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珩，1948年出生于北京，是一位资深的出版人和学者。曾任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他专注于文化史、北京社会生活史和戏曲史的研究，出版了《老饕漫笔》、《老饕续笔》、《彀外谭屑》、《旧时风物》等多部著作，深受读者喜爱。

前折页

作者赵珩与《南方都市报》合作，以口述历史的形式，撰写了《百年旧痕》一书。书中，赵珩回忆了从辛亥革命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饮食娱乐等。作者与记者李昶伟在书房中聊天，记录下两三个小时的谈话内容，再由作者审订修改后发表。此书以随笔的形式呈现，旨在记录百年间北京社会的变迁。



叙言

北京的城与门的历史和结构，从内九外七皇城四的布局到各个城门的命名和作用，如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等，以及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接着，描述了北京城的街道和胡同，以及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色，如东富西贵、南商北旗。最后，介绍了北京城各个区域的职能分工，以及一些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如方言差异、风俗习惯等。



北京的城与门

自辛亥革命以来，北京经历了七次重大的政治与文化变革，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辛亥革命之后，旗人生活方式发生巨变，传统生活逐渐消逝。新文化运动虽然影响有限，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反思。1928至1937年，北京进入相对平稳时期，经济稳定，民生安定。然而，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北京沦陷，社会生活陷入困境。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京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生活方式被否定，新社会秩序逐步建立。

20世纪50年代初期，女性开始放弃旗袍，转而穿着干部服，体现了新时代的追求。政治运动导致传统仪式如祭祀逐渐消失，被视为旧思想。1955年，《妈妈，到那边去》这张照片因展现旗袍而受到批判。进入“文革”时期，生活方式受到极大影响，烫头、高跟鞋等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后，北京经历了人口大迁徙，城市迅速扩张，生活理念发生巨变。传统邮政、拜年、购物方式等逐渐被取代。这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北京百年变迁的重要阶段

北京住房历史悠久，其民居形式以四合房和四合院为代表。这些传统住房结构，如皇宫、王府和四合房，受到气候、采光、保暖以及家庭伦理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王府与故宫在规制上有别，王府的正殿“银安殿”规制低于故宫，且不能有重檐。

北京诸多著名王府，如礼王府、豫王府等，规模宏大，彰显王爷地位之尊贵。王府等级森严，从亲王府到辅国公府，每个等级都有特定的建筑风格和门制。宅邸建筑注重风水，大门设计和位置彰显主人地位和财富。民国时期，一些传统住宅进行改良，如增加玻璃走廊、引入西方建筑元素等。普通人家则通过糊棚铺等生活方式展现了当时的生活状况。

房屋中介行业在民国时期初现，拉房纤儿成为房屋买卖和租赁的中介。他们每天在茶馆等地方收集信息，赚取佣金。这个行业主要是中年男性从事，需要一定的人脉和信息。成交后，买卖双方和拉房纤儿签订契约，并支付佣金，佣金由买家和卖家共同承担，通常是房价的5%，具体分配为买家承担60%，卖家承担40%。

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初期，北京房价相对较低，租房和买房并存。拉房纤儿通过夸大房子优点、互相拆台等方式赚取中介费。1951年，政府取缔了拉房纤儿，设立了房管局。新中国成立后，房价上涨，住房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一些人成为“吃瓦片儿”的房东，通过出租房屋获得收入。

北京民国时期的好房子主要集中在内城东西城，如南锣鼓巷一带。作者还讲述了自己家的住房往事，从花园洋房到四合院，经历了多次搬家和变迁。这些故事反映了北京住房的历史变迁，展现了北京住房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千门万户的印记

在中国古代，衣裳被视为社会治理和礼仪文明的象征，正如谚语“衣裳垂而天下治”所言。辛亥革命后，中国服饰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男装从传统的长衫演变到中山装，再到西服的流行，体现了社会变迁和审美观念的转变。女装则从传统服饰到旗袍等新款式，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社会文化的变迁。

民国时期，男装从长衫过渡到中山装，再至西服流行，反映了社会向西方学习的趋势。长衫成为不同阶层人士的普遍选择，中山装则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和民族主义的精神。而西服的传入，则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向西方学习的趋势。

女装方面，旗袍的兴起成为女性服装的主流。旗袍不仅时尚，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此外，知识分子和学生的着装风格，以及婚礼服装的变迁，也是民国时期服饰变化的体现。

在皮货方面，从羊皮到海龙皮，每种皮货都有其特点和用途。文中详细描述了不同皮货的来源、用途和穿着场合，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阶层。

