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在1976年底提出的生命权力问题的基础上，福柯打算研究在18世纪采用的这种新的权力技术。这种技术不同于规训机制，其对象是人口，并在了解其具体规则的基础上对人口进行管理。安全技术与以“放任自流”原则为治理合理性的自由主义密不可分。
福柯的分析表明了治理概念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从第四节课开始，福柯选择把自己的问题域转到治理史的框架下。这是一场理论政变，它突然改变了课程的前景:不再是关于安全部署的历史，而是关于西方现代国家的谱系，后者通过各种程序实行对人的治理。
目录
1 译者的话
1 前言
3 1978年1月11日
本课的总体视域：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研究——权力机制分析的五个想法——法律系统、规训机制和安全配置（dispositifs）。两个例子：a）对盗窃的惩罚；b）对麻风、鼠疫和天花的应对——安全机制的总体特征：安全的空间——以城市为例——16 世纪和17 世纪城市空间的安排的三个例子：a）亚历山大·勒麦特尔的《论首府》（1682）；b）黎世留的城市；c）南特城
37 1978年1月18日
显示全部
用户评论
第二遍
治理，牧领制度到国家理性下的安全配置体系，讲述现代的公共管理和国家均势
福柯从《君主论》梳理出马氏强调君主外在于君权的原则（统治者—被统治者的断裂性和超越性），强调君权的总体对象—目标是领土，且陷入自我指涉的循环论证，主要知识形式是家政学和重商主义；
尔后到“治理术”时代，强调治理形式之多样性和相对于国家的内在性，区别于马氏的统治权理论的断裂性，治理理论具有向上和向下的连续性兼容。主权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区别还在于法律范畴和民事范畴，治理致使法律空间的压缩，引入安全机制和人口问题，致使一系列的知识对象领域的变化：家政学到政治经济学（“治理艺术的赌注”。人口作为主体—客体的引入），普通语法学到历史语法学、自然史到生物史，特征之一既家庭框架和先在性被吸纳入人口问题中，福柯称为“从模型到手段层面的转变”：家庭作为人口有关的手段。而国家幸存之因在于治理术既内在又外在于国家
“麻风—鼠疫—天花”模型对应于“驱逐—隔离—安全”，在此基础上福柯提出“统治权—规训—治理”的三角，核心机制是安全配置，其对象是人口。在福柯眼中，在police state的权利模式中，统计学得以产生，人口则作为统计学的对象才得以构建，于是人文主义和人的诞生与“人口”这一概念的出现紧密联系，仅仅是现代权力关系的发明。（不过感觉对于很多东西他受限于时间没有细讲。）长久以来，福柯坚持对于不同方面的现代社会权利机制对人的规训与治理进行批判，是一个永远能给人全新视角的、值得尊敬的反抗者。
为了写论文看的书，大致翻过一遍。讲道理，从一开始就看得云里雾里，到最后脑子里只有四个字——牧领权力。但福柯视野之宏大，研究角度之新奇，学术底蕴之丰厚，还是令人叹为观止…因为是讲课的实录，总会有些小细节让人觉得很有趣，比如他解释自己因堵车而迟到，跟同学们说下周要补一节课，但是没人逼着他们来🤣好了…水平至此，做不了什么有意义的总结了，读福柯的书真是学术劝退。
治理术的历史，关注从“精神病院”转向“国家”，谱系学式的过程展示。
虽然福柯断然拒绝用fascism或totalitarianism的框架分析新型生命权力——他在次年课上也说鸡犬政体不该在郭嘉治理谱系学中寻源，该去zd治理术中找。显然他是对标纳粹运动、斯大林主义里zd的角色。但事实上他完全没意识到在昭和史中zd始终是缺席的——而且恰恰是原敬内阁（政友会为主）以来昙花一现的zd政治勉强弹压陆军省，才有所谓“大正民主”，甚至一度能达成二元外交的局面（币原喜重郎为典例；二七年若槻内阁总辞后才彻底垮掉），这个角度看福柯的论断必然片面。毕论大致确定的出发点仅仅是：昭和郭嘉存在的治理术。
福柯继续解构权利和人。从城邦到“国家”概念的形成，从重农主义到重商主义的转变，从牧领观念到基督教的“规训”再到治理艺术的形成，这一切从理性上增强了人口和国家的力量，优化了人口的生存艺术，但随着这架巨大的国家鸡鸡不断扩张和壮大，人的空间也在各种规训的纸张上不断被挤压。
熬夜看，太困了，基本上是全文划线的程度。对天主教独特的牧领制分析很精彩，一切电车问题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