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埃德温·桑兹，英国古典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1844年诞生，直至1922年去世，其学术生涯与剑桥大学紧密相连，担任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导师及校方发言人等要职。他荣获多所知名学府的荣誉博士学位，包括都柏林（三一学院）、爱丁堡、雅典和牛津，被授予剑桥大学“终身荣誉发言人”称号，并得到希腊最高荣誉组织“救世主勋章团”的司令官徽章。1911年，桑兹获封爵士。他的学术著作丰富，如《西方古典学术史》、《复活节希腊游记》等，同时参与编纂了《古典名物词典》和《希腊研究手册》，对古典学术领域贡献卓越。

《西方古典学术史》是英国古典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重要的著作，全书共三卷，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古典学术的发展历程，细数希腊罗马学术发展流变，涉及各时期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尤以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语法学见长，著述极为详赡渊博，可看作对以往各个时代古典学术成就的总录。
本书为第二卷，所讲述的古典学术史由文艺复兴起，至18世纪。全书首先以意大利为中心，讲述文艺复兴时期对希腊、罗马著作的研究，接着16，17，18世纪各为一章，每章分国别讲述古典学术史。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地区，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德国，均有详细的论述。

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英国古典学者，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导师，剑桥大学校方发言人，不列颠学会会员。曾获都柏林（三一学院）、爱丁堡、雅典、牛津几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终身荣誉发言人”的称号，被希腊最高荣誉级别组织“救世主勋章团”授予司令官徽章。1911年获爵士头衔。主要著作有《西方古典学术史》《西方古典学术简史》《复活节希腊游记》《哈佛讲演录：学术复兴》等，与人合编有《古典名物词典》《希腊研究手册》等。
译者：张治，1977年生，山东淄博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译有《西方古典学术史》（全三卷）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合译），著有《蜗耕集》《中西因缘》《异域与新学》《蚁占集》《文学的异与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并涉及西方古典学术史、翻译文学和中西学术比较，近年从事钱锺书手稿集的研究。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发展，包括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贡献，以及学者们对拉丁和希腊经典的重新发现与研究。同时提到了佛罗伦萨梅第奇时代的文化繁荣，如科西莫·德梅第奇的赞助和各种学园的建立。还提及了不同国家在学术史上的阶段，如法国、英国与荷兰、日耳曼等国的重要学者和贡献。



主要内容概略

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活跃的时代，彼特拉克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醉心于古典文化的模仿与重建。他潜心研究拉丁经典，深受西塞罗和维吉尔的影响，同时也热衷于收藏古币和碑铭，对历史学和考古学抱有浓厚兴趣。被誉为“第一位现代人”的彼特拉克，深刻认识到古典文学的价值，并以现代的视角和批判的态度来欣赏它们。

彼特拉克对古典文学的热爱不仅限于拉丁作品，他对希腊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兴趣，尽管他的希腊语并不流利。他对荷马、柏拉图等作家的作品抱有极高的热情，通过学习和收藏这些作品，他激发了同时代人如薄伽丘的研究兴趣，推动他们深入研究拉丁经典，并开启对希腊文化的探索。彼特拉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的工作为意大利接纳希腊文化奠定了基础。

薄伽丘作为意大利早期研习希腊文的学者之一，其希腊知识来源广泛，包括书籍和当时的学术交流。他对古典文学的探索不仅限于翻译，还体现在对作品的解读和创新上。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深受古典文学影响的典范，它以故事的形式展现了当时社会风貌，同时也融入了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

彼特拉克的作品如《歌集》和他对西塞罗书信的研究，体现了他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他的文字中流露出对荣誉与文才的追求，以及对古典传统的尊重。通过模仿古代作家，如普罗珀提乌斯，他展示了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并在作品中注入了个人的情感与思考。

彼特拉克的影响力超越了他的时代，对后世学者和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书信集，包括《私人书信集》和《暮岁书信集》，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的重要窗口。他对维拉尼和薄伽丘等名人的仰慕，以及对古典作品的深入研究，展现了他作为学者的广泛兴趣和深度。

彼特拉克的研究资料和相关著作，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对于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潮流和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文学创作，更在于他对人文主义理念的传播和实践，对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　引论。彼特拉克与薄伽丘

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期见证了两个社交圈子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热烈兴趣。其中一位关键人物是彼埃特罗·瓦拉米亚诺·萨卢塔蒂，他不单是一位热衷于搜寻和研究古籍的学者，更是通过实际行动推动了这一领域的进展。他的努力不仅限于个人研究，他还通过书信与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交流，这些书信集至今仍被高度评价。

萨卢塔蒂对于古典作品的深入理解反映在他的通信中，他的观点和解读在当时的学术界颇具影响力。他的工作和发现，包括对普鲁塔克著作所做的注解，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文献不仅展示了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深厚造诣，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杰出人文主义者的视野。

在这个时代，学者们对于希腊语在意大利的消失时间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瓜理诺就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独特见解。这种学术分歧体现了当时思想的多元性，以及人们对于历史和语言演变的深入探索。

同时，这个时期的其他重要人物如曼纽尔·赫律索洛拉斯也因其贡献而被铭记。赫律索洛拉斯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古典文本的校勘上，他的工作确保了这些珍贵文献得以保存并流传后世。他的努力对于恢复和保护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关键作用。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通过他们的研究、交流和著作，不仅深化了对古典世界的理解，也为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文化的尊重，至今仍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第二章　萨卢塔蒂、赫律索洛拉斯、巴尔齐扎

博乔，生于阿雷佐附近，在佛罗伦萨求学后成为教皇秘书。他在15世纪初的多次旅行中，特别是在克吕尼和圣高尔等地，发掘出大量珍贵的古代拉丁经典手稿，如西塞罗的演说词全本和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等。这些发现对文艺复兴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促使博乔与其他学者合作复制、校订和保存这些文献，确保了古典著作得以流传。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先驱，博乔关注塔西佗的作品，发现了《历史》和《编年史》的手稿，并与同行协作进行文本的复制和校对。同时期，尼科利、库萨的尼古劳斯等学者也在积极搜寻普劳图斯、弗隆提努斯等作家的作品。在米兰、帕多瓦、罗马等地，不断有新的古代著作被发现，如科尔苏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摹本。

