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曾任海德堡、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及社会研究所所长。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坚，思想深刻，体系完备，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在西方学术界，哈贝马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两个对立趋势。一方面，生物基因科技、大脑研究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迅猛发展，促使人们追求对人的自然科学化理解，并试图将这种理解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宗教和信仰团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化趋势日益显著，对西方现代后形而上学的非宗教自我理解提出了挑战。这两种趋势根植于不同的传统，前者源于启蒙运动的科学信仰，后者则与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前提相决裂。这两个趋势在学术、公民社会和世界宗教等多个层面都产生了政治影响，并对政治权力产生了挑战。然而，如果双方都不进行自我反思，世界观将日趋两极化，政治共同体的团结也将陷入危险。因此，自由国家需要其国民超越世界观的局限进行合作，这种认识态度需要通过集体学习过程来实现。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公民需要相互尊重，同时也需要开放地对待宗教言论的理性内容。



导言

这段文字描述了一位哲学家的人生经历及其哲学思想。自幼年时期，他就遭遇了诸多苦难，包括手术、残疾和被排斥等，这些经历使他深刻理解了人的社会本性和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他深入探讨了语言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以及道德在保护个体免受伤害方面的作用。同时，他对1945年二战结束后社会的巨大变革进行了反思，并追求民主、自由和理性。

在学术和公共生活中，他一直关注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认为这是社会整合和民主发展的关键。他强调知识分子应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同时保持专业性和独立性。知识分子在追求高标准时面临挑战，但他们不会放弃追求。即使他们经常批评同行并声称自己已死，但他们绝不允许自己玩世不恭。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哈贝马斯的演讲，其中涉及京都大学校长和“复活节游行”运动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背后还有德国统一、纳粹等背景知识。哲学家通过这些历史事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他认为，个人的经历和时代背景对于一个人的哲学思考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他在探讨社会、道德、政治等问题时，总是结合个人的经历和时代背景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这位哲学家的人生道路和生活经历对其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关注社会问题，强调道德和理性，并致力于推动民主和社会整合。他提倡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同时保持专业性和独立性。在面临挑战时，他坚持追求高标准，不为困难所动摇。通过反思历史事件，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一、公共空间和政治公共领域：两个思想主题（Gedankenmotiven）的生活史根源

托马斯·麦卡锡在《理想与幻想》中批判康德的理性概念，指出其既是批判的准则，又是先验表象的温床。他反对将理性批判过度解构或规范化，强调理性的两个功能：设定规范和使批判成为可能，并关注理性被误用的风险。他提出“理性情景化”概念，认为理性应在生活中发挥作用，同时保持其创造性。

在实践理性理念下，自由是唯一可以先天认识的实现可能性，赋予理性“立法”的力量，并通过“目的王国”具体化。在这种模型中，所有理性存在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本身，具有义务的绝对意义和确定性的先验意义。交往行为中，参与者默认所有参与者有责任能力，并以合理驱动的态度进行有效性要求。这种合理性假定并非先天知识，而是一个多方面保证的实用前提。

康德将行动者的理性自我理解为人对自身的知识，交往行为的主体在第一和第二人称的角色中以同样的高度相遇，在主体间共有的生活世界背景中，获得彼此的交往经验。在交往行为中，真理要求所产生的伤痕，必须在对话中才能弥合。这种对话不能通过“决定性的”证据或“强制的”论证一劳永逸地终结，但通过这些论证，有问题的命题中的真理可以说服我们。

论证形式属性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缺乏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对话的真理确证性程序属性为理性预期提供了依据。理想化的先行理解在批判功能中被觉察，这种功能满足了绝对有效性要求必须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得以反驳新的异议。

维特根斯坦和布兰登等哲学家探讨了语言、意义和规范。他们通过分析语言游戏、规则和交往行为，揭示了语言在构建意义和规范中的作用。维特根斯坦强调了语言游戏在意义构建中的重要性，布兰登则将意义理论的问题转化为语用学问题，探讨了解释者在理解言说者时所做的。

