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赓哲，1971年生，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古史及医疗社会史。他的学术成果丰硕，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多次获奖，并于2007年被选入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唐代医疗疾病史初探》、《隋唐人的日常生活》、《唐开国》与《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等，对相关领域有深入独到的见解。

古人如何面对瘟疫？瘴气是真实存在抑或只是出自人心的幻想？古时候的医患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也有医患矛盾吗？于赓哲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中古时期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本书通过对海内外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剖析实际案例，探索疾病与人心、医疗与社会、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尝试发掘文字背后隐藏的史实，并提供一种思路，试图将传统医学从“科学还是迷信”的窠臼中拉回来，还原中国古代医学的本来面貌。其切入点既有医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医者形象的模塑、医患关系的探讨，亦有对古代的卫生体系、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性病对青楼文化的影响、宋代墓葬壁画背后的医药文化等问题的思考。

于赓哲，1971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及医疗社会史研究，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等海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多次获省部级学术奖励，2007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已出版《唐代医疗疾病史初探》《隋唐人的日常生活》《唐开国》《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等多种著作。

前折页

古代医者的角色定位深受自我认知与社会视角的双重影响，这在医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秦时期，医者身份多由他人记载，常与巫师相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认知和阶层划分。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医者开始拥有自己的文本表述，但依然受到非医阶层的制约，定位不够稳定。

医学的目的曾经与神仙学说紧密相关，追求长生不老的梦想影响了药材分类和医者的社会地位。这种依赖于宗教团体的现象在传统医患关系世俗化后得以改变，医者的生存开始依赖患者市场，这推动了医学实践的社会效率提升。

古代医疗阶层的划分复杂且充满争议，学者们对简单地以官方与民间、上层与下层来区分表示质疑。李建民和陈昊提出应超越权力关系的研究，寻找代表大多数人的“中层”医疗心态。他们认为历史记载多由掌权者书写，这使得探讨弱势群体的历史变得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通过深入分析史料，可以理解不同阶层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表面的颠覆。

唐代对技术出身官员的限制，程锦认为这是对任用制度的规范而非歧视，但作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这反映了对医者的社会偏见。宋代以后，儒医和局方的出现标志着士大夫医学与平民医学的融合，官方医学与民间医学的结合，体现了医学发展的内在需求和社会阶层的交融。

医学家的社会地位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不同时期医者社会地位的变化，如陈邦贤、富士川游的研究，以及对《汉书》等文献的分析。此外，他们还关注了医者称谓的演变，这与官职紧密关联，揭示了医生社会地位的历史变迁。

医学知识和疾病历史的研究也是理解医学发展和社会影响的关键。这些研究帮助我们深入认识医学在历史中的角色及其对社会的贡献，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现代社会中的健康挑战。

古代医者的角色定位、医学目的的变化、医疗阶层的划分以及医学家的社会地位，都是揭示医学与社会互动的重要窗口。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医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它如何塑造和反映我们所生活的社会。

导论 分层与融合

中国古典医学与巫术之间存在着悠久且未彻底分离的关系。尽管古典医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实证主义的前两个阶段，但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是受到西学影响的结果。对于医巫不分的问题，人们的态度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否认或将其归类为心理治疗以靠近“科学”；另一种则是重新审视咒禁、祝由的心理慰藉作用，这一转变发生在1980年代。

古典医学与巫术并存的特性，其所谓的“科学性”实则源于长期的经验积累，并未达到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实证主义标准。标本兼治的概念在西医影响下被重新定义为标本问题，中医急缓治疗观也因西医速效而发生改变。这些现象反映了中医学界在应对西医冲击时的适应与转变过程。

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和发展中，华佗曾在此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但其成果并未完全脱离巫术的影响。西方学者对中医的研究，如丹皮尔和弗雷泽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医疗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多样性。

《千金翼方》、《东垣先生试效方》等古籍记录了丰富的医学知识，而咒禁疗法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其影响深远。唐代的《新修本草》曾被误认为药典，但实际上它更像一部药材百科全书，体现了西学概念对中医学理解的影响。

讨论中还提到，对于中医的研究不应局限于传统框架，而是要结合现代科学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同时，强调了文献记录的重要性，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重要参考。

总的来说，中国古典医学是一个融合了科学、巫术和人文精神的复杂体系，它在与西医的交流中不断进化，并通过历代文献传承下来，为现代医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一章 树木与森林