历史文献中记录了古代手稿的发现过程、抄本编订以及学者间的交流。博乔的书信集、西塞罗的作品及古希腊悲剧家的手稿摹本都被提及，反映了古代文学作品如何流传下来，并且学者们对这些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出版工作。

相关著作中提到了A. Masius关于弗拉维奥·比翁多生平与著述的研究，以及Voigt、Symonds、Creghton等人的成果。《哈佛讲演录》讨论了奇里亚科后继者的议题，而Jubilatio全文首次完整刊印于Kristeller的《安德里亚·曼特尼亚》，尽管《拉丁碑铭集》只收录了部分内容。

博乔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发掘和保存了古代文化遗产，还在于他通过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他的工作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章　经典的发现。博乔、奥理斯帕、菲勒尔佛、雅努斯·剌斯喀理斯

佛罗伦萨在早期梅第奇时代的学术繁荣深受对古典学识的热爱所驱动。这个时期的学者们积极翻译和研究古希腊与罗马的著作，以复兴古代智慧。罗伯托·德罗西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翻译工作启发了科西莫·德梅第奇，后者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成为学者们的慷慨赞助人。他创立了圣马可图书馆，并推动了柏拉图著作的翻译。

帕拉·斯特罗齐邀请了赫律索洛拉斯来到佛罗伦萨，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交流。尼科利作为抄书员和文本考据的先驱，收藏了800部钞本于梅第奇图书馆，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安布罗焦·特拉威萨利虽然在古代手稿发现上不如他人幸运，但他的学术贡献同样不可忽视。

曼涅提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他通过书信集、传记和历史著作展现了深邃的思想观念与时代背景。这些作品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繁荣景象。

同时，其他学者如韦斯帕夏诺、博乔也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文学贡献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无论是书信还是历史著作，都为后世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窗口。

维托理诺是教育领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希腊文钞本、关于瓦勒留·马克西姆斯的讲录以及对人文主义教育家的贡献，都在文艺复兴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通过他的生平事迹和通信内容，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教育理念。

另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是尼科洛·尼科利，他的作品展示了他对古典文学的深厚理解和独特见解。他与同时代学者的交流，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

维斯帕夏诺则以其历史著作闻名，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件，也体现了作者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坚持。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背景下，这些学者和作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品和思想交流，共同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时代。他们对古典作品的翻译、研究以及自身的文学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文化遗产，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章　佛罗伦萨的早期梅第奇时代

希腊移民对意大利文化的深远影响不容忽视。柏拉图的哲学在公教会辩论后逐渐流传，新柏拉图主义随之兴起，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相对削弱。多位希腊学者如忒奥都儒斯·伽扎、乔治和阿耳古洛普罗斯来到意大利，翻译了大量希腊作品，对拉丁文化世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们的贡献不仅限于知识传播，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这些移民中，瓦拉、拉波·达卡斯蒂利昂乔、佩罗蒂等译者尤为突出。他们在尼古拉斯五世的支持下工作，翻译了修昔底德、希罗多德、色诺芬、波里比乌斯和爱比克泰德的作品，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瓦拉不仅是杰出的翻译家，还开创了历史批判领域，他的《论拉丁语言的优美》备受推崇。皮尔·坎迪多·德琴布里奥则因翻译阿庇安著作而知名，他对古典研究同样作出了卓越贡献。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是Gemistos Plethon，他与Gass、Geiger等人的哲学思想和人文主义贡献被深入分析。他们的作品不仅丰富了学术界的研究，还对后世产生了持久影响。手稿发现、翻译作品以及学者们的肖像画记录，都是这段时期文化繁荣的见证。

此外，关于古罗马历史的研究也得到了深化，多位学者的作品探讨了不同作者的著作、特定人物研究和文学风格分析。这些文献为理解历史事件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研究水平和人文精神。

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学者们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分歧进行了详细研究，如Gennadios 和 Plethon 代表的两派在希腊教会中的争论。这些学术探讨不仅丰富了哲学领域，还推动了文化和社会的进步。

总的来说，这段时期的文化交流、学术研究和人文主义发展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意大利乃至欧洲历史上的璀璨篇章。希腊移民带来的思想碰撞与知识传播，无疑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第五章　前期希腊移民

意大利学术复兴中后期希腊移民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君士坦丁堡陷落被视为关键因素，但在此之前，意大利已接触许多希腊著作，并有学者研习希腊语。城破后，更多希腊人如米凯勒·阿波斯托琉斯、安德洛尼卡斯纷至沓来，活跃于哲学界。

这些移民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点燃了深入对话的火花。他们与当地学者一道，就本体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些讨论不仅限于学术层面，它们深深植根于15世纪的文化土壤中，对当时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波斯托琉斯的作品和他与其他哲学家的交流，是这一时期活跃辩论的生动例证。他的三部力作与同时代思想者的碰撞，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那个时代哲学天空的一隅。他们的声音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能激荡起思考的涟漪。

学者们在这些对话中探索着存在的本质，挖掘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解析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他们的争鸣与共识，构筑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学术画卷，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总的来说，这些移民的到来，无疑丰富了当地的思想库，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也为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贡献，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值得我们去珍视和研究。

第六章　后期希腊移民

佛罗伦萨学园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鼎盛，费奇诺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努力调和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教义，对后世影响深远。洛伦佐的统治吸引了如皮柯、波利齐亚诺等才子，他们的学术成就及诗歌作品体现了时代精神。然而，随着洛伦佐去世和查理八世的入侵，学园逐渐衰落。

波利齐亚诺是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创作了喜剧、讲义、著作集和书信集，其中《爱荣耀者》使他获得“喜剧家勒皮杜斯”的美誉。他对学术的贡献广受赞誉，尽管面临个人不和与创作热情减退，其作品仍产生深远影响。

萨沃纳罗拉在洛伦佐去世后提倡限制学识，批评人文主义倾向，导致珍贵手稿毁于极端行动。马尔巴赫则以《教皇史》闻名，详细记录了教宗的历史。此外，还有多部著作如《肖像画》、《诸教皇传论》等，涵盖了艺术、历史和传记领域，为理解这一时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尽管学园的辉煌不再，但波利齐亚诺等人的作品继续在学术界流传，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些学者和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关于他们的研究，共同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丰富而多元的文化遗产。

