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生于1934年，浙江嵊州人，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教授，宗教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他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宗教、哲学和中国文化等方面。主要著作有《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周易注(附周易略例)》、《宗教研究方法讲记》、《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曾担任全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对推动中国宗教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习被视为一种能够提升个人智慧和道德品质的重要途径。它能使人超越自身，不论出身如何，只要肯努力，就能积累善行，达到神明的境界。学习儒家经典是这个过程的核心，它要求从诵读经书开始，逐步深入到理解礼仪，直至最终成为圣人。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应该得到美化，避免仅仅关注个人私利，像小人那样行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章建议人们接近良师益友，模仿他们的言行，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这样做的目的是去除不良影响，使学习者的心灵专注于全面纯粹的知识。

学习的正确态度至关重要，它要求一心一意、彻底学通，而不是浅尝辄止。通过效法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学习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从而塑造坚定的品格。这种品格就像天之光明、地之广阔，值得人们尊崇和追求。

尊崇礼法也是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遵循礼法不仅是对传统价值的尊重，更是深入理解知识的关键。不遵循礼法的学习往往流于表面，难以达到真正的理解和实践。

总的来说，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涉及到智慧的增长、道德的提升以及对礼法的尊重和实践。通过这个过程，个体可以实现自我超越，形成坚定的品格，成为光明磊落之人。

一　劝学

修身是一个追求善心和道德完善的过程，目标是在言行举止中体现礼的规范，无论贫富地位，内心的修养才是真正的君子品质。在困难中坚守道德原则，通过自我反省不断进步。知止意味着明白自身的局限，明察事理而不争论无谓的理论，如“坚白”之辩。行动的关键不在于天资，而是坚持与努力，正如跛鳖虽慢却能到达终点。成为圣人需要遵循法度、坚定志向和通晓世故，顺应自然法则。区分善少与恶少的标准在于他们的品质：端悫顺弟、好学逊敏者为善，偷儒惮事、嗜食无耻者为恶，凶狠不顺则预示不幸。尊敬老人、不轻视穷人、默默行善是值得提倡的美德，即使有过错，也能得到庇佑。君子追求公正无私，预防祸害，避免羞辱，勇敢实践道义。他们的品质彰显出公义超越私欲的精神。

二　修身

君子的行为以礼义为准则，而非追求表面的艰难、名声或明察秋毫。他们与世俗相似但保持独立，既能融入又能区别于世事，灵活应对人际关系，自我管理得体。诚是君子修身和从政的根本，遵循礼义而非单纯追求秩序。君子对欲望和厌恶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品德高尚，赞美非谄媚，批评非诋毁，自我夸耀非虚妄。他们的行为顺应礼义，能根据情况调整自己，与品行不端的小人截然不同。

君子治理社会注重遵循礼义，维护秩序，去除不正当的行为。通过修养身心吸引同类，用简明的方式处理复杂事务，保持谦恭，即使地位尊贵。他们区分通士、公士、直士、悫士和小人的道德品质，警惕内心的不良倾向，在做决定时全面考虑欲恶取舍，避免片面性。

作者批评了盗名于乱世的伪善者，认为盗窃名誉比盗窃财物更为恶劣。他强调仁人与奸人的区别，倡导真诚的行为，反对虚伪。君子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体现了对道德、秩序和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为后世提供了行为的典范。

三　不苟

儒家学者深入探究个人和社会荣辱的相互影响，以及社会治理的根本途径。他们观察到人们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言行不一，往往事与愿违，问题根源在于人们倾向于责备外部环境而非自我省察。因此，儒家倡导回归仁义之道，强调个体差异，认为不同的人应选择不同的求道之路。通过教育和引导，培养君子的风范，抑制小人追求私利的行为，以实现社会安宁和谐。

文章比较了各种类型的勇者，尊崇基于正义的士君子之勇，批判了冲动与贪婪的狗彘、贾盗和小人。作者以鱼为喻，阐述自知和顺应天命的重要性，批评那些在困境中才想到谨慎、失败后才责怪他人的行为。文章强调荣辱、安危与义利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指出不同社会阶层应遵循的行为规范。

尽管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君子和小人追求荣誉和利益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君子遵循正道，举止得体，即使在逆境中也能保持名誉，在顺境中更加显赫。相反，小人则倾向于个人私欲，不顾社会规则。儒家认为人的本性可以被引导和塑造，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文章引用《诗》、《书》、《礼》、《乐》的原则，说明天子虽然拥有天下，但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因此需要制定礼义来区分社会等级和能力差异，确保每个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所长，得到相应的回报，维持社会平衡与团结。在仁人治国的时代，无论是农民、商人还是官员，都能尽职尽责，不计较个人得失，共同营造和谐的社会秩序。

