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奠基者。他著作颇丰，涵盖道德、美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如《道德哲学的问题》、《否定的辩证法》等。译者谢地坤，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专攻欧洲大陆哲学，成果丰硕。

作者在探讨道德哲学时，认为其并非直接指导实践，而是一门理论学科，与道德生活的直接性存在差异。他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理论脱离实践将变得空洞。在道德哲学的课题上，作者关注道德范畴的界定、道德实现的客观可能性等问题，认为道德哲学应关注道德范畴的疑难和正确生活的实践问题，而非轻信实践无需理论思维的观点。

在伦理学与道德概念的辨析中，作者指出伦理学只是道德的良知，并非真正的道德，存在非正直性，可能导致幻想和意识形态的泛滥。同时，作者认为将道德与伦理学混为一谈，会忽视道德哲学中的关键问题，并可能导致个人自我欣赏和自我尊重的过度追求，与道德哲学相对立。作者认为，尽管道德概念坚持困难，但用伦理学概念替代它并非上策。

作者认为道德哲学包含非理性因素，如抗拒和犬儒主义，并指出道德哲学的沉思既是道德上的思考，也是行动上的思考。在道德哲学的实践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至关重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道德哲学得以发展的关键。

第一讲

道德与伦理学，这两个概念在传统观念中往往被视为一体的，但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它们之间的差异愈发明显。道德源于传统，强调国家公共伦理与个人道德的一致性，而伦理学则更注重个人本性和自由，反对外在规定的强制。

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整体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康德的道德哲学著作《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为道德哲学奠定了基础，而《实践理性批判》则强调了其在实践中的重要性。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被视为其道德哲学的代表作，它不仅深入探讨了道德哲学的范畴和问题，还指出了道德与伦理学之间的界限模糊的问题。这本书比简单的读本更为深刻和丰富，对于理解道德哲学至关重要。

在探讨道德哲学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哲学家的观点。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和阿多诺的评论等，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这些观点和著作都指向了一个事实：道德和伦理学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诸多困境。

其中，人格性与文化价值的矛盾是伦理学概念面临的一个问题。如何在尊重个人本性的同时，不违背文化价值，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同时，道德与伦理学之间的界限模糊也是一个难题。如何在实践中明确区分二者，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康德的道德哲学。在进入实践哲学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道德和伦理学的范畴和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这包括理解整体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相互对立，以及如何在实践中找到平衡。

总之，道德和伦理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是复杂的，但通过深入研究和借鉴先贤的智慧，我们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等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第二讲

在介绍康德的道德哲学时，作者着重强调了哲学的反思性，认为它不应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而是倡导自由的、独立于现有材料的反思。作者指出，哲学应当超越体系的概念，以理性为基础，探究道德行为的纯粹本质。康德的道德哲学，源于理论哲学，它强调理性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建构作用。道德行为，在作者看来，应独立于感性材料，具备纯粹理性的属性。

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二重性：一方面，它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方面，它超越了理性的优先性。康德二律背反学说也被作者提及，其中矛盾被视为理性发展的动力，作者还对康德辩证法的两面性进行了研究。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客观性是其核心特点。康德认为，将先验表象视为主体论的观点是短视的。他试图通过将主体归结为理性，来拯救最高法则和表述的有效性，实现道德法则的绝对和客观性。康德的目标是将纯粹主体的原则归结到理性本身，以恢复道德法则的普遍必然性和约束性。

与那些否认道德法则客观有效性的怀疑论相对，康德主张通过揭示理性中的误解原因，来恢复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约束性。这一哲学立场体现了康德道德哲学的独特之处，即强调理性在道德行为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坚持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第三讲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一种二律背反学说，通过反面证明法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因果性概念不完全适用于自然科学，而是扩展到了自由概念，自由与必然性的矛盾成为哲学理解的主要任务。

在讨论中，康德从自然因果性出发，论证了先验自由的必要性，并强调了自由概念在伦理学中的重要性。他通过正题和反题的论证，揭示了自由与因果性之间的矛盾，并试图从启蒙原则的角度解决这一矛盾。

康德指出，自由法则与自然法则有本质区别，自由不受条件限制，是知性寻求安宁的根源。然而，这种自由因果性是盲目的，可能导致经验听任于偶然。作为启蒙者和决定论者，康德探讨了自由与合法性的关系，认为合法性使知性更难寻求现状的起源，但合法性许以全然和合法的经验同一性。

