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浙江慈溪人，著名宋史专家。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他致力于宋代历史与文献研究，出版《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等专著，编撰《宋代文化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等，整理标校宋元古籍十余种。近年来，他还发表了《敬畏历史》《放言有忌》等文史随笔，深受读者喜爱。

<p>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来有关靖康之变后南宋前四十年历史的文章，以高宗一朝君臣为核心，包括对岳飞之死、绍兴和议、秦桧专权、苗刘之变等历史事件的分析，揭示了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也反映了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同时也揭示了“中国转向内在”的不同侧面。</p>

南宋高宗朝的政治史研究揭示了绍兴体制的内涵及其对南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深远影响。南宋与北宋虽同根同源，但在立国形态、军事格局、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展现出独特的风貌。研究将宋高宗朝政治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均有其核心政治主题，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

王夫之在《宋论》中，对南宋时期和战之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宋金之间的和平对峙局面进行分析。文章详细剖析了宋高宗时期的政治局势，包括岳飞北伐、绍兴和议、秦桧专政等事件，及其对南宋政治和军事的深远影响。同时，文章探讨了绍兴体制的确立，及其对士大夫共治梦的破灭，以及绍兴体制对南宋政风和学风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南宋权相政治的特点及其与君权的关系。

南宋权相贾似道对文物书画的热爱令人瞩目，他在私家园林中设立悦生堂，收藏了众多名画和法书，并编写了《悦生古迹记》。文章分析了南宋政治逆转与经济文化的关系，指出政治文化领域虽受压制，但南宋社会经济依然繁荣，海外贸易兴盛，工艺品图案纹饰中亦可见其痕迹。同时，文章探讨了南宋学术和文化的演变，指出绍兴体制下，新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却未转化为现实政策，导致南宋社会文化呈现出内敛特征。

文章最后分析了南宋长期立国的原因，包括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家族制度和乡村社会的重组与调整，以及南宋政权的防御战略等。这些因素共同铸就了南宋政权的繁荣与稳定。

绍兴体制与南宋史诸问题

北宋末年，金军大举入侵，宋朝陷入靖康之变的混乱局面。宋徽宗禅位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但金军攻势不减，宋钦宗求和不成，导致国破家亡。宋高宗赵构在此时崛起，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南宋政权在南渡后，经历了多次战争和政治动荡，包括苗刘之变和金军的多次南侵。在这期间，南宋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尽管如此，仍无法恢复北宋的疆土。这一时期的历史充满了痛苦与抗争，也成为了南宋民族意识觉醒的起点。



从靖康之变到建炎南渡

南宋初年，一场名为“苗刘之变”的兵变震撼了朝廷。这场兵变，看似是权谋之争，实则背后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首领苗傅和刘正彦，两位皇家卫队的重要将领，因不满宋高宗的逃跑政策和对金朝的不抵抗态度，发动了这场兵变，迫使高宗退位。

苗刘之变虽规模不大，但对南宋政权的稳定和抗金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事件，折射出南宋初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这场政变中，我们看到了南宋政权在政治、军事和社会各个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这场兵变，是士兵们对宋高宗投降政策的抗议，是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苗傅和刘正彦的行为，虽然最终未能对金军南下产生重大影响，但其忧国动因值得肯定。他们的爱国情感，值得我们铭记。

历史应客观看待，不应被旧史家的偏见所埋没。苗刘之变，作为南宋初年的一段历史，它所反映的矛盾和挑战，对我们今天仍有启示。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增强国家意识，强化民族凝聚力，共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苗刘之变的再评价

古代四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殊性，尤其在政局动荡时期，关陕川蜀地区的宋金战局成为关键。张浚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被任命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全力经略关陕。金军多次进攻关陕，宋军虽顽强抵抗，但富平之战的失败导致金军基本控制关陕地区。吴玠在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等战役中表现出色，成功保卫川蜀，对抗金军。然而，吴玠晚年好女色、丹石，过早去世，四川防务由吴璘接替，但他统帅吴家军长达四十年，最终酿成了吴曦之变。



