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新唐书•哥舒翰传》给后世留下这样的记录:
禄山谓翰日:“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日:“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沙畹在圣彼得堡刊布《西突厥史料》以来,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当代粟特学和突厥学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地推进本世纪初沙畹孤明先发的学术导向。
本书之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以下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