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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民教授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教授，同时也是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出版有《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和《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等专著，并在该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

作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从晚清民国的各种报纸、档案、日记及后来的回忆录中，揭示胡适、陈寅恪、刘师培、梁启超、严复等学术大师不为人知或被历史烟尘所遮蔽的面向。 我们如何面对过去，又如何面对现在与未来？在保有希望与信心的同时，感受历史与现实的微妙碰撞。 本书主要涉及胡适、陈寅恪、严复、刘师培、梁启超等晚清民初的学界“大师”。作者从晚清民国的各种报纸、档案、日记及后来的回忆录中，钩沉索隐，考证出这些著名人物不为人知的一些行动或文字，如讨论胡适早年在上海读书时的一些经历和发表的文字、陈寅恪到底是不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严复在复旦公学时期的所作所为、刘师培如何为袁世凯称帝张目、康有为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清末民初历史和这些重要人物的认识，揭示了过去那段历史的另一面。

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迅速成名，这与天主教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在反孔教运动中的努力密不可分。天主教会通过杂志和请愿等方式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保护信仰自由；基督教青年会则通过发行刊物、举办夏令营、出版书籍等方式对青年一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胡适的成名得益于这些组织和社会思潮的推动，以及他个人的才华和努力。

胡适凭借留学经历、学术成就和对白话文运动的推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偶像。他的主张和立场影响了众多青年和前辈学人，甚至引发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再思考和重新定位。然而，胡适的崛起也使得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显得单一化和线性化，掩盖了其他派别和人物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胡适与陈独秀的论战，包括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看法，以及他们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交锋，展现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归国杂感》等著作，以及与吴宓的交往，进一步体现了他对中国文艺复兴的论述。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容忽视。他的主张和立场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中国文艺复兴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我们应从更广阔的视角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关注其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全面认识胡适及其时代。

胡适何以“暴得大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的再思考

胡适，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其求学经历丰富多彩。在上海求学期间，他在中国公学度过了重要时光。这段时期，胡适不仅成绩平平，更在课外活动中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和社会活动能力。他积极参与皖北水灾和云南旱灾的募捐活动，并在澄衷学堂为旧金山地震灾害和湖南水灾捐款，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

胡适在多个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如《竞业旬报》、《国民白话日报》、《南洋兵事杂志》和《女学生》杂志，这为他在白话文启蒙运动中的活跃提供了有力证明。他的这些经历和作品为他日后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展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深入思考。

胡适的姓氏、别号、笔名录等资料，如《胡适姓氏、别号、笔名录》和《胡适研究资料》等书籍，为我们了解他的生平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他在《庄谐杂志》发表的文章和年谱，以及《海天诗话》中翻译的亥纳诗，也为我们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的《女学生》杂志和吕碧城女士的阅读反馈，以及他的《藏晖室日记》和《四十自述》等作品，为我们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宝贵资料。最后，胡适和其他70名留美学生的考试留美生草案和赴美经历，也为我们揭示了他在学术道路上的坚定决心和勇敢追求。

总之，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的经历，不仅为他的人生和事业奠定了基础，更展现了他在社会活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才华。他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学者、思想家的魅力和风采。

少年胡适在上海时史料补遗

陈寅恪，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曾在复旦公学度过了一段重要时光。文章通过梳理陈寅恪的生平事迹，揭示了其与复旦公学的不解之缘。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与复旦公学校董熊季廉关系深厚，熊季廉也为复旦公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陈寅恪并非通过正式考试进入复旦，而是可能因亲友推荐得以入学。在复旦公学期间，陈寅恪积极参与湖南水灾募捐等公益活动，展现出他的社会责任感。

陈寅恪在复旦公学求学期间，学业未完成便提前离开，时间定格在1909年夏天。文章详细考证了陈寅恪与同班同学的入学时间、成绩以及毕业情况，揭示了他在复旦公学的真实求学经历。竺可桢等同学对复旦生活的回忆，以及陈寅恪在离开后几十年时间里对这段历史的淡漠态度，也映照出他在复旦公学时期的独特经历。

在复旦公学，陈寅恪不仅学业有成，更热心于校事，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这段经历，无疑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学业未竟，但陈寅恪在复旦公学留下的足迹，足以让人铭记。

陈寅恪与复旦公学

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是研究严复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往对其在复旦任职及离职原因的解读存在误解。文章揭示了复旦公学的创建过程，从严复在欧洲的办学愿望，到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后，马相伯带领学生另立新校，最终成立复旦公学，展现了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1906年，复旦公学面临财政危机和管理混乱，严复接任监督后，试图通过改革财务和规章制度来解决经济问题，但此举引起部分学生不满。他与叶仲裕、张桂辛等人发生冲突，并试图通过辞职和铁腕手段处理问题，最终维持了学校的正常运作，但也受到批评和反对。