莫道西线无战事

刘豫与杨么在宋金战争中的角色和影响。刘豫作为金朝傀儡，建立伪齐政权，与南宋对抗，成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屏障。而杨么则领导农民起义，反对南宋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但最终被南宋镇压。两人的故事反映了南宋初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以及农民起义的普遍性。



刘豫与杨么

南宋初期，政治风云变幻，秦桧、张浚、赵鼎、李光四位政治人物间的互动，深刻影响着南宋的政治走向。秦桧与金朝关系密切，力主和议，曾一度成为宰相。张浚则坚持抗金，与秦桧政见不合，也担任过宰相。赵鼎主张守势，与张浚合作主政。李光代表江南地主利益，因和议问题与秦桧发生冲突。

张浚，南宋主战派代表，生平充满坎坷。绍兴十一年，他被罢去福州知州兼安抚大使之职。原因在于他治郡无补，请求祠禄获准。离开福州时，张浚向李光表达了对自己命运的失望和对未来的忧虑。与此同时，宋高宗对张、李等人持有成见，秦桧独揽大权，张、李等人面临秦桧的迫害。

秦桧、张浚、赵鼎、李光四位政治人物，在南宋初期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政治主张和人际交往，对南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桧主张和议，为南宋带来了短暂的和平；张浚坚持抗金，体现了南宋人民的抗金意志；赵鼎主张守势，为南宋的稳定做出了贡献；李光代表江南地主利益，为南宋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

然而，这些政治主张和人际交往，在南宋初期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和矛盾。秦桧与张浚、赵鼎、李光等人的政见不合，导致了南宋政治的动荡。秦桧独揽大权，使南宋政治更加黑暗。张、李等人遭受秦桧迫害，使得南宋政治更加严峻。

绍兴十一年，张浚被罢去福州知州兼安抚大使之职，是他生平的一个转折点。他在离开福州时，向李光表达了对朝廷的失望和对未来的忧虑。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南宋政治的腐败和黑暗。

总之，秦桧、张浚、赵鼎、李光四位南宋政治人物，在政治舞台上的互动，对南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政治主张和人际交往，既体现了南宋人民的抗金意志，也揭示了南宋政治的腐败和黑暗。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秦桧、张浚、赵鼎与李光的四重奏

宋高宗与岳飞之间复杂的关系。岳飞是抗金英雄，但宋高宗却因为需要岳飞这样的战将来抗击金朝，而不断试图让岳飞起复。在这个过程中，宋高宗先后颁发了三道《起复诏》，但岳飞因丧母守孝而拒绝。最终，岳飞在接到宋高宗的最后通牒后，被迫起复。同时，一件名为《起复诏》的文物在拍卖会上亮相，引发了对其真伪的争议。专家们通过对比宋高宗其他手诏的笔迹和文物细节，对这件《起复诏》的真伪提出了质疑。



宋高宗手敕岳飞《起复诏》的始末与真伪

绍兴和议的背景和过程，揭示了宋金之间从第一次和议到第二次和议的演变。文章详细描述了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将领与宋高宗、秦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们对于议和的不同态度。岳飞坚决反对议和，而宋高宗和秦桧则力主求和。在议和过程中，宋金双方多次发生战争，但最终双方还是在绍兴十一年达成了和议。然而，岳飞等抗金将领因坚持抗金而被宋高宗和秦桧所害，导致岳飞之死成为历史上一段悲剧。绍兴和议后，宋金双方虽然时有战争，但整体上以和平共处为主，这也为两国的社会经济恢复和南宋社会经济的南移提供了条件。



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

南宋初期，随着金军南侵和流寇起义，宋高宗大力支持武将招兵扩军，导致军队权力逐渐集中于少数将帅之手。这些武将在政治和经济上地位攀升，成为暴发户，大量占有土地和财富。然而，他们的跋扈和拥兵自重，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为此，南宋中央政权采取了包括抑制武将势力的赵宋家法、文臣削兵权方案等措施。

通过罢免三大将兵权和岳飞被害，南宋中央政权成功完成第二次削兵权，这标志着其对武将权力的控制。然而，削兵权政策与宋金和议及岳飞之死密切相关，虽然在初期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但也导致南宋错失收复北方失地的良机，甚至导致南宋亡于蒙元。

