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A.卡里罗是悉尼大学的软件工程教授，也是ARC未来研究员和积极计算实验室的主任。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人机交互、用户体验设计和社会软件。多利安·皮特斯是一位用户体验设计师，同时也是悉尼大学教育社会工作学系的在线战略家和积极计算实验室的主任。他们的工作都与积极计算相关，旨在通过技术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技术专家如拉里·佩奇和蒂姆·库克等关注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致力于让生活更美好。如今，技术已深入日常生活，渗透到政治、人际关系等多个领域，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提升抱有更多期待。科技产业和相关会议日益重视人类幸福和社会福祉议题。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幸福的本质，科技被赋予“积极计算”的新定义，旨在促进人类幸福感。

然而，尽管科技进步显著，人们的幸福感并不一定随之提高，这反映出在技术设计中对幸福的考量尚有不足。人机交互领域的研究需要跨学科合作，以深入理解复杂的人类行为，并探索提升幸福感的方法。构建一个有助于人们健康和快乐的数字化环境成为可能且值得追求的目标。

书中还探讨了隐私、自主性等未来研究需关注的问题，倡导以人类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通过融合幸福元素于技术设计中，我们有望创造一个既先进又注重人文关怀的科技世界。同时，对于科技进步带来的潜在挑战，保持审慎思考和持续探索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技术的力量在于提升生活质量，而幸福感正是衡量这一目标的重要标尺。跨学科合作与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将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数字化未来。

CHAPTER 01 走进积极计算

幸福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的科学领域，它从日常生活的幸福感受延伸到专业的学术探究。尽管定义幸福颇具挑战性，但历史上众多哲学流派与现代心理学家都在探索其本质。心理学家在实验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本书将介绍他们的关键发现，并提供实用策略来提升幸福感。

幸福通常被理解为心理健康的状态，建立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医学模型侧重于无心理障碍的存在，通过标准化问卷评估个体的精神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享乐主义学派则关注积极的情绪体验，如快乐和实现目标带来的满足感。随着科技与设计的进步，人类对幸福感的追求也体现在这些领域的发展中，建筑和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人们的情绪成为研究的一部分。

主观幸福感（SWB）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之一，它涵盖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负面情绪三个方面。通过个人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来评估长期幸福感的SWB，也被用来计算国家的整体幸福感。这种方法与其他评估方式如他人的观察或生理指标相吻合。研究发现人们通常会报告中等水平的幸福感，并且环境变化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受，人们倾向于适应新环境并回到个体的基线水平。遗传和环境因素也对幸福感有影响，不同国家和文化间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尽管SWB模型被广泛应用，但有人认为它过于狭隘，无法全面反映幸福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结合享乐主义和终极幸福理论的方法，如Huppert和So的模型以及Seligman的PERMA模型，这些理论更广泛地考虑了情感、投入、意义和社会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

情商（EI）在成功、成就和幸福感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它与传统的智商概念有所不同。EI包括自我情绪识别、自我调节、动机、同理心及社交技巧。Mayer-Salovey-Caruso情商测试是最常用的测量工具之一，这使得研究者能够设计干预措施并评估其效果。这些策略在企业、学校和体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以促进积极情感，减少反社会行为，并在教育和监狱环境中实施。佛教心理学也逐渐融入西方幸福研究中，特别是正念冥想的实践已被证明对精神疾病治疗和提升幸福感有显著效果。科技工作者也开始关注佛教哲学，探索其与人类情绪、认知和行为的关系。

生理学和神经科学通过监测生理信号和脑电活动来理解情绪，并发现大脑结构可以因生活经历和干预措施而改变。这些研究为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幸福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技术手段。精神健康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如在线平台ReachOut. com帮助人们监控和管理心理健康，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用户中心的设计、技术整合以及跨学科合作。

积极技术的潜力正在被挖掘，它们包括多通道生理学分析情绪模型、日记方法捕捉生活细节、虚拟现实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以及正念冥想等实践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因和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也是研究的重点，教育和干预策略旨在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

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性，相关理论如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 (MSCEIT)、 Emotional Design 和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持。科技手段，如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ing）和互动技术，也被用于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和心理健康。