北京宁波裁缝的历史和特点，以及他们的服务对象和手艺，也在文中得到介绍。此外，手工缝制服装的消失和缝纫机的普及，也是民国时期服饰变迁的一个方面。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服饰变化，既体现了社会变迁和审美观念的转变，也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在这一时期，服饰成为社会变革的缩影，见证了民国时期的风云变幻。

穿衣的政治

民国时期，北京市民的饮食习惯丰富多彩，涵盖了稻米、面粉、蔬菜和调味品等食材。稻米种类繁多，产量丰富，销售渠道广泛；面粉加工企业兴起，品牌竞争激烈。蔬菜种植、销售和加工方面，菜市场分布广泛，菜品种类丰富。西红柿的普及，更是反映了饮食习惯的变迁。

东单菜市场，作为北京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综合性菜市场，是旧时代北京传统饮食文化的缩影。在这里，可以购买到各种时鲜蔬菜、肉类、调味品，以及腊味、活鲜鸡鸭、海鲜等。菜市场里保留着旧时代的称呼，如“猪肉杠子”、“羊肉床子”，展现了北京的传统饮食文化。北京菜系流变历史悠久，从鲁菜系到淮扬菜、川菜、粤菜等，西餐馆的发展也丰富了饮食文化。

民国时期，北京餐饮业兴盛，众多老字号饭馆繁荣。从高档的广和居、同和居到二荤铺、大茶馆，再到特色馆子如柳泉居、砂锅居，各有各的特色。这些饭馆不仅提供美食，还承载着北京的历史和文化。堂头、家厨和行厨这三个角色在餐饮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堂头作为前厅经理，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家厨地位高，与主人关系密切；行厨在婚丧嫁娶等场合中不可或缺。民国时期文人吃饭馆的习俗和家厨菜对营业性餐饮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民以食为天

在民国时期，北京的交通出行主要依靠铁路和马车。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等线路的发达，使得北京与全国各地紧密相连。城内以骡车为主，方便快捷，而城外则多使用驴车。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洋车逐渐取代了骡车，成为城市中流行的交通工具。

洋车夫们辛勤劳作，但生活困苦，许多人无法拥有自己的洋车，只能租车拉活。洋车的维护讲究，车架、轮胎、挡泥板等都需要精心保养。他们还需应对各种天气，夏天遮阳，雨天防雨。洋车价格不菲，对于洋车夫来说，攒钱购买洋车并非易事。

与此同时，三轮车开始兴起，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从洋车到三轮车，再到后来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展示了北京交通工具的发展历程。1924年，北京开始公共交通发展，从最初的有轨电车，到1935年的多条线路，再到公共汽车的兴起，以及50年代后自行车的普及，这些交通工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反映了时代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文章详细描述了各种交通工具的特点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如“铛铛车”的独特操作方式，自行车的品牌和讲究，以及童车的接送功能。这些细节描绘了一个宁静而悠闲的北京城市生活画面，与现今繁忙的都市形成了鲜明对比。

洋车逐渐被洋车夫们所接受，他们为了生活辛勤劳作，却生活困苦。洋车的维护讲究，车架、轮胎、挡泥板等都需要精心保养。洋车夫们还要应对各种天气，夏天遮阳，雨天防雨。然而，洋车的价格不菲，对于洋车夫来说，攒钱购买洋车并非易事。

随着时间推移，三轮车开始兴起，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从洋车到三轮车，再到后来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展示了北京交通工具的发展历程。1924年，北京开始公共交通发展，从最初的有轨电车，到1935年的多条线路，再到公共汽车的兴起，以及50年代后自行车的普及，这些交通工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反映了时代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文章详细描述了各种交通工具的特点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如“铛铛车”的独特操作方式，自行车的品牌和讲究，以及童车的接送功能。这些细节描绘了一个宁静而悠闲的北京城市生活画面，与现今繁忙的都市形成了鲜明对比。

民国时期的出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节和婚礼等习俗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仪式感。从腊月初八开始，人们便开始忙碌地筹备春节。泡腊八醋、熬腊八粥、采办年货、贴窗花、扫房等环节，无一不散发着浓厚的年味。祭祀和摆供是过年的重要内容，家中的祖宗牌位和三跪九叩的祭拜仪式，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同时，摆果盒、装饰房屋、逛庙会等应景活动，也增添了节日的乐趣。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许多传统习俗逐渐淡化。

清代上元节，正月十五的满街花灯，政府六部的灯笼，以及市民的争相观看，构成了独特的节日氛围。虽然热闹非凡，但也存在火灾风险。填仓节则预示着丰收，人们会享用盒子菜等美食。在“文革”时期，春节被简化，人们的生活变得单调。

