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1908—1968），浙江鄞县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职顾颉刚助手、《禹贡》半月刊编辑，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上海市立博物馆工作。1949年加入山东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副主任。其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古籍、地理、历史理论、经济、思想、美术、心理学等，著有《春秋史》等作品，为中国学术研究做出卓越贡献。

北京，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其发展历程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远古时期，北京猿人便在此生活，而周朝时，燕国的兴起更是见证了北京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转变。地理学家Griffith Taylor的研究表明，北京之所以成为重要城市，并非因其地理位置，而是其独特的地理环境。

北京城址的选择并非由环境因素决定，而是人类活动使然。分析北京平原的地理位置、河流冲积和交通条件，揭示了蓟城（古北京）的发展历程。蓟城周边的自然地理特征，如山脉、河流、湖泊等，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92年建成的卢沟桥标志着北京城的起源。由于永定河的洪水威胁，古人在卢沟桥附近并未建立城市，而是选择在附近地区建立城市。地理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地理位置、河流和湖泊等自然条件对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将城市Ji作为对外扩张的基地，而北方游牧民族则趁中原衰落时入侵。公元10世纪后，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等民族崛起，先后占领并命名Ji为南京，成为政治和军事中心。12世纪，女真族建立金朝，将南京改名为中都，成为最大城市。然而，中都因水资源的限制而无法满足需求，蒙古族崛起后，忽必烈建立元朝，选址东北郊建立新都大都，成为今天的北京。

元大都城规划中的巧妙布局，以太宁宫为中心，规划了以“天水池”为中心的城市平面。城市的设计严格遵循了中心轴线的布局，中央轴线以东的岸边建了皇帝的宫殿，而西岸则建有两座相对的宫殿。此外，城市还通过水系和运河将各区域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功能明确、布局合理的城市格局。

古代都城设计的理念最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工程研究》一书中出现，强调都城城墙要呈方形，每面墙设三座城门，城门内有三条平行主路，形成交叉网络。元大都的规划正是基于这种理想设计，并结合当地地理环境进行优化。

北京这座城市，是元朝大都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被认为是封建首都建设的典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标志着中国新民主革命的序幕。1949年，中国人民成功实现了解放，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在新的城市规划中，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功能和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天安门广场作为旧时的宫廷广场，见证了封建皇帝的权威和尊严。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里成为了革命的重要场所，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中国成立的重要节点。

在老城改造过程中，一些封建时代的痕迹被去除，使得广场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虽然天安门广场外围红墙的拆除未引起异议，但老城墙的拆除则引发了广泛讨论。在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时，区分精华与糟粕并非易事，需要深入讨论和自由辩论。

①　BEIJING: ITS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北京，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从远古的“北京人”时代到现代的首都，见证了无数变迁。文章深入阐述了北京从原始聚落蓟城到元朝大都城的演变，分析了其地理位置、城址选择和周边关系，并探讨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旧城改造中，北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强调在城市规划中应体现人民的力量和尊严，摒弃封建帝王的“唯我独尊”思想。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便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从宫廷广场转变为人民广场，象征着时代变革和人民主权。

天安门广场改造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表明，在历史形成基础上，北京坚持批判的继承，将原本歌颂封建帝王的宫廷广场改造为歌颂人民力量的人民广场。同时，文章也探讨了改造北京旧城过程中存在的争议，如拆除城墙和护城河，并提出保留护城河的可行性。

在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上，北京强调充分展开讨论，区分精华与糟粕，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文章鼓励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吸取有价值的部分，迎接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新时代。

北京旧城改造中的批判继承问题，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展望。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北京在新时代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活力。

壹　北京城：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改造

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历史悠久，古代城市规划既注重象征性，又强调实用性。文献《考工记》揭示了古代城市规划的理念，如以皇宫为中心，布局对称，体现等级观念。北京作为例子，展示了这些理念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应用，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途径。

