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封面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

阿里夫·德里克

出版时间

2015-06-01

ISBN

9787208127722

评分

★★★★★
书籍介绍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讲学社丛书”第二辑,内容以2010年著名土耳其裔美国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清华园为“梁启超纪念讲座”发表的系列讲演为基础扩充而成。德里克教授从“全球现代性”的视角对20世纪初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知识话语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批判性的反思。其所涵盖的主题非常广泛,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再到儒学与国学。在本书中,它们都被理解为进入一个根本问题的共同窗口,即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思想对文化与历史的调适。 全书共分八讲:前两讲通过厘清现代性、全球性以及历史等基本概念,说明了作者进行反思的方法论,提出我们的认识途径是“全球现代性”的视角;接下来逐次反思过去百年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以及儒学和国学等知识领域经历的变革;最后再次总体反思全球现代性以及中国当下的发展,并对未来作出警示。 按照“讲学社丛书”的体例,本书在讲稿之外增加了丛书总序、课后讨论、讲座主持人及评议人刘东教授的评议文章、译者董一格的印象记、媒体的专访,以及2010年德里克来华照片等内容,希望未能莅临讲演现场的读者也能多角度地领略国际知名学者的风采。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 ) 精研近现代中国革命史的美国汉学权威,“后”学领域独树一帜的左翼前沿理论家开创“后革命”与“后社会主义”等论域,介绍“全球化”概念至中国大陆学界的第一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德里克1940年生于土耳其,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71—2001年任教于杜克大学历史系,2001年起在美国俄亥俄州俄勒冈大学任“奈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2006年荣休。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学界“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1990年代起,他将其理论撰著领域扩展至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全球现代性》等著作令其跻身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
目录
总序
序言
第一讲 导论现代性,全球性,历史——方法论的反思
现代性
全球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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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头两章摆出五百种现代性把大家绕晕,请继续。然后回顾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儒学复兴,或让好多人反感,请继续。看到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史和本土化讨论,估计你觉得浅,请扣回开头。理论要往全球旅行,信仰只在空中飘扬……刘东长评吐槽连连,国内近年发展更大可比照,老德你说呢?
从构建主体发展模式和学术体系的角度,畅谈身处后革命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建设,在保有浓厚理论色彩的基础上,行文极其生动流畅,对于人文社科学术中国化、本土化的建议与反思,对于儒学复兴和国学热潮的批判,以及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的思考,都让人印象深刻,击节而赞。以这样一本书,结束自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研究生涯,这位青年学子眼中的德老,堪称死得其所。
又是一本舛啊舛才上架的书!跟老德干一杯!
德里克自称是60年代人,那么80后就是千禧年一代了,因为他们有互联网。从后面的章节看来,从第三世界杀到第一世界的德里克跟同样出身的克里斯汀娃、齐泽克、斯皮瓦克一样,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关键词,他们大多与中国学者有着相似的社会主义或左派背景,这可解释他们进入中国的时机与过程。书中的章节有许多属于文献综述类型,对于中国国学热的转述与批评可读,这其中揭示了中国学的难题,研究此学的学者主体需要强烈的自反省才能有所成就/被承认。
德里克的视角:历史复兴、文化转向真的是突破单一现代性的有效途径吗?
对于文化主义国学复兴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合谋关系的一个不错的批判
厘清现代化,以及防止传统和资本主义的一种合流
作为讲稿,此书在学术性和通俗性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全球视野与当下的现实性做到了紧密结合,对历史及中外文献做了较为详尽的追踪,观点的提出娓娓道来,有理有据。但或许是讲稿的缘故,行文之间略有跳脱矛盾之处,比如作者批判了人文社科中国化中的政治性,认为一方面要跳脱欧洲中心论来研究当代中国及国学,另一方面又要把国学变成世界的学问,与欧洲后现代性结合,在后启蒙的本土批判中找到普世价值……总之,本书仍然是站在西方他者视角对中国当代现代性经验的工具化解读,以为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问题找到替代性答案。
阴阳怪气人老德怒砸清华国学院招牌hhh。从全球现代性(后现代性/后殖民性)的角度切入中国改开之后的意识形态动向,指认出所谓的“文化复兴”或“国学热”所嵌入的历史资本主义语境,这种嵌入是通过后革命时代对发展信条的全盘接受完成的。对当下最大的启示在于,回答了在何种程度上标榜“民族性”的认同政治论调是为新殖民主义而非解放议程站台的。
“然而,与早先不同的是,他们必须要参与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其中,欧洲和美国仍然处于核心),才能确立其差异性。这让他们成为后民族主义者和后资本主义者,在很多方面,他们同时是后现代的和后殖民的(如果“后”作为修饰语可以理解为后来者)。” “从民族国家手中拯救历史”和从历史手中“拯救”民族国家,这类正反话似乎暗示着人文学科(乃至形而上学)共有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观点。与之相关的还有历史化-去历史化的操作。 复古和革命是在时间方向上相反的两面:回忆和前瞻;但同样是对中间历史的悬置,使它们有可能共享一种激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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