第七章　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罗马的学园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古典著作的出版经历了重大变革。中世纪的手抄书业逐渐被近代印刷术所取代。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是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他既是最后一位抄书员，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书商。他的工作在保存和传播古典文献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印刷术的引入归功于两位日耳曼人——斯韦恩黑姆和潘纳尔茨。他们在意大利各地设立印刷所，大量出版拉丁文著作，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普及。与此同时，阿尔都斯·马努修斯在希腊文化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仅致力于古籍的校勘与出版，还创新了字体风格，对后世的排版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者们对古典作品的热情也体现在他们的注释和翻译工作中。例如，Stobaeus的作品在1535年和1575年经历了增补，而Aretaeus则在1534年由Andr．Turnebus进行了修订。彼得·本波的肖像画等艺术作品，以及书信和著作目录，都反映了当时书籍出版的繁荣景象。

各个城市的出版社活跃起来，作品的印刷时间记录了这一时期文化生活的节奏。学者们对古典智慧的探索与传播，不仅丰富了当时的学术环境，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些古籍的注释、翻译和新版本，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古典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总的来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著作出版，是技术革新与文化热情交织的结果。印刷术的进步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古代智慧，学者们的辛勤工作则确保了这些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这一时期的书籍不仅记录了历史，也塑造了未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八章　古典著作在意大利的出版

教皇利奥十世在位期间，文化与学术活动蓬勃发展。受过良好教育的他推动了希腊文印刷术的进步，学校和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基吉的希腊文印刷所及教皇在蒙特卡瓦洛建立的机构。学者们醉心于翻译和注释古典作品，如荷马、索福克勒斯和波弗利的著作，这股对古典文学的热忱也体现在教皇对学者的鼎力支持上。

然而，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经历了革新。彼得·蓬波纳齐在《论灵魂之不朽》中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见解，挑战了关于灵魂不朽性和多样性的理解。他的理论深受亚里士多德和阿弗洛底西亚学派影响，尽管面临正统教义的压力，如拉特兰公教会议对某些观点的批评，但蓬波纳齐的作品并未受到教会谴责。学术界辩论未因教会立场而停滞，思想多元性继续在学者间碰撞，如蓬波纳齐与阿威罗伊主义者的争论。

蓬波纳齐本人最终选择绝食自尽，但他的作品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15世纪末至16世纪的拉丁学者彼得·本波同样成就斐然，他出身贵族，精通多地学问，在费拉拉宫廷任职期间以其典雅的拉丁文和对西塞罗风格的崇尚闻名。他的著作与肖像画，以及多位作家的教育理论和文学批评，共同构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交流、学术成就和艺术创作。

同时期的学者和作家们也各有建树。纳瓦哲罗的文字被誉为能直抒胸臆，展现内心世界；安哲罗·波利齐亚诺在诗歌中倡导万物皆可入诗，并在其对话录中深入探讨。弗拉卡斯托洛和托伦提诺的作品则展示了他们对学问的热爱与生活观察的细腻。此外，颂赞集、文人肖像集以及名人学者传记的涌现，无不彰显着当时文学与学术的繁荣景象。

尽管战乱频仍，罗马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地位依然稳固，学者们坚守语言和文化遗产，对知识抱有执着追求。卡萨诺瓦、瓜理诺的希腊语法集成、蓬波纳齐的颂赞集和对埃特纳火山的描述，以及本波的作品与肖像画，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交流、学术成就和艺术创作的瑰丽画卷。

第九章　自利奥十世时代至罗马之劫

第一编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与学术史

伊拉斯谟，一位享誉国际的学者，诞生于荷兰鹿特丹。在代芬特尔与波瓦勒杜克接受教育后，他加入了奥古斯丁修道院并成为神甫。他的学术生涯丰富多彩，对欧洲北部的文化和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修道院的生活期间，伊拉斯谟潜心研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书信集尤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被多次编订和引用，成为了理解他思想与生活的重要窗口。这些书信不仅展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也反映了当时欧洲社会的风貌。

除了书信，伊拉斯谟还撰写了多卷对开本的《著作集》，内容涵盖了广泛的学术领域。他的研究成果深厚且广泛，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此外，不同作者所写的传记也从各个角度描绘了这位伟大学者的生活和贡献。

人们对于伊拉斯谟的纪念并不仅限于文字。他的肖像画流传至今，这些画作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形象，让后人得以一窥这位学者的风采。通过这些视觉艺术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伊拉斯谟的精神世界和他的时代背景。

总的来说，伊拉斯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书信以及与他相关的艺术作品，都成为了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线索。他的贡献不仅限于学术领域，更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追求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

第十章　伊拉斯谟

1527年罗马的劫难标志着意大利学术复兴的终结，但对知识的追求并未停止。维达的《诗艺》作为诗歌理论的开篇之作，维吉尔和亚里士多德的见解影响了后世。1536年后，亚里士多德的诗歌理论在意大利广泛传播，各类注释与研究著作相继出版，确立了他的权威地位。

皮埃罗·维托里，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的一位杰出希腊学者，对古典学术有重大贡献。出生于佛罗伦萨名门，师从多位知名学者，他对天文学的早期兴趣引导他深入研读古代文献。维托里曾参与抵抗暴君的运动，后退隐专注于学术，编订了西塞罗、加图和瓦罗等人的作品，并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作注。他的成就涵盖拉丁学术与希腊诗歌哲学，尽管批评过教皇政策，但他后来效忠于托斯卡尼大公。维托里的严谨学风受到同辈学者的高度赞赏，他去世后被尊为博学的伟大人物。

罗伯特利，生于名门，在多地教授学问，著作如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注解和埃斯库罗斯作品校订影响了后世学者。他的《论崇高》奠定了拉丁手稿校勘的基础，尽管性格骄傲引发争议。与昔郭纽斯的争论影响了他的声誉。

尼佐琉斯的《西塞罗文辞索抉》是重要的参考书目，经多次修订仍被广泛使用。他与马约剌基乌斯就西塞罗作品解读展开辩论，直至后者去世。穆雷图斯的作品丰富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环境，尽管宗教裁判所和禁书审查带来负面影响。

