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米特，欧洲顶尖政治思想家，公法学家之翘楚，活跃于二十世纪政界长达六十年。被誉为“20世纪的霍布斯”，其深邃的思想对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有深远影响，尤其是他的决断论理论。施米特提出诸如制度性保障、实质法治国等法学概念，探究法律与主权间的关系。曾受马克斯·韦伯启发，延续其现代性批判议题，尤其在自由主义的剖析上，尽管常被贴上“反自由主义者”标签，但有学者认为他的批评实为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深刻反思。

☆经典作品全新增订，补充多国版本序言及学者评论；跨时空、多角度，全面理解施米特的处境，理解我们阅读施米特的语境。 ☆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立场的政治思想者，都难以摆脱他那充满悖论与危险的思想幽灵。 ☆20世纪具争议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经典作品集全新编订。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什么才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识？ ------------------ 《政治的概念》收入卡尔·施米特经典作品三种：《政治的概念》《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增订本收入《政治的概念》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版前言、《从囹圄中获救》西班牙版前言，以及施米特研究专家梅林教授的“隐微的‘增补附论’”一文，新增附录文章不仅有助于理解施米特的处境， 也有助于理解我们阅读施米特的语境。 《政治的概念》乃施米特最标志性也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作品，至20世纪末已有15个语种的译本，因为他在此书中提出了极具争议性的观点——政治就是国家之间的生存冲突，就是对敌友关系的划分。《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是《政治的概念》初版时的附录，在1933年的修订版中被取消。1963年重印时，施米特增补了大量注释，撰写新序，附加了三篇“增补附论”，成为《政治的概念》一书的定本。同年，施米特发表《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从19世纪源于西班牙的游击战讲到列宁尤其是毛泽东对游击战理论和实践的天才发展，尖锐地提出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该书副题表明其对《政治的概念》提供了历史证明。《游击队理论》在“911事件”之后更显意义，现已成为诸多学科的经典文献。 ------------------ 施米特的论著最具学识且最富洞见力。——哈耶克 施米特是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上承担起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此，我们是指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发生在自由主义的视界之内。他的非自由主义倾向依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列奥·施特劳斯 施米特乃“德国学界宪法和公法领域最重要的人”。——阿伦特 施米特是“韦伯传统下伟大的社会哲学家”。——雷蒙·阿隆 施米特是“韦伯合法的儿子”。——哈贝马斯 施米特蒙受的是数世纪以来不为人们所承认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命运。——赫尔穆特·舍尔斯基 罗马失火时，弹琴固然要不得；然而，这个时候研究水力学理论却完全正当。施米特属于那种“研究水力学理论”的人，他是具有罕见信念的思想家……——雨果·巴尔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所作出的前沿性和总体性的攻击，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知识上的影响。由此带来的知识和理论上的碎片，不断地为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知识群体中的政治思想者所捡拾。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尚没有哪个思想家像施米特一样有如此多的来自不同领域的读者群。——扬–维尔纳·米勒 基于对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分析，施米特全面思考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局限，成为整个20世纪最重要、最精彩的自由主义批评家。 我们可以把施米特看作是尼采以来西方“价值重估”、道德超越和通过颠覆和消解传统而不断自我肯定的总体方向上的最后一个重要路标。——张旭东 今天的知识界，从德国到欧美乃至中国，施米特的思想幽灵正在徘徊游荡，吸引了分属不同意识形态与知识谱系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当然，施米特在世的时候绝不是默默无闻的学者，但对学术思想界而言，他在最近二十年间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生前最为鼎盛的时期。如果在当代谈论西方思想，特别是政治哲学和法学，我们似乎逃不开施米特幽灵的纠缠。——刘擎 施米特的价值不在于他的答案，而在于他的问题，没有人能绕过去。左翼和右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独裁者和“游击队员”，所有与他争辩的人都成了向他学习的弟子，无法绕过他那巨大的、悖论性的、危险的存在。在这张名单上，仅我们熟知的就有罗尔斯、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德沃金，一直到齐泽克、阿甘本和哈特及内格利。——严搏非

古典欧洲国家实现国内和平后，政治主要关注对外关系。现代权力拥有者采取极端手段消灭敌人，挑战了传统敌我区分。文章探讨宪法、国际法和国家理论问题，回应中间状态的挑战。

