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文倩，任职于杭州师范大学，担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一职。她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先秦两汉文学与文体学，已主持过包括“汉代礼俗与汉代文体关系研究”和“秦汉文体史”在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除了学术研究，她还致力于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大众传播与教育。著作丰富，有《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和《古代礼俗中的文体与文学》等专业书籍，以及展现其独特观察与思考的学术随笔集《菜园笔记》。

<p>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言以蔽之曰“食色”。本书从古人日常生活细节出发，细说饮食、服饰、行旅、草木、节令、百戏、歌谣等主题，天人关系、时空想象、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思维惯性、治国理念、养生观念、时令民俗、审美风尚、娱乐休闲等尽在其中。 在“物质和精神打成一片”的传统里，邂逅最寻常的人性和最朴素的情感。小品文风，清新自然，结尾有余不尽，“可信”与“可爱”兼而有之。</p>
    <p>郗文倩，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体学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礼俗与汉代文体关系研究”“秦汉文体史”等，同时致力于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普及教育工作。出版有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古代礼俗中的文体与文学》，以及学术随笔集《菜园笔记》。</p>

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体现，如医卜星相、音乐建筑等具体领域，它们并非与当下生活割裂，而是深入其中。作者通过讲述饮食、服饰、行旅等方面，展现了传统习俗与人们物质生活和情感需求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揭示了其背后的社会等级、道德伦理等因素。这些话题贴近百姓日常生活，反映了朴素的人性和文化理念。



序 传统的细节和脉络

中国深厚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是满足生活需求的方式，更是哲学思想的具象体现。儒家学说强调社会中个人行为的重要性，如《礼记》中揭示的饮食与文明进步的关系；而道家则注重自然与个体生命的和谐，如《黄帝内经》中食物滋养身心的理念。

中国人在烹饪中融入了食疗和药膳的智慧，遵循五味调和的原则，追求平衡与和谐。这不仅是养生之道，也蕴含着治国理念和生活美学。古人对饮食有着独特的审美观，文学作品中常以“滋味”来评价艺术感染力，如孔子将音乐比作美酒，认为其韵味超越肉食。

魏晋时期的陆机和钟嵘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们区分有味与无味的作品，强调形象描绘和情感深度的重要性。通过“滋味”体验艺术的心理感受被后人称为“印象派”。饮食与文学的交融反映了古人将生活琐事与深远哲理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对后世文化表达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体现了他们对死后声誉的重视。他们认为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鬼魂可以享受美食但无法品味。宁惠子的故事就反映出古人对死后名誉的关注。同时，佛教中的饿鬼道和盂兰盆节展示了通过布施超度亡灵的信仰。

餐桌礼仪反映了社会等级与尊重他人的原则，从古代座次安排到现代卑己敬人，这一精神贯穿始终。饮食方式的变化，如从分食制到围桌合食，体现了社会习俗的演变。

宴席文化从方形桌到圆形桌的转变象征着平等观念的进步。圆桌消除了座位间的尊卑差异，成为现代文明平等原则的标志。然而，“亚瑟王的圆桌”理想公平与现实中梁山好汉排座次的局限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食物鲜美的体验难以用言语准确表达，它可能隐藏在五味之间，通过新鲜食材、调料配比和烹饪技巧体现出来。老餐馆的成功在于独特的烹调秘技满足食客口味。现代人使用味精提鲜简便但缺乏营养，提倡根据食材特性适量使用。

东汉时期烤豆腐的流行以及豆腐相关制品如豆浆、豆芽和豆酱的发展，体现了中国食品史上对植物蛋白的充分利用。豆腐富含蛋白质且易于消化，四季皆宜；豆芽生长迅速，口感脆嫩；豆酱和豆豉作为调味品，增添菜肴风味。西瓜豆豉的独特制作工艺通过发酵和晒干等步骤，制成醇香的美味。