意大利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戏剧关系密切，早期喜剧如《卡拉德罗故事》受拉丁戏剧影响，马基雅维利的戏剧模仿古典作品。塔索的诗歌明显受到维吉尔的影响，他灵活运用各种文学典范。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们通过对比分析和引用原始资料深化对文学的理解。

文献涉及演说家评价、文学比较、名人传记以及古代作品真实性讨论。穆雷图斯的著作及其影响被提及，还有古希腊哲学家的名字和碑铭来源的质疑与辩护。历史人物自辩词、历史书籍和艺术作品描述展示了对文学、历史和艺术的深入研究。

第十一章　1527—1600年的意大利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人文主义领域有着丰富的交流与贡献。尽管彼特拉克对西班牙的影响证据缺失，但阿里亚斯·巴尔博萨和莱夫利哈的安东尼奥等学者与意大利保持着联系。15世纪至16世纪期间，西班牙学者从意大利带回了对希腊作家的兴趣，如努涅斯·德古斯曼和比安卡等人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尽管人文主义在西班牙受到了一些挑战，但这些学者的努力确保了知识的传承。

葡萄牙方面，布戴乌斯的版画作品展示了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这些作品基于Thevet的《名人像传》，并引用了Voigt、韦斯帕夏诺、McCrie和A. Merrill等人的著作。热罗尼莫·奥索里奥主教和耶稣会士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在拉丁文学领域也有重要影响，他们的学术作品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知识。

学者们对希腊文秘藏书籍的来源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古代文学、碑铭和历史事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尽管人文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这些学者的努力确保了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们的工作不仅限于学术界，还通过艺术作品如布戴乌斯的版画，将古典知识传播给更广泛的社会。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文主义者们跨越地理界限，共享思想，促进了欧洲文化的交融。他们对古典文献的翻译、研究和保存，为现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为理解过去的时代和文化开辟了道路。尽管他们的工作可能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的认可，但历史证明，这些人文主义者的贡献对于塑造我们今天的知识体系至关重要。

第十二章　西班牙与葡萄牙

在1360年至1600年间，法国学术界经历了复兴的初期阶段，这个时期深受意大利学术影响，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宫廷和巴黎大学。彼特拉克对法国的贬低引发了法国学者的反驳，他们通过翻译古典作品如尼刻尔·奥雷姆将希腊词汇引入法文，并在课程中使用维吉尔、西塞罗等人的著作。蒙特勒伊的让被认为是首位真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他从意大利引进古典学问并对朋友尼古拉·德克莱芒日产生了影响。

随着印刷术的引入，学术复兴得以加速发展，大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著作被印制出版。16世纪，学者和出版商的活动日益活跃。罗贝·艾蒂安确立了出版家的独立地位，并编纂《拉丁语文宝库》；他的儿子亨利·艾蒂安超越父亲，出版古代作家作品，尤其是希腊历史家的作品，尽管因刊印《希腊语文宝库》和柏拉图著作而破产。斯卡利杰尔以其对拉丁语言的尖锐评论和诗歌艺术的系统论述闻名；艾蒂安·多雷在西塞罗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但因其思想和言论受到攻击而遇害。

两位学者依纳爵·罗耀拉和加尔文因不同的学术背景走上了不同道路。加尔文凭借拉丁文造诣完成早期著作，而拉伯雷则在修道院教育中打下学问基础，他的作品如《巨人高康大》和《庞大固埃》融合了多学识与思想，对教育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16世纪的学术环境见证了学者们从手稿整理出版古典著作，如皮埃尔·丹尼尔、塞尔维乌斯、皮埃尔·皮杜和雅克·邦嘉的工作。同时，法学和考古学领域也涌现出杰出人物，如雅克·屈雅斯。古典名著被翻译成法文，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学者们在艰难环境下坚持研究，贡献了诸如普鲁塔克作品的译者雅克·阿米约、路易·勒鲁瓦以及深受古典智慧影响的蒙田等人的作品。同时代的艾蒂安·德拉波爱蒂和艾蒂安·帕斯魁耶也对文学和学术有所贡献。

约瑟夫·尤斯图·斯卡利杰尔精通拉丁文，对希腊文有深厚兴趣，他的《正时论》和《纪年全书》等作品使他成为古学权威。伊萨克·卡索邦因协助法王复兴大学离开蒙彼利埃，在巴黎担任御前侍讲并致力于学术研究，尽管遭遇困难，他的注疏和编订工作对古典学有重要贡献。

16至19世纪期间，多位学者如斯卡利杰尔、艾蒂安·多雷、拉伯雷和阿德理安努斯·特内布斯的生平事迹、作品与学术贡献被记录下来。他们的研究涉及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为后世理解历史人物和思想提供了宝贵资料。

斯卡利杰尔在文学领域享有重要地位，他的书信集展示了他在文学批评的发展中的作用。伊萨克·卡索邦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贡献通过书信集、日志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得以呈现，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这些内容共同描绘了当时文学批评的发展、不同语言的研究以及对古典文化的传承。

第十三章　1360—1600年的法国

在14至15世纪的尼德兰地区，人文主义经历了一段繁荣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格鲁特和拉德温格哈德·格鲁特创立的“共生兄弟会”，该组织致力于教育推广与手稿复制，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代芬特尔和波瓦勒杜克的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比如后来享誉欧洲的伊拉斯谟。同时，鲁汶大学及其附属的利斯学校也对人文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南尼德兰的人文主义运动则受益于活跃的出版业和学者们的贡献。多位学者的研究涉及历史、教育、语言学等多个领域，他们的作品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Sabbadini、Bursian、Creighton等人的著作不仅丰富了当时的学术研究，也激励了后来的学者继续探索古典知识。

这一时期的出版物中，有些成为了经典文献，如《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和《教廷史》，它们为后世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此外，一些学者的生平事迹及其代表作也被详细记录下来，例如Vivès和Nève的作品，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活跃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对人文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学校不再仅仅教授神学和古典文学，而是开始引入更多的人文科学课程，如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等，这使得学生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世界，并在思考中形成独立的观点。

同时，学者们对语言学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深入研究拉丁语和希腊语，不仅提高了人们对这两种语言的理解，也为翻译和解读古典文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威廉·冈忒的贡献在于他对希腊悲剧诗人著作的编订工作，这无疑为后世理解古希腊戏剧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总的来说，14至15世纪的尼德兰地区见证了人文主义的繁荣发展，教育改革、学术研究和出版业的进步共同推动了这一思想潮流的壮大。这些成就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欧洲社会，也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十四章　尼德兰，1400—1575年