儒家思想强调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的结合，通过教育和礼义规范，引导人们追求道德完善，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这种理念在今天依然具有深远影响，提醒我们尊重差异、倡导公正，以教育塑造更好的社会。

四　荣辱

世俗对人的外貌评价颇高，甚至相术也备受推崇。然而，作者强调决定人吉凶的并非外貌，而是内心的善良与正确的思想方法。文中引用“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倡导人们重视内在而非外在容貌。历史人物如尧、舜、孔子等，无论外表如何，只要心术正直，就能成为君子或有卓越成就。作者批判了以貌取人的偏见，并指出像桀纣这样的暴君，其失败并非因为外貌，而是知识浅陋和思想境界低下。

文章深入剖析了决定个人社会地位和命运的关键因素，提出“三不祥”和“三必穷”的行为准则，强调人品与德行的重要性。在讨论辩说时，作者区分了小人之辩、士君子之辩和圣人之辩的差异。小人的辩论空洞无物，士君子的辩论有条理且符合实际，而圣人的辩论则能灵活应对变化，言辞恰当且有深度。

文中还提到圣人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策略，主张先诛杀奸雄再对付盗贼，因为奸雄的本质难以改变。此外，作者强调辩说技巧和原则，如根据听众接受程度选择事例，避免抽象导致误解或过于具体显得平庸。君子在自我要求上严谨，对待他人则宽容，以此促进社会和谐。

总的来说，这段内容着重阐述了内在品质与外貌、行为准则、辩论艺术以及处理问题的策略等方面的重要性。它鼓励人们追求内心的善良和智慧，而非仅关注表面的容貌，同时也教导我们在交流中要灵活应变，理解和尊重他人的观点。

五　非相

六种不适用于社会治理的思想流派包括纵欲放荡、如同禽兽的学说，以及缺乏廉耻、懒散享乐的学者行为。这些主张与儒家提倡的父兄形象和子弟应有的品质背道而驰。真正的儒者应具备父兄的特质，如宽容、沉稳、正直和勤奋，他们的言行应该是典范，为子弟树立榜样。文中特别提到了子张氏的颓唐、子夏氏的拘谨和子游氏的懒散，并鲜明地对比了这些与理想君子的差距。儒家学者的理想形象是帽子端正、衣带紧束，展现出谦逊、朴实的美好品质，他们远离享乐，尊重廉耻，勤奋不懈，不畏人言。这样的儒士才是社会的楷模，他们的行为和风范值得后世学习和效仿。

六　非十二子

齐桓公在管仲协助下建立霸业，但因其手段阴险、奢侈，不符儒家标准，孔子门生耻于称道。真正的圣王应以礼法治国，招贤纳士，如智者般行事审慎防灾祸，而非愚者之独断妒能，走向危亡。通行之道在于对君主与仁义皆恭敬忠信、慎谨，困境中不放弃。遵循尊卑秩序，君子需随时代调整自身行为。

七　仲尼

儒家思想家被尊为圣人，政治家则以大儒之名受敬仰，周公正是这方面的楷模。儒家的精神内核包括效仿先王、崇尚礼法、忠于君主。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儒者都能对国家有所贡献。他们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重视个人的内心修为与谦逊态度。通过实践古代圣王的理念和遵循礼仪规范，他们能维系社会秩序，促进个人潜能的发挥。在学术上，儒者追求品德的提升；从政时，则确保等级制度分明，既维护高层稳定，又激励底层活力。周公的例子被文中提及，他在武王驾崩后，为了国家稳定暂时摄政，他的明智决策和深思熟虑为历史所称道。

圣人的角色更为崇高，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是《诗》、《书》、《礼》、《乐》等经典的灵魂，象征着大道的统一。他们通过文学和哲学作品，传达深远的智慧，确保国家长期稳定。不同类型的儒者各有特点：俗人追求物质利益，轻视学问；俗儒言行与世俗无异，缺乏洞察力；雅儒遵循传统礼制，但智慧有限；大儒博古通今，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统治者的用人策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和治理效果。

君子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有严格的标准。在讨论政治时，他们至少会涉及国家安宁的话题；教导他人时，至少会论及士人的道德修养；接受新知识时，至少要符合后世治国的原则。这些界限设定，体现了君子的学识和坚守。

总的来说，儒家文化强调个人修为、社会秩序与国家治理的和谐统一，其不同层次的代表人物如圣人、大儒和君子，都在各自的领域中体现出这一精神的核心价值。无论是通过实践古代智慧，还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应用，儒家的理念都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

八　儒效

荀子的政治主张以建立统一强盛的国家为目标，他提出用人应以礼义为准则，不分贫富贵贱；治理百姓需怀爱民之心，实施教化与刑罚并重，同时重视外交中的仁义，必要时用武力维护正义。在经济上，他倡导轻徭薄赋，鼓励百姓发挥所长。荀子提倡“维齐非齐”，强调在平等中尊重差异，按个人才能和品德安排职位。他认为治国策略应分为王道、霸道与强道，推崇以仁义为主的王道，并认为选择正确的治国之道是国家兴盛的关键。

