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他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教育，擅长中文和英文。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钱锺书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作品包括《谈艺录》、《围城》等，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出版《谈艺录》（补订本），次年出版《七缀集》。1998年逝世，享年88岁。

<p>关于古典文献研究的最新修订本。简装横排繁体本。</p>

钱锺书对个人作品的出版态度，起初他并不愿意出全集或选集，认为自己的作品风格多样，难以整理。然而，面对出版方和读者的不同意见，他最终同意出版《钱锺书集》。他谦虚地表示自己不是大师，对作品也不甚满意，认为自己的志向不大，只是希望能尽毕生精力做学问。书中收录了他的主要作品，展现了他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文学风格。



◎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

作者在编纂书籍的过程中，对内容的整理和修订。作者在最初计划中想要完成关于《全唐文》等五种书籍的论述，但由于身体状况和疲劳，未能迅速完成。在后续的修订中，作者不断吸收读者的建议，对书中的观点和证据进行了增订和补充，并在每则开头标注了原书页数，以示尊重和感谢。尽管原书中存在一些错误和遗漏，但作者依然希望能够通过修订使书籍更加完善。



◎序

这本书初版时出现了不少错误，既有排版校对的问题，也有原稿中的疏漏。许多国内外学者都热心指正，其中施南、张观教、陆文虎等人纠错较多，范旭仑更是细心纠正了一百多处。为满足再版需求，作者马蓉女士整理了读者意见，删减冗余，并补充了自己的校对，共计修改五百多处，力求避免错误传播。



◎再版识语

此书于一九八六年再版，读者们纷纷写信指出书中的一些错误和不足。作者对此表示感激，并请马蓉女士帮忙勘改。书中在再版后，作者又发现了二十处需要修改的地方。尽管作者自嘲自己的疏忽和遗漏在所难免，但他依然希望能尽善尽美。此外，作者还提到在增订后的书籍中，他偶然获得了新的内容，因此创作了《增订》之二。中华书局愿意将两者合并为第五册，作者对此感到欣喜。作者在书后还表达了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艰辛和自我调侃。



◎弁 言

《周易正义》等经典著作的注解，其中《周易正义》有27则，《毛诗正义》有60则，《左传正义》有67则，而《史记会注考证》有58则。此外，还提到了《老子王弼注》有19则，《列子张湛注》有9则，《焦氏易林》有31则，《楚辞洪兴祖补注》有18则，《太平广记》有213则，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277则。这些注解内容丰富，涵盖了多个领域的经典文献。



◎管锥编总目次

这本书详细解读了《周易》的多个方面，从“易”字的多重含义，到各个卦象的具体解释，再到卦辞、爻辞的解读。书中深入分析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变化等，以及其在人生哲学、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应用。同时，还介绍了《周易》在文学、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影响。



◎目 次

在《易经》中，“易”字蕴含变易、不易、易简等多重含义，而“伦”字则有四重解释。此外，“王”字也具有皇、方、匡、黄、往等五种不同的意义。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字义的多重性，指出一个字可以融合多个意思。在哲学和宗教领域，“体”和“用”字的重要性也被提及。

文章还讨论了《易经》中的象数和阴阳变化，以及如何通过“革面”调整方向和心态。同时，阐述了“隔物欲”的两种含义：一是避开诱惑以避免内心波动，二是透过事物的背面认识真相。此外，还探讨了“归妹以娣”和“眇能视”等概念，以及如何通过比喻表达深层意义。

文章强调了“知几”的智慧，即通过观察细微变化预测未来吉凶。最后，讨论了“洗心”的意义，通过净化心灵达到心灵平静。

《大戴礼记》和《庄子》中的“灌”、“洗心”、“洁里”等比喻也被提及，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来源。《系辞》中的“吉凶与民同患”和《正义》对“凶”字的解释也得到讨论。文章还探讨了修辞手法“从一省文”和“因一兼言”，并在古文中举例说明。

此外，文章引用了《论语》中的“沽酒市脯不食”句，并解释了孔平仲的《珩璜新义》。最后，文章探讨了“思辩之当然”和“物之必然”的关系。

▼周易正义

《诗谱序》中，诗歌被视为表达情感和思想的载体，具有教化作用，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文中对“风”与“音”进行了分析，指出“风”是诗歌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音”是乐的基础，乐是诗的表现形式。此外，对“兴”的探讨，认为“兴”是引发情感的手法。