30年代的中国，传统婚礼习俗繁复，相亲、放小定、择日、放大定、过嫁妆、迎娶、拜天地等环节，都体现了对礼仪和传统的重视。民国时期，新式婚礼如教堂婚礼、集体婚礼兴起，反映了新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影响。

清朝和民国时期，北京出殡的习俗与讲究颇为复杂。皇帝使用一百零八杠抬棺，官宦和普通百姓最多只能用六十四人大杠。出殡队伍中的指挥人员用响尺控制步伐，确保平稳。民国时期，丧事从简成为趋势，但仍有不少人坚持传统习俗。

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如吴佩孚、杨小楼、梅兰芳和载沣的出殡仪式，都展示了不同家庭和个体在丧葬习俗上的多样性。吴佩孚的出殡队伍经过天安门，杨小楼的棺材奢华，梅兰芳的出殡吸引了大量人潮，载沣的出殡虽然规模不如前两者，但依然保持着皇家礼制。

随着现代城市生活的变迁，这些传统习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简化的遗体告别仪式。然而，在传统节日和习俗中，我们仍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

岁时节令礼俗

在民国时期，北京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历史沿革、学术成就和校园文化得到了详尽的记录。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辉煌成就、燕京大学的独特背景以及辅仁大学的兴起，均为研究民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民国时期的教育明珠，见证了教育改革和学术研究的辉煌。燕京大学则以其独特的宗教背景，为教育界带来了新的视角。此外，辅仁大学的兴起，为民国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民国时期的中学教育同样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公立、私立和教会中学的分布和特点，成为研究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学校的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和期望。同时，学生接受教育的困难和挑战，也在此期间得到了关注。

在北京的教育体系中，私立、公立和教会学校并存。这些学校的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展现了当时教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会学校在当时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以及家庭教师和私塾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幼稚园教育、职业教育以及教育改革等方面也得到了广泛关注。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北京教育的多元画卷。

在这个时期，北京的教育体系呈现出以下特点：

1. 高等教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名校的历史沿革、学术成就和校园文化成为研究重点。

2. 中学教育：公立、私立和教会中学的分布和特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和期望。

3. 学校教育模式：不同类型的学校在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上有所差异，体现了教育的多样性。

4. 学生教育经历：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反映了教育环境的复杂。

5. 教育改革：民国时期，教育改革不断推进，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 幼稚园教育：在民国时期，幼稚园教育逐渐兴起，为儿童早期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

7. 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成为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总之，民国时期北京的教育事业呈现出繁荣和多元的发展态势。在这段历史时期，教育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的教育

在旧北京，医疗事业经历了从公立医院到教会医院，再到西医崛起的变迁。这一过程中，公立医院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协和医院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中西医之争和西医门派之争也愈发激烈，如德日派和英美派之争，以及中医四大名医等。

北京中医的辉煌历史中，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等四大名医各有所长，深受百姓爱戴。在中医与西医并存的时代，西医医生的医术精湛，待遇优厚，职业地位崇高。同仁堂药铺信誉良好，药品质量可靠，药铺中的仿单成为普及医药知识的工具。

在西医领域，医生们家中诊所、出诊并行，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儿童医院院长诸福棠、协和名医吴瑞平等均享誉一时。与此同时，中医也有私人开业者，如女中医王禄坤等。这一时期，中医和西医共同繁荣，为旧北京的医疗事业注入了活力。

在西医崛起的同时，西药的使用和肺结核等疾病的治疗情况也得到了广泛关注。这一时期，中西医学的融合与冲突成为医疗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回顾旧北京医疗体系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公立医院、教会医院，还是西医和中医，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共同推动了旧北京医疗事业的发展，为百姓的健康福祉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这段历史已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

北京的医院

北京中山公园，自社稷坛时期至今，经历了从皇家祭祀地到公众休闲场所的转变。它的历史变迁丰富多彩，不仅见证了社会的发展，还体现了文化传承。

公园最早期的社稷坛，承载着古代对土地神和谷神的崇拜，是古代皇家祭祀的重要场所。随着时代的演变，中山公园成为北京第一个开放的公园，为民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

在公园的发展过程中，朱启钤先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公园开放运动，并设计了许多建筑，如水榭等，丰富了公园的景观。公园内的“公理战胜”坊、来今雨轩等历史遗迹，更是见证了历史的沉淀。