唐代的医学教育体系内，学生来源广泛，包括医生、针生、按摩生等，前三者有机会入流，后两者则不同。官方医学校优先选择有家学背景的学生，反映出对传统医学模式的尊重，也会吸收有私学或家学功底的人才。尽管医学生人数有限，但选拔体现了对民间行业规则的尊重。然而，著名的医者多非官方教育出身，官方医学生的实际影响较小。

在医学分科上，官方医学标准复杂，考虑疗法和疾病种类，而民间医学主要依据疗法分类。例如，“针灸”在官方被分开为“针博士”和“针生”，没有“灸博士”或“灸生”，反映了灸法的简单性。官方更倾向于高技术要求的针法教学，对灸法教授较少，体现了与民间医学的不同侧重点。

《新修本草》作为官方教材，超越了其他先唐药书，因为它纠正错误、收录更多药材并附有插图，这在印刷术未普及时极具优势。它不仅影响官方医学，也影响民间医学的发展。尽管唐代医家重视古代医籍，《新修本草》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唐代设有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和医生分科制度，如太医署的专业划分。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显著，有的甚至能进入仕途。研究还探讨了民间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使用及其背景，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古代医学与社会的关系。

历史上著名的伪作“高阳生”《脉诀》托名王叔和，影响广泛但唐代似乎不存在。宋代以后该书才频繁出现，受民间医者喜爱。有学者推测，《青乌子脉诀》或《医心方》中的《脉决》可能是唐令中提及的“脉诀”。

总的来说，唐代医学教育多元且注重传统，分科严谨与民间实践并存。官方教材如《新修本草》具有重要影响力，而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得以提升。同时，对伪作的研究揭示了历史文献的变化和传承。这些都为我们理解古代医学及其社会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第二章 由《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看唐代官民医学分层

唐代医家如孙思邈和韦善俊被神化的例子相对较少，这可能与儒家重视古代的思想有关，医学人物多来自前朝，且医家深受儒家影响，注重古方。教育中强调学习《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等古代医籍，印刷术未普及时，当代医书的影响力不及古籍。敦煌医药文献显示，民间对先唐名著更熟悉，对当代方书了解有限。

孙思邈虽在世时已有高声誉，但其最初神化源于宗教而非医学属性。随着时代发展，他的医学地位逐渐提升，反映了社会对“医者贱业”观念的转变。《千金方》从被视为仙方到备受尊崇，体现了医学著作地位上升，尽管仍处于道教框架内。

古代医术中，外科手术和针法被局部神化。华佗等名医的外科技能超乎常人，扁鹊的故事可能受到印度医学神话影响。这些神化现象反映了医学技艺的惊奇、主流医学的否定以及民间崇拜的交织。

针法在中古时期带有神秘色彩，被视为人神交流工具。医生为鬼魂治病或神明使用针法治疗人类的故事流传。尽管唐代部分医家对针法持消极态度，但宋代随着解剖学知识传播和印刷术普及，医术水平提高，人们对针法的信任度增强。

孙思邈的贡献不仅限于医学，他的医道上升到修身治国之道，融合儒家与道家思想，提升医者社会地位。尽管官方史书试图去除其神秘色彩，但士大夫通过构建“医统”神话来抬高医学地位。医者和患者都参与这一过程，神化医者以寻求心理安慰。

古代医者的角色多样，涉及疾病治疗、咒禁术及神仙传说等，如孙思邈与龙宫方的关联反映了医学与佛教交融。唐代医疗中的咒禁术减少但未消失，华佗作为外科名医的历史形象受到研究关注。民间对医神的信仰体现医者在当地社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庞安时针刺治疗难产案的研究涉及历史文献分析，如《中华医史杂志》、《外台秘要》和《齐东野语》，这些资料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代医学实践与理论。古代医学与社会文化交织，展示了复杂的历史面貌。

第三章 医家、病家与史家对医者形象的分层模塑

古代社会中，疾病治疗手段的多元性。除了寻求医者帮助，人们还会借助宗教、巫术，或者自救，甚至受命定论影响而消极对待医药。这些复杂的行为反映出“病患”与“医患”关系并非必然直接关联。不同医疗团体间存在对患者的争夺，如医者试图通过提高医药水平从巫觋手中夺回患者。患者的选择受到时代、思想和疗效的影响，可能会在不同的医疗圈子中转换。这种现象在古代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



一、病患必然导出医患吗

中古时期，医患关系呈现出鲜明的阶层差异。上层社会人群享有更广泛的医生选择权，而底层民众的机会相对有限。医者在这一过程中较为被动，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名誉直接关乎能否获得患者的信赖。患者及其亲朋在治疗过程中的参与度不容忽视，他们对疗效的影响不容小觑。

