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我是沿着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以及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张季子等等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诗文，具体地进入19世纪中国士大夫的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判断……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中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
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杨国强
杨国强，1948年生于浙江，1953年迁居上海。1982年春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88年夏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双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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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所述曾李，与前无异
用基本史料写大人物、大历史，格局甚大，每次备课都会再读一读。又，某热门短评把曾李等同于“地方藩镇”，实在外行。
李相不易，改日访之
杨国强在《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描述了曾国藩、李鸿章这批中兴名臣在“千古未有之变局”的个人困境和历史困境。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最后绝响，曾国藩从一代理学名臣摇身变为“曾剃头”，其内心困顿可想而知，而欲国家自强求诸国富强之术，与传统的儒家义理抵牾，又是其无法解除的困惑和矛盾。而李鸿章看到的中国已是由变局而入危局，临终之际遂死不瞑目。他的故吏门人周馥记下了当时的场景：“比之，相国已著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须臾绝”
杨老师这文笔，啧啧，必须得是在奏折、文牍、档案、笔记里泡上几十年才能浸淫出来的。
老杨的文字有魔力，感觉贯穿着一股气！
材料读得深而全，研究得透，讲出来的深度让人高山仰止，我不配评价
曾国藩是人格超越事功，李鸿章则是事功淹没人格，一个尽力实现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平衡，另一个则是以事功为己任，身处清末变局之中，是其幸也还是不幸？太平军起义、湘军崛起对晚清的政治格局而言其变数不可谓不大，地方督抚势力的上升正对应着中央权力的下降，这恐怕是时人所想象不到的。但毋庸讳言的是，如曾李等身居庙堂高处之人，其已经看到国事衰颓不可救，但又能耐之何？不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身处时代潮流之中的人物，也只能是尽自己所能挽救时事罢了，面对浩浩荡荡之不可挡之势，徒留叹息耳。
很有时代感的文章，深受陈旭麓先生影响，讲的都是大问题，但限于史料（看脚注可知，多是晚清笔记和近代史资料丛刊）和史观（新陈代谢的路子已经较老了），今天看来更像是历史随笔一路。从义理与事功的纠结入手，剖析曾、李、左等人的精神世界。湘乡欲作圣贤，一生追求义理，但戎马生涯几多屠戮，又身逢大变之世，内心深处的茫然焦虑深深折磨着他。赵烈文与其闲聊甚多，亦是一证。合肥则不然，一心办事，汲汲于事功，也难怪时人多鄙文忠之政，以为浊流。很有收获的一点为督抚幕府的作用，这也是个很好的题目，以小见大，看到晚清督抚转型的机制运作。
杨国强先生对曾国藩人格超越事功、李鸿章事功淹没人格的个人特质进行了细致剖析，披露了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中因兵、财、人力的逐渐下放而呈现外重内轻之势的过程，以及疆臣因军功而显贵，最终导致官员结构发生无形嬗变的过程。末章清晰而深刻地解读了清议所反映的儒学义理“只论是非不计利害”的淤滞与刚性，也引人触摸历史的脊骨，感受近代中国逐渐由道德走向功利，因科学批判文化的印迹，以及东南在西方的开放门户中愈发成为经济首善之区和人文荟萃之地的历程，诸多论述均令我获益匪浅，愈知历史的后遗症仍在继续。五月十八日阅迄于望麓桥，是为毕业论文答辩后一日，下月将毕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