20世纪西方哲学界对真理和解释进行了深入探讨。戴维森提出了“彻底解释”理论，强调解释者在理解他人意义时需要超越观察者的视角。哈贝马斯从沟通行动的角度，探讨了真理与正确性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们还讨论了语言、意义、认知和道德等议题，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二、交往行为和去先验化理性　致我的朋友汤姆·麦卡锡六十大寿

卡尔-奥托·阿佩尔与作者在理论建筑术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在道德原则、法律规范与民主原则之间的关系上。作者提出，道德原则不能仅从先验意义上得出，而应结合对话的先验内涵和道德行为规范的有效性意义，以赋予道德原则义务论的责任力量。同时，他还探讨了现代法律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区别，强调民主原则在法律合法性中的地位。

作者认为，立法程序必须获得法律的体制化，以确保政治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平等地参与到民主的意见和意愿形成中去。政治与法律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政治不仅依赖法律制裁手段，还利用法律作为自身塑造媒介和组织合法性的来源。法律体现了立法者的政治意愿，同时也包容了那些在道德视角下难以辩护的政治目标和计划。

立法过程需要通过广泛的公共领域意见形成和民主选举组织的咨询意见，以确保法律体系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产生了理据需求，需要讨论经验、工具—实用、策略和伦理等本质理由。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民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关联，认为民主的自我立法要求一种对话式意愿形成的方法，使得法律受动者不仅是法律支配的受动者，也是法律的作者。最后，文章强调了法律内在的体制化特点，指出法律在维护集体生活稳定和再生产方面具有与道德不同的判断标准。

三、对话差异（Diskursdifferenzierung）的建筑术：对一场大争论的小答复

第一部分　由规范所引导的精神之主体间观念

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弗尔德在60年代中期提出了关于世俗国家生存的问题，探讨民主宪法国家如何从自身资源更新规范的基本前提，以及这些前提是否依赖世界观、宗教或伦理传统。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政治主导地位在法律实证化后如何从世俗资源中获取论证，以及多元主义对国家中立立场的影响。

作者认为，文化和社会的世俗化应被视为一个双重的学习过程，并强调在认识论立场和规范期待方面的要求。同时，文章探讨了自由国家如何使信徒和非信徒共存，并提出所需的要求和希望。

此外，这部重要著作还涉及对欧盟宪法草案的态度，并讨论了万民法以及后世俗社会的现象。书中引用了多位学者的观点，包括对政治自由主义的讨论和关于自由定义的思考。通过这些内容，读者可以深入理解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

四、民主的法治国家的前政治基础？

自1989/1990年，宗教信仰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意义。宗教基要主义在不同地区以不同形式出现，如近东、非洲、南亚和印度次大陆，与民族和种族冲突结合，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温床。同时，在伊朗等国家，宗教形成了神权统治；在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等国家，宗教家法替代了民法。宗教竞争进入国际竞技场，对世界宗教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反击西方主义形象，宗教在西方社会内部复苏，与美国政治紧密相连。美国宗教活跃公民比例保持稳定，宗教右翼运动释放信仰能量，引起世俗反对者的困扰。

在自由主义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成为讨论焦点。信教公民有义务在宗教信念和世俗信念之间建立平衡，但这种要求常受到反对，因为许多信教公民认为这种分裂是对他们虔诚生活的亵渎。信教公民在政治上应基于宗教信念作出决策，同时尊重政教分离原则。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应得到尊重，但需进行翻译和解释，确保其内容符合普遍可用的语言。在多元社会中，信教公民和非信教公民之间需要相互理解和尊重，以维护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和和谐。

在民主社会中，世俗公民与宗教公民应相互尊重，但在公共领域中对宗教表达的限制又显得必要。这种限制并非排斥宗教，而是要求宗教表达符合公共理性的要求。世俗公民与宗教公民都应承担认知上的任务，以实现相互理解与尊重。后形而上学思想为这种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存在争议。自由主义国家只能要求公民承担他们明见的义务，关于信仰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需要哲学和神学进行深入探讨。