声誉与运势在医疗选择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非医生的实际医术水平。这反映出当时医疗水准的参差不齐以及患者对康复的盲目迷信。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和人们对治愈的过度依赖，是那个时代医疗体系的重要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职业医师如官员崔季舒，由于经济独立，能够无私地援助贫困病人，这种行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尤为难得。他们的存在，为那个时代的医患关系增添了一抹人性的光辉，尽管整体环境尚待改善。

总的来说，中古时期的医患关系深受社会阶层结构影响，医生的选择、患者的治疗参与以及医疗决策的标准，无不体现出时代的烙印。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超越世俗偏见的仁善行为，为那个时代的医疗画卷增添了温暖的色彩。

二、汉宋之间医患关系

古代医患关系中，患者选择医生的现象在部分人群中占主流，但非全民适用。传统模式主要服务于中上层社会，并非追求效率和普适性。现代研究者可能高估了其普遍性。西方中世纪医学虽非效率导向，但有开放合作体系和医院制度作为基础。相反，中国古代医患关系中，医生依赖权势阶层的患者市场，导致患者主导，医生形成迎合甚至欺骗患者的行业习惯，如保留病根以维持依赖。医界保密风气阻碍技术交流，加上恶性竞争和忽视效率，体现了传统关系的特点与局限。

孙思邈对医者知识广度有高要求，涵盖医学、阴阳、儒、道等多领域。尽管没有明确的年限记载，唐代官医教育制度可作为参考。唐代官医的学习期限长达七年，远超孙思邈的理想标准，反映了当时实现高标准教育的困难，导致医疗水平受限，使“世无良医”现象令人痛心。古代治疗空间多样，家庭和独立机构并存，与近代西方医院不同，但这并非中西医疗模式的本质区别。

古代中国的医疗组织多具慈善性质，如悲田病坊和药方邑，主要服务于贫困救济和基本医疗援助，与现代医院有明显差异。它们对中国医疗体系影响有限，原因包括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干扰、官办机构效率低及难以持续，以及中国传统医学缺乏医疗分工导致的效率低下和医院模式缺失。古代医者对医药分工态度复杂，名医倾向于整体观和个体化治疗，与现代标准化理念不符。因此，中国古代的医疗传统不易形成以效率为导向的医院体系。

三、医患关系的影响——作坊抑或工厂

传统医患关系承载着历史的烙印与现实的挑战。古代医学受限于技术局限和社会环境，医生关注个体治疗效果，却无法兼顾社会层面的效率提升。面对这样的矛盾，现代人应当体谅那个时代的背景，同时汲取其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将这些传统智慧与循证医学融合，可以在价值观层面上产生积极影响，推动医疗实践的进步。

古代中国医学的发展深受宗教文化和社会互动的影响。佛教和道教对医疗实践的渗透，以及中外医学交流的痕迹，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清晰可见。唐代的病坊和宋代的医疗机构，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健康照护的关注与投入。与此同时，民间诊治、政府救济与慈善事业的交织，共同构建了多元化的医疗服务体系。

在西方的历史长河中，中世纪的医疗体系深受基督教教义的熏陶。教会主导下的医疗服务，辅以政府的救济政策和民间的互助行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健康保障网络。医疗机构的演变、慈善事业的发展，无不折射出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与经济状况。

这些跨越时空的研究揭示了人类对健康的追求与医疗实践的变迁。无论是东方的传统智慧，还是西方的历史积淀，都为我们理解过去社会的健康照护提供了宝贵的视角。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当今的医疗挑战，为未来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四、谁可借鉴

第四章 游离与主动

中国古代卫生观念起源于《庄子·庚桑楚》的“卫生之经”，原意为守护生命，但现代体系受西方影响。古代中国的卫生并非现代体系，疾病理解基于气的概念，如传染病由气传播而非细菌病毒。古人认为疾病主要通过人际传染和鬼神作祟，应对方法分散，如清洁、个人修行等，未形成系统。医者和社会缺乏整合健康保护手段的动力，卫生多为个人行为。

唐代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瘟疫记录却较少。中国自古重视粪便作为农业肥料，有助于保持土地肥力，城市的粪便处理得当，尤其明清水稻种植业发达时期。排水方式多样，如沟渠、江河和渗井，但明沟可能引发苍蝇滋生和疟疾。城市布局如坊市制对卫生管理有利。唐代中国卫生状况良好，直到明朝中期人口剧增后才下滑。