在14至16世纪的欧洲，英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逐渐展开。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拉丁文作品对当时的英国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乔叟，他的作品中流露出对古典作家的熟识。同时期，一些英国学者，如利得盖特、阿伦德尔主教等，通过书信往来与意大利学者保持联系，甚至有僧侣从意大利带回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英国人文主义活动以格鲁斯特公爵汉弗莱为代表，他积极引进意大利教师和作品，对古典著作充满热情。然而，随着汉弗莱的去世，英国对希腊经典的兴趣一度减弱。

到了15世纪后半叶，如伍斯特伯爵约翰·梯普托福特等继续游访意大利，带回并传播古典文化，但同时也受到意大利政治理念的影响。学术复兴时期，塞林的威廉成为第一位研究希腊文的本笃会僧侣，他在意大利学习并带回许多钞本，在坎特伯雷推广学问。他的学生托马斯·利纳克尔深受影响，游历意大利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成为重要的学者和翻译家，对英国人文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6世纪的剑桥大学见证了希腊语研究的进步，伊拉斯谟在此义务教授希腊文，并有学生如亨利·布洛克和理查·柯洛克等人继续推广。柯洛克成为第一位被正式任命的希腊文讲师，他的教学对古典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关于希腊语发音的改良引发争议，但最终在1554年被强制执行。伊拉斯谟式的读音法还是在英国乃至海外得到普及。

这时期，牛津和剑桥的学院不断建立，如布利奇诺斯、圣体学院等，反映了学术复兴的影响。公学系统也在发展，如埃克塞特学院关联的公学成为温彻斯特和伊顿学校的榜样。大量希腊罗马经典被翻译成英文，对英语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莎士比亚等作家提供了灵感。

查普曼的翻译作品受到高度评价，尤其受到济慈的喜爱，尽管济慈未能阅读原文，但柯勒律治认为查普曼的译本能帮助读者理解荷马。查普曼在翻译中融入了自己的特色，有些地方与荷马的清晰风格不符，但也有多处类似荷马的写作风格。其他著名的翻译家如亚瑟·戈尔丁、托马斯·诺思和菲勒蒙·霍兰也对经典文学做出了贡献。

文艺复兴时期的苏格兰人文主义者乔治·布坎南以其卓越的拉丁文学造诣和改革家的身份为人所知，他的著作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界。彼特拉克对英国诗歌的影响以及乔叟与意大利文学的关系，学者们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英国》和《乔叟与意大利文学之关系》等作品中进行了深入探讨。

16世纪的英国对希腊语发音进行了探讨，理查·柯洛克被认为是日耳曼地区第一位教授希腊语言的人。伊拉斯谟对发音规则有自己的见解，并通过私人指导影响他人。教育家们如托马斯·史密斯和罗杰·阿斯坎也提出了他们的读音主张，反映了当时英语发音与欧洲其他语言之间的互动。

不同时期的文学和教育作品及人物被提及，包括英国学校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情况、Warton的英诗史以及多位作家的翻译作品。伊丽莎白朝的批评文集、荷马翻译的讨论以及布坎南这位人文主义者与改革家的生平和著作也被详细记录。

这些历史事件和文学交流展示了14至16世纪英国与意大利之间文化的交融，以及对古典文学和语言研究的贡献。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当时的文学景观，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十五章　约1370—约1600年的英国

日耳曼地区在1350年至1616年间的人文主义发展显著，多位学者和艺术家为此做出了贡献。查理四世作为文学的赞助者，与彼特拉克有书信交流，并接受了古代罗马金币赠礼。埃涅阿斯·席尔维乌斯传播了意大利人文主义，在布拉格和摩拉维亚留下了深远影响。格奥尔格·波伊尔巴赫和雷戈蒙塔努斯是学者及天文学家，对拉丁文学有深入研究，并赴意大利求学。彼得·路德尔将人文主义教学引入海德堡，尽管面临阻力，但他的学生哈特曼·舍德尔在文献收藏与艺术历史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勒洛夫·海斯曼（鲁道夫斯·阿古利可拉）作为法律学者和希腊语专家，被视为日耳曼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与鲁道夫·冯·兰根共同推动教育改革，对抗中世纪经院哲学。同时代的亚历山大·黑吉乌斯、伊拉斯谟和约翰·罗伊希林也对人文主义教育和语言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日耳曼地区的人文主义者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派别。早期代表如鲁道夫斯和埃克致力于学术复兴，但依然支持教会；中期的罗伊希林、伊拉斯谟和康拉德·穆特理性对待基督教，不满经院哲学；晚期的乌尔里希等人倡导抗议，对自由的追求可能过度。

《致蒙昧之士书信集》是人文主义者讽刺经院学者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冲突。同时代的学者如策尔特斯、库斯庇尼安和瓦特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尽管受到宗教改革冲击，一些人如赫苏斯继续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并有杰出翻译成就。巴塞尔作为重要的人文主义中心，多家出版社发行古典文本，保存了珍贵手稿资料。

伊拉斯谟与巴塞尔关系深厚，在此居住多年，受出版家约翰·弗洛本影响。贝阿图·莱纳努斯在巴塞尔活动频繁，编订维勒育斯、塞内加和老普林尼作品，以忠实钞本和严谨批评态度著称。塔布曼虽在普劳图斯校勘上不足，但对抵抗拉丁文体衰落的热情值得肯定。

扬·德乌戈什是枢机主教的文书，以其第一部拉丁文波兰史而知名。他还提到格雷戈尔 of Sanok偏好研究拉丁诗歌，并曾在日耳曼地区游历后在克拉科夫学习并成为大主教。意大利人菲利波·博纳科尔西对波兰古典研究产生了影响，他与康拉德·策尔特斯的相遇启发了后者建立人文主义社团的计划。

学者们编订的作品如《私人书信集》的不同版本，《暮岁书信集》、《法学要著集》和《对话集》等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关于彼特拉克与查理四世关系的研究，以及对阿古利可拉和瓦第安等人生平与贡献的探讨，也在学术作品中得以体现。

