时期，国民党特务企图阻止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并策划了针对他的谋害计划。在得到飞机可能被破坏的情报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加强防范措施，但由于香港当局的疏忽，阴谋得逞，导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尽管面临险境，周恩来仍决定继续前往万隆会议，认为此举对政治和安全有重要意义。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了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幕后黑手，并谴责了这一卑劣行为。



邓颖超在得知周恩来可能遭遇危险的情报后，写信提醒他务必警惕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周恩来收到信后回复表示会更加谨慎，并将此次事件作为教训。文章还提到国民党特务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计划细节，以及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对于和平与团结的坚定立场和对帝国主义破坏行为的预见。



亚非会议在独立大厦开幕，参会的29个国家代表来自不同肤色、种族、语言和文化背景。他们身着各式传统服装，体现了各国的多样性。会议上，苏加诺总统发表开幕词，强调了各国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但共同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与团结，反对种族主义。会议气氛友好和谐，但也有伊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提出不同观点，指责共产主义等势力扰乱和平。周恩来总理在场，保持镇定，展现出从容不迫的风度。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面对复杂严峻的局势，展现出大政治家的智慧和灵活性。他原本准备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并在中午休会时间紧急起草补充发言稿，以求团结而非争论的姿态出现。周恩来强调会议的目标是寻求共同点并尊重差异，反驳了对中国宗教自由、干涉他国内政等方面的误解和攻击。他的发言深得人心，有效避免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成为会议的高潮，赢得了各国代表的高度赞扬。



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会议陷入僵局时发言，提出了七项原则，强调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成功消除了障碍，推动了会议达成一致协议，体现了他的外交智慧和对和平的坚定追求。这些原则对亚非国家的合作与团结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积极与各国代表交流，不论国大小、建交与否，他都诚挚地探讨问题、增进了解。他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结识并建立深厚友谊，邀请对方访问中国，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密切。同时，周恩来还与菲律宾的罗慕洛和日本的高碕达之助等代表进行友好交谈，消除隔阂，展现出他的外交智慧和个人魅力。通过这些会外接触，周恩来不仅赢得了各国代表的赞赏，也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中的重要角色和贡献。他在会议中提出重要提案，帮助各国达成共识，展现了他的外交才能和领导力。周恩来通过流利的发言，表达了会议的成功和对亚非国家未来合作的期待。各国代表对周恩来表示高度赞扬，认为他的努力推动了和平与合作。会议的成功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促进了亚非地区的独立运动和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



07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后

周恩来总理对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他认为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关键。在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人才短缺的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以及争取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效力。周恩来通过各种途径支持科技发展，如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回归与贡献，以及科学家钱学森克服困难回到中国并推动导弹事业发展。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待遇存在不一致的问题，存在左倾宗派主义倾向，周恩来的努力旨在纠正这些问题，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国家建设服务。



周恩来在1955年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筹备工作，包括召开座谈会收集信息、整理专题报告，并强调以爱国主义为首要标准衡量知识分子。周恩来还对比了中国与世界科技水平，提出发展科技的重要性。在知识分子会议上，他作报告阐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作用，提出改善使用安排、充分信任和支持以及提供适当待遇等措施。周恩来重视与知识分子交流，尊重他们的知识，并关注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通过这些努力，会议成功达成预期目标，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通过修改文件、转发决定和检查落实等方式，积极推动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他重视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如研究经费、工作室和助手等，并抓了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周恩来以民主方式听取意见，处理关键问题，最终成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尽管面临党内认识的转变，他仍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得科技水平显著提升，科研机构和人员大幅增加。



08 与“铁三号”的文化名人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知识分子从海外回到中国，包括戏剧家欧阳予倩和曹禺。在北京的张自忠路五号，曾是欧阳予倩的故居，也是文化名人聚集的地方，周恩来对这些文化人的关怀如阳光般照耀。1949年，欧阳予倩应党的邀请回国，参与了新政协筹备会，并在周恩来任命下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他们两人有共同的经历和爱好，都曾留学日本，喜欢戏剧，并在日本文化交流中有所贡献。尽管对某些剧作有不同的看法，但周恩来始终支持欧阳予倩的创作。晚年，欧阳予倩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病重时仍关心艺术活动，他的离世让周恩来深感惋惜。



