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欧洲被中国带入了“天下文明”之中,由此获得了文字、航海、科技、经济、制度、民主、哲学和历史——复制中国历史造出“世界历史”(古典历史与古老文明)。西方依靠被中国技术提升起来的“海洋地缘”,应和“天时地利”,袭取“文明中心”,并以牺牲异域及自然而“创造奇迹”。其间,中国遭罹致命忧患,幸而凤凰涅槃,和平崛起。欧美及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阴阳运动”过程中暂时而危险的“阳亢”。
诸玄识,皖籍,少随父游宦于三湘四泽与江淮之间,于变动中成长;启蒙于徽派之立言,闻道于桐城之立德,笃志于合肥诸相之立功。安徽师大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师。1990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深造,而后到台湾研修国学。目前在英国从事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