学者们在教育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如普林尼、尼撒的格雷高利等人的作品编订，以及他们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文集和书信集中的贡献，对青年学风产生了积极影响。图书馆藏书的研究和学者们的教育理念也展示了当时学术界的活跃与多元。

这些内容共同描绘了日耳曼地区人文主义发展的历史画卷，展现了学者们在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领域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

第十六章　1350—1616年间的日耳曼

第二编　16世纪

17世纪意大利古典学识主要局限于考古学的情况，动力来自罗马废墟、拉丁铭文的积累和古代艺术品的发现。这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古物收藏，如卡西亚诺·达尔波佐及其弟安东尼奥的藏品，后来被温莎皇家图书馆购买。同时，有学者对古罗马地形进行了详细描述，还有人编撰了古代铭文集。杰出考古学家乔万尼·皮埃特罗·贝罗利发表了关于罗马和古代艺术品的研究。在拉丁研究领域，法米亚诺·斯特拉达的《学园初阶》展示了对历史、演说术和诗歌风格的深入理解。此外，还有几位诗人如托马索·切瓦和塞尔加迪，尽管他们的作品受到古典学者的认可，但无法与斯特拉达的成就相比。该时期也出现了效仿古代诗人的文学创作，如基亚布雷拉和费拉拉的富尔维奥·泰斯提。



第十七章　17世纪的意大利

在17世纪的法国，学术环境深受新教与天主教势力的影响。耶稣会士在这个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雅克·西尔蒙、奥尔良的德尼·彼道和弗隆东·杜·杜克等人致力于编订和校勘古典文献。同时，新教徒学者如斯卡利杰尔和卡索邦因被迫离开法国，而尼古拉斯·理高等天主教教育体系内的学者继续发展。私人教师如昂热的弗朗索瓦·圭耶也活跃于学术界，留下众多校勘作品。收藏家和资助人尼古拉斯·佩雷斯克支持了多位著名学者，包括博学的撒耳马修斯，他在莱顿大学的教席体现了对学者声名和著述的重视。尽管他的作品如《希腊语言之葬礼》引发争议，但不影响其在学术界的贡献。

17和18世纪的法国文学界同样繁荣，耶稣会学校强调古典拉丁文，而皇家港学校则有其独特风格。卢克·达舍瑞邀请对考古学感兴趣的学者马必雍参与巴黎圣日耳曼德佩区古修院教堂的活动，这里成为学者们的聚集地。马必雍的著作《古书例释》确立了检验古代文书真实性的方法，他的欧洲旅行也推动了历史和考古学的研究。尽管与修道院长阿尔芒·德·兰塞有过冲突，但最终他们和解，马必雍一生致力于学术探索。

学者们的研究资料来源广泛，包括书籍、信件集和历史文献等，这些资料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依据。他们在评价和引用其他作家作品的同时，也对特定人物的生平和作品进行详细研究。这种深入探讨的精神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关键。

在这个时期，学术界不仅有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互动，还有不同学派间的交流和碰撞。学者们通过校勘古典文献、撰写著作、旅行搜寻资料以及评价他人作品，不断丰富知识库，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学术遗产。他们的努力不仅推动了各自领域的进步，也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十八章　17世纪的法国

莱顿大学成立于1575年，标志着北尼德兰学术新时代的到来。市民通过庆祝活动和创办大学纪念莱顿保卫战的胜利。成立之初的盛大庆典中，游行队伍展示了各学科象征和学术权威形象。雅努斯·杜萨在新大学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儿子们也在学术界有所建树。首位校长佩特雷·蒂阿剌是希腊语教授，布鲁日博纳万图剌·武尔坎纽斯则在古籍编订上成就显著。

尤斯图·利普修斯是杰出的拉丁文学者，《塔西佗》校勘本成为拉丁文学研究典范。他对罗马历史和古物有深入理解，这反映在他的著作如《论罗马军队》和《攻城术》中。他更倾向于模仿塔西佗、塞内加等作家风格，而非西塞罗。安德里亚·绍特同样精通拉丁文学，编订多位古罗马作家作品，并与卡索邦保持文词友谊。

G.J.沃修斯是多才多艺的学者，在语法学、修辞学和文学史等领域有重要著作。《阿里斯塔库斯》和关于希腊与拉丁史家的论著影响深远，他对艺术和神话学也有贡献。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洲涌现出多位在法学、地理学和文学领域卓越的学者。埃利亚·普奇在法学上的作品受到高度评价；克吕弗对古代地理充满热情，撰写多部重要著作；丹尼尔·海因修斯专注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研究，拉丁文注释和古典文学解读影响广泛；胡戈·格劳秀斯在法学、神学等领域有重要著作，尽管政治迫害不断，但学术成就使他名垂青史。

海因修斯是格劳秀斯献诗学者中的领头人物，也是判罪会议书记员。他的学术趣味、模仿能力和作品中融入的罗马法知识，如在翻译《查士丁尼法典》时展现的独特风格，以及诗歌引发的与法国学者关于啤酒杯与酒神之液的讨论，都体现了他的独特才华。

约翰·弗雷德里希斯·格罗诺维乌斯对古人的文学形式理解困惑，这在他的某作品中有所体现。学者们的通信集和日记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交流，他们的书信被后世编纂成册保存。伊萨克·沃修斯的通信通过书信往来与名人交流，这些通信也被整理出版。

章节展示了17至18世纪欧洲学术界的人物风貌、知识传承以及学者们的作品、研究和评价，如格劳秀斯的生平被多部著作详细记录，他的肖像也出现在多个作品中。同时，文中穿插了学者们的评论和研究，展示了当时学术界的交流与互动。

第十九章　1575—1700年间的尼德兰

在17世纪的英国学术界，亨利·萨维尔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在古典学术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身为英格兰最博学的人之一，萨维尔在布雷齐诺斯和默顿学院担任要职，并翻译了塔西佗的作品，对罗马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他不是教会成员，但对教育充满热情，渴望成为伊顿公学的教务长。萨维尔投入大量私人财富推动学术进步，收集抄本并资助学者，他的成就超越了他的同辈，包括一部精美的刻律索斯托校勘本和对欧几里得讲读的贡献。他的慷慨、风度翩翩以及广博的知识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与萨维尔合作的学者安德鲁·唐斯，以及具有广泛研究领域的弗朗西斯·培根，也在这个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培根的作品如《增广崇学论》、《古哲篇》和《新工具》，挑战了古典哲学并推动新时代学术进步。同时代的学者如邓普斯特、巴克莱和伽塔克尔也活跃在文学和学术界，他们的作品反映出对古典知识的深入研究和创新思考。塞尔登则以其深厚的法学知识和对古代铭文的研究而著称。