曹禺在戏剧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他青年时代的作品如《雷雨》、《日出》等深受观众喜爱。曹禺与周恩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对戏剧的热爱，他们的相识也源于对戏剧的共同兴趣。他们都曾在天津南开学校学习，并参与话剧活动。周恩来在学生时期就积极参与剧团，甚至男扮女装演出，他对戏剧的深厚感情影响了他的一生。曹禺则在天津的生活经历中汲取创作灵感，他的作品《雷雨》就是在那时创作的。周恩来是曹禺的忠实观众和支持者，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对戏剧的共同热爱成为他们交流的重要纽带。



周恩来与孙维世的父女关系，周恩来对孙维世的关爱源于其父亲孙炳文的革命情谊。孙维世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照顾下成长，两人对她倾注了深厚的父母之爱。文中提到周恩来多次在信中表达对孙维世的关心，并在她生病时亲自询问病情。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孙维世不幸去世，周恩来对此感到痛心并努力查明真相，但最终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09 冒进和反冒进

新中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并在国际环境改善的背景下，人民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充满期望。毛泽东和部分领导人受此鼓舞，提出快速发展计划，如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目标。然而，这些目标超越了实际能力，如设想的农业生产增产速度远超可能。尽管周恩来和刘少奇等领导人最初支持，但实际执行中遇到了挑战。决策的制定受到历史经验、领导权威和个人认识局限的影响。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全党被要求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以实现快速工业化为目标。



周恩来在1956年2月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警告大家要小心谨慎，不要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和效率。他反对提出过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认为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制定计划。陈云也在会议中批评了冒进倾向和生产质量下降的问题。在周恩来和陈云的推动下，政府努力压缩高指标，并召开多次会议讨论经济计划，以实现物资、财力和人力的平衡。然而，尽管做出了一些调整，一些指标仍然过高，导致后续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急于求成和资源配置问题。



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强调预算数字必须削减，反对右倾保守和急躁冒进的思想，认为预算应该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他还指出当前经济建设中需要克服片面追求多和快的问题，提倡全面发展，并且强调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应稳妥可靠。通过这些措施，反冒进的斗争得以推动，使得1956年的国家经济建设回归正常发展轨道。



周恩来和陈云在1956年7月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并修改"二五"计划方案，他们意识到之前提出的高指标不切实际，可能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经过深入分析和讨论，他们决定制定一个更稳妥、可靠的新方案，以符合实际情况，并提交给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讨论。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强调了精打细算和综合平衡的重要性，力求在积极与稳健之间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



周恩来和陈云等领导人对1957年经济计划的重视，他们努力平衡重工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面对各部门对投资规模的高预期，周恩来坚持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经验和苏联的教训，主张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以维持积累和消费的协调。通过多轮会议讨论，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强调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批评了急躁冒进的做法，并提出了四个方针性问题，包括处理国家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反对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刘少奇也在会议上表达了对经济比例和建设速度的关切，主张稳健的发展策略。



1956年中国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不同场合提出应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反对过度压缩投资。陈云负责制定1957年的经济计划，强调建设规模要与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并采取措施减少基本建设投资，以实现财政、物资、信贷的平衡。经过调整，1957年国民经济稳健发展，实现了较好的增长和平衡。



10 处理中缅边界问题

周恩来在1956年秋天接待缅甸联邦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主席吴努的场景，吴努来访旨在商谈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承诺会以友好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并请求给予一些时间来了解情况。然而，枪击事件的发生使边境局势紧张，但周恩来坚守之前的公报精神，积极与缅甸领导人沟通，努力化解两国间的误会。



