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史论

〔摘錄〕

二、皇帝：“但留三礼，以需嗣圣”？

清人对开馆修书一事，赞颂不绝，率多归美弘历。兹仅举三礼馆内诸臣所言为例，如吴绂曰：“天祚遗经，笃生圣上，隆礼由礼，振举废坠。”是谓弘历此举为礼学研究带来福音，实天所赐。程恂则以之与炎汉盛事作比，所谓“皇上尊崇经学，特命开馆纂修《三礼》，发石室之藏，裁虎观之论，天下皆拭目欲读全书”，也写出了举国士子的期待之情。而《奏陈纂修三礼条例请圣诲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8—0002—020）内，更恭维“我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圣遗经未尽阐扬，诏修《三礼》，乃汉、唐以来未有之盛事”，汉唐未有，宋明而下又何足道哉！这些言辞虽是一时颂圣习语，直与昭裢“三代后第一”云云相媲美，亦可借以窥见当时士人的普遍心态与思想诉求。至于姜兆锡云“《四经》在昔，《三礼》在今”，又说“恭遇皇帝陛下心绍唐虞，学追邹鲁……将经义悉断自宸衷，而功毕收诸皇极矣”，真将皇帝修书之举的背后意图明白道出：弘历编纂《三礼义疏》是想在“经学昌明、礼备乐和之会”，亲加折衷，发其义蕴。阐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之教，“以蒇五经之全”，与康熙《四经》“并垂永久”，昭示来兹，嘉惠万世。

只是三礼馆诸人“在馆言馆”，所说不免有刻意拔高之处。纂修《三礼义疏》，在弘历踵继父祖、昌明文教之宏图内，占据多少分量，仍须放眼乾隆初年情势始能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