初期国家与终结时期的法学家对比鲜明。现代法学家寻求道德神学和价值哲学支持以提升自身价值。实证法学不再适用，滥用古典合法性为人所知。公共权利法学家坚守中立立场，但地位受到威胁。重印文本恢复原貌，对抗政治斗争中的口号和误解。

施米特教授的《游击队理论》分析游击战特征：非正规性、灵活性、政治使命与乡土特色。强调破坏规则的重要性，如不佩戴标记、欺诈伪装。现代技术增强游击队员隐匿和破坏能力，使问题复杂化。

对话涉及游击战理论、普鲁士传统及拿破仑时期德国反应。讨论费希特对拿破仑的敌视、游击队员词源，以及游击队员与乡土、大地元素的联系。现代技术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和世界格局，如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意义。

作者批判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过于简化敌友关系，但施米特坚持观点，并援引早期文章支持。讨论施米特思想对德国政治思维的影响，以及他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理解敌人在国家法和国际法学说中的重要性被强调。

罗马末期神秘现象预示光明之神降临，康斯坦丁时期形成国家宗教与中央集权组织。基督教革命本质探讨显示信徒全面使命感的政治性。游击队员与乡土的紧密联系及现代技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也被深入讨论。

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和作者多次会面中，作者批判施米特可能存在的简单化和相对化倾向，但施米特坚持立场。讨论施米特思想如何影响社会，并强调在国家法和国际法学说中理解敌人的必要性。

重版序[1963]

国家被定义为有组织人群的政治状态，本质可能是机器、有机体或制度。政治与经济、道德和法律相关联，但在稳定体制中，关注点在于国内法律权限。民主化进程中，“国家=政治”的观念变得模糊，所有领域可能具有政治性，反映了历史发展从绝对到整体国家的转变。

中立有不同含义：工具性中立指国家作为技术手段，平等提供机会；形成国家意志的中立涉及选举权和平等法律地位；平等中立强调福利公平，但实施困难。中立还涵盖司法公正、专业判断无偏见、调解内部矛盾和外部决策。

战争与和平的概念界限在和平时期，朋友是非敌人；战争状态下，敌人是非朋友。然而，中间状态模糊了界限，暴力行为可能同时具有和平与战争特征。国际法基于对立观点，现实中存在中间状态，导致判断主观性和法律逻辑混乱。敌对行动心态成为首要考虑，而非纯粹军事冲突。

国际法超越国家间概念，包括民族间的法、公共法和经济法。19世纪欧洲的经济法超越政治主权，自由贸易是特征。游击战在内战和殖民地战争中重要，与古典国际法冲突。现代技术改变了战争形式，挑战国际法对游击队员地位的定义。

游击队员有四个特征：依托大地、强烈政治责任感、高度机动性。依托大地保持战术灵活性和防守姿态，防止被极端意识形态改变本质。随着技术进步，如摩托化，游击队员可能失去本土依托，成为战争工具。

两类海战参与者——中立破坏封锁者和走私者的行动高风险但有利可图，不直接与敌人战斗，与游击队员有明显区别。游击队员角色从边缘变为英雄，反映了战争逻辑变化。现代技术进步导致残酷的新形式，影响个体思维控制。

《政治的概念》一书版本多样，施米特强调文本与概念相关联而非特定稿本。书中反映其思想变化，特别是对纳粹主义的态度。他区分敌人观的延续性和战争概念的变易性，认为战争在于定义敌人证明正当性。施米特的写作受政治气候影响，附录提供自我阐释。

游击战中空间视角随着技术进步变得重要，新空间创造改变传统结构，游击队员利用这些空间增加战场复杂性。他们从依赖传统武器到使用现代装备，如冲锋枪、手榴弹甚至战术原子弹。摩托化和通讯技术使游击队员作战方式更灵活，但也加剧与正规军的不均衡。

游击队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角色转变适应技术和社会变革。未来可能消失于高度组织的技术世界或成为“工业游击队员”。游击队员行动合法性问题及法律与权利间的正当性界定是重要议题。萨兰将军的例子揭示了正规与非正规军事力量冲突，法律维护共和国秩序的核心地位。