元朝大都城的建设充分体现了这些理念。因水源问题废弃的原都城后，新都城围绕太宁宫湖泊建造，布局严谨，宫城位于东南侧，皇城围绕宫城。运河和引水渠解决了水源问题，城市布局更加完善。大都城的设计不仅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布局原则，如“前宫后市，左祖右社”，还巧妙结合了实际地形，展现出独特创意。明清两朝对大都城进行了重大改造，特别是明朝将都城迁至北京后，形成了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城市布局。

北京老城改造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如何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重建过程中，必须保持批判性视角，保留和发扬优秀传统，摒弃不合时宜的部分。以天安门广场重建为例，说明了如何通过保留历史遗迹与融入现代元素，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吉水潭，北京旧城区中的一个被忽视的湖泊，在明清两代及新中国建立之前，未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关注，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的休闲场所。随着北京老城改造计划的推进，吉水潭区域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受到重视，需要考虑如何保护和利用这一区域，使之成为更加宽敞、舒适和富有文化意义的休闲场所。

综上，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不仅传承了古代智慧，也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创新，旨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主义文化。

②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CHINA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New China's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从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精华，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以北京旧城改造为例，深入剖析了古代都城规划设计的理念，如《考工记》中提出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并指出北京旧城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些理念。

在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北京旧城改造注重保留和发扬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传统文化，同时批判和扬弃糟粕。以天安门广场改造为例，文章展示了古代建筑精华与新时代精神的和谐结合。积水潭的改造问题也得到了关注，提出应保留和改造其自然风光，使其成为历史文化风景区。

北京旧城改造的历史与现状表明，批判继承的原则是关键。改造过程中，既要继承其精华，又要扬弃糟粕，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北京旧城改造的未来展望，强调继承和发扬旧城特色，展现新时代面貌。

北京旧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象征，其规划设计理念源远流长。在改造过程中，我们要深入挖掘这些理念，将其与现代城市建设相结合。例如，北京旧城的“左祖”、“右社”布局，既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等级观念，又为现代城市布局提供了借鉴。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北京旧城改造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力求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融入新时代元素。天安门广场改造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既保留了古代建筑的韵味，又展现了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此外，北京旧城改造还关注生态环境的改善。以积水潭为例，改造过程中，既要保留其自然风光，又要将其打造成为历史文化风景区。这样既能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又能传承历史文化。

在展望未来时，北京旧城改造将继承和发扬旧城特色，同时展现新时代面貌。这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不断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总之，北京旧城改造在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既保留了古代都城规划设计的精华，又融入了新时代精神。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将继续秉持这一原则，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贰　展望首都新风貌：北京旧城城市设计的改造

北京，这座融合了古老历史与现代发展的城市，其文化底蕴深厚，发展历程独特。从古代到现代，北京的发展历程充满了连续性，历史、现在与未来在这里交织。

紫禁城、天安门广场和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三个重要里程碑。紫禁城作为历史核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天安门广场作为新时代的象征，见证了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则代表了北京作为国际都市的定位。

文章详细描述了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尤其是元大都的布局。元大都的设计理念包括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向的祖社布局以及“面朝后市”的传统思想。这种布局与古代城市规划理论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元大都与传统的差异，并分析了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明清时期，北京城进一步发展，紫禁城、太庙、社稷坛等建筑的建设体现了“面朝后市”的理念。这种传统思想对中国历代宫殿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北京城市布局中得到充分体现。

古代中国宫殿建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宫殿正门朝南，这与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早商时期宫殿遗址，其布局正符合这一特点。宫殿的朝向反映了古代中国“面南为尊”的思想，这一理念在后世历代王朝中得到了传承。研究表明，这种朝向不仅便于利用冬日的斜阳和夏日的通风，也体现了古代人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和适应。

北京的城市规划展现了其未来发展的方向。中轴线及其南北延伸线上的重要规划，预示着北京将继续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在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北京正不断迈向现代化，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③　VIEWS ON THREE MILESTON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 CITY