古代城市布局变化影响卫生防疫。早期城市如北魏平城和隋唐长安的棋盘式布局，居民区与市场分离，利于治安和防疫。但8世纪后期制度松动，商品经济进入坊内，人口密度增加，环境问题引发卫生问题。宋代后，城市化、印刷术普及导致更多疾病记载，疾病恐慌与防治措施随之演变。唐宋时期的医学理论实践反映了时代对疾病和医疗的理解。

人粪肥的商品化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儒家思想影响了对隔离措施的态度，相信个人抵抗力和道德可以战胜疾病。古代中国卫生历史展现了观念、技术和社会变化的交织，以及对疾病认识的逐步深化。

第五章 散落的卫生

中古时期南北文化互动的研究聚焦于南方风土问题，视其为理解族群形成与文化变迁的关键。探讨了南北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意义，以及北方人对南方心理变化的历程。南方风土反映了不同文化和经济水平间的不平衡，体现了“中国”概念的扩展和主流文化圈的延伸。

随着宋代以后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南方风土问题的影响逐渐减弱。《洛阳伽蓝记》展示了南北双方对文化正统的争论，实则体现他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北方依赖正统文化地位，而南方以其保留的汉代礼乐制度自豪。北人眼中的“南方风土”形象在传播中强化，影响了南方自身发展。

近年来，学者们深入研究南方风土问题，如瘴气、蛊毒和卑湿，揭示这些现象作为文化歧视符号的深层含义。它们反映了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以及对南方认识的深化。通过对比不同时期记载，观察风土问题随时间和空间迁移及其社会经济发展关联。

研究建议从长时段变化和“华夏边缘”视角出发，关注环境、文化进步、移民和医学观念对南方形象的影响。探讨主流文化圈扩大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分析南方知识分子心理变化及话语权转移；深入研究移民如何塑造风土观念；交通线在文化交融中的作用；底层民众在风土污名中的角色；以及医学观念随风土观念发展。

这些研究揭示了“华夏”扩大过程中的文化互动和认知转变，为历史、民族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古代中国对南方地理环境与疾病的认识反映了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这些观念影响了社会文化及疾病分布的历史背景。

第六章 中古南方风土的分层研究批判

古代人们对于疾病的理解深受气论思维的影响。在那个时代，气被视为一种弥漫性的物质，连接着生命、气候和时令等概念，而非物理学上的气体。例如，《庄子·知北游》中提到，人的生命与气的聚散紧密相关，体现了古人“通天下一气耳”的生命观。他们观察到疾病的发生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将传染病归咎于过盛的“六淫”之气，即风、热、湿、火、燥、寒，这反映了古人对事物功能联系和实践因素的重视。

然而，在古代中医中，传染病的理解相对原始。他们认为“六淫”邪气直接侵袭人体，而非人际传染。直到隋代，“注病”的观念出现，标志着对疾病长期反复发作或传染他人特征的认识进步，如生注、死注、食注、殃注等描述。《诸病源候论》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体现了古人对疾病原因和表现形式的细分思考。

尽管“注病”观念的进步在于注意到个体受邪气侵犯的特殊情况，并强调了接触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但它并未完全聚焦于传染病。宋代医著《圣济总录》将疾病与五运六气机械地关联，这种做法限制了医学的发展。民间医学也深受传统理论影响，如“三因说”虽系统化较晚，但仍基于“气”的概念。

古代对“气”的理解认为其无孔不入，导致瘟疫时患病与否常被视为个人体质和命运的结果。直到明代吴有性提出《温疫论》，他否定了笼统的“气”理论，强调病因的特定性和传染途径，如口鼻感染，这对医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防治瘟疫的方法上，古代人们不仅依赖医药，还通过改善居住环境、调整生活习惯等方式来预防疾病。例如，他们认识到南方地理环境与地方病的关系，并采取相应措施。此外，火祆教等宗教文化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疾病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哲学思想、文学作品、历史记载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如气的思想、会昌一品集、白居易的判文、南史、太平御览、建康实录等，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丰富多元文化风貌的窗口。这些文献反映了古人对人体的理解，从生命本质到精气魂魄，以及天人之际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健康观念。

总的来说，古代中国对疾病的认识深受气论思维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尽管在传染病的理解上相对原始，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并通过各种方式来预防和治疗疾病。这些思想和实践为后世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文化中的健康观念。