CHAPTER 02 幸福心理学

经济学在幸福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不仅探究金钱与幸福感的关联，还发展了评估不同族群幸福感的严谨方法。尽管财富提升能增强基本需求满足前的幸福感，但Easterlin悖论揭示，当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对幸福感的增进效果会逐渐减弱。因此，政府政策开始将国民幸福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之一，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不丹和新西兰，已将国民幸福指数纳入官方考量，并通过健康促进、公民教育等策略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这些跨领域的研究为积极计算领域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教育在培养幸福感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尽管传统教育主要聚焦于学科知识传授，但现代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是塑造人生幸福感的关键阶段。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开始重视社会情感技能的培养，如批判性思维、决策能力以及健康价值观，这些对于个人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一些地区已将相关课程纳入教学计划，比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个人发展、健康与体育”课程，以及美国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这类课程旨在增强学生的幸福感、心理韧性，并促进人际交往能力。研究显示，社会情感教育不仅能提高学生学术成绩，还能提升积极情绪，培养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技巧。教育心理学领域正逐步将情感体验纳入研究范畴，以深入理解并优化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互动。同时，科技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日益关注情感因素，如智能教学系统能感知并回应学生的情绪，从而增强学习投入与心理韧性。

技术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心理学、社会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视角。心理学将幸福定义为内在的积极状态，而社会文化研究则侧重于历史和文化对幸福概念的影响。科技进步如社交媒体改变了人际交流模式，可能间接影响个体幸福感。经济学研究发现财富和技术增长不一定能直接带来幸福感的提升。例如，电视使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并不明显，这表明需要更深入地探究特定技术在特定情境下的作用。商业领域认识到员工幸福感对于效率和创新的重要性，积极计算被应用于企业中，如通过情绪感知软件改善管理。建筑和城市规划同样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好的建筑设计可以增强社区凝聚力，促进开放性思维。

技术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也备受关注，尤其是电子设备使用对人们情绪及幸福感的潜在影响。相关书籍和文章探讨了如何利用设计和技术提升个体和社会的幸福感，同时也警示了科技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并提出需要探索兼顾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新经济模式。此外，内容还涉及学校教育中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药物预防项目，以及情感智能在职场的应用。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这本书探讨了决策改善的议题，并提及了一篇名为"Examining values: An analysis of nine years of IDC research"的研究论文，该论文回顾了九年来互动设计与儿童研究的进展。这些资源为评估幸福感和生活质量提供了多元视角，包括 beyond- gdp. eu、happyplanetindex. org、well-beingindex. com、un.org/ en/ events/ happinessday/、gov. uk/ 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behavioral-insights-team、federalreserve. gov/ newsevents/ speech/bernanke 20100508a.htm、ted.com/ talks/ nic_marks_ the_happy_planet_index.htm 和 news.wisc.edu/releases/17368。这些网站和资源可能提供关于幸福指数计算方法、生活质量评估工具以及相关研究的详尽信息，为人们理解幸福感的多元维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CHAPTER 03 积极心理学的多学科基础

计算机技术在幸福感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涵盖了情感计算、生活日志记录和虚拟现实等多个领域。观点1主张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能力，而观点2则注重模仿人类思维模式来改进技术。随着普适计算的发展，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增强，但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能力以满足个体需求成为新挑战。

个人信息学借助新技术帮助人们自我认知与成长，如生活日志和自我追踪工具的使用。然而，在数据收集、分析和共享过程中，如何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有益信息并提升幸福感，仍需克服科技和心理障碍，并兼顾道德伦理问题。情感计算作为多学科交叉领域，研究计算机识别和表达人类情感的应用，已建立起成熟的学术平台。

情感计算项目不仅提升了人机交互体验，还关注个体的幸福感。例如，通过追踪用户目光的“注意力用户界面”系统在认知负荷管理中表现突出，同时有助于理解注意力和心不在焉的心理现象。富数据写作系统利用生理、社会环境、认知过程和情感状态全面研究写作，并提供反馈以促进个人成长与心理健康。

虚拟现实技术和手机应用也被用于心理健康干预，如减轻焦虑和压力。行为改变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影响健康相关行为，但需关注道德和用户自主性问题。价值敏感型设计强调在技术开发中融入价值观，确保技术对人的积极影响符合道德标准。

