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辽代前期政治史、制度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新的阐释,突破了既有研究对辽代历史的整体认识,从而为“汉化”问题在中国史研究中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本书揭示出,自辽初开始,太祖至圣宗六位君主,契丹政权从传统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转变是始终不变的方向,即便在对外趋于保守的穆、景、圣宗三朝,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也完全承袭了辽初的方向,汉化不断走向深入。辽代前期的汉化程度,要远比学者们此前认识到的深入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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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族政权在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围绕“汉化”问题的讨论,兼具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书围绕辽史对北族政权汉化问题的研究,从其内涵、走向到其适用性等多个方面,对此做了新的解读。此外,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贯彻了制度在具体政治事件和过程中建立、改变或废除的思考,特别关注到政治史与制度史的密切关系。此书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近年以来不可多得的佳作,在辽史和北族政权发展史研究上尤其具有重大突破意义。 ——楼劲
治辽史者每苦于资料匮乏。辽史学界近年比较偏重于挖掘和钻研出土墓志一类的“新史料”,多少具有忽视传统基本史料的倾向,呈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细碎化弊端。本书则主要针对篇幅有限的传统基本史料立论,钩沉发微,重新解读,多有创见。其中提出的具体观点,虽然未必能够成为定论,但无疑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辽代乃至其他北方民族王朝性质、地位的认识,值得予以充分的关注。 ——张帆
林鹄,浙江瑞安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辽史百官志考订》(2015),以及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