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三个里程碑：紫禁城、天安门广场和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紫禁城作为第一个里程碑，是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天安门广场则是新中国建立后，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而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则象征着北京走向国际性大城市的时代。文章还探讨了北京城市中轴线的规划演变，以及“面南而王”的传统思想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通过对历史和考古的解读，揭示了北京城市规划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叁　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

北京和华盛顿，这两座分别代表不同社会制度的首都城市，在规划和设计上各有特色，体现了各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

北京，这座封建中国的城市规划杰作，以其独特的“凸”字形布局和中央轴线为基准，成为了城市规划中的典范。其选址理念“择中立位”，源于周朝，旨在方便百姓朝贡，利于皇帝统治全国。元朝的大都城，虽在实施中有调整，但核心思想不变。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融入新时代理念，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便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华盛顿则继承文艺复兴时期的优雅和欧洲城市布局风格，体现了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成就。法国出生的美国工程师和建筑师朗方，被任命设计首都规划，其设计理念对华盛顿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华盛顿的城市布局，体现了对权力制衡和人权保障的重视。

两座城市虽然形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根本主题和设计理念却截然不同。北京注重历史变迁和文化内涵，华盛顿则强调权力制衡和人权保障。

在都市发展方面，两城都努力在中央轴线设计中表达自己的时代精神。北京在社会主义改革中面临的建筑问题与华盛顿不同，需在保留传统的同时融入新元素。华盛顿则借鉴先进经验，避免盲目模仿，强调城市设计中要体现文化特色。

从历史到现代，北京和华盛顿的城市建设都体现了各自的精神。它们不仅是两座城市的象征，更是两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见证。

④　FROM BEIJING TO WASHINGTON A Contemplation on the Concept of Municipal Planning

北京与华盛顿两座城市在规划设计上各有特色。北京，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其规划设计深深烙印着封建社会的印记。城市的中轴线是其规划的核心，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华盛顿，则深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城市规划设计理念的影响，以国会山为中心，布局规整，中轴线两侧是宽敞的绿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质。

北京旧城的中轴线，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这条中轴线贯穿全城，成为城市的灵魂。与之相对，华盛顿城的中轴线则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两座城市的中轴线，虽同有一线贯穿，但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制度却大相径庭。

华盛顿城的城市设计主题思想，源于其建都时期的时代特征和制宪运动，强调“人权为主”。其城市设计中，中轴线及其两侧的建筑群，如林肯纪念堂和越南阵亡士兵纪念碑，都充分体现了这一设计思想。

在介绍华盛顿城中轴线的演变和重要建筑时，文章详细阐述了其设计思想的演变过程。而将华盛顿城的建设经验与北京旧城的建设进行对比，则提出了北京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如何吸收外国先进经验，以反映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

北京旧城与华盛顿城的规划设计对比，不仅展现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城市文化，也为城市规划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北京旧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华盛顿城的现代设计理念，共同构成了两座城市独特的规划设计风貌。

肆　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

在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和达伽马开启了大洋航行的时代。然而，这些路线对亚洲和非洲的人来说并非新鲜事。早在两千多年前，腓尼基人和阿拉伯人就已经航行过这些海域。例如，中国与印度洋之间的贸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当时的中国僧侣法显和阿拉伯航海家就利用这些航线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

元朝时期，中国与印度洋的联系十分紧密，当时中国船舶规模宏大，吸引了波斯、西夏等国的船只参与贸易。明朝初年，成国公出使七次，航行于印度洋，其舰队规模超过两百艘船，极大地推动了海洋航行的发展。同时，阿拉伯海地区的航线利用季风，使航行更加便捷。

古代中国与非洲东海岸的交流也有悠久历史，宋朝时就有非洲使节来到中国。这些交流显示，古代中国在海外的航海和贸易活动十分活跃，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郑和的远航历程尤为著名，他发现了从东南亚到东非的直航航线，这一发现对后世海上交通具有重要意义。郑和的航海活动不仅扩大了东西方贸易，也促进了文化交流。他的航海图精准记录了航线，证明了古代航海技术的先进。