关于削兵权的评价，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赵宋君主政权家法与武将势力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投降派和抗战派斗争的反映。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削兵权在安定南宋社会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存在分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方面，削兵权有助于稳定政局，巩固中央集权。消极方面，它导致南宋错失收复失地的机会，甚至成为南宋亡国的导火索。此外，削兵权政策还可能加剧了南宋内部矛盾，使得政治斗争更加激烈。

总之，南宋时期削兵权政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其影响深远。它既体现了中央政权对武将权力的控制，又反映了南宋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在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时，我们应全面考虑其积极与消极方面，从而更好地理解南宋时期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状况。

宋代第二次削兵权

南宋初期的政治历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寺地遵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南宋政权的建立，二是秦桧专制体制的构建与演变。在这一时期，兵权被视为政权稳定的关键，只有皇帝能够全权掌控军队，才能在内外决策上保持主动。

南宋初期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涉及对金和战、恢复皇帝兵权等议题，以及不同政治势力间的联盟与博弈。此外，君主政体运行模式的逆转和私家军最终转化为赵家军的过程也是该时期的重要特征。

宋代中书门下作为宰相办公机构，其权力经历了从与枢密院并立到元丰改制后权力分散到三省的过程，最终逐渐被取代。宋高宗与秦桧通过政治手段收归私家军兵权，建立赵家军，确立独裁模式。

绍兴和议是该时期的重要事件，其背景和影响以及对收兵权、杀岳飞的关系都值得探讨。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建立确立了南宋政权的集权主义，但同时也导致政治权力组成狭隘化，对南宋政权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影响。

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读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南宋时期，权相张俊凭借其财富和地位，在宴请宋高宗时展示了一场奢华的御筵。菜单上不仅有各种时令水果、干果、蜜饯和咸酸，还有各式各样的冷盘和下酒菜，如花炊鹌子、荔枝白腰子、羊舌签、萌芽肚胘等。御筵不仅满足了高宗的口腹之欲，还体现了宋代烹饪文化的特色，如南北饮食交流密切、水产菜肴比重增大、羹汤食品受欢迎、冷盘菜系花样翻新以及烹调技艺的精益求精。然而，这场御筵的奢华与当时国家的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反思。



张俊供奉的御筵菜单

秦桧是南宋初期的权相，他采取多种策略来美化自己的形象，确保绍兴体制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秦桧在文学作品中极力推崇宋高宗，将他与历史上的贤君如尧舜相比，并强调其治国的勤奋和智谋。他还亲自题跋，尊崇宋高宗为兼具君王与教师身份的伟大人物，甚至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以此强化和议体制的合理性。秦桧也深度参与了皇帝的文化推广活动，如为《绍兴石经·诗经》撰写题跋，并在御制《先圣先贤图赞》完成后写下碑记，进一步巩固宋高宗的地位。

在他的努力下，早期关于他的记载中负面色彩相对较少。然而，这种过度依赖文本分析的方法可能导致对历史真相的理解过于主观，忽略了史料的时间背景和史家的道德判断。作者还提到了李心传对秦桧的看法，尽管他承认秦桧的一些功绩，但更侧重于揭示其罪行。

此外，书中也讨论了海外学者对中国专制历史可能存在的误解，提醒读者在探讨敏感的历史人物时，应保持客观和深入的分析。通过重新审视历史记载的变化，作者强调理解历史人物时需要考虑多方面的信息，避免因过度依赖单一文本而形成偏见。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揭示更全面、真实的历史面貌，促进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更为公正与深入的理解。

秦桧专政形象的自型塑与被型塑——读蔡涵墨《历史的严妆》

绍兴年间，宋高宗赵构在处理国家大事时的复杂心态和策略。他先是巧妙地处理了权相秦桧的去世，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段削弱秦桧的势力，同时宣布“更化”政策，表面上是进行改革，实际上则是为了维持与秦桧共同确立的既定方针。宋高宗在位期间，尽管面临金朝的威胁，但他始终坚持和议政策，对金主完颜亮的南侵企图置若罔闻。在完颜亮南侵时，宋高宗虽然震惊，但仍然选择苟安，直到采石之战的胜利才稍有转机。最终，宋高宗在朝野压力下，禅位给皇太子赵昚，自己则成为太上皇，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绍兴时期。