文章分析了宗教如何培养民主公民，为民主制度作出贡献，并讨论了宗教辩护原则在自由民主制中的重要性。政教分离原则在选举中的体现，以及候选人在宗教方面的自我表现如何影响选民投票，也是文章讨论的内容。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宗教信念与伦理信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论说与世俗论说之间的差异。最后，文章强调了在公共理性中，宗教论说应当以何种方式表达和辩护。

五、公共领域中的宗教：宗教公民与世俗公民“公共理性使用”的认知预设

第二部分　宗教多元主义和国民团结

德国近期关于意志自由的辩论，源于脑研究的新发现和成像技术的支持。这场辩论汇聚了神经学家、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围绕决定论观点展开。研究似乎支持了还原论，即从可观察的生理条件解释心灵过程。然而，这种决定论与人们日常自我理解存在差异。

文章深入探讨了还原论面临的困境，并从参与者视角出发，在“理由的予和取”的公共性过程中解释有条件的自由观念。同时，文章提出了行动自由的概念，强调只有经过思考的意志才是自由的。

文章还讨论了生物学视角下集体学习的生物适应价值，以及在经验科学的实在论路上如何克服知觉领域的选择性。进化认识理论中的推论思想和对知觉的建构性加工对物种延续具有重要意义。科学体系的成员在协作中寻求真理和权衡理由的方式，与理由和辩护的幻想特征保持一致。

此外，文章分析了还原论和附带现象论的观点，以及视角二元论和认知二元论在解释人类意识和意志自由中的作用。文章强调了人类作为自然生物在宇宙中的统一性，并从人类学、神经学和认知社会化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如何通过集体学习和文化传承来适应和改造自然。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客观精神的本体论地位，强调其从智慧动物脑间互动产生，并通过交往和社会实践再生产自身。客观精神相对于单个智慧动物具有独立性，通过符号形态体现，对参与者脑施加影响。在认知社会化过程中，个体习得共同实践中的客观精神，形成主体的自我理解。

文章还涉及了社会理解的发展、沟通行为、知识构建与发现的关系，以及人类思维的演变。通过引用不同学者的观点，探讨了个人意识、社会互动、理性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涉及神经生物学、文化发展等议题。

最后，文章分析了大脑连接、自然主义限制等概念，以及意识哲学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类意识和意志自由，以及人类如何通过集体学习和文化传承来适应和改造自然。

六、自由与决定论

阿多诺的哲学思考中，自由与自然的关系是他关注的焦点。他认为自由并非与自然割裂，而是与自然紧密相连。通过“自然对主体的追忆”这一概念，阿多诺强调了主体在行动中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他提出，尽管主体的自由意志受自然条件影响，但主体仍能通过理性思考和道德意志克服这些条件，实现自由。

阿多诺在探讨自由与决定论的关系时，区分了主体对自身行动的责任与自然因果性。他主张从行为者的角度理解自由意识现象，而自然因果性则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解决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矛盾，阿多诺提出建立自我体验与身体事件之间的关系。

他引入了社会自生性概念，强调社会因果性对自由的压制，并试图通过反思克服这种压制。此外，阿多诺还探讨了自然主义对主观自然的渗透以及技术对人类基因组的影响，指出这些因素可能对自由意识产生动摇。

在“非同一”的哲学思考中，阿多诺认为“非同一”是理性与自然、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的体现。他强调，在理解和解释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承认“非同一”的存在，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还原为“同一”。阿多诺提出，只有通过完整的主体间性，才能保护不同者免于被同化，并维护每个人独特的个性和自由意志。

阿多诺还探讨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认为语言具有社会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它是人们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基础。他批评了唯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观点，认为它忽视了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七、“我自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阿多诺论理性的自然关涉——对自由与不可支配性关系的思