然而，随着葡萄牙人达·伽马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线，欧洲各国纷纷效仿，进入了中国南海，开启了东西方海上交流的新篇章。这一时期，欧洲航海家们的探索和经验积累为全球航海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⑤　OVERSEA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AST AFRICA BEFORE THE SO-CALLED DISCOVERY OF THE NEW SEA-ROUTE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和达·伽马发现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历史。然而，文章指出，这些所谓的“发现”在亚洲和非洲人民看来并不算新，因为这些航路早已被他们所熟知并应用于航海实践。文中通过回顾腓尼基人和阿拉伯人的航海历史，以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强调了亚非人民在航海和贸易方面的贡献，并指出欧洲的殖民扩张对亚非人民海上贸易的破坏。文章强调，所谓的“新航路发现”并不应该掩盖亚非人民在航海事业中的卓越贡献。



伍　在所谓新航路的发现以前中国与东非之间的海上交通

《河图》一书的作者李涛源，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他深受父亲地方官职的影响，通过实地考察和广泛阅读，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他利用《河图》为基础，编写了《河图注释》，详细记录了1252条河流的地理状况，并补充了相关地区的自然现象和历史影响。李涛源的创新之处在于，区分了原文与自己的补充内容，使读者能够清晰了解研究过程。

《河图》以其优美的文风和描绘自然景色的卓越能力而流传至今。书中对长江三峡的生动描述，深深吸引了读者。这种独特的文学风格和科学观察，为后来的学者和游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徐霞客，明朝末年的旅行家，一生致力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他的旅行日记，以其准确、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见解，成为中国地理研究的经典之作。他的旅行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研究方式，通过实地考察，为后来的地理学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徐霞客与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特，分别代表了东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徐霞客身处艰苦条件，仅凭双脚和双手进行考察，为中国地理研究奠定了基础；而洪堡特则受益于欧洲工业化的发展，能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探险。

在中国历史上，科学研究曾遭遇艰难境遇。封建社会中，科学不被重视，科学家被视为低人一等。尽管有如李时珍、徐霞客等杰出人物，但他们的努力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清朝时期，言论受到严格审查，反动势力试图压制科学进步。直到新中国的成立，科学技术才逐渐得到重视和发展。

340年前，徐霞客开创了探索自然秘密的新路径，却因封建势力的阻碍而无人继承。如今，我们现代中国学生决心清除封建残余，建设新的文化和文明。这种决心预示着中国即将迎来文艺复兴的新时代，我们热切期待这一时代的到来，相信西方朋友也会欢迎这一变革。

⑥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秦朝的建立者秦始皇，他结束了封建割据，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开启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他不仅建立了中央集权，还修建了著名的万里长城，将原有的边防工事连接起来，增强了国家的防御能力。秦始皇的统治也留下了大量物质遗产，如兵马俑和长城。万里长城历经多次修复和扩建，尤其明代的万里长城保存最为完好，它不仅是一道壮丽的风景线，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的修建背后有着无数劳动人民的辛勤付出，其中不乏悲惨的故事，如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如今，长城已成为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



⑦　THE ANCIENT GREAT WALL IN A NEW ERA

秦始皇建立秦帝国，结束诸侯割据，统一六国，开创中央集权制度。他还修建了万里长城，连接北方诸侯国旧墙，并扩建新墙。长城见证了无数劳动人民的辛劳和牺牲，也承载着孟姜女等悲剧传说。如今，长城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国家的繁荣。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长城的研究和保护也日益深入。