现代组织和军队中，确定实际敌人是谁至关重要。游击队员的非正规性反映了战争形态和敌我关系演变，挑战传统敌对观念。随着战争理论发展，敌对关系的区别影响战争性质和限制。游击队员的存在定义了他们作为实际而非绝对敌人的角色。

1914年欧洲国家在无实际敌对关系情况下进入一战，战争催生敌对关系，从常规国家间战争转变为阶级内战。作者警告全新敌对关系可能带来剧烈变化，促使理论家寻找理解政治的新视角。作品的西班牙语版发布不仅是学术交流，也是精神支持，在全球斗争中，真正的朋友比战术盟友更为重要。

一、国家的和政治的

政治领域中划分敌友的重要性，它是政治的最终标准和特殊划分。朋友与敌人这一对立面是政治活动的基础，具有清晰的自明性和独立性，不依赖于道德、审美或经济等方面的划分。尽管情感上可能将敌人视为邪恶和丑陋，但政治划分保持自主，敌人未必在其他领域也是负面存在。只有实际参与者能判断冲突并决定应对，政治的本质和自主性通过处理朋友—敌人对立面得以体现。



二、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

敌对性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它表现为民族间的友好与敌对关系。这种划分超越了经济、道德等领域，是现实性和可能性的体现。敌人并非简单的竞争对手或个人仇恨的对象，而是群体间的公敌。政治斗争最为剧烈，敌友阵营的形成越明显，其政治性就越强。国家内部的政治决策受此影响，产生了众多次要的“政治”概念。然而，日常对话中，“政治”一词常被用来指代政党争斗，反映了对传统敌我对抗的偏离。尽管战争的频率下降，但其残酷程度增加，作为极端政治手段，它揭示了敌友划分的可能性对政治的重要性。只有在消除战争可能性的世界中，政治和敌友划分才会消失。



三、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

政治统一体的概念，它是在宗教、道德、经济等领域对立尖锐到足以区分敌友时形成的。政治存在于由战争可能性决定的行为方式中，它能权衡局势，明确朋友和敌人。当群体因宗教、经济利益或其他原因参与战争，它们就从单纯群体转变为政治统一体。政治统一体决定着敌友划分，是主权性的统一体，在极端情况下作出关键决策。多元主义理论试图通过强调个体在不同组织中的身份来否定政治统一体的主权，但未能解决哪个社会统一体决定极端情况和敌友划分的问题。国家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只要存在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统一体。



四、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因多元论而出问题

国家作为政治统一体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包括决定敌人的权力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内和平，法律规范的实施依赖于安宁的社会环境。然而，当国家面临内战或外部威胁时，战争法权可能被宪法以外的力量主导。尽管经济和社会秩序有自己的调和手段，但只有在面对生存意义上的敌人时，战争、牺牲和消灭敌人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正义并不属于战争本身，战争的目的是与真正的敌人作战，而非为了抽象的道德或理想。民族必须自己决定朋友和敌人的划分，否则将丧失政治独立。即使声明放弃战争，实际上并未改变国际政治中的冲突本质，敌我关系仍然存在。



五、决断战争和敌人

政治世界的多元性，强调世界并非单一的政治实体，而是由多样化的国家构成。政治统一体的存在基于敌对的可能性，但随着国家的持续存在，全球性的统一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每种国家理论本质上都是多元主义的，因为它们都无法涵盖全世界和全人类。文中还讨论了“人类”这一概念在帝国主义扩张中的意识形态作用，以及它如何被用于道德和政治目的，如战争中的非人道行为。作者指出，真正的普世社会需要消除敌对划分和国家存在，但这在现实中遥不可及。国际联盟等组织尽管试图促进国际合作，但它们的局限性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并未减少，普世性的实现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六、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

政治理论中的人类学根基将国家理论和政治观点划分为基于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的两种。人性本质的不同看法影响了对人的天性、潜在威胁以及政治推理的基础。文中提及动物寓言在政治领域的应用，折射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本能的冲动与恶性。作者着重指出哲学和人类学与政治的紧密交织，阐明不存在独立于政治的人类学或哲学研究。尽管自由主义倡导人性本善的理念，其核心实质是安全需求推动科技进步，进而产生新的威胁。同时，它也强调了宗教启示在公共信仰中的角色以及权力与法律的关系。自由主义并未完全排除超自然力量的可能性，反而激发了关于中立化、个人信念与公共理性的深入探究。