康德的第三个二律背反学说，强调自由与必然性的矛盾，以及自由概念在伦理学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自由法则与自然法则的区别在于自由不受条件限制，是知性寻求安宁的根源。然而，这种自由因果性是盲目的，可能导致经验听任于偶然。康德作为启蒙者和决定论者，探讨了自由与合法性的关系，认为合法性使知性更难寻求现状的起源，但合法性许以全然和合法的经验同一性。

第四讲

康德在探讨因果性二律背反时，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因果性原则若被应用于终极原因，便与其自身的原则相悖；而若不假定终极原因，则违反了“无充足理由则无发生”的原则。康德认为，人们因此陷入无限追寻或放弃追寻的困境。他批评了这种错误的应用，即超出经验可能性的界限去应用因果性。

康德对因果性的理解十分宽泛，他认为因果性并非动因的解释，而是两个状态依据规则的前后相续。在实践领域，人的有动因行为中存在例外，康德认为，自由的行动在认识论上只可能被视为人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开始因果系列的关系。

康德坚持从自由中构建因果性的原因。他认为，自由的存在是理性与人性不可或缺的，自由是一种不受任何规定约束的绝对自由行为。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将理性原则定义为与自然混沌相对抗的力量。他指出，规律是普遍适用的，超越自然可能性的规律将会停止。康德认为，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无法超越自然，但他从自由中构建因果性，旨在解决人的活动范围既不能完全符合规律，也不能完全自由的难题。

康德强调，自由是一种无定形的自然本性，这种本性在事实上必定会战胜理性原则。他提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开始因果系列。康德的这一观点，既体现了对自由的重视，也反映了他在因果性探讨中对自然与理性的平衡思考。

第五讲

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难题源自其哲学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他通过主体性建构来克服独断论，并设定了认识的界限。另一方面，他努力维护认识的客观性和道德的自由。在因果性与自由的关系上，康德表现出矛盾态度，既强调因果性，又强调自由。他认为，理性在理论领域仅能思考原因和结果，而在实践领域则只有自由。他试图用“本性喜好”和“矛盾”等概念来调和理性与真理的关系，并强调理性应服务于实践和行动。

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理论与实践、因果性与自由等矛盾得到体现。他对上帝存在、自由和不朽等形而上学理念的探讨，认为这些理念在理论理性上并非必需，但在实践理性中却是公设，对道德法则的形成至关重要。康德强调，这些理念的重要性只涉及实践，而非理论，因为它们是理性推荐给我们的，并使我们的道德行动具有绝对优先性。这种实践优先于理论的观点构成了康德哲学的核心。

第六讲

康德的哲学探讨中，道德法则与实践理性的研究占据核心地位。文章着重强调了道德法则的既定性和实践理性的纯粹性。康德坚信，道德法则与实践理性均独立于经验，它们是先验的，不依赖任何外在经验。他的道德哲学旨在通过排除经验，强调自我与自由的独立性，从而构建一个纯粹的道德体系。

康德指出，道德法则的既定性确保了道德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然而，他也意识到这种观点可能存在一定的幼稚性。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给定物不仅包括感性材料，还蕴含着神性，是给予自我的。给定物这一概念具有经验根源，同时也有另一个来源。作者强调，给定物并非仅指感性给定，而是一种序列意义上的给定。

目前，对于康德给定概念的深入研究尚显不足。作者提出，给定物这一概念既非单纯的感性给定，也非纯粹的超验给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序列给定。这一观点将在下周四进行详细阐述。通过对给定物这一概念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康德哲学中道德法则与实践理性的内涵，以及其对于建立纯粹道德体系的贡献。

第七讲

康德的道德哲学着重于道德法则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普遍且给定的原则。他认为，符合道德的行为源自纯粹理性的指导，遵循无上命令。康德提出道德强制与理性相融合，强调道德法则的自律性，即其与经验条件无关，是纯粹意志的事实。但康德也面临道德法则普遍性与必然性与经验事实之间矛盾的挑战。同时，他认为道德法则的权威需要外在强制来维护，这种强制即他律，与自律概念相冲突。康德还提出了实践自由的概念，认为这种自由可以通过经验得到证实。

在心理学领域，康德提出通过自我原则来监控本我和欲望，以避免与实在相矛盾。他视理性为检验实在的能力，并认为它应该提供关于自由的所谓经验证明。康德强调理性的独立自主性，其目的是追求真理，并将其视为辩证法的产物。他提出了无上命令，这是自由的客观法则，与自然法则相区别，被视为实践法则。

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在于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他强调道德法则的自律性，即道德法则不受经验条件影响，是一种纯粹意志的事实。然而，他也意识到道德法则普遍性与必然性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道德法则权威需要外在强制来维护的问题。康德提出了实践自由的概念，认为这种自由可以通过经验得到证实。