公园内的茶馆文化，如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等，展现了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这些茶馆不仅是人们休憩的场所，更是文化交流的平台。

中山公园与其他公园如北海、中南海、什刹海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特点和丰富的历史背景，共同构成了北京丰富的园林景观。

30年代的北京，天坛、陶然亭、颐和园等休闲场所对外开放，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天坛原是皇家祭天之地，开放后设施较少，但依然吸引着众多游客。陶然亭曾是文人雅集之地，辟为公园后，更增添了文化氛围。颐和园作为北京西郊的主要游览胜地，虽然有些地方荒芜，但仍有许多吸引人的景点。

此外，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西山八大处等，以及一些私人别墅和庙宇，也是当时市民休闲的好去处。作者通过描述这些地方的风景和历史，展现了当时北京市民的休闲生活。

北京中山公园及其周边的园林景观，是历史与文化的瑰宝。它们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更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

北京的公园

民国时期北京画坛的繁荣景象，其中以湖社和松风画会为代表。湖社由金北楼创建，主张以清代“四王”入手，直追宋元，虽然受到一些批评，但对中国画的基本功和笔墨运用有着重要影响。松风画会则是由溥雪斋等人发起，成员多为宗室子弟，主张学习“四王”，师法宋元笔意。此外，齐白石作为北京画坛的重要人物，虽然画风独树一帜，但与北派画家有所区别。在1949年以后，中国画市场经历了扬南抑北的转变，北派画家如陈半丁、吴镜汀等遭遇困境，而南派画家如傅抱石、关山月等则受到重视。



民国时的北京画坛

民国时期，中国剧场与舞台经历了从宋代瓦舍勾栏到清代茶园，再到营业性剧场的演变。初期，剧场形式多样，包括宫廷戏台、高门贵第戏台、会馆和同业公会戏台等。茶园舞台独具特色，观众席侧对着舞台，座位呈直角，舞台形式为倒“品”字形。

民国中叶，北京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剧场，如真光戏院和开明大戏院。这些新式剧院采用镜框式舞台、软座、对号入座等现代化设施，标志着中国剧场舞台的转型。新式剧院如开明大戏院和真光戏院采用镜框式舞台，音响效果好，吸引了众多名角演出，成为观众的热门选择。

同时，民国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新改造的茶园，如文明茶园和吉祥茶园等。这些茶园沿袭了清代的茶园形式，但条件更好，吸引了大量名角演出。城南游艺园等大型游乐场所也一度兴起，但最终因种种原因而衰落。

1949年以后，北京建成了许多新的剧院，如首都剧场等。这些剧院在设计、音响效果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成为了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世纪初开始，北京的剧院逐渐从茶园演变而来，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一时期，北京剧院的发展经历了从茶园到新式剧院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剧场舞台的现代化进程。

民国以来剧场与舞台的变迁

京剧的发展历程，从班社制到明星制，再到流派的形成。在班社制时期，每个班社都有特色和看家本领，但演员分量并不重。到了清末民初，明星制兴起，观众开始追逐著名演员，如谭鑫培、陈德霖等。随着明星制的兴起，流派也逐渐形成，如谭鑫培的谭派、余叔岩的余派等。流派的形成使得京剧更加丰富多样，不同的流派各有特色。然而，一些流派如金派、筱派因种种原因逐渐消失，令人惋惜。



京剧的流派与明星

京剧人才的教育体系，以科班为主要形式，从清末开始延续至今。科班教育强调基本功训练和演出实践，学生从小就开始学习京剧，经历严格的体罚和锻炼。富连成作为历史最悠久的科班，培养了众多京剧名角，如谭富英、马连良等。同时，还介绍了堂会戏这一京剧演出形式，它是名角荟萃的演出，参与者多为亲朋好友。最后，讲述了票友这一戏曲爱好者群体，他们非专业但热爱京剧，有的甚至水平高超，甚至成为专业演员。



京剧科班、堂会与票友

作者自小对戏曲的热爱，从跟随祖母看戏到长大后自主购票，经历了戏园子的变迁和戏曲的繁荣。文章详细描述了不同阶段看戏的经历，从票价低廉的二三流演员到昂贵的大名角演出，再到改革开放后戏曲的复兴。作者对京剧、昆曲、川剧等不同剧种都有涉猎，尤其对名家的戏有着深刻的记忆。他还讲述了与“十三团”票友们的交往，以及收藏戏单的乐趣。全文充满了对戏曲艺术的热爱和对那段美好时光的怀念。