约翰·弥尔顿是另一位重要的学者，他广泛阅读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并深受影响。他在教育方面提出建议，强调清晰发音、简易读物以及多领域学习的重要性。弥尔顿推崇通过阅读古典作品培养道德情操和修辞技巧，自己也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作品展现出对古代文学的深入理解和创新表达。

17世纪的英国，杜波特拒绝了复辟时期的希腊文教席职位，推荐伊萨克·巴罗接任。巴罗起初在剑桥受欢迎，但后来听众减少，他转而成为卢卡斯数学教授，并专注于数学研究。同时期的学者还有尼古拉斯·卡尔，他翻译了德摩斯提尼的作品；安德鲁·唐斯则以其希腊文研究著名。

多位学者的活动与贡献被提及，如亨利·道德维尔和理查德·巴克斯特在学术上的工作，以及书籍的翻译和发行，如《演说集》、《编年史》等。历史人物的通信集和传记也反映了当时的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情况。

17世纪英国理性神学与基督教哲学的研究中，学者们的观点、作品及其影响被详细讨论。Tulloch的著作对思想界有重大贡献，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如George Rust博士和Hallam的研究也被提及。这些内容揭示了当时哲学与神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重要议题。

综上所述，17世纪英国学术界的繁荣得益于众多学者的辛勤工作和创新思考，他们在古典文学、教育、数学、翻译、历史以及哲学等领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第二十章　17世纪的英国

詹·葛鲁忒是一位在学术领域有着显著成就的学者。他于安特卫普出生，母亲为英国人。葛鲁忒接受了广泛的教育，先后在尼德兰、英国以及莱顿、罗斯托克和维滕贝格等地深造并任教。他的著作涵盖了多个重要领域，包括古代铭文全集和对拉丁作家作品的严谨校勘。其中，他对古典文学的贡献尤为突出，其对拉丁文本的深入研究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资料。

葛鲁特的作品以其学术精确性和深度而闻名。他不仅在文本校勘上展现出卓越技巧，还通过对历史背景和作者意图的分析，为读者揭示了作品的深层含义。他的著作不仅限于纯文学领域，还包括对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的探讨，这使得他的研究更具综合性。

与葛鲁特同时期的学者们也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拉丁文学研究方面，赫尔曼·康林在马格德堡附近的赫尔姆施塔特的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时期的学术焦点主要集中在拉丁文学上，而对希腊文学的关注相对较少。这反映出当时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和学术环境的特点。

不同时期的学者们通过他们的著作继续推动着学术界的发展。Bernays的《约瑟夫·尤斯图·斯卡利杰尔》、Traube在慕尼黑科学院的报告，以及其他作者对文学历史的研究，都为理解过去的文化和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不同国家诗人的作品合集和相关类目编写的书籍也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库。

学者之间的通信和相互引用的作品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部分。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对彼此工作的尊重，也体现了学术界对于知识共享的重视。通过这些互动，学者们能够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并推动整个学科的进步。

总的来说，葛鲁特和他的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学者们共同构建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古典文学和历史。他们的工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也塑造了我们对过去世界的认识。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学术界得以持续发展，为未来的研究者们开辟新的道路。

第二十一章　17世纪的日耳曼

第三编　17世纪

18世纪的意大利学术成就显著，特别是在拉丁文辞书学和西塞罗研究领域。在这之前，学者们普遍使用的拉丁词典基于凯勒庇努斯本，尽管它有进步，但多次修订后仍受到批评。直到埃吉狄奥·福尔切利尼编纂了全新的《拉丁文辞典全书》，意大利学者才有了更可靠的选择。这项耗时近40年的艰巨工作始于福尔切利尼的青年时期，最终在他年老时完成。尽管他的老师法乔拉蒂在后期修改了标题，导致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作者产生误解，但福尔切利尼的努力最终得到了认可。1771年，辞书出版后，虽然最初被出版社隐瞒以保护其他书籍销售，但它迅速赢得了声誉。

除了拉丁文辞书学的成就，18世纪的意大利在希腊文学、考古学和艺术领域也涌现了众多杰出人物。学者们对西塞罗和加斯帕罗·加拉托尼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撰写了诸如《论拉丁文辞书》等著作。此外，还有Mazzuchelli和Fabroni等人的传记作品，他们记录了意大利文人和学人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对学术界的贡献。

在考古学领域，维斯康蒂家族的恩尼奥·奎里诺·维斯康蒂以其对古典雕塑的鉴赏力而闻名，并在学术著作和博物馆工作上有所建树。卡洛·费阿则专注于罗马废墟研究和地形学，他的工作同样重要。盖塔诺·马里尼作为著名的考古学家，也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多部作品如托尔特利乌斯等人的著作，以及对意大利文人和学者的介绍，进一步丰富了18世纪意大利学术的多样性。这些学者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他们的生平事迹和贡献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在文学研究方面，对西塞罗的研究深入而广泛，这反映出当时学者们对于古典文学的重视。加斯帕罗·加拉托尼的作品也受到了关注，他的思想和作品成为了学术讨论的一部分。这些研究不仅扩展了人们对古代世界的理解，也为现代意大利文化和教育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18世纪的意大利在学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拉丁文辞书学、考古学和文学研究方面。众多学者的辛勤工作和创新思考，共同塑造了这一时期丰富的学术成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智慧财富。

第二十二章　18世纪的意大利

18世纪的法国见证了文化与学术的繁荣。在这个时期，许多学者致力于古希腊文化的探索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仅丰富了人们对古典世界的理解，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关注到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本笃会修士——伯纳德·德·蒙特法贡。他出生于法国隆格多克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对历史书籍充满热情。后来，他选择加入教会，专注于希腊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他的著作《希腊古文书学》奠定了古文书学的基础，这部作品系统地阐述了如何鉴别和解读古代手稿，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此外，他还编制了大量的钞本清单，这些清单详尽记录了当时已知的古籍抄本，对于文献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