严复在复旦公学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旨在提升学生学业、加强学校管理和增加经费收入。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引发部分旧生的反对，导致矛盾激化。面对批评，严复选择辞职，离开复旦后，他仍关注学校发展，并向新任监督夏敬观提供帮助。

严复与熊季廉的书信往来展现了其教育感情和对学生未来的期望。文章还记录了震旦学院解散和复旦公学的建立过程，以及相关人士如马相伯、曾少卿等人的活动和贡献。复旦大学的发展历程充满曲折和挑战，从校舍建设、办学经费、规章制度到与日本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关联。

严复在复旦公学任职期间，虽然待遇优厚，但因事务繁忙，不能时常到校，导致校务废弛，引起不满。他与叶景莱的冲突加剧了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他辞去监督职务。期间，他还提到了严鹤龄、周良熙等人的任职情况，以及夏敬观接任复旦监督的过程。

文章的修改过程充分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利用近年新发现的材料，对文章进行了大规模的补充修正，使文字增加近一倍。在发表前，文章曾得到《历史研究》、《复旦学报》两刊匿名审查人及多位教授的指导与校正，作者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言行之间——严复与复旦公学

严复与熊季廉深厚的师徒关系，两人如同父子般亲密无间。严复不仅在学业和思想上指导熊季廉，熊季廉也承担了为严复购买文房四宝等琐事，师徒关系密切。熊季廉去世后，严复悲痛不已，并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文中详细描述了熊季廉患病及医治经过，以及他一生的功业、思想和交游情形。严复对熊季廉的早逝感到非常遗憾，认为他是国家失去的人才。此外，文中还提到了熊季廉对复旦公学的贡献，以及他去世后，严复等人努力维持复旦公学的情景。



严复与熊季廉的“父子”之交——严复的一则佚文考释

刘师培，古文经学大家，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担任顾问，为其出谋划策。他不仅在政治上支持袁世凯，还试图从学术角度为帝制提供理论支撑。然而，他的这些行为遭到了时论和朋友的批评，被认为背叛了学术和革命初衷。

刘师培积极参与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以学术为幌子，撰写《国情论》、《共和解》等文章，主张恢复君主制。他的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但他并未动摇信念。甚至组织全国教育界请愿会，力推袁世凯称帝。刘师培的行为赢得了袁世凯的认可，得到了一定的官职和荣誉，但也遭到了时论的批评，被指责为“无耻”和“龌龊书痴”。

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刘师培也遭到了社会的谴责和批评。尽管他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但他的政治行为和道德争议使得他成为众矢之的。袁世凯去世后，刘师培因未列入帝制祸首名单而免于通缉，但他仍然受到舆论的攻击。蔡元培曾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但刘师培的品行和反复无常的个性让他备受争议。

刘师培在清末民初时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推动国体改革，在筹安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刘师培一度支持帝制，但后来又对袁世凯的统治产生了不满。同时，他还关注学术问题，如汉儒贾逵的从祀孔庙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袁世凯时期的帝制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文章详细记录了帝制派人物的活动，如杨度、刘师培等，以及他们与袁世凯的关系。同时，文章也探讨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如列强干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等，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以学殉时”——洪宪帝制期间的刘师培

南桂馨，民国时期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与阎锡山关系紧密，亦资助《刘申叔先生遗书》编印。文章详述南桂馨与刘师培的交往，从留学时期相识，至刘师培困境时得南桂馨援助，再到刘师培被袁世凯推荐，两人政治互动愈发紧密。南桂馨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存在主观性和夸大，但分析历史资料与旁证，可全面了解南桂馨与刘师培的关系及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文章亦揭示了南桂馨在刘、章决裂事件中的角色，及与刘师培在复辟帝制活动中的互动。

刘师培晚年生活凄凉，去世后舆论与友朋关注极大。北大学生杨亮工回忆录中追述刘师培之死，时间有误。刘师培去世后，家境与身后事处理悲惨，南桂馨未曾资助，两人未再联系。南桂馨后声称刘师培临终托付他处理身后事，并资助丧葬事，但这可能只是南桂馨与郑裕孚事后的美化。1960年代初，南桂馨表示刘师培曾在他太原时托付整理出版著作，但在1962年序言中未提及处理身后事及资助丧葬事。刘师培去世后，南桂馨未出现，而资助《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出版成为他一生中最受学者纪念的事。

南桂馨与刘师培的关系，及刘师培的生活与学术经历，文章中提到南桂馨回忆刘师培在太原停留“二年，始复入京”，但这显然为误。文章还提到刘师培的一些学术活动，如为国学院捐赠买书款，及在四川国学院的经历。此外，文章还涉及了刘师培与丁惟汾的友谊，及他在北京去世后的报道与悼念活动。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多位专家与同行的支持与帮助，他们提供专业意见或实际帮助。作者对此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提及《近代史研究》匿名审稿人及编辑部、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华中师大郑成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中国社科院汪朝光教授和马忠文教授等人的贡献。同时，作者还感谢王波兄、湖州师院鲁卫东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古籍所博士生金菊园同学的帮助。