大数据系统虽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但在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关注较少。作者呼吁更多研究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提升生活品质，并指出人机交互的挑战在于通过有意义的数据呈现优化幸福感和生产力。这需要多学科合作，开发新技术、工具和设计实践，以助人们更好地利用数据改善生活。

ubicomp（普适计算）领域的研究涵盖了情感计算在写作工作室的应用，以及不同情感检测方法及其实际应用。研究还涉及学生对导师反馈与自动化反馈的反应，移动叙事技术用于减轻通勤者压力的心理健康干预，以及将行为理论应用于人机交互的重要性。此外，创伤后写作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个人信息系统设计阶段模型以及数字健康促进等问题也被讨论。

三篇文献分别探讨了计算机和网络的未来潜力（如Weiser在1991年的文章）、过去九年交互设计与儿童研究进展（Yarosh等人2011年研究），以及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Yick等人2008年的报告）。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的言论、Stoa财团的解释，以及生活日志记录和情感计算相关期刊会议的信息也有所提及。

CHAPTER 04 技术研究中的幸福

积极计算是一个旨在通过技术提升人类幸福感的领域，它不仅关注产品的易用性和项目价值，还深入到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中，如SDT模型和PERMA模型，以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者提出一个框架，整合了幸福的关键因素，如积极情感、动机和自我意识，并提供了预防、支持和促进幸福的设计方法。这个框架融合多学科理论，旨在促进科技设计与幸福研究的结合，指导产品开发以增强用户的幸福感。

网络上的“网言无忌效应”引发了学术界和网络媒体的广泛讨论，人们提出了取消匿名和建立声誉系统等策略来改善这种情况。积极型设计是指那些并非主要为提升幸福感但能培养幸福因素的技术，如电子设备的功能更新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而促进型设计则是以增强用户幸福感为目标的技术，例如正念应用程序、目标设定软件等。

积极计算的指导方针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精神障碍预防的报告，并强调基于网络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评估方法的重要性。测量幸福的方法包括CES-DS抑郁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这些工具被用来量化个体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还探讨了即时感受与回顾性评价在幸福感调查中的差异，以及客观快乐这一衡量方式。

积极心理学研究中运用了多种方法，如体验抽样、自动检测、人机交互、自我报告、观察和实验设计等。体验抽样通过打断人们的活动收集即时感受，但可能打扰到参与者；而自动检测技术，如情绪计算，通过非侵入性的方式获取情感状态，有望提高数据收集的便捷性和准确性。人机交互研究关注用户体验，虽然还未专门针对幸福感进行测量，但它在办公自动化和互联网应用中已有所体现。实验设计用于确定因果关系，但受限于成本、时间或道德因素；然而，它们对于评估软件和数字化产品的效果至关重要。

积极心理学练习，如感恩拜访、生活总结等，通过随机对照试验验证了对减少抑郁症状的有效性。人种学研究在收集数据时面临挑战，自动化技术如MoodMeter、EmotionSense等虽有局限，但结合多种方法可能是积极计算研究的最佳途径。在人机交互领域中，最好的研究方案是结合传统的人种学数据和数字环境数据，如视频记录和日志文件，这种方法已在教育游戏研究中得到应用。

技术在提升幸福感和道德价值观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Bers的博士论文探讨了计算工具在构建个人身份环境中的设计，帮助人们探索自我认知和道德观念；Buie和Blythe的研究关注宗教应用（app）对精神层面的影响。Calvo和Peters提出了“积极计算”的概念，旨在利用技术创造一个更明智的世界。Camfield等人审查了发展中国家使用定性方法进行幸福感研究的状况。

Crabtree等人的工作支持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普适计算的民族志研究。De Choudhury等人通过分析Facebook数据预测产后抑郁症；Easterlin的研究关注经济增长是否能真正改善生活质量。Golder和Macy则研究了不同文化中情绪与工作、睡眠和日照时间的关系。Helliwell、Layard和Sachs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探讨全球范围内的幸福感。Hernandez等人开发了“心情计”工具，用于在自然环境中监测微笑。Hosman等人编辑的书籍关注预防精神疾病的有效策略。

Kahneman讨论了客观幸福感的概念；Killingsworth和Gilbert的研究发现心神不宁与不快乐之间存在关联。Lyubomirsky、Sheldon和Schkade探讨了持久幸福感的构建方式。O'Connell等人强调预防青少年心理、情绪和行为障碍的重要性。O'Leary的文章关注移动应用中的语言使用。Peterson和Seligman的工作涉及性格优势和美德的分类。Preece等人讨论人机交互设计。Rachuri等人开发了一个用于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手机平台。