进化论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类对安全的渴望驱使他们不断创造新式武器，这不仅带来了新的危险，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他强调启示真理在集体宗教仪式中的重要性，并探讨了权力和法律之间的相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的政治学说并未完全排斥超越世俗的力量，反而为关于中立价值观、个人信仰与公共理性的深入对话提供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政治理论构建在对人性本质的不同理解之上，这些观点不仅影响人们对个体和社会行为的解读，也塑造了政策制定和道德判断的基础。无论是基于人性本善的自由主义理想，还是霍布斯关于安全需求驱动社会进步的观点，都在探索如何平衡个人信仰与公共秩序，以及如何在科技进步带来的挑战中寻求稳定和进步。这些讨论不仅限于学术界，更深深影响着现实世界中的政策决策和社会实践。

七、政治理论的人类学始基

自由主义以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为核心，追求非军事化与非政治化的理论体系。在欧洲，它强调伦理与经济的对立，试图超越政治领域，将斗争转向经济竞争和精神论争。自由主义思想推动各领域的专业化孤立发展，独立于道德、宗教和政治。

然而，社会现实中的压迫并未因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而消失。随着19世纪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对抗成为主要矛盾，自由、进步与理性被用来对抗封建主义、反动和暴力。议会制被视为民主的象征，与专政相对立。

但时代变迁带来了新的挑战。经济与技术的影响日益复杂，进步不再单纯带来道德提升。旧的敌人虽已消失，新的不公却持续存在。交换与欺骗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经济支配隐藏了欺诈的本质，导致剥削和政治对立。试图仅通过经济手段获取政治地位的想法过于片面，真正的和平需要超越经济层面，考虑伦理和多元性。

现有的和平主义话语往往忽视了政治的复杂性和暴力手段的存在。这提醒我们，经济与政治是相互交织的，单纯依赖经济手段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实现一个更公正、包容的社会，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经济、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寻找超越现有框架的解决方案。

八、伦理与经济的两极导致的非政治化

《政治的概念》论文的起源和演讲经历，它是施米特在海德堡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曾作为柏林政治学院讲演的主题。文中提到，论文中的问题需要深入理论探讨，虽然版本有所修改，但核心思想保持不变。作者在过去一年中对政治有新的见解，希望能在读者中引发思考方向和观点的共鸣。



1932年版跋

国家内政中立化是个复杂概念，它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消极的中立表现为不参与政治、保持宗教独立；工具性中立则是国家作为技术平台服务大众；机会平等则关乎形成国家意志时的公正。此外，中立原则也强调社群福利资助上的公平对待。然而，过多社群或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平衡困难或分裂。

“朋友”和“敌人”的概念在不同语言中有差异。德语中，“朋友”原指氏族成员，而“敌人”与自卫相关；罗马语族和斯拉夫语系则简单地将非朋友定义为敌人。战争与和平的对立常通过否定来定义。现代国际关系中，存在战争与和平混合的状态，导致两者概念模糊。关键在于理解敌对意图而非传统战争理论。

国际法不仅限于国家间，还涉及民族、城市、精神权威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法则。这可能包括不同组织形式的民族法律、城市交往规则，以及受共同宗教、文明或经济观念影响的公共法。19世纪欧洲的国际法既有国与国间的法律，也有超越国界的经济法和私法，构成复杂多元的体系。

国家内政中立化是一个多面体，它涵盖了从不参与政治到公正形成决策的各种表现形式，同时也强调了公平对待所有社群的重要性。然而，过多的社群或不确定的评价标准可能会对这种平衡造成挑战。

在语言的多样性中，“朋友”和“敌人”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德语中的这两个词有着深厚的氏族背景，而其他一些语言则更为直接地将非朋友视为敌人。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可见，尤其是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中。在这种情况下，理解敌对行为的本质而非传统的战争观念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法是一个包容性强、范围广泛的领域，它不仅限于国家间的法律，还涵盖了民族、城市以及不同信仰和经济体系之间的法则。在19世纪的欧洲，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既有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也有跨越国界的共同经济规则和个人法律。这些不同的法律形式共同构成了国际法丰富而复杂的现实。

