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天地玄黄

1948，是奥威尔写成《1984》的一年……

很多事情方能理清，很多暗枪早已埋下，只是我，无奈悲凉。 祖国至今如此，伏患已过，仍有后劫。虽可逃亡香港，亦非久留之地。 天玄地黄，何处可留客？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起于1948年，或许更早一点的1942年，一部分逐步皈依中国共产党，一部分被思想改造，最终失去独立性，失去自由，失去批判能力。作者钱理群教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治学态度严谨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者！

最近7年读的唯一一本与工作无关、非小说、非娱乐消遣的书。

虽然整个百年文学大系还没有读完，但大概我已经可以断言钱理群先生这本书是同系列里质量最高的一本了。严格说来，这本书的文学背景已经不是主要的话题了，钱先生自己也说过，他非常想做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这本书看到最后，梁实秋的孩子哭喊着和父亲告别的场景，马上让我联想到了钱理群先生自己的遭遇——果不其然，后记里他真的谈到了这种骨肉分离永隔两岸的痛。此书的问题可能在于叶圣陶的日记在全书的整体叙述中显得有些脱节，被强行和其他文人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而缺少内在关联。但这种问题并不能抹煞钱先生的写作意义，这仍然是一本能引起今天中国读书人深思的好书。

真的好哇，读到好几处忍不住想哭。最后看到路翎做的1948最后一天的记录，忽然想到之前看的一篇文章《疫情下的升思》，谈及：疫情发生后，始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人文学者在这种突发性的灾难面前能做什么？除了与普通人一样关切数字、拐点、口罩外，任何发言似乎都无关痛痒，任何表态似乎都无济于事，任何修辞似乎都不合时宜，难道只剩下沉默？加缪提醒我们，或许你无法置身现场，至少你可以观察、记录下你身边正在发生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为这段历史提供“大量次要的细节”。这些“次要的细节”拼贴在一起，或许能补充、修正日后的历史叙事。对日常生活的基于个人视点的观察、记录、思考，或许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自我训练。

作为一个特殊意象的1948，在历史上如此，在政治上如此，在知识分子中如此，在普通人中更如此。

代标港版。题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实际还是文学史。转引太多，材料又很细碎。当报告文学看的话是一流的。

读完最后一章，谁能不叹息。

代标《前后》。选读，第十讲（六）——十六讲。深夜乱翻书，突然想看看□□□的后世评价，就找来了这本。廓清了我的一些模糊认识，与《筚路维艰》合读为佳。钱先生做学问的现实关怀太强烈，他骨子里是向往做鲁迅那一种人的。但思想的呐喊，终归只是一种推动力而已。太过强调所谓“思想”本身的分量，可能会遮蔽掉现实的复杂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