Radloff编制的CES-DS量表用于评估普通人群中的抑郁症状；Redelmeier和Kahneman的研究比较了即时与回顾性疼痛记忆的差异。Schueller和Parks关注在线自助帮助资源的有效传播。Sternberg定义了智慧与其与智力和创造力的关系。Suler提出了网络去抑制效应的概念，即人们在网络中可能比现实生活中更易表现出不适当行为。Webb等人系统评估了互联网健康行为干预的效果，基于理论基础、行为改变技巧使用和交付方式。

总之，积极计算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它结合了科技与心理学，旨在通过创新技术来提升人类的幸福感。这个领域的研究涵盖了从设计方法到数据收集的各种策略，并且在不断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技术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CHAPTER 05 积极计算的框架与方法

积极情感对于幸福感的提升至关重要，孩子们通过分享涂鸦作品体验到喜悦、自豪等情绪，这不仅能增强快乐感，还有助于他们的成长。设计师们认识到积极情绪对幸福的影响，致力于通过产品设计激发人们的积极感受。然而，单纯追求短暂的快乐（如游戏和搞笑视频）可能不足以带来持久的幸福感。心理学研究表明，积极情感如快乐、兴趣、自豪等能拓宽思维，促进个人发展，并且适量的积极与消极情绪比例有助于保持心理健康。研究建议积极情感应超过消极情感三比一，以达到最佳心理状态。

真实的情感体验对幸福感至关重要，过度压抑负面情绪反而可能对健康有害。因此，在设计中融入积极情感元素时，需要兼顾真实性与适当挑战，以实现全面的用户体验和幸福感提升。记忆并非完整反映每时每刻的感受，而是由高峰和结束时刻的经历主导，这被称为峰终定律。设计应关注提升最终记忆体验，而非优化每个交互瞬间。

积极情感有不同种类，如驱动（渴望、成就欲）和镇定（冷静、同情）两种类型，分别与多巴胺和内啡肽相关的系统相关联。技术在激活驱动系统方面的作用远超过镇定系统，可能导致情绪失衡和负面后果。设计应探索如何利用技术促进亲和情感，平衡对成就的追求，并预防心理健康问题。

积极情感的设计策略可以包括具体的行为、活动和情境，以及减少负面情感或增加积极情感的方法。尽管技术如游戏和社交网络对心理影响复杂，但仍需更多研究来理解其全面效应。设计时应考虑触发积极情感的特定参数和限制，同时意识到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它会引发多种情感反应。

好的结束体验能提升整体印象，并体现用户体验的连续性。每次结束都可被视为新的开始，有助于满足“峰值-结束”规则，并考虑到用户在产品交互后的行为。游戏设计不仅关注娱乐性，也开始考虑其对玩家现实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如合作、同情心培养和社会问题解决等。

正面情绪在积极心理学中扮演重要角色，能拓宽人的思维并促进个人成长。提升幸福感的方法包括培养自我同情、减少互联网成瘾、体验游戏带来的快乐以及实施积极心理干预。内容还涉及人们如何感知他人生活、记忆与实际经历的差异，以及痛苦经历对个体的影响。

设计领域中情感因素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产品或环境如何引发用户的情感反应是设计师需要考虑的关键点。此外，广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及其对我们情绪和认知的影响也被讨论。

CHAPTER 06 积极情感

动机是行动的驱动力，缺乏它可能导致抑郁。内在动机源于活动本身的乐趣，如创作、探索或解决问题；外在动机则来自奖励或避免惩罚，如金钱、分数或他人的赞扬。过度依赖外在激励可能削弱个体的内在动力，影响学习效果和工作满意度。因此，在设计中应优先考虑如何激发用户的内在动机，以提升幸福感。

游戏化是将游戏元素融入非游戏环境的一种策略，它能有效增强用户参与度和满意度。比如，通过积分系统、成就奖励或竞争排名来激励用户完成任务。然而，游戏化并非总是有益的，过度追求分数可能导致玩家对游戏本身失去兴趣，转而关注短期的外在奖励。

心理学家Carol Dweck的研究揭示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固定型思维和成长型思维。固定型思维的人认为能力是固定的，而成长型思维的人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提升能力。成长型思维者更能应对挑战，从失败中学习，这与幸福感紧密相关。因此，教育、管理和个人发展策略应鼓励培养成长型思维。