增补附论

政治的概念 [1932]

欧洲精神在过去的四百年里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从神学到形而上学，再到人文、道德和经济领域。这种演进并非单向的进展或倒退，而是由不同时期的杰出思想家引领的阶段性成就。每个阶段都有其核心关注点，比如17世纪侧重于科学与形而上学，18世纪以启蒙运动和道德主义为主导，而19世纪则聚焦技术与经济学。同时，各个时代并存着多元的思想流派，即使在同一社会中，个体也可能处于不同的精神发展阶段。

19世纪的技术革新引发了审美化运动，将精神生活更多地与经济基础相连，导致人们对生产活动的关注超越其他领域。20世纪被技术主导，人们的精神世界在面对科技的快速发展时，有时会感到迷茫和不安。这源于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控制问题的担忧，以及快速文化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威胁。

技术的发展并非必然伴随着形而上学、道德或经济的进步，它也可能被用于压迫和统治。因此，尽管常被认为中立，但技术本身并不具备和平属性，反而可能加剧社会冲突。在科技时代的精神空虚面前，人们时常感到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对新技术力量的不确定性和新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

历史上的思想变迁提醒我们，理解和引导科技进步的重要性，以及在面对变革时保持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稳定。这需要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深入思考其背后的社会、道德和哲学问题，以确保科技真正服务于人类福祉，并促进社会和谐。

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 [1929]

西班牙人民在1808年至1813年间对法国征服者的游击抵抗标志着游击战研究的起点。在这场冲突中，人们首次遭遇了组织严密的现代正规军，从而催生了新的作战理念和理论。尽管游击战是非正规的，但它与正规作战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所体现的精确性。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军队及其背后的国家体制重新定义了正规力量，而西班牙的游击队员成为了挑战这些正规力量的先驱。

尽管缺乏完整的历史记录，但据估计，大量游击队在各地进行了艰苦的抵抗，即使在正规军战败后，他们仍继续战斗。这场战争残酷且影响深远，被视为非正规部队在国际冲突中的典型例子。其精神传播到北方，虽然没有引发同等规模的影响，但它激发了一种关于战争和敌人的理论，该理论后来在游击战术中达到高潮。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受到了西班牙游击战术的影响，这反映在克劳塞维茨等军事思想家的作品中。

然而，在19世纪初的德意志地区，正规作战仍占据主导地位，真正的人民游击战争仅限于蒂洛尔地区。1814年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恢复了传统的战争法概念，将游击队视为边缘现象。随着现代战争的发展，游击队不再受限于传统规则，恐怖与反恐成为斗争手段，反映了对受限制战争敌对性的超越。

近30年来，游击战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如中国、二战后的印度支那和拉丁美洲。游击队员是非正规战士，他们的行动强烈政治化，并与革命政党紧密相连，表现出高度责任感。现代技术既增强了游击战术的灵活性，也带来了挑战，可能使他们失去本土依托。

国际法对游击队员的地位有所规定，尽管1907年的海牙陆战法规和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主要基于欧洲经验，但它们扩大了游击队员与正规部队同等地位的范围。然而，游击队员的权利和特权仍模糊不清，可能被敌人视为犯罪并面临消灭的风险。公约旨在保护平民，但在军事占领区，抵抗战士和平民的利益之间存在平衡难题。

随着现代武器技术的发展，如夜战和远程武器，传统法规中的某些规定变得模糊。游击队员的存在对法律和社会秩序提出了新挑战。在现代作战中，游击战的复杂性以及它作为检验敌友关系标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在制定时曾就有组织抵抗运动的定义产生争议，最终将其视为志愿军。这引发了关于如何平衡战争中的风险和权利，以及传统国际法与现代战争概念之间可能冲突的讨论。同时，随着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旧有的法学概念被重新使用，但并不意味着保守主义回归，而是适应新时代法律和政治变革的体现。

1945年战败后的德意志面临艰难处境，美国实施的拘留政策旨在摧毁国民团体。作者亲身经历了这种“顺势拘留”，在集中营中度过数月，虽未正式控诉，却深感现代控罪方法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文章以信札形式呈现，反映了现代战争技术带来的冷漠与无情，以及大众在顺从思维下的压迫。