在心理学领域，康德提出通过自我原则来监控本我和欲望，以避免与实在相矛盾。他认为理性是检验实在的能力，并应该提供关于自由的所谓经验证明。康德强调理性的独立自主性，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并将其视为辩证法的产物。他提出了无上命令，这是自由的客观法则，与自然法则相区别，被视为实践法则。

第八讲

康德的道德哲学深入探讨了“理性立法”与“自由法则”之间的矛盾。他试图通过提出“无上命令”来解决这一矛盾，强调合法性只关乎应当发生的事情，而非现实发生的情况。然而，康德的观点引起了广泛争议，如自由是否完全独立于法则，以及“Natur”一词的双重含义等问题。

在康德的哲学中，他还对必然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辨，并试图通过限制自由的范畴来构建道德哲学。同时，文章也指出了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断裂，以及理性在道德领域的局限性。

德性在康德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在现代社会却显得有些过时。文章探讨了如何在德性概念变得不再流行的情况下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作者指出，在当今无限扩大的经验环境中，道德哲学和德性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自由的可能性也有所降低。

为了更好地理解道德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限制，作者通过音乐领域的类比进行了阐述。这一类比揭示了道德哲学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其面临的挑战。

综上所述，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体系，它试图解决理性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并探讨道德法则的给定性以及人们在道德实践中的选择。在现代社会，这一哲学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

第九讲

康德的哲学中，自由与必然性的二元论是一个核心问题。他认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又未能解决。文章深入探讨了道德法则与自然决定论的关系，指出道德法则的给定性与人的能力之间存在冲突。同时，康德对神学的态度也引人关注，他既试图解救神学内涵，又从哲学角度批判神学悖论。

席勒对康德的严肃论提出反对，认为其与禁欲主义和官员道德反思有关。尼采等人也指责康德的严肃论，认为它过于幼稚。然而，作者认为，如果从康德思想中推演严肃论，可以获得更多成果。康德的形式主义是对普遍性的演绎，是市民阶层把握道德的尝试。

作者强调，道德法则应超越形式主义，不容忍任何特殊情况，体现无上、不可回避的要求。道德形式应排除所有爱好、冲动，并通过禁令与道德法则抗拒。最终，在具体化中体现形式主义的辩证法。康德哲学中的自省概念被强调，认为自省有助于人们认识自我，摆脱盲目追求自然目的。

第十讲

道德行为原则的本质在于理性，它强调理性超越具体目的的束缚。在此背景下，作者对比了康德和费希特的道德哲学观点，认为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分析康德哲学时，作者阐述了理性与实践的关系，以及道德法则与合法性之间的区别。同时，探讨了康德对自由和合法性的看法，以及他对道德与理性的同一化理解。作者进一步对康德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梳理，包括自律与他律的概念。

古希腊哲学中，犬儒学派和早期斯多噶学派对自由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自由概念的双重转向，即从外部转向内在的自由。文章强调自由的双重性，一方面它使人们摆脱束缚，另一方面也可能压制本能和幸福。通过分析康德等哲学家的观点，揭示了自由概念背后的辩证法，即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人们可能被迫放弃某些东西。

康德哲学强调理性在道德行为中的重要性，认为道德法则源于理性自身。康德和费希特在道德哲学上的观点虽有所不同，但并非完全对立。康德哲学关注理性与实践的关系，以及道德法则与合法性之间的差异。康德对自由和合法性的理解，以及他对道德与理性的同一化观点，都体现了其哲学思想的核心。

古希腊哲学中的犬儒学派和早期斯多噶学派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揭示了自由的双重性。一方面，自由让人们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自由也可能导致人们对本能和幸福的压制。文章通过分析康德等哲学家的观点，揭示了自由概念背后的辩证法，即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人们可能被迫放弃某些东西。

综上所述，道德行为原则的本质在于理性，康德哲学强调理性在道德行为中的重要性。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由概念探讨，揭示了自由的双重性和辩证法。通过对康德等哲学家的分析，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道德与自由的关系。

第十一讲

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自律和他律。自律强调自我作为主体自由地给予自身规定，同时这些规定也应当是法则。他律则是来自他人的法则，与古代相似，不仅考虑其他人，还包括自己。康德认为价值在伦理学中没有地盘，因此当价值是他律的，不承担义务时，应承认价值。在康德看来，抽象地宣称法则是对自由的否定是不符合事情本相的，因为绝对没有法则的状态也是不自由的。法则与自由是动态的元素，法则所抓住的是人的欲求能量，这种能量能够被控制但不会完全升华。康德通过抽象保证了自由与法则之间的关系是先验的建构，每个个人从法则那里得到的自由与他受到法则限制的自由是同等的。康德认为《实践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的区别在于，《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是以自然的意识为出发点，而《实践理性批判》则是对实践理性的能力进行分析。康德从自然的意识出发，将道德法则规定为一种给定的东西，因此道德法则必定会从自然的意识中显露出来。



