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40年海内外史学界对1895年 “公车上书”的质疑和辩难,作者给出明确结论:广义的“公车上书”是指《马关条约》签订后,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们组织操作、各省公车参加的。档案中存有这类上书数十件,共千余人次签名;康、梁的活动是整个“公车上书”链条中的一环。其二是康有为组织的四月初九日在松筠庵的“联省公车上书”,这一活动中途流产。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看,前者曾发生些微的政治作用,后者因其“上书”未能递呈而并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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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九篇专题考论均系作者根据档案材料,检视先前各说,作出新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明晰了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
针对 “公车上书”的质疑和辩难,作者明确提出: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叙史者有必要加以区别。
从观察甲午战后清朝整个保举活动,揭示出当时政情的诸多特点。
重新梳理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历史,见出戊戌变法之基本相: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派,与张之洞、孙家鼐领军的温和派,都在其所宗的“中学”指导下,自行其改革事业,尽管从形式上已尽力模仿泰西、日本。
司员士民为救时而提出外交与军事内容的建策,在今天看来,大多只是救时的偏方,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
此外,“光绪帝召见张元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戊戌奏折”和“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诸篇都分别对补订史事缺环、匡正偏见有所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