荀子主张在政治决策时以礼待善人，用刑罚惩处不肖者，强调法度与沟通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到公正无私。他提出社会等级的必要性，以维护秩序和稳定，并倡导君主关注民生，重视农业发展和财富积累，以实现国家富强。

荀子认为国家的实力、声誉和政策决定其独立自主，不受外力左右。在国力强大时，应保持中立，观察国际形势，同时加强国内军事、政治和文化建设。他强调个人志向与国家治理方式对建立功名的重要性，而非依赖外部条件。荀子提倡贤能之才自然会被任用，刑政和谐能使敌国臣服。通过改善内政赢得民心，进而实现王道。

在对待百姓的态度上，荀子对比了不同统治者的做法及其结果，强调善待人民、发展农业和财物积累对国家富强与霸业的决定性作用。总的来说，荀子的政治思想注重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平衡，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

九　王制

荀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关于国家富强的著作中，荀子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与经济策略，以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首先，他强调明确定位、崇尚贤能和赏罚分明的政治原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府的有效运作和公正的社会秩序。此外，荀子主张节约开支，重视农业发展，并注重平衡经济结构，以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

在社会伦理方面，荀子极其重视礼义的作用，认为人君应当以礼义为本，引导民众各司其职，从而避免社会混乱和资源争夺。他批评墨子的“非乐”和“节用”主张，认为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并提倡使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荀子认为，统治者应避免极端行为，如过度施惠或急功近利，强调君民和谐与职责分明对于社会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

他还深入探讨了礼制在社会等级划分、职业分工和个人品德与地位匹配等方面的作用，以确保社会秩序井然和资源的合理分配。荀子主张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和轻徭薄赋来减轻民众负担，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并强调君主在维护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关键作用。

关于仁人在治理国家中的角色，荀子认为仁人拥有智慧、仁厚和德行，能够安定百姓，通过智谋、宽厚和法度赢得尊重。治国时，应重视农业发展，充实仓库，加强军备，并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荀子还对比了不同类型君主的治理措施，如能取天下者、保社稷者和危国家者，以此来判断国家兴衰。他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重视农业和百姓的生活，只有根基稳固，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即使在面临外部挑战时，通过修明礼法和整饬朝纲，也能使国家屹立不倒。

综上所述，荀子的治国思想强调政治清明、经济稳健、社会和谐以及仁人治国的重要性，这些理念对于构建稳定、繁荣的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十　富国

国家是治理天下的有力工具，人主拥有至高权力，但若不遵循治国之道，可能会带来大危大累。因此，正确治理国家至关重要，它能确保国家的安定和强盛。文章强调了选择贤明宰相和依据礼法的重要性，以实现真正的王业。遵循道义、守信用对于称霸天下是不可或缺的，而玩弄权谋则会导致灭亡。

即使是资源有限的君主，如商汤和周武王，只要坚持礼义，也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不仅要注重德行和法律实施，还要做到刑赏有信，政令一致，这样即便地处偏远，也能威动天下。诚信对于称霸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追求私利、欺诈臣民和盟国的君主，如齐湣王，终将走向灭亡。

文中提到，国家治理的原则应以德行为先，选用有道德和才能的人才，并给予相应的官职。理想的领导者是品德高尚且博学多才的儒者，他们严格遵守礼法。统治者推行正确的政策，与三公共商议国事，确保天下太平。通过遵循旧法律、实施好的制度，可以安抚喜好利益的人，贤能之人团结一致，喜好利益之人心悦诚服，这三者的结合足以统治国家。

天子通过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如美食、音乐、威严的名声和显赫的功绩，赢得民心。然而，公正无私的君主与忠诚的臣子是实现这一理想状态的关键。广泛寻找真正有能力的人才，重现古代圣王的辉煌，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治理国家的方法虽有不同，但目标一致：遵循正道使国家强盛，反之则衰败。君主要仁爱百姓，以礼制规范言行，确保政令公正，对待所有人一视同仁。这样，社会各阶层遵循礼法，各司其职，农业、商业、手工业分工合作，士大夫和诸侯守土尽责，三公协调议论，天子只需做好统筹。

历史上成功的君主如商汤、周文王懂得任用贤才，如伊尹、吕尚，他们的智慧使国家兴盛。相反，昏庸的君主因忽视关键而走向衰败。治理国家要明确等级，各司其职，君主既要抓大放小，又要善于选贤任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危害国家的情况包括小人掌权、追求私利、不重视修正治理和不尊重礼法，这些会导致国家权力减小、法律失效。相反，儒者全面治理，推崇礼义，明确等级，使得士大夫重法制，官员守规矩，商贾诚实，工匠精良，农民专心务农，实现政治清明、风俗良好和国家强大。

