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北宋政治改革风云中的领袖人物王安石，以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当北宋中期积弊已深、内忧外患扰攘之际，以一身任天下之责，推展以富国富民强兵为宗旨的变法革新运动。其才识“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其文行“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其魄力“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苏轼语）
王安石“三不足”的境界，使他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同时也成为脱离了广大知识阶层的人物。加以政治风云的变幻，倾泻于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诬谤丑化，始自其生前，至南宋则愈演愈烈，几近千年而未得涤清。
邓广铭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历经半个世纪之久，倾注了巨大心力，四写王安石，体现出一个史学大家的时代眼光与严谨精神。作者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展现出一个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时期，凸显出一个抖落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革家形象，使王安石能够以其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于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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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愛憎分明的一本學術著作
誉之太过。看来女儿的水平超过父亲了
邓先生这文风像唯物史观和工科逻辑的集合体，驾驭史料极为简洁，线索清楚还又前后呼应，功力不是一般历史作家能比的；内容的好处在把新法当一个整体来写，新法的一切目的在“灭西夏征契丹、恢复汉唐旧境”，“为天下理财”一大半是为此准备，这可以解释清楚很多东西，但还是有硬伤：写新法的效果大部分还是停留在理想的“法意”上，弊端几乎没展开写，甚至刻意回避，这实际上就把王安石的形象描成了一幅唯物史观的“改革先锋”脸谱，倒是宋神宗的形象更丰满些
邓先生这本王安石传记，在开国三十年为法儒之争张目，改开时又化身为借古喻今的先声，四经增删，真正的文为时而作。王安石不同京官，他始终在地方腾挪，从县到州，做过通判，干过提刑，管过科考，对基层问题看得透彻。其变法核心在理财，北宋是一个依靠地主特权阶级的政权，对于民间农田兼并视而不见，导致财政积贫穷空。王安石提倡“欲富天下而资之地”，尽可能开发自然财富，据有浓烈的“人定胜天”唯物史观。他主张的农田水利法，利用掘河方法肥沃土地。青苗法平抑物价，政府取代地主，向民间放贷，包括免役法、市易法、方田法其目的都是要向地主阶级争利，改变土地兼并和富者愈富的社会问题，达到某种平衡，从根本上改变国家。
即使不考虑“四写”、“在近十多年内”云云，这书也一般得很。
更像是对于介甫一生功绩的考证，慨叹时势造英雄，英雄不逢时。荆公晚年与其说有些冷落不如说平静。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名！
不咋地
王安石以“三不足”的精神推行变法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变法过于超前，脱离实际；其刚愎自用，性格偏执；用人不当，排除异己；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等原因导致了变法失败。但其变法一定程度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现象，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军事力量，促进了经济发展。
非变法全貌，但又近乎接近变法的全貌。书中充盈着作者对荆公的仰慕之情，对荆公政治生涯跌宕的感同身受。任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变法本身的设计高度与时人眼界局限及社会条件有限之间的强烈落差。但观广铭先生书记，自然地加以思索：王安石变法虽然被推翻，但变法是真正意义地失败了么？实则不然。正如，变法措施未完全废除，譬如将兵法得以保留，北宋政府借由变法得到了钱粮上的丰厚积累，使北宋王朝的积贫积弱世相得以换结。虽说变法的推行与成功必然离不开客观社会条件的有力支撑，但社会条件本身也非亘古不变，也可能自发形成必要的条件与优势，力图与变法的需求相适宜，尽管此种自发产生的条件是偏内生性的、是程度有限的。或许客观条件不是变法困局最根本的归因吧！荆公伟岸，战略高远，令光之流的腐儒汗颜形绌。
右王立场明显，故可视为一家之言。但就书中体现出的文献搜集引用、辨析的能力而言，邓氏确实可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