《关雎·序》中，“窈窕淑女”描绘了女子贤良又美貌的形象。通过对古代诗词中“窈窕”一词的运用梳理，展示了其丰富的意蕴。文章还探讨了诗歌中“我”字的使用，分为一人自“我”和代人言“我”，通过对比古代诗词和小说中的表达方式，阐述了诗人在创作中如何运用“我”字来表现不同角色和情感。

关于“契阔”一词的解读，从古代文献到现代学者，详细探讨了其多重含义。文章从《诗经》中的“死生契阔”入手，分析了“契阔”作为勤苦、离别的意思，以及作为亲密、投分之意的用法。

《诗经》中的经典诗句，如“淇奥之竹”、“河广”等，分析了其意境、修辞手法及文化内涵。通过对诗句的解读，揭示了古人情感、审美和价值观的多样性。

中世纪流行的《黎明怨别》诗，通过分析比喻手法和意象，探讨了诗人的情感寄托和审美价值。文章对“舜华”、“舜英”、“莜”等词汇的解读，展现了诗人在审美上的独到见解。

《古别离》中的“良人”含义，以及“媚子”在不同文献中的解释。文中通过引用经典文献，探讨了“媚”字的多种含义，包括美词、爱意、谄谀等。

《诗经》中的情感描写和修辞手法，以及后世诗人的创作和解读。文章以“天若有情天亦老”为例，说明了诗句的意境和表现手法，并对比了不同诗人的创作。

古代文学作品中，对“虚名”与“实义”的探讨，通过比喻和象征手法，表达了虚名无实的悲哀。同时，书中引用经典文献，阐述了古代社会对“名”的重视和误解。

▼毛诗正义

古代史书《春秋》以微显、志晦、婉成章、尽而不污、惩恶劝善为写作原则，记载简洁隐晦，需注释与传文辅助理解。其风格影响深远，但也存在误解。文中分析了《春秋》语言、用词、典故，揭示了文化内涵与历史背景。修辞手法如“犹”“曰”等在《红楼梦》等小说中有所体现，微言大义特色在古代文学中常见。

文章探讨了“春秋约而不速”等概念，并分析了“复语”用法。古代宗教信仰、鬼神观念、战争策略等也得到讨论，如“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策略。军事策略中的“困兽犹斗”原理在《孙子兵法》等文献中可见。伦理学概念“权”与“中”的关系也得到探讨。

古代文学作品中，人物情状与战争描写手法受到关注。对比西方史诗与《元秘史》，后者叙事独特性突出。通过对话、动作等细节丰富叙述，修辞手法如“断章取义”在文学作品中发挥作用。

《楚公子围设服离卫》章节通过十位名士的讨论展现观点和智慧，深入探讨国家、政治、文化等领域。古代先贤思想深度与人文关怀得以体现，社会背景更清晰。

后世小说家对塞万提斯作品中吉诃德病危的描写产生共鸣，探讨言辞、行为与道德关系。军事策略、省略手法、道德观念等在《左传》、《韩非子》、《史记》等文献中得到探讨，道德运用需灵活变通。

▼左转正义

《史记》与《汉书》的编纂对比突显了司马迁在史实记录和文学价值上的独特贡献。他在处理史料时严谨，剔除不经之谈，注重史实准确性，如对《五帝本纪》和《刺客列传》的记载。司马迁的创新精神对后世史家影响深远。

古代礼仪与刑罚观念在《周礼》和《商君书》中可见一斑，而“名士”一词在《礼记》到魏晋时期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看法。古代婚姻观念从“苟富贵，毋相忘”到“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展现了人们对婚姻、命运的思考。

密尔敦的经历和诗歌表达了他的悲痛，文章探讨了婚姻的不同观点，引用了《盐铁论》和《韩非子》等文献阐述。通过历史故事和人物，展示了权力斗争、政治谋略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人际关系复杂性在战国士人交往、古代战争策略和文人墨客的感慨中体现。修辞手法如叠词、比物连类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力，揭示了人性中的善与恶、忠诚与背叛。

《汉书》中的“一切”一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通过对比《索隐》、《考证》等注解得到探讨。巫医并行的现象揭示了社会问题，如利益冲突、迷信和责任推诿。