腌菜是中国餐桌上的常见小菜，家庭自制，种类丰富，既有保存蔬果的功能，又能为饮食增添趣味。腌菜因耐储存和便于携带，曾是旅行者的必备食物。其中，“茄鲞”等奢侈做法的腌制方法，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家乡记忆，对远离故乡的人们来说，它们是心灵的慰藉。

中国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考。从食材的选择到烹饪技巧的运用，无不体现出中国人对和谐、平衡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与尊重。

饮食

华夏民族的服饰文化深受等级制度影响，古代衣冠不仅是个人喜好的体现，更是社会地位和礼仪规范的象征。冕冠代表权力，十二章纹礼服显示官阶与道德寓意，而左衽则被视为区分汉族与外族的标志。古代刑罚会通过服装羞辱犯人，社交场合中，衣着是身份的明显标识，甚至催生了谜语等文化副产品。有人借特殊服饰表达精神超越或反抗世俗。

古代女子尤为重视头饰来突出性别特征，如发髻和面饰展现美丽与优雅，与服装相得益彰。《陌上桑》描绘了罗敷精美的头饰，首饰起初特指头饰，后泛指妇女所有饰品，既有实用功能，也有美观和身份象征意义。步摇饰品随步伐摆动，增添女子风姿。古代女性会根据节令佩戴应景首饰，如立春日戴飞燕，寓意迎春，虽用料普通但制作精巧。

中国传统社会通过儿童发式区分角色和社会地位。婴儿满三个月剪发，男孩象征“角”，女孩梳“羁”发型。随着成长，头发编成小髻，如“总角”、“蒲桃髻”等，直到十岁左右改变，男孩头发合为一髻，女孩编两个小髻。对发式的讲究强化社会秩序和身份特征。

汉代舞乐图中长袖善舞展现了身体动作与服饰的和谐美感。古代服装设计考虑材质、款式和色彩搭配，古人偏重正色，但间色丰富更能体现传统韵味。张爱玲和《红楼梦》都展示了中国传统的美学趣味，如色彩参差对照而非单一强烈对比。现代审美中挑战传统配色，如莫兰迪色系的柔和和谐，代表宁静简洁的生活态度。

汉代玉蝉作为佩玉，象征勇德（坚韧不屈）和絜德（圆通内敛），体现君子品德修养。古代服饰与等级身份紧密相连，“服妖”观念反映了古人对天人感应的理解。如孙寿引领的时尚风潮被视为家族厄运预兆，暗示服饰变化可能象征个人命运和社会变迁。

中国古代缠足陋习是残酷的妆饰习俗，给女性带来极大痛苦。起源于五代南唐，与宋代理学思想和男尊女卑观念相关，反映女性地位低下。不仅是身体折磨，也是精神束缚，体现古代社会文化的畸形。

服饰

古代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受限于他们的想象，如《山海经》中的描绘，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和文明的核心。这种观念影响了人们的出行态度及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直至利玛窦带来世界地图，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地球的广阔和中国的相对位置。古人的世界观体现了他们认知水平的局限以及文化上的自负。

古代旅行困难重重，人们因担心虎患和盗匪而有许多出行禁忌，《日书》中的记录几乎占全年一半，影响日常生活。即使在吉日出行，古人也会祭祀路神祈求平安，如“祖道”仪式，这反映了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干预需求和心理慰藉。

古代丧葬习俗中，“祖”仪式和路祭不仅是送别亡者，也反映社会地位关系。春游被视作灵魂散步的机会，节日游赏体现了古人对生死、自然和社交的理解与尊重。

老虎在中国文化中既是恐惧的象征，又代表崇高威力和驱邪护佑，古代采取各种方式应对虎患。随着环境变化，老虎成为保护物种，人们对它的态度转变引发深思。

骆驼在魏晋时期作为重要交通工具，唐代和明代文人以驴为艺术主题，如李贺骑驴寻求灵感。游学文化体现古人对知识的追求，现代交通简化出行，但古代游学精神仍体现在小众旅游中。