康德的宗教哲学聚焦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他主张宗教哲学应具有建构性，而非仅仅批判宗教。他通过理性分析，将宗教简化为纯粹的道德内容，并强调道德法则的绝对约束力。康德认为宗教信仰是理性需求的一种体现，它填补了道德法则所不能承诺的幸福。他提出了“至善”概念，将道德法则与幸福相联系，并以此论证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尽管康德承认道德法则本身无法证明至善的实现，但他通过引入上帝存在的公设，为道德行动提供最终目的。

康德将信仰视为一种方式，而非内容，是对实现意图的信赖。他寻求信仰的理性对应物，即信仰者的认知习惯。他认为信仰是对道德法则承诺的信赖，但这种承诺并不包含在道德法则中，而是出于道德上的理由被加入的。康德试图在排除宗教神圣特征的情况下，保留承诺这个环节，并将宗教信仰方式的实用意义整合到理性之中。他强调理性信仰保护着“以之为真”的特性，并从道德知识和宗教信仰中保留了实现生存希望的旨趣。

康德对犹太—基督教传统感兴趣的是在地上所应许的上帝王国，而非彼岸的许诺。他试图将道德法则的理性内容与宗教传统中的需求相结合，并强调实证宗教和教会信仰的工具功能。康德认为，道德信仰需要从教会信仰的传统外壳中显露出来，并强调道德法则的导向力量。他将道德哲学理解为一种尝试，即在对话之路上重构神圣律令的绝对应然。

在康德的宗教哲学中，他试图调和理性与信仰，强调道德行动的内在价值，并试图为人类寻求幸福提供理论支持。他认为现代性是灾难性的和被诅咒的，宗教的平均化分级和对存在的遗忘是这种堕落史的表现。他提出了需要一种即将到来的神话来产生倒转，摆脱逻辑的伪装。康德的理性自我批判划分了信仰和知识，将理性与形而上学认识要求和宗教信仰确证性划分开来。

八、信仰与知识的界限：论康德宗教哲学的效果史与现实意义

第三部分　自然主义和宗教

宽容一词起源于16世纪，最初用于描述对其他宗教信仰的容忍。随着时间的推移，宽容从宗教领域扩展到权利概念，政府开始颁布宽容法案，要求官员和有正统信仰的人民宽容地对待宗教少数派。在英语中，“宽容”涵盖了法律秩序和政治美德两个方面，而在德语中则更侧重于法律秩序。斯宾诺莎和洛克等人将宽容的哲学论证转向自由行使宗教权利，强调对其他宗教实践保持宽恕的消极权利。

文章深入探讨了宽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意义，并强调了宽容与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关系。宗教自由对国家中立原则构成了挑战，因为多数文化倾向于利用历史赋予的权力，决定哪些文化要素应成为普遍约束的政治文化。这可能导致宪法理解的实质化。

案例如富拉尔事件和巴伐利亚州政府对卡尔斯鲁厄十字架的判决，反映了积极和消极宗教自由的讨论。在宪法国家内部，宗教宽容成为引入文化权利的倡议者和榜样，要求对少数派诉求的敏感性。这些权利不仅关乎民族、语言或种族少数派，还包括对宗教少数派的平等接纳。

这些权利旨在保障公民平等进入文化环境、个人间关系以及传统，促进人格认同的培养和维持。然而，被歧视的团体需要培养道德，才能成为文化赋权的受益者。宽容的概念在历史演变中逐渐丰富，不仅体现了对不同信仰的容忍，更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权利的追求。

九、作为文化权利推动者的宗教宽容

在政治领域，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是两种主要的理念，它们在个人权利、社会团结以及政治自治的目的上存在差异。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权利和公民自由，强调政治自治应确保公民享有平等的私人自治。共和主义则更注重国民的团结，视政治自治为自我目的的实践，旨在促进公民间的团结。

