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独特之点，经历了两个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由殷商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时代、秦汉帝国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8—383年）。但中国文化至此并未灭亡，经淝水之战胜利后，却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第二周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这是与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统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而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伟大局面。
雷海宗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和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关于中国的兵制历代学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另辟蹊径，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分、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由之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和原因。
雷海宗（1902-1962）：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学》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和《伯伦史学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