古代旅行者有在墙壁题写诗句的习惯，称为驿壁文学，是文人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接风习俗不仅是迎接远行归来的人，还包含设宴饮酒的礼仪，象征欢迎与尊重，尽管现代交通便利，接风的情感意义依然存在。

行旅

春天的到来对自然界中的生物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比人类更为敏锐地察觉季节的变换。野鸭感知到江水温度的上升，开始活跃起来；新生的草叶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和肥美，吸引着各类动物。人们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春的气息，踏青采摘鲜嫩的野菜，或者在自家花园中剪下春天的第一茬韭菜。韭菜在春季的味道最为醇厚，但不同季节的口感各有千秋。早春的韭菜尤为珍贵，而当它们进入生长后期，价格变得亲民时，人们则可以尽情享用。

古代文人墨客善于通过诗词来表达对美食的热爱，杜甫和辛弃疾等诗人的诗句中就流露出他们对鲜美食物的钟情。春天的来临也伴随着传统习俗的变化，如旧时立春时吃的春饼，韭菜便是不可或缺的馅料之一。这些饮食文化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体现了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

历史上的皇后曹太后以节俭著称，她亲自在皇宫中种植谷物和养蚕，展现出对农业的重视。朱橚，明太祖的儿子，面对河南地区频发的灾害，他创建了一个植物园来研究可食用的野菜，并编写了《救荒本草》，为饥荒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生存指南。这些著作反映了古人对困难的预见性以及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关怀。

豆类作为营养丰富的食物源，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古代到现代，豆类种植广泛，其高蛋白和多种维生素的特性使得它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然而，随着商业化农业的发展，农作物多样性受到了挑战，这引发了人们对物种保护的思考。

医学与自然界的联系在古代中国尤为明显。医者利用某些植物的毒性来治疗疾病，如大黄，体现了“以毒攻毒”的理念。他们还通过荨麻等例子理解毒草的功效，并将这些道理应用到治国之道中，强调善用恶人和宽猛相济的重要性。中医在使用有毒草药时会配以调和之物，如甘遂与甘草的搭配，体现了平衡和谐的治疗原则。

传统绘画注重“意境”的营造，诗画结合能够进一步深化这种意境。瓷器上的残月梅花图案，唤起人们对冬夜中清雅、孤傲梅花的想象，如同马致远诗句中的描绘。同时，蒿草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以及屠呦呦从黄花蒿提取青蒿素的故事，也展示了普通植物可能具有的非凡价值。

这些内容涵盖了自然观察、饮食文化、历史人物、医学智慧、艺术创作等多个领域，展现了古人对自然界深入的理解和人文关怀，同时也提醒我们珍视传统与自然的联系。

草木

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是古人通过太阳运行轨迹观察，将一年划分为24个阶段的时间标志。每个节气都有独特的天文、气象和物候特征，如立春象征天气转暖，万物复苏；惊蛰标志着春雷唤醒冬眠生物，进入春耕。这些节气不仅是时间的刻度，也是农耕社会生活的重要指南，与播种、收获紧密相连。

《春闺倦读图》中提及立春习俗中的“打春”，象征丰收与吉祥。将一年比喻为马拉松，节气作为路标让生活更有趣。寒食节源于春秋时期介子推的故事，尽管有些细节可能后人附会。古代改火习俗与农事活动相关，不同文化对火神的崇拜也有所体现。

中国传统饮食中偏爱苦味，它源于对苦味野菜的情感。《诗经》记载多种野生草木用于食用，反映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苦味被视为药性和人生况味，中医认为苦食有清热、凉血和解毒功效。通过烹饪技巧改良苦菜，使之成为美食。

古代避暑方法如“心法”和窖藏冰块，冰在古代是奢侈品。不同朝代冰分配不同，清代普及到官吏。民间消暑方式多样，如冰镇水果、饮用凉茶等。中秋节起源于神话，人们对月亮中蟾蜍形象的理解随时代变化。