两种理念在自由权利、伦理自由和团结等方面存在分歧，但都追求平等与正义。然而，对平等观念的批评指出，它可能忽视了文化差异和个体公平实现的复杂性，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

普遍主义原则在现实中的复杂性体现了“正当”与“善”之间的不一致性。文章以堕胎规定为例，阐述了不同群体在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上的差异，并探讨了如何在民主程序中平衡正义与个体善之间的矛盾。

文化权利的重要性被强调，它不仅关乎个体的伦理自由，也关乎个人身份的塑造和文化的传承。文章还讨论了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的冲突，以及如何处理群体内部的压制问题。

在权利与文化资源的关系上，文章指出保护集体商品的价值不应以个人人格为理由。强调集体文化权利而非个人权利的群体，存在内部压制的风险。文化资源不应被视为权利的载体，因为它依赖于个体对传统的认同与传承。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文化在多元社会中的传承与选择，以及集体权利对文化自我表达的强化。同时，讨论了宗教团体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与自我表达，以及宽容原则在宗教与非信仰者之间的平衡。

作者对平等理念进行了新探讨，试图将“变成从个体性出发的义务”的平等理念置于一个对利于平等的优先性不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的关系中。文章讨论了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权利、民族认同、法律与道德等多个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此外，文章还涉及了“超商品”的理论、现实的退出条件、政府法律继承者对集体受害者后代的补偿等议题。通过这些探讨，文章展现了政治理念与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关系，以及如何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实现平等与正义。

十、文化的平等对待与后现代自由主义的界限

康德的理念强调国际法宪法化，提出民族国家应上升至国际层面，建立“公民宪法”，将国际法从国家核心转向世界公民法，实现和平、自由和集体安全。然而，这一理念面临民主共同体观念的改变和民族国家在后民族格局中的参与问题。

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权方面面临挑战，如成员国权力不平衡、双重标准等，权威性和有效性受质疑。改革建议包括加强安理会力量，使其能在必要时使用成员国军事力量执行决议，与地区联盟更紧密合作，以及提高世界组织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但这些改革措施仍面临如何在超国家层面实现民主合法化的问题。

国际安全概念的扩大使得国际社会在和平和人权政策等核心任务上难以取得进展。全球经济多边贸易组织在解决新安全共识问题上一筹莫展，国际合作呈现“部门碎片化”。为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机构，整合不同部门和问题，并作出灵活决策。跨国家的网络将加强国家间功能体系之间的沟通，促进规则自发产生和标准协调，但这也带来了国家主权瓦解、合法性亏空等问题。

科菲·安南提出建设新人权理事会的体制化建议，J.A. Frowein论述国际法宪法化，A. Bummel讨论国际民主发展，M. Kumm分析国际法合法性的宪法主义框架，G. Teubner强调私人行动者在全球宪法中的作用，A.-M. Slaughter和M. Zürn探讨全球治理和公共问责制，P. Nanz和J. Steffek分析全球治理、参与和公共领域，A.-M. Slaughter提出分解主权的概念，Ch. Joerges和Ch. Godt讨论自由贸易和超国家治理，M. Kahler研究全球经济多边机构的问责制，A. v. Bogdandy分析世界贸易组织的宪法维度，P.-T. Stoll探讨全球化和合法性问题，E. J. Mestmäker讨论开放社会中的法律斗争。布什政府支持伊拉克和中东民主化，D. Held提出对华盛顿共识的社会民主主义替代方案，Ch. Taylor分析现代性的两种理论。

十一、多元主义世界社会的政治宪法？

第四部分　宽容

“9·11”事件后，哈贝马斯思想发生了转变，关注宗教和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他梳理了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关系，认为世俗主义是现代性的自我预设，而宗教极端主义是对世俗主义的极端反应。他通过广泛涉猎宗教史、哲学、伦理学等领域的论文，探讨了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以及宗教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和进入方式。翻译过程中，译者深感挑战，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以提高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理解。



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