南桂馨与刘师培——兼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的成书过程

南桂馨，作为阎锡山的重要幕僚，自北洋时期起为其出谋划策，尤其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南桂馨的策划和运作贡献颇多。然而，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南桂馨与阎锡山均受到牵连，阎锡山被指责为“帝制余孽”，南桂馨则被视为“无廉无耻”。在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南桂馨担任警务处处长，负责禁烟、禁赌等事宜，但其行为却引发争议，被认为是山西鸦片难以禁绝的大阻力。

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模范省”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被认为是收税发财借口与加强控制的手段。南桂馨作为阎锡山的亲信，在山西警务处长任上，其所作所为曾招致公愤，被认为是造成山西警界乱象的重要因素。

胡适对阎锡山治下山西的义务教育情况给予高度赞扬，但经亨颐实地考察后却发现，山西的义务教育只是表面文章，校舍管理军队化，师资不足，阎锡山推行“精神教养”的举措充满军国主义色彩。《国闻周报》也报道了山西义务教育事业的表面繁荣背后，实际办学质量堪忧。梁漱溟从农民角度出发，认为片面强调扫盲教育不符合农民实际需求。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义务教育，实际目的是为了愚民和控制基层，他的举措被指责为包装粉饰，并无实际效果。

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时期，包括他的政治手腕、教育改革、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引用多位作者的研究，揭示了阎锡山如何运用各种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包括使用干部的手腕、政治手腕等。同时，也展示了山西在阎锡山统治下的社会现象，如教育问题、鸦片泛滥等。

南桂馨等人物在天津市政建设中的角色，以及阎锡山与南桂馨之间的关系，也在文章中被提及。整体上，文章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描绘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图景。

南桂馨与阎锡山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与袁世凯关系的一例。当时有人假借“横滨梁”名义发布诽谤揭帖，企图挑拨梁启超与清政府新当权者的关系，而梁启超则发表启事辩诬。此外，梁启超还试图通过疏通关系，推行“和张”计划，孤立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他们联合清廷新贵打击袁世凯，试图消除革命势力。然而，康、梁的努力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袁世凯得以全身而退。尽管康、梁与清廷新贵关系密切，但他们的立宪主张并未得到实现，最终走向与袁世凯合作的道路。



辛亥前康、梁同袁世凯关系之一例——从梁启超的一则佚文谈起

杨凌霄的《吾妻镜》挑战了传统观念，提出了私奔为动物公理、男女贞淫与人品无关等观点，主张男女有权自择配偶，认为情欲是生命起点。该书批判禁欲，指出禁欲只会培养伪君子。作者结合西方自然科学和进化论，对诸多问题提出见解。书中内容激进了当时社会，涉及夫妻关系、子女教育、生育保健等，旨在提升黄种人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

蔡元培的夫妇公约、中外日报报道、孙宝瑄日记中的“化种”思想、梁启超言论及其原因等，皆与《吾妻镜》一脉相承。书中内容引发了广泛讨论，有读者认为其振聋发聩，反映作者对中国种族问题的忧虑和改良传种问题的关注。但也有批评者认为内容露骨，甚至视为“淫书”，引发道德、文化和教育等多方面讨论。

唐权教授基于《吾妻镜》初稿进行考察，探讨书中性科学内容，并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发表相关论文。杨翥的《吾妻镜》初稿已发表，增订本篇幅更大，增加了更多读者阅读和使用的材料。

清末的新性道德论述——杨翥的《吾妻镜》及其读者

晚清时期，何启和胡礼垣作为重要的思想家，对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何启，香港出生，受西方教育，精通医学和法律，曾获得英国医学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后转向法学，成为律师。他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曾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并在多个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任职。何启与胡礼垣合作，发表了多篇政论，呼吁改革，主张宪政，对晚清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胡礼垣，在香港接受教育，学习中西文化，曾任教于中央书院，参与创办香港《粤报》，翻译出版《英例全书》。他与何启合作发表了《新政论议》等著作，主张改革。他卷入一场官司，由何启为他辩护。他还曾在日本暂代领事，后因甲午战争离开日本，回到香港。在香港，他经商之余，致力于著述，与何启合作发表了《新政真诠》等书。胡礼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创办香港大学募捐，并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文章，提倡和平、自由等思想。

胡翼南，是另一位清末维新派人士，与何启、胡礼垣等有书信往来。他在《循环日报》等媒体中活跃，著有《新政真诠》、《梨园娱老集》等作品。胡翼南的交往涉及伍秩庸、胡礼垣等人，并与其他历史人物如伊藤博文有交往。他的游记、诗歌等作品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

叶落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