柒　新时代的万里长城

中国汉代丝绸之路与匈奴的冲突促进了汉朝在河西走廊建立城市，利用绿洲和冰川融水发展农业。然而，树木砍伐和耕作破坏了地表土壤，导致风沙侵蚀加剧，昔日繁荣的城市逐渐被沙丘掩埋。通过对这些遗迹的研究，我们回顾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也揭示了沙漠化问题的严重性，为生活在干旱地区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位于古代汉王朝时期的重要城市俱耶城，出土了大量汉王朝时期木简，即“俱耶简”，记载了当时俱耶地区的历史，为研究汉王朝提供了珍贵资料。俱耶城附近的黑城，曾是西夏和元朝的行政中心，见证了多个朝代的兴衰，尤其是与俱耶城的关系，展示了该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迁。文章还探讨了该地区在汉、西夏、元朝时期的土地开垦与沙漠化问题，揭示了自然环境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鄂尔多斯高原及附近地区曾因汉王朝的统治而繁荣，留下多个古城遗址，如窳浑、统万等。然而，由于风沙侵蚀，这些古城逐渐沦为废墟。乌兰布和沙漠的形成，使这里变成了不毛之地。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揭示了这些古城的兴衰与当地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在统万古城，作者发现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揭示了它从草原到沙漠的转变过程，为我们理解古代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线索。

历史上，Helianbobo在鄂尔多斯高原建立了小国Xia，并将其定为首都Tongwan。Tongwan地理位置优越，水资源丰富，但最终却变成了沙漠。这归因于人类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如开垦不适宜农业的土地、过度砍伐木材和放牧。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古代城市遗址中，这种现象得到了体现，不同朝代的遗址分布呈现出一种从西北向东南逐渐推移的规律，表明人类活动是导致该地区沙漠化的主要原因，而非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

这一现象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依然严重，防治沙漠化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课题，需要全球合作共同应对。通过对古代城市遗址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⑧　ANCIENT CITY RUINS IN THE DESERTS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作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考察沙漠中古城废墟的经历，通过对古居延、黑城和统万城等地的实地考察，揭示了这些古城从繁荣到荒废的过程。作者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探讨了这些地区沙漠化的原因，指出人类的不合理活动是主要原因。同时，作者也强调了沙漠化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防治沙漠化，保护环境。



捌　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沙漠中几个重要的古城废墟

1932年，作者踏入了燕京大学，一座融合古典中式风格与历史传统的美丽校园。校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曾为著名园林，后成为燕京大学。作者在校园中领略了如“无名人湖”等壮丽景色和富有纪念意义的建筑，如“波特莱特塔”和“卢斯亭”。威廉·洪教授的深入研究和悉心指导，让作者对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洪教授严格要求学生，尤其是在写作科学论文方面。他详细阐述了论文写作的每一个步骤，从收集一手资料到提出新见解，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此外，洪教授还在课外为学生创造实践机会，如指导英语演讲和安排海外深造。

燕京大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校园内刻有“女士魏石一纪念石碑”的石碑，深深影响了作者，碑文表达了对政府腐败和战争残酷的控诉。作者在燕京大学深受爱国主义精神熏陶，参与反日抗日活动，得到教授们的支持。

毕业后，作者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助手，参与考古研究，进一步培养研究兴趣。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主人公因躲避追捕离开北京，后来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在洪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生学习。他选择山东作为研究课题，梳理该省过去三百年的历史，为重建国家提供参考。

抗日战争时期，耶鲁大学学生生活独特。学生们在课外活动受限的情况下，成立“小型基督教团契”组织，自由参加周日礼拜，讨论宗教教义和时事问题。这些团契在战争中起到了学生的自我教育作用，传播爱国思想。作者参与组织关于职业学习的讨论小组，帮助学生解决经济困难，并协助一些学生加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然而，由于学生信息被截获，作者也被日军逮捕。战争结束后，作者重返耶鲁大学，继续参与学校工作，在洪教授指导下深造。这段历史，让作者深刻体会到爱国主义精神的力量，也让他更加坚定了研究历史的信念。

⑨　I COME FROM YENCHING UNIVERSITY

燕京大学校园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以及校园中一些著名建筑物的命名和背后的故事。文章通过描述校园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展现了中西文化交流与时代趋向的融合。同时，文章还讲述了燕京大学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精神，以及作者在燕京大学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表达了对燕京大学和燕京师生的深厚感情。