目标设定理论指出，明确的目标能提高表现，但过于具体或不切实际的目标可能导致挫败感。社会激励和目标设定如何影响幸福感，以及如何在设计中平衡动力和心理健康需求，也是研究的重要课题。

轻推理论提倡通过调整选择架构来引导行为改变，而不是强制或显著改变经济动机。设计师应尊重用户的个人价值观，以提升生活满意度。投入和心流是用户体验的关键因素：投入涉及情感、认知、行为和主观能动性的投入，而心流则是全神贯注且忘我状态，被认为是幸福的源泉。

电子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复杂多样。适度的游戏可以提高心理健康，促进社交，但过度沉迷可能导致上瘾、暴力倾向或侵略性行为。因此，游戏设计应关注如何利用游戏机制培养现实生活中所需的技能，并减少潜在的负面影响。

研究还探讨了游戏如何影响 aggression, empathy 和 prosocial behavior，以及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的设计。此外，还有社会网络中的肥胖传播、学生参与度提升策略、鼓励运动的技术需求、心流体验的设计、动机心理学的应用、认知失调理论、说服性设计模型、组织创新的 gamification、prosocial video games 的效果、自我呈现、动机测量工具的发展、目标设定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行为决策心理学，以及视频游戏中群体冲突的表现等。

人们追求幸福感的过程中，社会比较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了解内在和外在动机的区别，以及个人欲望如何影响动机，有助于设计更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电子游戏不仅影响情绪和压力水平，还与学习障碍、网瘾、团队合作和自我呈现有关。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幸福感的来源，为提升生活满意度提供理论依据。

例如，《僵尸来了，快跑！》是一款创新运动应用，它将跑步与虚拟僵尸追逐的情境结合，让运动变得更有趣、更具挑战性，从而激发用户的锻炼动力。这款应用展示了如何通过游戏化设计提高用户投入和心流体验，使日常活动变得更加愉快。

综上所述，动机、投入、心流以及电子游戏在提升幸福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理解这些概念并将其应用于设计实践中，有助于创造更积极的用户体验，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

CHAPTER 07 动机、投入和心流

认知行为疗法（CBT）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它专注于帮助个体识别并改变思维、情绪和行为之间的关联。由Aaron T. Beck和Albert Ellis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CBT尤其适用于治疗抑郁和焦虑。该理论基于思想对感受和行动的影响，通过反思回顾，患者在治疗师引导下辨识并挑战不合理的思维模式，如过度概括或选择性记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采用苏格拉底式提问技巧，鼓励患者自我评估和调整想法，并结合角色扮演、日记写作等实践活动，以促进积极、自信的思考。

CBT技术通过系统性的反思过程帮助个体改善情绪，进而改变行为，提高生活质量。计算机辅助的认知行为疗法（CCBT）在治疗恐惧、惊慌、抑郁和焦虑方面效果显著，与传统疗法相当，且成本效益更高。然而，由于心理疾病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完全由科技替代专业治疗师仍有局限性。科技可以作为临床治疗的补充，帮助诊断、维护病情或初步筛查患者，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Benson对自我跟踪的看法认为其有时可能是强迫行为，但也能从数据中发现意义，尽管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但它启发了人机交互（HCI）实验的新方法。个人追踪在数字工具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变得普遍，用于增强自我意识和反思。然而，过度反思可能导致抑郁、自恋和沉思，因此积极心理学强调适度反思和正念的重要性。

正念练习被看好能提升幸福感，设计个人数据跟踪应用时应避免比较、强调自我同情和正念，并承认技术的局限性，提供反思性支持。情商（EI），即理解和管理情绪的能力，对个体在面对情绪时做出明智决策以及促进人际交往至关重要。

提升个体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途径多种多样，包括认知行为疗法如改变负面思维模式；互联网支持的心理干预，利用科技手段进行远程援助；感恩心理学，强调感恩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自我反思和自我监控，通过审视内心世界促进个人成长。正念练习、情绪智力培养以及社会支持获取也被证实有助于提升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科技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如博客自我表达、移动应用自我监测以及在线认知行为疗法。