古代中国历史学者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解读，如汤武革命、孟子思想等。司马迁的《史记》及其记载和后世评价，以及古代游侠精神、政治文化现象等都是文章讨论的焦点。

▼史记会注考证

管锥编 一

《老子王弼注》对老子哲学的阐释深入浅出，王弼通过对老子原著的注解，揭示了“道”的本质，强调了顺应自然、反对人为干预的治国理念。他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原理，主张无为而治。此外，王弼还详细解释了“名”、“仁”、“义”等概念，展示了其对老子哲学的独到理解和发挥。

在《料理》至《李益多疑》等故事中，饮食文化、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得以展现。这些内容反映了人们对生命、自然、宇宙的思考和探索。同时，这些故事也揭示了人性中的善恶、悲欢离合，引人深思。

王弼注本《老子》以其流畅的文风和清晰的文理，深受作者推崇，并成为注解史上的重要作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晋唐注家对《老子》的解读，如唐中宗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碑本及其注家钱大昕、严可均等人的作品，作者认为其过于追求独特和复古，对此持有保留态度。

在探讨道家思想时，文章强调了“贵身”、“爱身”与“养生”的理念，指出老子、庄子等先贤主张通过修炼身心，达到延年益寿。然而，后世道士和方士将道家思想曲解为追求长生不老和超脱尘世的方术，导致迷信和荒诞行为。作者批判了这种以禁欲和折磨身体为手段的修行方式，认为其违背了道家本意，反而对身体和精神造成伤害。

《大智度论》中的观点强调了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成，通过《中论》、《楞严经》等经典进一步阐述，认为五指、五阴等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没有自体。引用《优婆塞经》等经典，用生活中的例子说明因缘和合的道理。同时，文章还提到了西方哲学家如休谟、莱伯尼茨等人的观点，指出他们同样陷入了分别眢论的误区。

结合《吕氏春秋》、《老子》等经典，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反”的含义，以及“大音希声”、“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等道理，展现了道家哲学的深层次内涵。在解读《老子》中“道可道，非常道”时，作者反驳了俞正燮的解读，深入探讨了“道”和“名”的哲学意义。

▼老子王弼注

《汉书·古今人表》将老子定位为“中上”，而列子和庄子则评价较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庄子评价复杂，既赞扬其文采，又指出不足。柳宗元则在多篇文章中将庄子与屈原、司马迁并列，认为其为文人中的佼佼者。刘勰对《列子》的评价认为，其文词虽不及庄子，但在叙事和寓意上自有独到之处。关于《列子》是否为张湛所伪撰，文章探讨了其思想与庄子的关联，并揭示了两者在文词、名理、寓意等方面的异同，以及张湛注解《列子》的特点。

孔子对佛祖怀有崇敬之情，却未直接点明佛祖名字，而是通过隐晦的方式表达。文中还提及了道家与佛家之间的争斗，以及一些历史人物对佛祖的崇拜。文章引用多种文献资料，展示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以及佛教与道家、儒家的关系。同时，探讨了佛教、道家和儒家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列子张湛注

《易林》一书，其作者与流传史涉及焦延寿、崔篆和许曼之祖父等人物。书中不仅引用了大量内容，展现了其丰富的意象和深远的意境，还探讨了《易林》在文学和占卜方面的价值，以及后人对它的评价和欣赏。作者通过典故和比喻，揭示了人们对于生活、命运和自然的感悟，以及对文化和艺术的热爱。

《易林》中的寓言故事揭示了世间万物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展示了生物间的相克相生，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冲突。这些故事蕴含的哲理，如“殊类异路，心不相慕”，揭示了万物各有所属，不可强求。同时，这些故事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影响，与西方寓言有相似之处，展现了古代先民对自然、生命和哲理的深刻思考。

李石《续博物志》中记载了猬能跳入虎耳中，见鹊便自仰腹受啄的故事，荷马等诗人对狐狸智谋的描写。文章分析了《易经》中的成语来源，如“长舌乱家，大斧破车”，并探讨了《易经·益》和《易经·无妄》中的成语寓意，揭示了《易经》在古代文学中的广泛应用和深远影响。

古代《易林》中的“雉兔逃头”心理现象以及《吕览》与《楞严》中关于盗钟的比喻，都是对人类智慧和情感的深刻揭示。文中引用《魏书》和《后汉书》中的语句，对比了《吕览》与《易林》的优劣，并提到了古代符契的使用方式以及名家诗句中关于“左鱼”的描述。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中的“穷兔谣”也展现了古代狩猎的情景。

