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书之余，陆续用了两年时间写出此书，总算告一段落了。编排目录后，才发现与预期的样子有别，然而生出来的孩子也只能如此。这本书，是对自己年轻时期的记忆的一次回溯，自然也有内心的寄托在。但要说有什么意义，却有些茫然，自己也理不清的。我只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沈 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等，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
现代以来的革命，自然有必然的逻辑，是社会矛盾与历史合力的结果。看秦汉以来的历史，我们似乎摆脱不了这样的巨变，那也是潮流所致。但回望那个血色的年代，我个人的经历快乐殊少，而是蒙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现在有谁歌颂“大跃进”与“文革”，内心总是不舒服的。那原因是自己做过奴隶。如果那样的革命是对的，我以为还是拒绝为好。它和李大钊、鲁迅那代人理解的革命殊远，也是对先贤的背叛。无奈，我们就曾在这样的背叛先贤的时代走过来的。
我感到幸运的是，在革命起伏不定的青年时代，结识了几个老人。他们在没有暖意的地方，给世间留下了温情。我见过许多“革命者”的面孔，一个个都很无趣，相反却在这些入世的隐者那里，见到了美丽的性灵。这些都神异地闪现在灰色的天幕上，给无聊的寒夜些许明快之色，才使我知道思想还可以这样开始，诗意的表达原来能够那样进行。那是怎样的有趣，我的冻僵的心似乎蠕活了。也恰是那样的遇合，有了我人生的变化。知道了应做什么，不做什么。虽然已晚，而望道无先后，其乐是一样的。
不错，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问题，汪曾祺那代人，比起鲁迅那代知识分子有退化的一面。比如中庸，比如不可避免的奴性等等。在那样严酷的时代，我们也不必苛求前人。在我看来，几千年来的中国，有一个士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各类革命基本荡涤后，优劣具损，连闪光的一面也难见了。倘能还有六朝的清峻，唐人的放达与宋明时期的幽婉，也是好的吧？我幼时受到的教育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居多，那是一种偏执。现在已经没有前人那样俊美的神采了，因为已经读不懂古人，对历史也知之甚少。
写这本书，是一次补课。许多陌生的资料给我诸多的提示。历史离我们并不远，而有许多存在要理解起来却很难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老北大的氛围，失去了西南联大的语境，失去了与古人对话的通道。这些也许只有靠年轻人的重新启动才能解决。那么我的劳作，不过是多种尝试的一种，也算一种微弱的过渡，后继的人，会做得更好的。
现在学界的争论很多，派别林立，是不可免的生态。在我看来，无论左与右，失去了暖意的叙述，缺乏智性的文本，青年人是不会亲近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的文章还被不断的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度。就审美而言，他们把传统的与域外现代的艺术结合得较好，或者说是融会贯通的。当代的作家，有此功夫的不多，汪曾祺等人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我沉入此中，不过是寻梦，以填补自己多年无聊的心境而已。
书在，已无需多言了。只是还想听听读者的意见，哪怕是相反的声音，也是好的。出版作品，不都是荣耀，更多的是漏出自己的原态，温吞与偏狭，固执和短视，都含在字里行间，巧饰是骗不了人的。如果因此而受到批评，知道自己的盲点，摆脱晦气，自然也是重新自省的机会。那么，我会更加的感激。
孙郁
2011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