施米特在其作品中运用了隐微写作技巧，出于政治、教育和方法论的考虑，他的作品在不同接受者之间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包含双重读法和歧义性。他强调权威与超验性的关联，无论宗教还是世俗角度，都必须援引超验性。他的解释可能引发争议，但提供了理解政治与神学复杂关系的独特视角。

技术进步改变了空间结构和秩序，对游击队员在战争中的角色产生了影响。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新的空间被创造，传统居住、工作和战斗的空间被改变。现代技术如电灯、电话和电视改变了住宅的保护方式，而海战法则因技术效率提高而遭到破坏。游击队员通过进入深层空间层次扰乱了战场平面，给正规军队带来新挑战。

游击队员理论从克劳塞维茨到毛泽东，涉及正规与非正规职业军官和革命家之间的辩证法。萨兰将军作为游击队员的典型代表，其经历反映了正规战争与游击战术的关系。文章还探讨了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问题，指出在特定情况下，游击队员可能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以维持政治地位。

随着技术发展带来的毁灭手段，现代战争中恐怖与反恐逻辑导致社会结构瓦解，少数恐怖分子对大众产生巨大压力。游击队员不再仅仅是防守者，他们可能成为受操纵的世界革命侵略活动工具，依赖国际援助。技术视角下，摩托化和通信技术缩小了游击队员与正规军队的装备差距，但也增强了利益第三方的影响力。

施米特在1939年认为政治的核心是区分朋友和敌人，这是政治活动的基础和标准。在全球冲突时代，中立并不可行，每个民族需要明确立场。他对于作品能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感到欣慰，这代表学术交流与对西班牙民族精神的认同。

敌人的概念不指单一竞争者或冲突对方，而是两个对抗群体间的公敌，具有公共性。政治斗争导致敌友阵营形成，其强度决定政治性质。国家内部的政治决策决定了敌友划分，并由此衍生出其他“政治”概念。真正的政治关注的是敌对状态而非战争或军国主义。

政治从宗教、经济和道德等人类活动中获取动力，描绘人类联合或分裂的程度。敌友划分在政治中至关重要，一旦非政治对立变为政治对立，之前的准则将服从当前政治局势。主权与统一体相关联，在极端情况下决定政治统一体的关键在于其存在。

国家对国内和平的维护要求确定内部敌人，并为此制定规则，如古希腊和罗马的公敌条例。若宣布的敌人强硬反抗，可能引发内战导致政治统一体解体。战争决定权通常由国家掌握而非家族或宗教团体，后者的行为更多出于个人信仰或利益。

现代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劣势竞争者问题，消灭敌人的行为仅在生存威胁下被视为正当。战争正义性与对抗真实敌人相关联，民族必须自己决定朋友和敌人的划分。即使反对战争，实际上并未放弃，只是限制了某些情况下的使用。敌友划分是政治生活核心，无法通过声明消除。

国家间的相互保护和臣服关系构成政治秩序基础，没有这种关系，合理性或合法性无法存在。人类概念的政治化使用在帝国主义时期成为扩张工具和经济帝国主义手段。18世纪的人道主义理念否定贵族封建制度，理想中的人类社会无阶级斗争和敌人，现实中并不存在全人类战争。

黑格尔强调精神是当代精神体现，历史精神在于不断变化的历史事件中。他批判资产阶级不愿承担政治风险，追求个人利益的安全与自由。他还定义了敌人概念，强调民族差异重要性，战争被视为消除差异手段。他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思、列宁和卢卡奇。

自由主义通过系统方式将个人主义与政治分离，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但缺乏明确政治原则。它批判国家和政治，限制其权力范围，主张妥协和平衡不同权力。自由主义思想侧重国内反对国家权力斗争，提出阻碍政府权力的方法。强调个人始终是起点和终点，认为牺牲生命在自由主义中不合理。

欧洲历史中文化变迁的关键动力是争取中立领域。自17世纪神学转向自然科学后，中立化成为趋势，人们寻求共识与和平，但新的中立领域又成斗争战场。技术曾被视为绝对中立基础，带来问题解决确实性，缓解冲突，但本质上是工具和武器，不具有中立性。