三篇研究文献分别探讨了抑郁症中适应性与反常自我关注的关系、感恩与幸福感的关联，以及感恩对整体幸福感的影响，揭示了情绪调节和积极心理品质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Buster Benson记录自我跟踪视频的原因可在他提供的网站goo. gl/ ds1ky上了解，更多信息可在busterbenson. com和quantifiedself. com/2012/12/buster-benson-why-i-track/找到，治疗抑郁的资源则可以在ultrasis. com找到。

CHAPTER 08 自我意识和自我同情

正念是一种无反思、不评断地觉察当下状态的能力，由觉察和注意力两个核心要素构成。觉察让我们察觉内外世界的动态变化，而注意力则作为瞬间体验中的焦点。正念的实践强调接纳而非评价或比较，旨在通过包容所有思绪与情感来深化个人洞察力。正念可以是人的自然属性，也可以通过冥想训练如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来培养。长期冥想实际上能改变大脑结构，提升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的功能，这两个区域与注意力密切相关。

正念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紧密关联。研究发现，人们在专注做事时比走神时感到更幸福，走神是不快乐的源头而非结果。多任务处理，特别是通过媒体进行的，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而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则能提升幸福感。尽管科技推动了多任务处理，但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却是负面的。正念训练项目如 MBSR 通过冥想、瑜伽等帮助人们培养专注力和正念，已被证实能显著提高个体的幸福感。教育领域也逐渐重视正念训练，将其融入课堂以提升学生的情绪和社会技能。

现代生活中，正念实践可以应用于各种日常活动中，比如正念饮食和借助技术辅助进行冥想。尽管电子游戏常被认为有助于培养专注力，但其与正念理念相去甚远，后者强调开放接受和觉察。正念游戏如 Tenacity 通过简单任务来提高注意力，而在线课程则为在家学习提供了方便。然而，在设计支持正念的技术时，应避免目标设定过强、干扰过多，保持极简主义原则，尊重用户的自主性，并提供温和的反馈。

正念冥想能带来主观上的积极体验，并对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应对压力，提高生活质量，使人与内心和环境更加和谐。通过冥想和其他实践培养正念，可以增强注意力、情绪调节能力，进而提升整体幸福感。研究还揭示了正念训练在改善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方面的效果，以及对大脑结构的积极影响。这些证据表明，正念不仅是一种应对压力的方法，更是一种促进个人成长与全面健康的生活方式。

关于正念的研究文献涵盖了不同领域。例如，Freiburg Mindfulness Inventory (FMI) 是一种评估正念水平的工具；多媒体辅助的呼吸练习系统（Breathwalk-ware system）利用技术支持冥想实践。这些研究共同展示了正念在理论探索和实际应用中的多元性。

正念实践包括八个步骤，如正见、正思等，它们与提升幸福感密切相关。尽管完整的体验可能需要特定环境，但网上资源如 jayvidyarthi. com 提供了部分体验。对于更深入的指导和更多信息，可以参考相关专业网站。

CHAPTER 09 正念

实验动物米罗和卢拉的故事揭示了老鼠间的同情表现，如一只受伤时另一只会感到痛苦并提供安慰，挑战了人类独有同理心的传统观念。同理心涉及情感识别、换位思考与观点采纳，大脑不同神经回路参与其中。尽管定义未明，但它在人际交流中至关重要。艺术、教育和科技，如虚拟现实游戏，都能培养同理心。研究显示提升同理心能增进幸福感，尤其在儿童教育和防止暴力行为方面。科技也被用于增强同情体验，如情感计算技术、游戏及虚拟学习环境。

表情符号作为众包设计，弥补了计算机表达情感的局限，通过巧妙诠释传达更多情绪。社交网络接口需重新设计以减少消极体验，提升积极情绪。低科技手段如人物照片和故事触动同情心，而高科技方案如VR游戏则提供身临其境的共情体验。移动应用、具身体验的游戏与数字化博物馆可能成为未来增强同理心的重要工具。

Empathy Quotient（EQ）衡量个体共情能力，与社交互动、幸福感、心理健康和领导力相关。亲社会视频游戏及教育干预如LEGO® therapy和Social Use of Language Programme有助于提升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技能和同情心。研究强调了培养同理心在个人发展和社会互动中的重要性。

四篇研究文献摘要涉及情感事件评价与特定情绪关系、神经基础与同情心发展、佛教精神状态以及医学生情绪困扰与同理心的关系，还有利用互联网虚拟现实系统进行幻觉教育的调查结果。多个信息来源如greatergood.berkeley.edu、rootsofempathy.org、peacemakergame. com和kanjoya.com/ crane提供了培养同理心的方法和资源。