我的听戏时光

民国时期北京的音乐发展，从西洋音乐的传入到民族音乐的兴起，以及众多音乐家、作曲家的贡献。描述了萧友梅、刘天华等人的音乐成就，以及老志诚、关紫翔等音乐家的生平和作品。同时，也讲述了当时北京的音乐教育、音乐会、唱片收藏等情况，展现了民国时期北京音乐文化的繁荣和多元。



京城音乐之声

北京东安市场的形成和繁荣。最初，东安市场是一个清代的练兵场，后因治理摊贩市场而形成。市场内商品琳琅满目，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吸引了众多顾客。东安市场的繁荣带动了周边商业的发展，形成了王府井的时尚街区。文章详细描述了东安市场的建筑、店铺、文化特色以及与王府井的关系，展现了其在北京商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北京的时尚中心——东安市场和王府井

旧时代的社会交往方式，其中涉及普通市民、官宦人家、文人雅士和女眷等不同阶层。市民间以邻里间的相互照应为主，官宦人家虽有官场活动，但也有与普通人无异的人伦交往。文人雅士则热衷于结社、聚会、赏花、题跋等活动，同时也有以琴棋书画会友的传统。女眷间的交往则以打牌为主，注重服饰和首饰。送礼在旧时代是联络感情的重要方式，但需注意送礼的时机、对象和礼物的选择。此外，信函往来也是重要的社交方式，而婚丧嫁娶则是人们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场合。



旧时代的社会交往

民国时期，收藏品从文人、官僚、士大夫的小众爱好，逐渐演变成为大众投资的新宠。文章描绘了清末民初北京的大收藏家如盛昱、端方、完颜景贤等人的收藏故事，并提及了民国时期新兴的实业家和京津两地知名的收藏家。文章深入探讨了收藏品的归宿和收藏文化的价值，并以琉璃厂的历史为背景，展现了百年文物流散与收藏兴衰的历程，以及琉璃厂培养的文物古籍专家的贡献。

琉璃厂作为古玩市场的代表，不仅是交易场所，更是一所培养文物大家的“无形大学”。古玩行从业者以谦逊有礼、耐心细致著称，他们精通心理学，洞察收藏家的心态和需求，巧妙促成交易。在交易中，他们讲究技巧，注重诚信，通过了解收藏家的生活细节，提供优质服务。尽管古玩行存在真伪鉴别的问题，但他们始终以诚信为本。

琉璃厂古玩市场的历史丰富多彩，其中雷梦水和孙殿起这两位目录学和版本学家与琉璃厂书业紧密相连。文中详细阐述了书画碑帖的鉴定方法，包括墨色、装裱、题跋和钤印等，并探讨了作伪现象及其相关技艺。此外，文章还介绍了琉璃厂与其他文玩相关行业的关联，如装裱、印章刻字等，以及这些行业的发展与变迁。

收藏时代

琉璃厂从清初的书业和南纸业逐渐发展成为文玩市场的历程。清初，琉璃厂主要经营书业和南纸业，与宣南文化地带的文化人、科举士子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时间推移，书业逐渐兴盛，南纸业也形成了众多品牌产品。清中叶以后，古玩字画等文玩业开始在琉璃厂兴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琉璃厂文玩业主要服务于官宦和士大夫阶层，吸引了众多收藏家和外国买家。然而，由于文物保护法和保护措施的缺失，琉璃厂也成为了盗掘文物的渠道。在民国以后，琉璃厂的文玩业经历了多次变迁，包括萧条和繁荣时期，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文玩业的发展与衰落。



文玩业与琉璃厂

北京集邮的历史，从最初洋人组织的集邮组织，到周今觉组织中华邮票会，再到民国时期北京集邮者的兴起，详细描绘了北京集邮的发展历程。同时，文章还提到了许多著名的集邮家和邮商，如汪子年、崔显堂、赫崇佩等，以及他们的故事和贡献。此外，文章还描述了北京集邮公司的历史，从最初的小店铺到国营的集邮公司，再到集邮爱好者的聚集地，反映了集邮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在政治背景下，集邮活动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如“文革”期间的停滞和恢复，以及集邮爱好者对邮票的热爱和追求。



不离不弃六十年

北京六百年来外来人口的历史变迁，从元明清时期到近现代，北京的外来人口主要分为打工者和士大夫阶层。打工者多来自周边省份，从事服务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士大夫阶层则主要来自江浙、山东等地，成为北京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解放区干部和支援建设的科技人员涌入北京，改变了北京的主流社会。改革开放后，北京的外来人口素质提高，许多高学历人才留在北京，进一步丰富了北京的人口结构。同时，北京还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和华侨，使北京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