玖　我从燕京大学来

罗克比教授，一位在地理学领域有着卓越成就的学者，他的名字与中国的深厚感情紧密相连。他不仅在中国学生的学术道路上提供了宝贵的指导，还在中英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遗憾的是，这位杰出的教育家在中国的土地上离世，给他的学生们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的离去不仅是中国地理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是那些受过他教诲的学生的巨大打击。罗克比教授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将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远道而来的中国学生对能够得到罗克比教授的亲自指导充满期待，但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然而，他们却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感受到了罗克比教授的存在，他的温暖和远见无处不在。在一次舞会上，学生们深刻体会到了罗克比教授对中国学生的关怀，这种影响力在他的朋友们之间广泛传播。学生们试图写信表达感激之情，但考虑到礼貌问题，最终未能寄出。

在历史与地理周刊中，罗克比教授对中国地理的研究和贡献得到了认可，尽管他未曾出版过专著，但他的学术成就不容忽视。罗克比教授被誉为促进地理研究和教育之间正常关系的先驱。当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学生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用充满感情的文字表达对罗克比教授的敬意和怀念。

罗克比教授的离世，让那些曾经受过他教诲的学生们深感悲痛。他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尽管罗克比教授未能亲自指导那些期待着他的中国学生，但他的存在和影响力在校园中无处不在。他的离去，让我们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与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人相处的时光。

⑩　IN MEMORY OF PROFESSOR P. M. ROXBY From the School of Geography of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罗士培教授逝世的噩耗，文章表达了对这位地理教育大师的哀悼之情。罗士培教授为中国地理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一代地理教育的大师”和“患难中的中国伟大的良友”。他致力于促进中英两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合作，为中国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他的逝世让许多学生感到悲痛，同时也让作者反思了罗士培教授对地理教育的影响，以及他在学术研究和人格感化方面的贡献。



拾　悼罗士培教授——寄自罗教授手创之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

作者在利物浦大学的求学经历，从获得奖学金的初衷到战争带来的中断，再到战后如愿以偿地来到这所世界级的学府。作者讲述了与教授们的深厚情谊，特别是对已故教授Roxby的缅怀，以及对其继任者Darby的尊敬。 Darby的地理学理论对作者影响深远，促使他在中国推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作者通过自己的学术成果，如翻译Darby的演讲稿和撰写纪念文章，以及出版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重建的书籍，表达了对利物浦大学的感激之情。他强调了这所大学作为知识源泉的重要性，并以此激励自己和学生继续探索和希望。



⑪　ADDRES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LIVERPOOL UNIVERSITY

作者与利物浦大学的不解之缘，从燕京大学获得奖学金开始，到在二战中入狱，再到战后重返利物浦大学实现梦想。在利物浦大学，作者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罗士培教授和德贝教授。德贝教授的演讲激发了作者对历史地理学的热爱，并影响了他后来的研究。作者将这段经历视为人生的宝贵财富，对利物浦大学充满感激之情。



拾壹　1984年7月4日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毕业典礼上代表应届毕业生及荣誉学位获得者致辞

作者因健康原因无法亲自赴美领奖，委托友人代为出席，并期待有机会与颁奖委员会成员面谈表达谢意。作者回忆起自己与地理学的深厚渊源，从受到 Cressey 书籍启发转向历史地理学研究，到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接受专业指导，再到回国参与北京城市规划。文中还提及作者在不同时期受邀赴美讲学，如成为伊利诺伊大学富布赖特学者和康奈尔大学鲁斯学者，以及其研究成果。作者表示，虽然年事已高，但将继续致力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并与年轻学者共同前进。



⑫　HOU RENZHI'S ACCEPTANCE ADDRESS FOR THE GEORGE DAVIDSON MEDAL

作者获得乔治·戴维森勋章的喜悦，以及他未能亲自领奖的遗憾。作者回忆起1952年葛德石教授获得此勋章时的情景，以及自己深受影响的经历。接着，作者讲述了自己在抗日战争后的学术历程，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参与城市规划的经历。随后，作者分享了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在伊利诺伊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讲学经历。最后，作者表达了对未来的展望，决心继续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努力，并感谢欧迪安教授的代为领奖。



中国历史地理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