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发生与外部世界(异域)的频繁遭遇,进而相互影响并导致剧烈的文化转型。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盛而导致对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发现”,求道的僧人如法显等等远行印度求法,居外十四年,途径三十余国,归国后除带回经文外,还有记录个人经历的游记《佛国记》传世;而当时还被北方高门显贵视为化外蛮夷之地的长江之南,随着东晋被迫南渡后精英士大夫的重新“观看”,变成了陌生又新鲜的“风景”,王羲之等的“兰亭雅集”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应运而生。
另一个时期是19世纪的晚清,西方的船坚炮利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也让国人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生出无穷的遐想和行动,进而开启了一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文化转型和社会巨变,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