中缅边界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南段的佧佤山区、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以及北段的尖高山以北地区存在的未决问题。周恩来通过深入研究和调查，提出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并愿意做出妥协，如撤军和协商收回勐卯三角地。这些努力旨在寻找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考虑到两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打开了新的局面。



中缅边界问题引起中国人民关注后，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虽然有人对建议有疑虑，认为会失去领土，但周恩来通过深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和详细解释历史背景与现实情况，成功说服了人们接受他的主张。在多次会议和报告中，周恩来强调根据和平共处原则处理边界问题，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经过努力，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统一，并最终批准了周总理的解决方案，为中缅边界谈判奠定了基础。



中缅边界问题的协商过程，周恩来在面对缅甸方面的提议时，坚持原则并提出中国方案，但双方意见存在分歧。周恩来强调处理边界问题的方针不变，并需经过全国人大批准后才能正式答复。尽管协商中有争论，但周恩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耐心协调，赢得了缅甸朋友的敬意。



中缅边界问题在1960年得到解决的背景和过程。周恩来总理积极推动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并与缅甸方面保持友好合作，强调尊重边境民族感情，妥善处理骑线寨等问题。通过双方努力，边界勘测工作顺利完成，两国最终签订了边界条约，为地区和平创造了良好环境。周恩来总理的贡献被缅方高度评价，他的外交理念和行动对中缅友谊及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现代“大禹”

中国自古以来对黄河和长江的治理，以及夏禹和周恩来在治水工作中的贡献。夏禹因治水有功而被人们纪念，周恩来则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关注水利问题，亲自处理水利纠纷和重大难题。周恩来以大禹为榜样，致力于防治水害，造福人民。他在总理任内对水利工作的投入和努力，与大禹相比也毫不逊色。



周恩来对黄河治理的深切期望和无限眷恋，他希望从根本上改造黄河，变害为利。虽然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在建设中遇到了淤积等问题，但通过不断的争论、研究和实践，如降低蓄水位、改建工程等措施，最终得以改善。周恩来强调了治河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鼓励人们不断总结经验，以全局视角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挑战。



周恩来对长江三峡问题的关注和投入。1958年3月，他不顾寒冷，与各部门负责人一同乘坐“江峡轮”考察三峡地区，沿途研究防洪和大坝建设的必要性。在船上，周恩来主持了关于三峡工程的讨论，听取专家意见，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大家基本达成共识。他强调要综合考虑干支流、上中下游的关系，并提出修建三峡工程应分期进行。这次考察后，周恩来对长江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的工作态度和精神给随行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12 决策香港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在考虑香港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和长远战略。毛泽东认为应优先解决大陆领土解放，而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对发展海外关系有利。周恩来从国际战略和国内发展两个角度解释了保留香港现状的决策，包括分化帝国主义阵营、争取朋友以及利用其经济地位支持社会主义建设。通过与英国总督葛量洪的对话，周恩来传递出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关注，并在1957年春天的上海座谈会上全面阐述了对香港的政策，强调不会照搬内地模式，而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以促进香港发展，同时表示未来会收回主权但方式将和平进行。周恩来的话消除了香港工商界的疑虑，明确了国家对香港的长远规划。



周恩来与香港大学访问团的会谈，讨论了消息不通、交通不便等问题，并表达了希望加强北京与香港联系的愿望。周恩来还提到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可能性，并对中国建设的现状和未来表达了信心。访问团成员通过这次交流对新中国有了新的认识。



周恩来对香港问题的长期打算和充分利用方针，他强调在政治上不等待解放，按英国统治情况布置工作，经济上利用香港自由港优势，并要求调查清楚出口商品与当地产业的矛盾。他还要求适应资本主义市场规律，帮助香港解决困难，如干旱和供水问题，关心香港人民的生活，包括食品供应和文化交流。对于损害同胞利益的行为，周恩来会及时纠正。



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的谈判历史，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批评了英国的态度，并在1972年的会谈中明确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立场，提出将在适当时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但不是立即行动。周恩来认为，香港问题需要在没有大战的和平环境下维持现状，直到1997年租约到期时再进行谈判。这些谈话反映了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的策略和长远考虑。