总之，治理国家需要明智的决策、贤能的人才和对礼法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稳定繁荣，抵御内外威胁，走向持续的强盛。

十一　王霸

君道是治国理政的领导者应遵循的原则。文章分为两部分：首先，它探讨了作为君主应有的认知，着重于法律的必要性以及君子在法制中的核心作用；其次，它讨论了人主实施君道的方式，通过个人修养、爱护人民和重视人才来治理国家。文中强调，法律需要有道德品质的人去执行，君子是法制的根基。理想的君主应注重选拔贤能，推广礼仪，引导百姓遵从法规，营造和谐社会，以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繁荣。

对于国家的强盛、安全和荣誉，君主的关键在于明智且仁慈地选择宰相。愿望相同，但成功与否取决于挑选贤才的能力。智而无德或德而无智的人不足以辅佐君王，唯有兼备智慧与仁爱的人才是宝贵的财富，是成就霸业的得力助手。不应急于求成或得到人才后不善用，也不可没有合适人选还期望有所作为，这是愚蠢之举。

选人用人对君主至关重要，宰相的选择尤为直接有效。君主应不受不贤、愚昧或无能之人影响，依赖那些有智慧和能力的辅佐。国事如流水般变化无穷，君王需与辅佐紧密合作，借助他们的才智稳定国家，解决各类问题。贤才的辅助能使君主安心，而量才适用则确保国家的有效治理。

文中提到，君主的生活与处理国事截然不同，国事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要求及时应对，否则可能导致混乱。因此，依赖辅佐卿相至关重要，他们能提供智慧和力量，帮助君王安定国家。同时，强调了人才的多样性，应根据个人能力安排合适的职位，以实现整体治理效能。

综上所述，君道关乎领导者的认知、法律的实施以及与贤才的合作。理想的领导者需具备深思熟虑的选择能力，明智地选拔和使用人才，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十二　君道

臣子的分类及其行为准则是古代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他们对国家和君主的贡献以及在与君主互动中的表现，臣子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类别。首先，忠诚是评判臣子行为的关键标准。大忠指的是通过道德教化和感化来启迪君主，这是最高层次的忠诚。次忠则是以道德为辅助，协助君主治理国家。下忠则是用正确的道理规劝君主，尽管这可能会触怒他。然而，如果臣子的行为超越了这一界限，不顾君主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仅仅追求个人私利，那么他们就被视为国贼。

除了忠诚外，尊重也是维持良好君臣关系的重要因素。仁者必敬人，这是基本原则。臣子对君主的尊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如言语、行为乃至内心的态度。这种尊重旨在维护君主的尊严，同时也是对权威和秩序的认同。然而，尊重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服从，臣子有责任在必要时提出批评或建议，以促进国家的利益。

此外，臣子的行为还应体现责任感和尽职尽责。他们需要全力以赴地履行职责，为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这不仅包括执行君主的命令，还包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展现出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智慧。

总的来说，一个理想的臣子应该是忠诚、尊重、负责任且有远见的人。他们的行为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同时保持对君主的适当尊重。这种平衡的行为模式是建立稳定和谐的君臣关系的关键，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十三　臣道

如何招贤纳士、善用人才的方法。君子应公正无私，明辨是非，不被流言蜚语迷惑，才能选拔出真正的贤良之才。国家政治昌明、礼义隆盛，才能吸引士人和百姓归顺。土地、人民、道与法是国家的根本，而君子则是这些原则的总要，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君主不仅要口头上重视贤才，更要付诸实践，真诚任用贤良，做到言行一致。治理国家应循序渐进：首先以身作则，推行礼义；然后辅以中和察断；最后实施刑赏，但赏罚要有度，不超越法度。君主的毛病不在于说不用贤才，而在于不能真正且坚定地任用贤能。通过明德来吸引人们，如同火光吸引蝉一般。治理国家的过程应始于引导人民以礼义应对，继之以审查判断辅助，最后执行奖惩。过于急切使用最终的治国方法会导致政令无法执行，上下产生怨恨，从而引发混乱。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先进行道德教育。此外，文章还阐述了礼法制度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以及家庭和国家中权威应保持单一，避免混乱。



十四　致士

荀子在探讨军事问题时，推崇汤、武的王者之兵，强调仁义为本，而非权谋变诈。他坚信军队的力量源于国家的政治治理和民心向背，而非武器装备的优势。荀子认为，团结一心的人民才是构建真正强大军队的基础。在与临武君的对话中，他坚持仁人之兵的理念，主张通过仁义之道治国，使军队无往不胜，反对仅依赖权谋和武力。