总之，动物实验揭示了同情心并非人类独有，多途径如教育、科技应用与研究探索都在努力提升个体的共情能力，以促进社会和谐和个人幸福感。

CHAPTER 10 同理心

同情心和利他主义是两种与他人福祉相关的道德情感。同情心是对他人痛苦的反应，驱使人们去帮助他人，而同理心则是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尽管两者相关，但神经学基础和行为表现有所不同。研究发现，同情心可以降低心率和皮肤电导，有助于恢复和提升幸福感。通过仁慈冥想等方法培养同情心，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同理心带来的痛苦并增强同情反应。在表达同情时，公平性也起着关键作用，人们往往对无法控制自己痛苦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同情。

自我同情是指在面对困难时对自己宽容理解的态度，它有助于个体处理痛苦、提升幸福感、增强自尊和自主性，并降低焦虑和抑郁。利他主义涉及牺牲个人利益去帮助他人，可能是出于同情心、同理心或社会规范的影响。研究显示，利他行为不仅对他人有益，也能提升施助者的幸福感。这种“予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现象不受收入影响，人们在帮助他人时会感到快乐。

科技设计可以通过促进同情心和利他主义的培养与应用，解决社会问题并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例如，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增强人们的同情心和利他行为，通过游戏或模拟情境让人们体验帮助他人，从而在现实中更愿意提供援助。设计者可以考虑进化和情绪评价理论，创建更具亲社会性的数字系统，如增强用户与目标群体的关联性、公平感以及个体应对能力。

研究还发现慷慨行为对个人幸福感有积极影响。将钱花在他人身上比花费在自己身上更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慷慨有助于心理健康、促进社会联系和减少压力反应。此外，帮助他人能增强自我价值感，并可能引发周围人的善行连锁效应。游戏、舞蹈互动和冥想等方法也被证实可以培养同情心和提升幸福感。

关于自我同情与自尊和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培养自我同情能增强个体的自尊、自我照顾能力、自主性和自我意识，同时减少焦虑和抑郁。利他主义行为，无论是实际进行还是观察到的，都能激发善良情感并激励人们做出善举。这些发现对科技设计者具有启示意义，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研究结果来促进更积极的社会互动和幸福体验。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能包括探索更多利用技术提升同情心的方法，如同步运动、情感计算和神经生物学手段，以促进合作、利他主义和激励行为。同时，进一步理解慷慨行为对个体和社会福祉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设计增强人们的道德品质和社交能力，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

CHAPTER 11 同情心和利他主义

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起初人们对它持有怀疑和反感的态度，但随着对其潜力的认识加深，人们开始意识到科技能够解决许多人类面临的挑战，并带来积极的变革。然而，科技进步并非全然利好，隐私侵犯、自主性减弱以及幸福感的下降等问题也随之浮现。因此，设计师和技术人员在开发产品和服务时，必须充分理解并尊重用户的体验，避免过于简化问题，并关注潜在的负面影响。数据隐私在大数据时代变得尤为关键，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当透明且保障用户权益。

科技进步也可能对就业市场产生影响，引发关于幸福感、职业价值和社会公平性的讨论。积极计算作为研究领域，强调考虑社会经济影响，确保科技发展真正提升人类福祉。电影《Ray》中的一幕隐喻了自主性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性，科技应助力用户的自主性和能力提升，而非仅仅提供补偿或自动化。

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和用户的价值观将影响技术的形态，提倡透明度和多学科合作以防止潜在问题的发生。幸福因素如同情心和自主性具有普遍价值，但实施策略需考虑文化差异。追求幸福的同时，也应适度，过度可能带来反效果。此外，设计时还需考虑到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确保科技对社会整体福祉的贡献。

积极计算在不同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包括科学研究、商业产业、公众服务和社会企业。学术研究为幸福科技奠定了基础，但资金和速度成为限制；商业产业追求利润，可能忽视社会影响；公众服务则需要更多技术支持来解决社会问题；而社会企业则独特地结合了商业运作与社会使命，通过科技推动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健康和环保领域产生积极影响。同时，科技也可能改变就业市场结构，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综上所述，科技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在推进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兼顾隐私保护、自主性培养、文化敏感性和环境保护，以实现科技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