技术对社会影响深远，既可能革命也可能被用于压迫。技术发明未评估其客观政治效果，本身无好坏，取决于使用者。技术时代人们感到焦虑，源于对中立化导致精神虚无的担忧，新兴阶级挑战传统。技术被视为麻痹人的宗教，带来和平追求，但同样强化战争。真正的斗争是精神与精神、生命与生命的对抗。

19世纪技术进步深刻影响社会各领域，人们相信所有问题可通过技术解决，形成技术进步的信仰。这种信念在工业化国家普遍，将对奇迹的信仰转变为对技术成就的崇拜。20世纪成为技术和技术信仰的时代，每个时代特有的概念受中心领域影响定义。国家力量和现实性由中心领域决定，从宗教神学到民族性和经济原则。

引论

普鲁士军队对游击战的态度随历史发展而演变。早期的普鲁士军事体系排斥游击队思想，但在普法战争中遭遇冷枪手和法国全民抵抗后，德军逐渐意识到游击战术的价值。尽管官方理论上抵制游击战，1944年的反游击战指导方针仍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策略。非正规部队如国民冲锋队和狼人组织在这一时期也发挥了作用，不过游击队员的法律定义因概念混淆而难以明确。

1808年至1813年间的柏林见证了游击队员角色的升华，从军事技术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成为战争中的关键力量，并被纳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这种转变提升了游击队员的历史地位和精神内涵，为后来的政治游击队理论奠定了基础。尽管克氏受限于经典军事思想，但他的观点对列宁等革命者影响深远，他们将游击战视为革命过程的核心部分。

列宁和毛泽东分别在俄国和中国发展了游击战理论，将其与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相结合。毛泽东的理论强调游击战术在绝对敌对状态下的应用，萨兰将军通过亲身经历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认识到游击战的力量，并在其军事思想中留下深刻印记。

尽管曾是左翼支持者，萨兰在战争中的经历使他转向戴高乐主义。然而，他对戴高乐政策的失望导致他参与反叛活动，成立OAS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审判期间，萨兰保持沉默，他的行动和声明体现了他对国家责任的理解以及对游击战逻辑的坚定信念。

综上所述，普鲁士军队对游击战术的态度随历史事件而变化，从最初的排斥到逐渐接受其价值。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人物通过实战经验丰富了游击战理论，使其在革命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理论的发展

现代游击战的环境特征被作者从四个独特的视角剖析：空间、社会结构瓦解、国际政治和科技工业。在空间维度中，技术革新不断开辟新领域，重塑传统格局。社会结构崩溃的现象中，非正规战斗的角色演变，如人质实践，揭示了社会体制的动荡。国际政治视角下，游击队员从防御者转变为全球革命工具，受大国操控。科技与工业视角强调游击队员对先进技术和援助的依赖，强化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

不同时期，游击队员的角色和理论体系经历了演变。在原子时代和技术高度组织化的世界中，传统游击队员形象受到挑战。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科技进步将解决所有问题，可能导致游击队员消失。然而，作者提出即使在严格控制的技术社会，游击队员可能以新形式适应生存，如“工业游击队员”。同时，极端悲观主义的科技幻想预示战争与毁灭后，少数幸存者可能成为新型游击队员的基础。随着太空探索的发展，新的政治征服领域带来挑战，地球控制权仍是关键，广阔空间潜藏权力争夺。

作者通过萨兰将军的例子探讨游击队员的合法性和正义性问题，在法律危机中现代国家军队对合法性的坚持。战争理论中，敌对关系的定义对赋予战争意义和特性至关重要。正规战争的限制通常基于敌对关系，而游击战打破了这一常规。1914年欧洲各国在缺乏实际敌对关系的情况下卷入一战，战争中形成新的敌对关系，促使对实际敌人及新规则的思考。

游击队员理论因此融入政治理念，为斗争寻找方向。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挑战，游击队员的角色和策略需要持续适应和调整，以保持其在复杂国际局势中的作用。同时，关于道义、生存和现实敌对关系的反思，揭示了极端情况下否认敌对可能导致毁灭行为的重要性。这提醒我们，在处理冲突时，理解并尊重对手的价值，是避免道德沦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