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与《破邪论》都是黄宗羲的政论性专着,此次“三全本”收入这两种书合为一本,从它们前后相承的关系中,更清晰、深入地反映了黄宗羲的思想。
《明夷待访录》共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胥吏》《阉宦上》《阉宦下》计二十一篇,涉及政治、法制、教育、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各领域,每一篇或数篇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谈古论今,深切要害,并在最后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黄宗羲身处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大局中,深感明朝灭亡之痛,欲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挖掘明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通过对君、臣、相等地位及相互关系的分析,阐释了他的君道和臣道,重新定义了君与民、臣关系,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之论,并直言天下非一姓之天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原臣》),等等,这些立论实际已超越了传统君臣观,在当时实为“极大胆之创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强烈刺激了世人耳目,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
《破邪论》共一卷,写于《明夷待访录》完成的三十年后,分《从祀》《上帝》《魂魄》《地狱》《分野》《唐书》《赋税》《科举》《骂先贤》九篇,每一篇都针对不同的内容进行论述。九篇文章,内容多样而并没有统一的主题,总体可以视为《明夷待访录》的再论和补充。
这两部书自刊行之日起就影响极大,而《明夷待访录》尤甚,到了清末,梁启超、谭嗣同等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