通过对《易经》中卦象和成语的引用，文章生动地描绘了古代狩猎的情景，展现了古代先民对自然、生命和哲理的深刻思考。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易林》这部作品的丰富内涵，使其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焦氏易林

“离骚”一词源自古代，由“离”与“骚”两部分组成。其中，“离”寓意离别，而“骚”则代表愁思。此外，“经”字指代路径。在诸多解释中，王逸认为“离骚”是因离别而愁，洪兴祖将其理解为离忧，班固则认为是因遭遇忧愁而作辞。在古代文献中，“离骚”一词也有多种用法，如《国语》中的“骚离”和“距违”，以及“骚”字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

在文学创作中，“离骚”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屈原的《离骚》就是其中的典范。对于《天问》的评价，王世贞认为，尽管它属于《离骚》，但文辞散漫，事迹模糊，不值得保存。然而，他认为《天问》的提问方式并非放诞，而是以质问历史、追求真相为主。与《论衡》追求“虚实”、“真伪”不同，《天问》中的问题多出于求知。

“心河”这一概念既是一种文学意象，又代表着人类情感与自然的联系。蒙田的诗句和丁尼生的《神曲》强调了“心河”与思念、情感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古典文学中，“心河”也得到了广泛体现，如《九辩》中的“伯乐”与“骐骥”的比喻，杜甫《天育骠图》中对“千里马”的描绘，以及韩愈《杂说》中对“伯乐”与“千里马”关系的思考。

“青色直眉”这一审美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历了诸多变化。古代文献中，“青色”多指眉毛之色，而“青白”则是指肤色。随着时代变迁，对“青”字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有的将其误认为是肌色，而有的则将其理解为黑色。同时，“直眉”与“曲眉”的审美差异也值得关注，其中“直眉”指的是眉梢长而几乎相接的眉型，而非直线形。

通过对文献的解读，我们揭示了古代审美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离骚”、“心河”、“青色直眉”等概念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这些概念不仅丰富了古代文学创作，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启示。

▼楚辞洪兴祖补注

《广记》是唐宋时期编纂的志怪搜神故事集，收录了神仙鬼怪、奇闻异事等，反映了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想象与信仰。尽管存在编纂失误，如重复收录、分类不当，但它仍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对后世影响深远。宋明时期，学者们对其研究关注，成为重要参考资料。

古代神秘故事如《成仙公》、《郭璞》等，涉及神仙鬼怪，充满奇幻色彩。文章还讨论了《燕子赋》、《论语义疏》等故事在文学中的影响，以及《杜子春》、《柳归舜》等故事揭示的古代小说文学特点和人物形象。

人类对时间的感知和理解多样，从兵法“兵贵神速”到佛教轮回因果，时间在宗教、哲学、文学中扮演重要角色。文章展示了人们对时间长短的不同认知，如天堂地狱与人间欢乐苦痛的时间感知，以及不同文化对时间的看法。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探讨太平盛世与历史记载的关系，认为国泰民安时代史书简略，引用《韩非子》、《水浒》等著作及蒙田、黑格尔等人的观点，阐述了这种观点的普遍性和深度。

古代文人对生死看法，认为生前名声与死后碑文墓志存在差距，许多文人生前或死后被夸大其词。文章还介绍了古代传说和故事，如《赵逸》、《梁四公》等，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奇幻世界的想象和追求。

古代神话、民间故事及历史人物事迹，通过古籍注释深入解读其寓意和象征。例如，《吴大帝》中豹尾象征意义，《唐齐王元吉》等故事中的异闻奇谈，以及《汪凤》等故事中符咒与鬼怪之间的关系。

朱台符文风和才华，以及乡人田锡对他文赋的评价。文章探讨了“辈”字用法，耳食为文、不求甚解的现象，“原夫”一词在古文中的使用，以及名士胜流的错误解读。

寓言故事中狼和狗，以及金枷和铁索的象征意义。引用不同文化和时期的文献，如《宗镜录》、《旧唐书》和《诗经》等，阐述金铁虽异，束缚的意义相同。

后世庖厨们学习烹饪技艺，创造各种充满创意的菜肴，如《负曝闲谈》中“套鸡一称三套头”。古希腊和罗马的美食中也记载了类似多层嵌套菜肴，展现了古代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