孙卿子（荀子）在与其他学者如陈嚣、李斯的讨论中，深入剖析了战争与仁义的关系。他认为，尽管仁义至关重要，但在面对不公和冲突时，军队是维护和平与公正的必要手段。他强调，通过道德感化和明智政策来兼并别国才是长久稳定的王道，而以武力或财富进行兼并不足以确保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顺从。

荀子进一步阐述了兼并别国的三种方式：以德、力、富。他认为以德服人能让百姓遵守法令，增强国家实力；以力兼并虽能暂时控制，但消耗过大反而削弱国家力量；以财富吸引他国，短期内难以赢得民心。他坚信，只有道德的力量和良好的政策才能真正巩固统治，实现长久的和平与繁荣。

通过比较楚国和商纣王的例子，荀子指出，即便拥有坚固的防御和严酷的法律，若不遵循仁义之道，国家终将走向衰败。回顾古代兵法，他强调真正的强大在于明道、公正分配以及诚心爱护人民。这样的社会，刑罚才能起到威慑作用，让天下人心悦诚服。因此，荀子倡导以道德为本，辅以明智的政策和仁爱之心治理国家，才是实现长久稳定的关键。

十五　议兵

荀子认为国家强盛的关键在于推行"隆礼尊贤"和"重法爱民"的治国理念。他强调通过完善礼乐、严明义法来实施道德之威，以赢得百姓的支持，从而确保国家的安定与强大。荀子以汤武和桀纣为例，阐明重视礼义与爱护人民的重要性，并指出秦国虽强盛，但缺乏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儒者的治国智慧，这是其不足之处。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应注重积累小善，因为小事频繁发生，日积月累会产生深远影响。他倡导每日努力，王者关注每天的进步，而霸者的行为则较为显著，可以按季度评估。君主的道德与行为对臣民有示范作用，因此，君主必须重视道义和信用，这是统治的基础。

荀子还通过比喻说明，在紧急情况下，人们会优先处理最紧迫的问题，这同样适用于国家治理，应先巩固礼义制度。他主张，作为领导者，应该每日关注自己的进步，并以身作则，引导臣民遵循道义，以此建立稳固的国家基础。

十六　强国

荀子的哲学主张强调天人之分，他认为天有其固定的运行规律，并不会因人的行为而改变。人应当顺应天道，遵循自然法则，尽人事，而不是依赖或神化天。他重视人类理性和道德实践，认为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的责任。荀子倡导辩证思维方式，以避免思维偏颇，实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

在荀子看来，君子和小人对待天道和人事的态度截然不同。君子遵循常道，不计较小事，他们注重内在修养和德行，敬重智慧和贤能，尊重社会等级差异，并理解人性的多元性。他们利用自然，掌控自身命运，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幸福。相反，小人可能过于依赖法律、消极顺应自然、忽视等级差异或低估人的欲望，这些片面的思想会妨碍社会秩序和个人发展。

荀子批评了慎到、老子、墨子和宋钘等人的思想局限性。慎到过分强调法治而忽视人的智慧和贤能，导致社会治理的僵化；老子主张消极无为，反对积极干预，这可能阻碍社会进步；墨子倡导平等，却未能处理好等级差异，使得政令难以有效执行；宋钅认为人的欲望简单易满足，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教化的必要性。荀子认为这些思想都忽略了社会秩序和个人发展的多元性和动态性。

总的来说，荀子的哲学主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理性的运用以及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他倡导人们利用自然，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盲目崇拜，以此实现社会和谐和个人幸福。同时，他也批评了其他思想家的片面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未能全面考虑社会和个体的复杂性，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个人成长。

十七　天论

荀子强调圣王之道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他认为深入理解人性并引导人们遵循礼义是关键。他反驳了世俗观点，如桀、纣得天下是因为汤、武篡夺，主张圣王因其德行和顺应民心而被人民接受。君主治理国家应光明正大，以便臣民理解和服从，否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荀子认为只有圣人才具备治理天下的能力和品德，普通君主的昏庸和暴政会失去民心。

古代社会对肉刑和象刑的讨论中，作者反对传统观点认为安定时代不使用肉刑而采用象征性的象刑。他认为如果人们不犯法，无需任何刑罚。刑罚应与罪行相适应，以禁止恶行并对未来起到警戒作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刑罚的轻重应根据形势调整。文中还提到汤王和武王如何通过适应各地不同情况来制定法律制度。

古代圣王的衣食住行和礼仪规格展现了他们的尊贵地位，如俳优、侏儒和普通人对侮辱的不同反应，说明人们争斗并非因为被侮辱，而是出于憎恶。宋钘认为争斗取决于是否厌恶而非是否感到被侮辱，这与圣王之法相悖。作者批评宋钘的观点无法成立，认为他的学说混淆是非标准。