第七章 弥漫天地间

中国古代的性病知识主要集中在淋病和梅毒上。淋病的症状包括小便困难、腹痛等，被古代医者认为是肾虚和膀胱热的表现。《诸病源候论》详细记载了七种淋病类型和白浊病症，归咎于肾脏虚弱与膀胱内部热量积聚。尽管医学上有一定理解，但淋病与青楼文化的联系不明显，未引起当时社会的足够重视。

古代中国人对性病的认识较为模糊，分类并不明确。他们认识到性行为可能引发疾病，但病理上仍局限于“气”的范畴。梅毒引入中国后，人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开始重新评估青楼的社会地位。尽管关于梅毒的起源仍有争议，但它在明代中期以后被视为新病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古代医书如《疮疡经验全书》和《岭南卫生方》中有关类似症状的记载，但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明代的《续医说》被认为是最早的梅毒记录，描述了广东人首次患病的情况。学者推测梅毒可能通过印度和东南亚传入中国。对梅毒的认识经历了道德评判向关注性传播渠道的转变，反映了传统医学观念的发展。

古代青楼最初指华丽建筑，后演变为女子居所，最终特指妓院。唐代是青楼文化兴盛时期，文人常与妓女交往，法律对官员宿娼较宽容。但无论才艺如何出众，皮肉生意仍是妓女的主要活动。宋代商品经济推动了娼妓业的发展，清代则更注重满足性需求。梅毒的出现引发了社会对青楼的道德谴责和健康担忧，但由于医学知识的缺乏，疾病预防的认识不足。

清倌人和歌女形象相对“清白”，但实际中也存在暗地从事皮肉生涯的情况。文学作品如《官场现形记》揭示了官员与她们之间的相似性。尽管歌姬自称为艺术家，但仍有人质疑其纯洁性。社会对性病的认识加深，如陈邦贤的《花柳病救护法》提供了防治指导，余云岫深入研究古籍中的疾病描述。

性病不仅影响个人健康，也对社会造成危害，俞凤宾强调了这一点。历史文献中还探讨了娼妓现象在艺术作品中的表现以及女性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状态。这些资料为我们了解古代的生活环境和医疗观念提供了宝贵信息，同时也反映出传统社会的禁娼努力、性病传播与防治，以及对性的认知变化。

第八章 性病与中国的青楼文化

在韩城发现的一座宋代墓葬中，壁画以其精美的艺术表现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然而，墓主的身份却成了一个谜团。根据壁画中的医药场景和《太平圣惠方》书籍的出现，学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医生或药材老板。但这并不足以作为唯一判断依据，因为壁画中的程式化元素和对现实生活的偏离提示我们应保持开放的解读视角。

这座宋代墓葬中融合了多元文化背景，包括佛教元素和创新布局，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观念的变化。艺术表现形式中医学的“文本化”以及《太平圣惠方》的象征意义成为了研究的关键点。这些发现为我们深入理解宋代社会的思想动态和医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相比之下，敦煌莫高窟的佛教壁画则展示了古人对医药和救济病患的理解与祈愿，尽管没有详细描绘医药内容，但通过“疗救众病”图、“得医图”以及段兼善临摹的画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对于医疗的重视和对健康生活的向往。这些壁画中的场景，如迎接医者的画面，虽然隐晦，却传达了人们对康复的期待，体现了佛教对人生疾苦的关怀以及艺术对医疗主题的独特表达。

《太平圣惠方》在宋代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象征着皇帝对百姓的关怀，并受到全社会的喜爱。作为官方编修的医书，它普及了当时的医药知识并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尽管初期传播受限，但通过官府的重视和民众的认可，《太平圣惠方》以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出现标志着官方医学地位的提升，医学开始呈现新的形态。

宋代墓壁画中反映的医学与社会现象揭示了医药在当时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如《增壹阿含经》所述，医药是四事供养之一，反映了人们对健康和医疗的关注。韩城盘乐村的宋代墓葬发现的医药主题壁画，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宋代皇室对医方的收藏、医学校的设立以及名医影响力的提升，都表明当时社会对医学的重视程度。

总的来说，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古代中国医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独特视角，展示了医药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和发展。通过解读这些壁画和历史记载，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过去，同时也为当今的医学和社会发展提供启示。

第九章 备药图背后的唐宋医药文化背景变迁

疫情背景下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反思，疾病与医疗成为观察人与社会规律的重要窗口。历史中，医疗、宗教与政治相互影响，如东汉末年疫病推动本土宗教发展，现代史学需关注非理性因素在历史行为中的作用。疾病深远塑造人类历史，研究其历史有助于理解深层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变化。



从疾病到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