古代文学中各种奇特的意象和比喻手法，如“保护色”、“移过乃知”等，在诗文创作中的应用。文章展示了这些手法如何描绘景物、人物和情境，使读者产生共鸣和联想。

书籍记录古代文人对仕途升迁的感悟，通过寓言故事表达对仕途得失的淡然态度。书中还收录了许多神话传说，如王质烂柯、鹅笼书生等，揭示了古代文人对命运、生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

各种鬼怪故事和传说，如许生与白衣叟、李纹与甘露四相、韦鲍生与谢庄江淹等，展现了丰富的想象力。文章涉及鬼神、生死、命运等话题的探讨，以及古代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感悟。

扫帚骑乘的神奇传说，汉代校尉与猪对话的故事，猫眼形状变化判断时间，犀牛饮浊水避免照见自己等，探讨了自我认知和外貌自怜的主题。

汉广川王的故事丰富了古代神话传说的背景。古代神话传说中狐狸的形象和传说，狐狸常被描绘为妖狐、狐仙等神秘角色，展现了狐狸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

各种民间传说和习俗，如“落头民”以耳为翼飞行的奇闻，不同文化中的丧葬习俗，以及宗教信仰、道教与佛教的思想观念，丰富了文章的文化内涵。

▼太平广记

管锥编 二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该书内容丰富，涵盖了从上古三代到秦汉三国六朝的众多文学作品。书中不仅收录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还对其中一些作品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解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意义。此外，书中还包含了大量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多位学者如严可均、孙渊如、俞正燮等，对唐以前的文章搜集与整理做出了贡献。严可均认为孙渊如搜集古书和金石的工作贡献更大，但他继续努力，最终完成了《全上古至隋文》的编纂。在编纂过程中，严可均对孙渊如的不学无术进行了批评，并坚持自己的成果。他还采取补辑古籍、辑佚文等措施。

中国古代文学对大小、雌雄等概念有独特解读，如宋玉的《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作品中，运用“大言”、“小言”等概念表达思想和观点。古代文人通过比喻和类比手法，对“雌雄”、“大小”等概念在文学、哲学、历史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应用。

《上书吴王》等古代文献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表达观点和情感。同时，分析了《狱中上书自明》中“后”字的用法，探讨了古代文献中“后”字的丰富含义。通过《美人赋》等作品，揭示了古代文人对于美、德、才等概念的独特见解。

许多文人墨客在困境中激发创作灵感，如左丘明失明著有《国语》，孙子断足撰写《兵法》，屈原、韩非等人的悲剧人生反映了“发愤著书”的传统。诗人因才华横溢而命运多舛，成为文人悲欢离合的写照。

古人评价诗歌的方法，认为诗歌的好坏可以通过阅读时身体和心理的反应来判断。对比中西方对剧本的评价标准，指出单纯以观众泪水多少来评价剧本作者是不全面的。

《不求人铭》四篇及其背景，探讨了“凯风”一词的古代含义，指出其泛指风。分析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关于汪中《上朱侍郎书》的评论，认为李慈铭未见过陶澍的注释。探讨了古代医术中的解剖之科，以及后世对古代医学的认识和态度。

古代文化中“以毒攻毒”的思想在东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从《鹖冠子·环流》中的“积毒成药”到古希腊的“以痛治痛”，再到古罗马人的“以钉出钉”，展示了这种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

古代文学作品中探讨了人性、亲情和社会现象。通过对《韩非子》、《孟子》等经典著作以及后世文学作品如《聊斋志异》等，展现了人物在面对亲情、友情、权力等不同情境下的心理变化和行为选择。

古代文学中“形影相吊”这一意象的演变，从《孟子》中“吊”字的原本意义——怜悯、顾借，到江淹《恨赋》中表达的自怜，再到陶潜诗中孤独寂寞的情感，这一意象逐渐从最初的悲伤、怜悯，变为对自身孤独境遇的反思。

各种历史人物及其著作，如《讥许由》、《大人先生传》、《琴赋》、《养生论》等，涵盖了政治、哲学、音乐、养生等多个领域，体现了作者对古代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