周恩来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访问亚洲八个友好国家的背景和目的，这次出访旨在寻求友谊、和平与知识，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



13 出访亚洲

周恩来访问越南期间，他和贺龙前往“二征王庙”向两位民族女英雄献花，这一举动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大国主义的立场，加深了中越两国之间的友谊。在访问期间，周恩来还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深入会谈，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增进了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关系。



周恩来访问柬埔寨的盛况，包括西哈努克亲王的热情迎接、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国宴上的友好交流。周恩来表达了对柬埔寨的敬意和希望加深两国友谊的愿望，两国领导人的互动预示着双方关系的美好前景。



周恩来在1956年除夕之夜访问印度的经历。在这个传统家庭团聚的日子里，周恩来没有回国，而是与尼赫鲁一起参观了多个城市，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共同出席宴会，表达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并在访问中讨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印度的重要工程项目。除夕夜，周恩来和尼赫鲁在列车上度过，共同庆祝新年，气氛愉快。这次访问加强了中印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周恩来访问缅甸期间，与吴巴瑞总理一起参加在芒市举行的中缅边境人民联欢大会的场景。芒市沉浸在喜庆气氛中，两国领导人受到热烈欢迎。双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缅友谊的重要性，并表示将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次活动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情谊。



周恩来抵达巴基斯坦后受到的热烈欢迎和访问期间的重要活动。在卡拉奇，他受到了群众的欢呼，访问了白沙瓦大学并表达了对中巴文化交流的期望。在拉合尔，周恩来发表了讲话，强调友谊、知识和和平的重要性。在东巴基斯坦首都达卡，他出席了大规模集会，重申了亚非团结和中巴友谊的意义。周恩来与巴基斯坦领导人的交流显示了双方对和平与友谊的共同追求，尽管存在不同看法，但这并未影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周恩来对阿富汗的访问，这次访问推动了中阿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在宴会上，双方表达了彼此间的友好感情和历史联系，强调了亚洲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周恩来参观了水电站，并就相关工程问题进行了交流，还访问了坎达哈市，传递了中国人民的友谊。阿富汗各界对此次访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开启了中阿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周恩来访问尼泊尔的情况，他受到尼泊尔人民的热情欢迎，双方强调了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和对世界和平的共同追求。周恩来参观了孤儿院和寺庙，并捐赠了款项。这次访问加深了中尼之间的友好关系。



周恩来对锡兰的访问，这次访问发生在1957年，是周恩来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他与锡兰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早在公元前就存在文化和贸易交流。锡兰在周恩来年轻时曾是他留学途中的停留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访问期间，周恩来受到锡兰人民的热情欢迎和班达拉奈克总理的友好接待，双方强调了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仍应保持友好亲密的关系，以促进世界和平。周恩来参观了康提市和佛牙寺，并对城市的历史文化表示赞赏。他的访问加强了中锡两国之间的友谊，有助于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



14 反“反冒进”中的检讨

1957年秋，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准备总结经济工作经验时，毛泽东将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毛泽东渴望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决心推动"大跃进"。他认为统一党内高级干部对建设速度的认识是形成"大跃进"的关键。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批评了之前的反冒进行动，并得到了会议的支持。随后，反冒进逐渐转变为反“反冒进”，批评和指责成为主流舆论。毛泽东通过审阅社论和参与方针制定，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转变，强调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然而，周恩来等人直到1958年初才意识到反冒进已成为毛泽东眼中的严重事件。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问题的批评，他将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系起来，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并严厉指责国务院和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方法。会议气氛紧张，毛泽东的批评使反冒进的人感到不安。他还提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引发的“反冒进”空气，批判了《人民日报》社论对他的文章断章取义。尽管周恩来在会上受到批评，但实际主要针对的是因病缺席的陈云。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推动了“大跃进”的发动，并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目标和工作方法。