对年龄的避讳源于古人智慧，认为满则溢，强调低调生活以避免不幸。百岁被视为圆满但不常提及，仁爱与人际和睦被认为是长寿秘诀。这些文化禁忌包含古老智慧但也可能带来心理压力，现代人应有更通达理解。

宋马远《晓雪山行图》描绘雪景与人物生活情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豆豉姜反映古代腌制食物传统。冬季腌菜历史悠久，各地方法各异但源于对食材充分利用。袁枚对腌黄芽菜的独特喜爱，制作腊肉的过程和地域差异，都体现了中国人对时间和食物的尊重。

慢生活方式在古代如斗蝈蝈、画消寒图、写书法等，是农闲时放松身心的方式。现代人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回归慢生活，找回生活的本质。腊八节喝粥和祭祀祖先习俗，蕴含对传统和自然深深敬意。

节令

角抵，古代的一种类似摔跤的运动，起源于早期人类与猛兽搏斗的生存训练，后来演变为军事战术训练，最终发展成为民间娱乐竞技。汉代时，角抵表演加入了戏剧元素和历史传说，如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增加了观赏性。表演者头戴牛角，身着兽衣，模拟猛兽进行角力，有时还会出现裁判角色。秦代的漆绘木梳背面的漆画也描绘了角抵的场景。随着时间推移，角抵运动在宫廷、军队和民间广泛流传，到了唐宋时期，角抵逐渐特指摔跤部分，并有了新名称“相扑”。宋代，相扑更为流行，不仅在民间普及，也在官方活动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时还出现了女子相扑表演，称为“女飐”，她们的表演大胆而引人注目，有时会作为开场表演吸引观众。尽管这种表演形式受到一些保守人士的批评，但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娱乐和女性参与竞技活动的接受程度。中日之间的相扑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的相扑比赛形式和规则与唐宋时期的角抵相似。虽然关于相扑是否由中国传入日本没有明确记载，但“相扑”这个名字显然来源于中国。



角抵为戏

古代中国的一种幻术表演，名为《偷桃》，源自印度并融入中国文化。表演中，一名男子声称能让生物反季生长，并在官员要求下表演了从天而降的桃子和看似肢解的童子，最后揭示为一场巧妙的魔术。这种幻术融合了神话元素和精湛技巧，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展现了艺人的高超技艺。《偷桃》经过蒲松龄的加工，成为了《聊斋志异》中的名篇。



幻术西来

魏晋六朝时期南方汉族文化圈中出现的训练小动物表演的节目，如鼠戏、金鱼排阵等，这些表演趋向纤细柔美，受人们喜爱。文中引用《聊斋志异》和《点石斋画报》中的描述，展现了小老鼠穿着戏服、表演戏剧的场景，尽管情节复杂，但小动物们能跟随艺人的唱词配合得惟妙惟肖，展示了驯兽者的高超技艺。



鼠戏、蚁戏及其他

射箭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射箭起源于古代人类的狩猎生存技能，后来发展成为征战工具和礼仪形式——射礼。射礼中衍生出的“投壶”游戏，则是社交娱乐的一部分。文中通过后羿射日的神话、古代诗词的描述，以及对射箭动作细节的解析，展现了射箭的技术要求和精神层面的意义。射箭不仅是力量与精准度的体现，更强调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追求人与箭的和谐统一。这种技艺在周礼中的“乡射礼”中得以体现，它既是体育竞技，也是社会教化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



射者，男子之事

中国传统文化中，口技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艺术形式，表演者仅用口腔和少量道具就能模仿人声、动物叫声等各种声音。欣赏口技时，观众需保持安静，与戏曲表演的轻松氛围不同。文章引用《虞初新志》中的描述，生动展现了口技表演从日常生活情景到突发火灾场景的细节，表演者通过控制声音和节奏，营造出紧张与平静的对比效果。以“火起”一声引发全场恐慌，再回归平静，充分体现了口技的魅力。