另外，有人提出人的本性是欲望少，以此作为奖惩标准，但作者反驳这种观点会导致社会混乱，批评为可能混淆好坏的学说。总的来说，荀子和古代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人性、社会治理与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考。

十八　正论

荀子的礼学思想认为，“礼”源于人们欲望间的矛盾，为避免冲突，圣王制定了礼义来设定等级、调节人们的欲望。他强调“隆礼”，视之为治国根本和人道极致，重视尊崇天地、先祖与君师。荀子详细描述了礼在衣食住行及丧祭中的应用，认为这些仪式不仅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情感培养和社会秩序维护的手段。

他将儒家与墨家的分歧归结为前者追求通过礼义实现和谐，后者可能导致和谐的丧失。礼的重要性和深意涉及人际关系、情感表达和秩序维护。从简单到完备的礼制发展旨在协调情感和仪式，确保社会和谐。遵循礼的人被视为道德和智慧的象征，违背则视为失格。

礼不仅体现在财物、贵贱差异上，更关乎行为准则和品德修养。对待生死的态度是礼的重要体现，丧葬礼仪规定从天子到庶人，虽规格不同但都强调对亡者的敬重与对生者的安慰，连罪犯的丧事也有特定规定以示对其亲属尊严的尊重。

礼的目的在于调整行为达到和谐秩序，贯穿生与死、祭祀、军事等各方面。丧礼注重表达对死者的尊重和哀思，通过象征性仪式完成生死理解。齐衰、苴杖等习俗及其象征意义，以及不同亲疏关系的丧期规定都有详细说明。三年之丧被视为人道中最完善的礼仪，体现对君主的情感极致表达。

天子、诸侯、大夫等身份者的丧期差异强调葬礼庄重和充足时间的重要性。祭祀是表达心意与思慕的方式，各种仪式精心设计以示对祖先和神灵的敬意。总的来说，荀子的礼学思想深入探讨了礼在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修养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其在生死、祭祀等生活各方面的实践应用。

十九　礼论

乐论强调乐是人情流露，需引导至善。先王制雅颂乐感发善心，促和谐，与礼相辅相成。墨子否定音乐积极作用，但作者认为乐能增进和睦，是治国工具。乐的形式对应征伐与礼让，影响行动和秩序。好的音乐使人和谐、严肃，强化国防，提升国家声誉；淫靡音乐则败坏风气。音乐和礼仪反映社会状态，治世崇尚音乐，强调德行。音乐舞蹈展现自然元素和节奏感，乡间饮酒礼仪体现贵贱有序和社会规则，彰显和谐与秩序对个人品行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性。

二十　乐论

荀子在其哲学论文《解蔽》中探讨了解决思维方法中蔽塞问题的方法。他认为蔽塞源于人们往往只关注事物的一面而忽视其对立统一的另一面。为克服这种蔽塞，他提出“虚壹而静”的修心功夫，即清空心灵、专注一心并保持宁静，以达到明理的状态。荀子强调人心通常受到已有认知和相互冲突观念的影响，导致对新知识的理解受限。通过“虚壹而静”，人们能超越事物的局部特征，把握贯穿万物的普遍原则——道。他认为道是不变的，但能穷尽一切事物的变化。只有领悟并遵循道，才能去除认识上的偏见，实现清明。

论文中举出历史人物如夏桀、殷纣因蔽塞导致的祸患，以及商汤王和周文王通过借鉴前人之鉴保持思想清晰、谨慎治国而取得成功的例子。文中还提到鲍叔、宁戚等贤明臣子不被个人欲望和偏见所蔽，支持有德行的人，共享名利福禄。孔子作为不受蔽塞影响的典范，其学习目的是达到“至足”，即精通自然和社会原则以及治国制度，并效仿圣王的行为。

荀子认为学习应有明确界限和目标，不应盲目追求知识而忽略应用。他批判那些不遵循王制、混淆视听、巧诈宣传的行为，强调学问应用于分辨是非、治理社会。通过专一于某事，如仓颉、后稷、夔和舜等人的例子所示，可以达到精通的境地。曾子的观点也强调心无旁骛才能专心致志。荀子倡导治心的方法，即避免欲望干扰，保持内心的平静与专注，以深化对道的理解。

《解蔽》一文旨在引导人们认识到蔽塞的危害，并通过修心和学习，提升个人智慧和社会治理能力。它提倡的“虚壹而静”不仅是个人修养的途径，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二十一　解蔽