第十二讲

无上命令的不可推论性，通过现象学的视角探讨了现代哲学中关于不可证明之物的讨论。文中分析了厌倦论证的现象，以及哲学转变为学说的过程，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两种危险。接着，深入研究了康德的道德哲学，特别是关于无上命令和意志的概念，揭示了康德哲学中的辩证法和心理学问题。文章还探讨了康德关于道德法则和敬重的理解，以及他对自由的看法，最后讨论了康德伦理学中观念伦理学、责任伦理学和物质伦理学的关系。



第十三讲

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控制欲望与压抑的重要性被广泛讨论。作者认为，不同哲学流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一致，这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趋势相吻合。在探讨理性的本质时，作者指出它是一种旨在自我保存的理性，并以康德和斯宾诺莎的观点为依据。

然而，作者指出道德哲学存在一个错误根源，即过分强调放弃欲望的绝对性，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作者主张道德哲学应关注个体与整体利益的平衡，并通过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屠宰场的圣约翰娜》和《四川好人》来阐述这一观点。

在《屠宰场的圣约翰娜》中，好人沈特通过乔装打扮来解决既要做好人又要生活的困境。同时，他在作品中扮演坏人水塔的角色，展现了布莱希特作品中人物的多面性。而在布莱希特的诗歌《坏人的面具》中，通过日本工艺品面具的比喻，表达出当坏人也是一种负担。

作者还提出了耶稣会教义的问题，强调道德哲学必须关注个体与整体利益的对抗，不能简单地将目的视为手段的正确性。在布莱希特的戏剧和诗歌中，这种对抗得到了生动的体现。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道德哲学在解决个体与整体利益冲突时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第十四讲

观念伦理学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与物质伦理学和责任伦理学形成鲜明对照。康德认为，道德行为的本质在于其内在性和理性，道德法则应独立于外部因素，尤其是不受感官欲望和神学的影响。他主张道德行为不应以其他原因为基础，强调道德行为的原因源自主体自身的内在性。康德将道德哲学视为一种观念伦理学，强调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约束，从而将道德行为定位在主体的内在性之中。这种观念伦理学的特点，使得康德成为真正的形而上学主义者，将道德法则视为纯粹理性的产物。

德国道德哲学的特点是概念领先于现实发展，道德或责任仅在德意志思维领域存在。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德国道德哲学强调道德主体的无能为力，认为道德主体无法直接改变世界进程。这种道德观念在社会建立上无结果，但不受社会威胁。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道德主体的观点不能成为世界形成的观点，道德仅能以观念和行动的形式存在。这种观念伦理学在具体情境中缺乏实质内容，容易导致消极和不良后果。

第十五讲

康德在道德哲学中关于普遍与特殊关系的探讨，以及易卜生作品《野鸭》中对这一关系的体现。康德提出了规定的和反思的判断力，反思判断力探讨的是如何从特殊经验提升到普遍。易卜生在《野鸭》中通过格雷格尔斯这一人物，展示了道德行为的局限性和道德范畴的约束性之间的矛盾。作品探讨了道德的纯化行动，以及道德与责任伦理学的关系。作者通过分析《野鸭》中的人物和情节，探讨了道德哲学中的矛盾和困境，并指出道德哲学需要面对现实，思考道德与世界的关联。



第十六讲

道德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引起了作者的深思。作者强调，批判道德哲学的同时，也应关注其可能性的批判，并提升至意识层面。作者指出，生活的扭曲性使得正确的生活无法在错误的生活中实现，正确的生活应存在于对错误生活的反抗中，并强调反抗的必要性。

在批判尼采的道德哲学时，作者认为尼采仅停留在对市民阶层道德的否定上，缺乏对正确生活的具体阐述。此外，作者对道德相对主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相对主义并非假问题，而是与绝对主义相联系的辩证思维的一部分。

1963年，一系列重要学术讨论和观点涌现，涉及封顶庆典、学术教育的社会变化、道德失效的思考以及对权力批判的探讨。这些讨论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动态，涵盖道德、教育、社会哲学等多个领域，展现了丰富的学术探讨和思想碰撞。

作者强调，伦理学在批判被统治世界的角度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应谴责非人性事物。这一观点进一步丰富了道德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引发人们对正确生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