在另一文献《聊斋志异》中，作者描述了一少年用手指按住脸颊模仿乐曲的情景，为理解口技表演方式提供了线索。文中还提到了其他著名的口技艺人，如模仿动物声音的艺人，以及“鸡鸣狗盗”等历史故事，揭示了口技的历史渊源。现代，口技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牛玉亮通过刻苦训练和向自然学习，继续传承这一独特艺术。

总的来说，口技是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表演者凭借高超技艺，用声音描绘出丰富多彩的世界。尽管时代变迁，但口技的艺术价值和人们对它的热爱并未减退，反而在保护与传承中得以发扬光大。无论是历史记载中的精彩片段，还是现代非遗名录的确认，都证明了口技在中国艺术宝库中的重要地位。

口技与隔壁戏

中国古代的一种手技表演——弄丸，表演者需双手快速连续抛接弹丸，达到极高水平。例如，宜僚曾于军前表演弄丸，令宋军看呆而忘记作战，最终导致楚军大胜。这种游戏追求身体功能的极限，展示了古人对自身潜能的开发。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手脚的功能似乎在退化，这引发作者对于人类身体能力发展的反思。



手技：弄丸与跳剑

蹴鞠这项运动的历史和发展。蹴鞠起源于军事训练，与黄帝和蚩尤大战有关，最初带有血腥性质。汉代时蹴鞠成为专门的军事练习，被列入兵书。汉代的蹴鞠比赛对抗性强，允许使用一些身体接触和犯规动作。到了唐代，蹴鞠球变为空心，制作工艺复杂，玩法也更注重技巧而非力量对抗。蹴鞠不仅是一种体育活动，还与文人墨客的趣事相关联，体现了其在社会中的流行程度。



蹴鞠为欢

斗鸡这一传统游戏的起源和过程，公鸡因其好斗本性被驯养用于打斗娱乐，但随着人们为求胜利而采用各种残忍手段，如撒芥末、加刀子、涂狸膏等，斗鸡变得血腥而失去娱乐的本质。这种机心让游戏变味，与自然伦理相悖，也导致了游戏的衰落。类似的现象在现代体育界也能看到。



斗鸡

“走狗”一词的演变，最初指猎犬，与狩猎相关，无贬义。古代训犬狩猎流行，如韩子卢、卢氏之犬等名犬。家有好犬，人犬情感深厚，齐景公曾厚待其亡犬。后来，“走狗”成为受人豢养的帮凶代名词。范蠡和韩信的故事反映了功臣在君主成功后常遭猜忌杀害的现象，使得“狡兔死，走狗烹”成为警示名句。尽管赌博性质影响了相关游戏的风评，但适量参与如“走狗”等活动对身心有益。



走狗

傀儡戏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起源和演变。最早的木偶戏可能源于西周时期，由偃师制作的偶人表演，具有高度仿真性和技巧性。汉代陈平被传为木偶戏的创始人，通过舞动木偶解救了刘邦的危机。然而，现代研究者认为任何艺术形式都有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木偶戏可能源于随葬的人俑，这些俑作为人的模拟物，象征着生死之间的联系。尽管人俑主要用于陪葬，但木偶戏的歌舞性质暗示其起源于模仿某种故事或事件的戏剧表演。汉代的方相氏驱鬼仪式可能是傀儡戏的直接源头，方相氏在墓穴中用戈击刺的动作可能演变成了木偶的表演。随着时间推移，原本用于丧葬的傀儡戏逐渐转变为娱乐活动，出现在宴会和庆典中，并发展出各种技术形式，如杖头木偶、手套木偶和提线木偶等，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甚至包括滑稽幽默的节目。尽管傀儡戏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但它与驱邪的传统仍然紧密相连，在某些文化中仍被用于祭祀或驱邪活动。总的来说，傀儡戏融合了艺术、文化和宗教元素，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民俗意义。