从绍兴更化到绍兴内禅

南宋高宗朝，随着靖康之变的降临，朝野上下开始期盼赵宋中兴。汪藻首次提出“中兴”一词，士大夫们在议论政事时几乎都会提及。绍兴和议后，宋高宗与秦桧共同操控“中兴”的语义，将其塑造为具有特定内涵的谀颂性话语，并将宋高宗美化为“中兴圣主”。

南宋高宗朝的“中兴语境”演变轨迹复杂。一方面，人们期盼中兴；另一方面，对中兴之业的思考与对中兴之路的探索也在进行。宋高宗和秦桧通过政治高压和舆论操控，将“中兴”概念与绍兴和议体制紧密相连，强化了“中兴”形象，并压制了异议。

宋高宗在绍兴年间，通过和议恢复皇权，坚定地支持和平，并警告反对者。他利用赞文、汇编《中兴圣语》等手段巩固自己的中兴形象，得到了朝野的广泛认可。即使在金主南侵打破中兴幻象后，他依然维持这一语境，直至禅位给宋孝宗。

宋孝宗继承并强化了这一理念，将绍兴和议视为中兴，尊称宋高宗为中兴之主。直至宋高宗去世，他的中兴形象被广泛接受，成为朝野共识。

《皇宋中兴圣德颂》的背景和撰文者揭示了太上皇光启中兴、与天地长久的心愿，以及宋孝宗确立自己继统身份的意图。文章对比了元代史臣和宋季史家对宋高宗的评价，探讨了南宋中兴的含义和绍兴体制的专制底色。同时，回顾了宗泽、李纲、岳飞等人物对中兴内涵的理解，指出绍兴和议后宋高宗对中兴解释权的专断。

南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重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禅位给儿子宋孝宗赵昚的历史事件。赵构因年岁已高且无子嗣，选择禅位，成为太上皇，而赵昚则继承了皇位。这段历史中，赵构在位期间表现出了好色且缺乏政治经验的一面，而赵昚则在父亲的影响下，尽管有着恢复大业的理想，但在太上皇的干预下，始终无法实现。赵昚禅位后，他的儿子宋光宗赵惇因精神病发作，不得不再次禅位给宋宁宗赵扩。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专制君主政体下的权力转移和父子关系，同时也揭示了制度惰性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两代君主同堂时

《中兴瑞应图赞》这幅画作诞生于南宋前期，它不仅反映了政治文宣，还揭示了宋高宗和宋孝宗两代君主的复杂心理与动机。宋高宗在禅位后，为巩固中兴形象，委托创作此画；宋孝宗则出于对太上皇的尊重与支持，赞同了这一决策。画家萧照与曹勋分别完成了绘画与赞语，共同描绘了宋高宗即位前的神化故事。这幅画作既是艺术作品，也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展现了南宋时期政治文化的特色。

作者在童年时期，目睹了战争带来的种种残酷景象，如男孩们的游戏、自杀的女人、父亲的去世等。这些记忆对他而言非常私密且深刻。同时，他也描述了生与死在他心中的相似感觉，以及战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如女性因承担重体力劳动而导致的健康问题。尽管他试图遗忘这些可怕的经历，但多次前往切尔诺贝利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感，过去的保护屏障开始瓦解，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感到困扰。

“中兴圣主”与《中兴瑞应图赞》

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对宋代社会转向内在的深入探讨。他认为，宋代社会在经历了繁荣之后，逐渐从外向的扩张转向了内向的保守。这种转向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更深刻地反映在文化学术上。刘子健指出，南宋时期，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和专制权力的扩张，宋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以经学和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学术体系，这种体系缺乏创新和多元性，导致了社会的僵化和沉滞。同时，他还分析了道德保守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如何加剧了社会的内向化。尽管如此，刘子健仍然对中国知识分子抱有同情和理解，他呼吁当代知识分子在服务国家的同时，也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南渡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