荀子关于名实关系的理论认为名称源于约定俗成，需感官验证和内心认知确定事物本质。对于名实不定，应考察实质设法度，正名以避免社会混乱。他将人性分为天性与人为，治理国家关键是人心认可，追求道义、遵循礼法。命名原则包括根据差异给予不同名称，确保名实相符。邪说谬论需纠正，明君依正道治国，引导民众无需多辩。君子言辞深入精细，恰当有条理，注重内容真实精炼；愚蠢人言辞浮躁混乱，追求辞藻忽视实质。国家治理取决于人心合理性而非欲望控制。道家主张依据道行事消除纷争，行动应遵循衡量标准——道，偏离道将无法判断祸福。正确的权衡带来收获，离道自择可能导致损失。过度欲望导致物质享受中的忧虑和恐惧，内心平静者虽生活简朴，但重视修养，使个人与外物和谐，做到“重己役物”。

二十二　正名

荀子的性恶观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善行源于后天教化。他提出“化性起伪”的概念，即通过学习礼仪可改造恶性为善。尽管人性本质倾向于恶，但荀子也肯定每个人有成为圣贤的潜力，只要不断积累仁义法正，通过个人修为得以实现。性恶观并不否定人的善良潜质，而是强调教育和社会规范在人格塑造中的核心作用。

文中比喻未受教化的个体犹如未经矫正的直木，易趋向邪恶。圣人制定规则以引导人们走向善道，如同良弓、利剑和骏马需要外力辅助才能展现其价值，人也需要贤师与益友的指引来提升自我。性情美好的人具备优良素质和辨别能力，在人际交往中不断进步。

良好的环境能潜移默化地培养仁义之心，周围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应避免虚伪与欺骗，因为古语有云：“察其朋党，可知其为人。”因此，选择良师益友、置身于正直的群体中，能不知不觉地提升个人品行。

二十三　性恶

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国家安定的保证。荀子主张通过效法圣王和遵循礼义法度来确立和维护这种权威。他认为，理想的天子不需亲自劳作，只需通过官员来传达命令和治理国家，其权力巨大且生活安逸。在这样的统治下，社会等级分明，人们遵从礼法，没有越轨行为，犯罪率低，百姓安居乐业。荀子批判了乱世中刑罚不当、爵位不按德行授予的混乱现象，强调应根据罪行和品德来实施刑赏，以达到教化民众、减少犯罪的效果。他引用古书中的诗句来阐述治国的理想状态和乱世的后果，以此说明遵循礼法和公正刑赏的重要性。



二十四　君子

荀子的《成相》以韵文形式深入剖析了治国理政的关键要素。文章主张君主应摒弃愚昧，亲近贤能，遵循古圣先王的智慧，注重礼乐教化和法制建设。通过历史故事和治国原则，作者表达了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期盼，并警示统治者警惕奸佞之辈的影响，以实现社会和谐进步。

在《成相》中，荀子强调了清明法制的重要性。一个明智的君主应当熟谙法律，以此来规范官吏行为，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同时，臣子需严守法纪，各尽其职，避免私欲干扰职责执行。这样的治理方式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文章还揭示了善恶混淆与君主被奸诈之人误导的危害，提醒当权者要明辨是非，吸取历史教训，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通过对理想政治的向往和对现实问题的批判，荀子的《成相》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对古代中国政府理念的深刻反思。

总的来说，《成相》提倡君主应以贤能为伴，倚仗法制治理国家，并通过教育引导民众遵循道德规范。它倡导的理想政治模式，即使在今天，仍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提醒我们重视法律的权威性，以及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的重要性。

二十五　成相

荀子的赋文以针为象征，阐述了不引人注目的角色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他赞美针虽不聪明、不灵巧，却能缝制衣物，穿线迅速，其贡献重大却往往被忽视。这寓意着生活中那些默默无闻，但实际起着关键作用的人们。同时，他也揭示出世道混乱时的现实：正直无私的人常遭误解和攻击，而品德败坏者反而得势。这种对比表达了他对当前社会混乱状态的忧虑，以及对一个能公正评价每个人价值的理想世界的期待。通过针这一日常物品，荀子巧妙地传达了深刻的道理，提醒人们在评判他人时不应只看表面，而应重视实质性的贡献。

二十六　赋

荀子学生的摘录和整理形成了这篇文章，内容丰富，包括隆礼重法、尚贤使能、学习与修养等议题。文章强调了“礼”的核心地位，认为它应随时代变化而调整形式，但其根本原则始终不变。文中提到君主的智慧与道德对国家兴衰有决定性影响，如识别人才、处理义利关系，并倡导个人注重德行提升。通过虞舜等人的例子，展示了君子应有的品德典范。

古代礼仪制度被详细描述，如天子即位时臣子的建议、不同等级官员间的拜见礼节，以及外交活动中的行为规范。文中还涉及夫妇关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聘请贤能和婚礼仪式的礼节。作者强调失礼会导致社会混乱，凸显了礼对个人行为、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的关键作用。