傀儡戏，鬼也怕

秧歌这种民间舞蹈的古老起源和独特魅力。秧歌起源于农人的插秧劳动，伴随着鼓点，结合农事动作，新年时化装表演，带有祈福成分。它与傩舞也有关联，可能是驱鬼迎神仪式的一部分。跳神仪式中的狂欢状态影响了秧歌舞，使其充满迷狂和自由的气息。东北秧歌强调投入与夸张，有“浪”的特色，男女对舞中融入挑逗与调情元素，反映了早期社会的生殖崇拜和交感巫术观念。尽管各地表现形式各异，但扭秧歌已成为北方民间庆祝的重要舞蹈，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溯秧歌的来历，其扑朔迷离的历史增添了传统游戏的魅力。



“浪”秧歌

百戏

歌谣起源于劳动号子，如鲁迅笔下的“杭育杭育”口号，用于协调共同劳作的力量。古代船工号子的指挥和应和结构有助于纤夫协同工作。随着社会进步，歌谣形式内容丰富，成为情感表达的艺术。早期歌谣简单深情，《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载，常用于仪式如巫咒祭歌，展现语言的神秘力量。

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歌曲是人们情感交流的重要手段。《诗经》中的民众创作、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以及宴会歌唱，都反映出歌曲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在送行宴会上，诗词可能表面上赞美女子，实则表达对官员的好感。刘邦的《大风歌》通过伴唱团增强感染力，古代歌谣常伴随简单乐器或击节。

古代歌谣奔迸表情法直接强烈地传达情感，《上邪》和《菩萨蛮》等作品展现原始美感与生命力。尽管社会教化和文人诗格律影响下这种表达减少，但优秀诗人如杜甫仍能在形式限制中体现情感冲击力。早期歌谣的真挚随性与后世刻意创作形成鲜明对比。

《击壤歌》源于帝尧时期游戏象征太平，《弹歌》有狩猎或孝行解读，反映古人对理想社会和亲情的重视。《斫竹歌》起于“孝歌”，鼓舞士气；《沧浪歌》虽短，却因哲学内涵与孔子、屈原故事相连，对中国文化深远影响。

古代歌谣中的隐语和预言功能体现在童谣中，如预示灾异或权力更迭的“井水溢”以及反映赵飞燕姐妹命运的童谣。董卓时期的《董逃歌》形式独特，最终被确认为预言性童谣，反映了民心与历史进程的关系。

《九歌图》中的《山鬼》局部描绘对山神的祭歌，通过巫师的情感表达吸引神灵。山神形象多情，与舟子形成对比，舟子在倾慕对象前感到卑微欢喜，翻译者运用起兴和双关语传达深沉微妙情感。

总之，歌谣从劳动号子发展为情感艺术，贯穿中国历史，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仪式祈愿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它们以各种形式存在，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

歌谣

这本小书的创作背景和作者的写作历程。作者因朋友推荐而接受撰写传统文化随笔专栏的任务，从写“节令”开始，每月一篇，持续多年。作者将写作比作家庭主妇筹划三餐，需要精心搭配和变化口味，以保持新鲜有趣。随着专栏的受欢迎，还增加了“识小录”栏目，并最终集结成书。书中内容丰富多样，虽有担心疏失，但作者诚实地记录了每篇文章的由来。



原版后记

作者朋友寻找其书籍《食色里的传统》却因断货而困难，作者只能提供印制有误的“废书”并修补寄出，朋友们对此无怨言。暑假时，作者与责编讨论再版计划，决定增补内容、修订和添加插图等，以丰富视觉体验。新版本不仅补全了原书主题，还增加了古画和文物图片，使内容更充实、形象。在搜集图片的过程中，作者深深沉浸在历史的细节中。书籍从初稿到繁体版再到再版，历经九年，感谢读者和团队的支持与专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