《冤牛文》与西方中世纪“忠犬”传说的相似之处，揭示了中西方文化中忠诚与牺牲的共通主题。探讨了嵇康的《难张辽叔》两篇论文，分析了其对风水、命理等传统观念的质疑。

王羲之的《杂帖》和《兰亭诗序》，探讨了王羲之的书法和文学成就。文中分析了王羲之书法的独特之处，以及他的文学作品《兰亭诗序》的意境和情感表达。

古代书法家对于书法的理解和表达，其中“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等观点阐述了书法艺术的高深与不易掌握。文中还提到了书法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以及书法在晋代士人中的地位。

古代文学中的一种文体——“连珠”，通过假借比喻来表达作者的观点，使文章读起来如珠串般连贯。文章探讨了“连珠”的起源、发展以及与其它文学形式的关联。

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解读，分析了作者如何通过引用前人论述、对比手法和具体案例分析，展现了对文学作品深层内涵的理解。

古代文人对于“人生如寄”这一主题的探讨，阐述了人生短暂、如同过客的观点。同时，提到了古人对于避讳的讲究，如班固、杜甫等人如何避讳皇帝的名讳。

古代汉语中关于“媒”字的用法和含义，通过引用《全唐文》、《笔记》等文献，说明了“媒”字在不同语境下的解释。文中还讨论了“适”字的用法，引用了陆机《文赋》中的例子，说明了“适”字在不同文学作品中的含义。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前一四〇则）

管锥编 三

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到《全隋文》这一系列书籍的内容，这些书籍涵盖了从上古到隋朝的文学创作，包括赋、散文、诗歌、文论等多种文体。其中，不仅有文学作品，还有文论、注释等，内容丰富多样。这些书籍详细记录了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古代文学的风貌。



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强调文学作品应注重内容和意境，反对当时文人过分追求词句堆砌。他认为好作品应有独特表达和深刻内涵。同时，陆云探讨“名学”问题，指出文学创作需注重真实性和深刻性。

《复堂日记》涵盖了对《关尹子》、《抱朴子》、《论衡》、《感虚》等作品的评析，以及对郭璞《江赋》的详细分析。此外，还涉及《山海经》注释、郭璞《尔雅图赞》等。

文章论述“名”在政治、文化和社会中的重要性，探讨名与实的关系、名教在治国化俗中的作用，以及名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通过历史故事和寓言，说明了名在不同情境下的影响。

释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翻译梵文为中文的“五失本”、“三不易”，并赞扬其翻译术。文章评价了支谦《法句经序》和彦琮《辩正论》，并探讨了翻译中的难点和失真现象。

杜濬自赞其文，却担心后人嘲笑。文章探讨了文人与史家的文风差异，分析了文之病累，提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文学创作理念。

法海本《坛经》讨论顿悟和渐悟，分析谢灵运的悟与慧业关系，探讨顿悟和渐悟之争的历史渊源。

刘禹锡的《春有情篇》描绘山水诗中的形象，分析其独特性和创新性。文章还探讨了山水诗中情景交融的写法，以及相关词汇在表达情感和意境方面的作用。

书中对谢赫《古画品》中“六法”进行深入解读，指出其包含丰富的艺术哲学，分析了“气韵”、“骨法”等术语在绘画艺术中的重要性。

文章探讨了佛教中的戒律、饮食习惯、佛祖和佛教思想的解读，以及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文章讨论了“文德”在古代文人心中的地位，阐述了其概念和内涵，强调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庾信的《马射赋》运用丰富词汇和意象，营造独特意境。文章分析了庾信作品中常见的修辞手法和典型意象。

文章探讨了道教、佛教与儒教之间的关系，指出道教与佛教在历史上相互影响，但道教在道安的《二教论》中被降为儒教的附庸。

梁武帝和隋炀帝对待佛教的态度和影响，以及古代帝王自叙文的特点。文章讨论了古代文人对“好内”这一谥号的看法。

古代诸多帝王因战乱或政权更迭而焚书，反映了文武之道在当时的困境。文章探讨了古代书籍的珍贵程度以及不同学派对书籍的看法。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一三七则）

管锥编 四

《管锥编》这部著作的出版历程，从1979年首次出版到1994年获得国家图书奖，作者不断增订和修订，内容丰富。重排本对未载内容进行了补充，增订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排版也有所调整。2007年再版对册数和字体进行了优化，并订正了讹误，确保了书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管錐編（全四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