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检讨自己在反冒进中的错误，并承担主要责任，以缓解会议紧张气氛。尽管他内心清醒并试图对经济建设保持谨慎态度，但在急躁冒进的大环境下，他的努力效果有限。毛泽东对会议结果满意，认为这为“大跃进”奠定了基础，并计划召开更多会议强化这一思想。在这期间，周恩来的工作职责减少，陈云也在做检讨准备。毛泽东在后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评反冒进，强调要保持积极平衡，而不要提反冒进口号。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认为这是没有抓住主流和本质问题，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周恩来对“反冒进”进行了深入的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认识到这是一个方针路线上的错误。刘少奇也反省了自己在一些问题上思想落后于毛泽东的情况。这些会议为后续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奠定了基础，大会将全面发动“大跃进”，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力争上游”的热潮。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全国大跃进的动员，并对之前的反冒进进行了正式结论。毛泽东高度重视此次会议，出席人员广泛。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强调建设速度的重要性，并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这是低估了群众生产高潮的成就。周恩来和陈云在会上就所谓的反冒进错误作了检讨，尽管他们内心有所挣扎，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在强大压力下作出了自我批评。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警告党内高层要顾全大局，防止因经济建设急躁冒进导致的分裂，并列举了历史上党内的四次分裂事件。他将反对冒进的行为视为可能破坏团结的分裂主义，使得党内民主气氛受损。会议后，“反冒进”成为禁区，毛泽东的“大跃进”总路线被接受。周恩来在会议后表达了辞去总理职务的想法，但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他应继续留任。然而，此后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作用受到限制。“大跃进”运动迅速展开，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后来反思了这些错误，并强调重视错误、改正错误的重要性。历史决议承认了党在当时的经验不足和对国情认识的偏差，总结了这段时期的教训。



15 庐山风云

1959年庐山会议的背景和主要议题，周恩来在会上坚持务实解决问题的态度，以及他为应对经济形势所做的准备和努力。面对计划指标偏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周恩来主张积极解决，主动承担责任，并提出落实可靠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他在会议中排除干扰，通过调查研究和具体措施取得成效，展现出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决心。



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在面对彭德怀对大跃进尖锐批评的背景下，他选择以自己的方式表明态度。周恩来坚持务实，一方面维护总路线，另一方面确保工作正常进行。他认为政治方向是首要问题，而工作态度则是次要问题。尽管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做出错误结论，将会议转向批判右倾，但周恩来保持了勇敢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承认困难并提出解决措施。他谨慎发言，坚持党性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会议气氛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选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即使这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他讲究工作方法，注重策略，力求在提出问题时周到全面，不走极端，体现出他的辩证思维和高度素养。



周恩来在庐山会议后对彭德怀的批评，虽然他们对经济形势看法一致，但因组织纪律、维护团结和国内外局势的影响，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了批判报告。周恩来虽有自己的态度，但他更注重团结和对敌斗争的原则，这与他的长期斗争经验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处理党内问题需要坚持原则、方法和耐心，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中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和斗争艺术。



16 解决中印边界冲突

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和历史背景，包括英国殖民时期对西藏的扩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以及印度独立后的政策转变。双方在西段和东段存在争议，焦点在于领土主权归属，特别是关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问题。尽管中印之间曾有小规模冲突，但在周恩来倡导的维持现状和协商解决方针下，边界基本保持稳定。然而，1959年和1962年的武装冲突迫使中共中央提前处理这一问题。



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原则和方法，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应基于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遵循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逐步解决边界问题。在达成全面解决方案前，双方应保持现状，不采取单方面行动或使用武力改变现状，并可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协议，维护边境安宁和两国友谊。



中印边界冲突的历史背景和经过。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印度在政治上反华并越境挑衅，中国被迫自卫还击。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主张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并提出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后撤的建议。尽管中国积极寻求和平谈判，但印度反应消极，导致冲突持续。周恩来通过外交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缓和了边境局势，并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周恩来主持政务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