古代圣贤如商容、箕子、比干的智慧和忠告被引用，提倡广泛咨询以集思广益。法律应基于根本原则并与习俗相符的观点也被提出。文中还讲述了孔子、晏子、子产和管仲等历史人物的事迹，强调德行修养的重要性。通过孟子与齐宣王的互动及公行子之与曾元的对话，展现了对君主品德和国家治理的深刻见解。

君子与小人的对比被讨论，君子在逆境中坚守原则，言行一致，而小人易受贫穷影响，忽视内在品质。教育的价值被凸显，国家兴衰与尊师重教密切相关。文中提倡结交良友、反思行为，重视仁义礼善，远离流言蜚语和诱惑。曾子的故事鼓励虚心接受意见，批判了言行不一的智慧者。文章还区分了圣人寡言守法、君子言语有度与小人口多无章的特征，强调言语品质的重要性。

荀子的思想通过这篇文章得以传承，倡导礼制、道德教育和个人修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十七　大略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智慧和教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观察宥坐之器的不同状态，他教导弟子们要保持谦逊，即使才智出众也应守愚、让贤、怯勇和谦虚。在鲁国任摄相时，孔子果断处置言行邪僻的少正卯，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面对父子诉讼案件，他主张先教化后断狱，重视教育的力量，认为这是引导人们向善的重要途径。

孔子将水的各种特性与君子的品质相对应，如水的流动性和方向性象征着志向坚定，曲折向东流则寓意着克服困难的决心。他还阐述了对耻辱、卑鄙和危险的理解，强调持续学习和进步的重要性。在困厄中，孔子认为贤能之人不一定会立即得到认可，真正的价值在于个人修养与等待机遇的来临。他以历史上的晋公子重耳、越王勾践和齐桓公等人的故事为例，说明困境可以激发人们的潜能和雄心壮志。

孔子的教诲涵盖了道德、政治、教育等多个领域，他的思想精髓至今仍被人们所尊崇和学习。他提倡仁爱、和谐与中庸之道，主张以德治国，强调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通过水的特性来比喻君子的品质，孔子生动地展示了理想人格的典范，鼓励人们追求内在的完善与外在行为的高尚。

孔子深知，真正的贤能并不总是立即得到社会的认可，有时需要经历磨难和等待。他相信，在困境中，人的意志会得到锻炼，雄心壮志会被激发。这些教诲提醒我们，无论面临何种挑战，都不应放弃内心的追求，而应坚守信念，不断提升自我。

总之，孔子的思想以其深邃的智慧和普世的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教育理念、道德观念以及对人性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引导我们在生活中寻求平衡与和谐，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二十八　宥坐

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阐述了儒家在身行、志意和言语上的道德追求。孝悌是基本德行，但需遵循原则，如“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君子应有坚定的意志，遵守礼仪，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恭敬、忠信和诚实。孔子强调服从并非盲目，而应根据是否符合礼义来判断。他还指出，真正的孝顺不仅体现在物质照顾上，还在于态度的恭敬和朋友的影响。此外，孔子对穿着华丽的子路提出警告，认为过于注重外表会让人失去他人谏言的机会。他提倡言行谨慎，不夸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到言行一致，才能达到智与仁的境界。



二十九　子道

圣人言行不能超越礼，普通人能效法而不懂其理，君子应注重内在修养，不怨天尤人。曾子强调自我反省和品德的重要性，孔子则将玉比作君子的美德，如仁、智、义等，并指出人们应自我反省错误，而非抱怨他人或命运。



三十　法行

鲁哀公请教孔子如何挑选治国人才，孔子认为选才不仅要看外在表现，更应重视内在德行，将人才分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五类。庸人贪图享乐无智谋；士虽不谙大道，但坚守原则；君子言行一致，受人敬重；贤人品德高尚，能助国运昌盛；大圣则近乎圣人，智慧与德行皆出众。孔子提醒，明智的君主应依据策略用人，而非个人情感左右。

颜渊观察东野毕驾驭马匹的方式，发现其过度驱使，预知马将逃跑。他向鲁定公解释，过度压迫百姓犹如过度鞭打马匹，会导致反抗甚至危险。颜渊以此警示统治者应体恤民情，避免逼迫民众至极限。

孔子举历史案例，说明明智的君主懂得根据形势灵活运用人才。他强调，治国并非单纯依靠个人喜好或情感，而应深思熟虑，以国家利益为重。通过这些对话，鲁哀公更深入理解了选拔和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治理国家时保持理智与公正。

三十一　哀公

荀子通过历史故事来传递道德训诫，如尧向舜请教治国之策，舜建议专心政事、不畏艰难。孙卿，才智出众却生不逢时，其贤德与智慧未被世人所识，门徒稀少，但思想影响深远。尽管未能遇到明主，他的理念仍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借鉴。这些故事展示了时代变迁中，智者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对道德的坚守。

荀子新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