蒙特法贡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古物图说》，尽管在绘画技巧上可能稍显不足，但它却为当时的学者提供了关于古代文物的综合知识。他对古典文物的广泛兴趣和活跃著述风格，使他在学术界赢得了声誉。他的研究不仅限于文本分析，还包括对碑铭的深入考察，这些工作对于理解古希腊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至关重要。

在那个时代，对荷马作品的研究也备受关注。学者们通过校勘古代手稿、对比不同的版本，以及结合艺术考古学的理解，力求还原荷马史诗的真实面貌。他们的努力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荷马诗歌的认识，也为文学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旅行见闻的记录也是学者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通过亲身经历和细致观察，记录下古希腊遗迹的现状，这些宝贵的资料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实地考察之外的重要参考。

例如，一位学者详细描述了他对荷马史诗中提到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他不仅关注于地点的地理特征，还深入探讨了这些地方与史诗内容之间的联系，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

此外，对作家生活与作品的评述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作者的生平经历、创作背景以及作品中的主题和风格，学者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从中揭示出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潮流。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古希腊文化的理解，也促进了法国希腊学研究的发展。他们的工作精神和学术成就，为后世的学者树立了榜样，激励他们在困难中坚持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在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学者们通过自身对生平和著作的叙述，以及其他学者的评论和研究，共同构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学术图景。他们的贡献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宝库，也为后世提供了无尽的学习和思考素材。

第二十三章　18世纪的法国

理查·本特利是十八世纪欧洲古典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之一。他在剑桥圣约翰学院接受教育，因其卓越的学术能力而受到瞩目。尽管未能立即成为研究员，他通过在斯波尔丁语法学校担任校长和私人导师的角色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在牛津发表的《致穆勒书》展示了他在古典研究方面的才华，被欧洲学者誉为“英国学界的新星”。

本特利的工作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考据方法被视为典范。他深入研究了被推崇为古代经典的书籍，并通过历史、编年史和语言分析揭示了这些作品的时代不符之处，质疑其真实性。尽管他的观点在当时未得到广泛接受，但他在考据学上的开创性工作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本特利的学术成就不仅限于他对古典文献的研究，他还与同时代学者如格莱维乌斯、布尔曼等人交流，对17世纪的荷马研究领域有重要贡献。他的独立思考和严谨考据为人称道，尽管有时个性强健甚至傲慢，但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赢得了尊敬。

同时期的学者，如阿狄生和蒲伯，也受到古典诗歌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体现了对经典的深刻理解和创新。其他学者如鲁迪曼、沃思等人也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

理查·道斯是一位在埃塞克斯郡劳福德担任牧师的学者，他的主要著作《考据杂录》涉及校正文学作品和语言发音研究，对古典文学文本有重要影响。尽管他未能完成所有计划的修订工作，但他的贡献被后人认可。

托马斯·推宁是一位对文学与音乐感兴趣的学者，他的翻译作品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尽管他在茶叶生意上没有继承家族产业，但他在学术领域的成就被后世铭记。

18世纪英国对古典文物的研究热情高涨，尽管资源有限，许多学者和政治家仍致力于古物研究和文学创作。如福克斯以其德摩斯提尼风格的演说影响了听众，而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如汉密尔顿、唐利和奈特通过旅行、收集文物和发表研究成果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梵文因其结构特点被赞誉为比希腊文更完美，比拉丁文更丰富，并与两者有深厚的亲缘关系。威廉·琼斯在1789年揭示了梵文与阿维斯塔圣书语言的关联，开创了比较语文学的新领域。

理查·珀尔森是英国学术界的一颗明星，他的作品包括对希腊文学的深刻理解和注释，以及对古代文献的研究。他在学术界的诚实正直声誉和对希腊文字型发展的贡献被广泛认可。

多部作品使本特利在东方学者中广为人知，如他翻译的《沙恭达罗》、《法典》以及对东方诗集和历史著作的注释。此外，还有Freeman的《诺曼征服英格兰史》和Nichols的作品被引用。

这些学者的研究不仅限于古典文学，他们还探讨了语言学、艺术、历史和社会制度等多个领域，共同构成了18世纪英国古典学术研究的繁荣景象。他们的作品和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继续在学术界发挥着作用。

第二十四章　18世纪的英国

在18世纪的尼德兰，学术界活跃着众多才华横溢的人物。让·勒克莱尔是一位多产作家和学者，他在语言学、文学校勘领域有所建树，如编订希腊文和拉丁文作品。然而，他对米南达与菲勒蒙残篇集的处理却招致本特利的批评，指出其中错误并公开指摘。尽管如此，勒克莱尔仍以其谦逊博学著称，对学术界有所贡献。

同一时期的荷兰和德国，涌现了诸多古典学者，如彼得·布尔曼、鲁道夫·柯斯特尔。布尔曼专攻文献编校，尤其在拉丁诗人作品上；而柯斯特尔则在荷马研究、苏伊达斯辞书编辑以及阿里斯托芬开本上有显著成就。兰贝特·博斯关注希腊语法学，卡尔·安德里亚·迪克尔编订了修昔底德的作品，西格贝特·哈弗坎普在卢克莱修和俄若修斯注疏上有所建树。

提比留·赫姆斯特赫斯是18世纪荷兰最杰出的学者之一，精通希腊文。他编订琉善作品，并对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研究有贡献。尽管主要工作与东方语言相关，他在希腊文领域的成就举足轻重。赫姆斯特赫斯严谨的考据方法和广泛知识影响了后世。

约翰内斯·施拉德尔是多才多艺的学者，精通校勘学和诗歌创作。洛德韦克·卡斯帕·法尔克纳在希腊文学研究有深入探讨，而大卫·鲁恩肯对希腊文学习执着追求，考据学成就杰出。他们三人在古典学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威滕巴赫对古典学充满热情，尤其在普鲁塔克作品研究上卓有成效。他的编订工作影响了牛津出版社的出版，通过文章扩大了影响力。尽管有时讨论不够准确完整，他还是在希腊哲学和西塞罗研究上引领潮流，并抵抗康德哲学在荷兰的传播。

约翰·勒克莱尔的作品“考据之艺”包含了多语言研究方法和校勘古代文献理论。这些学者的研究不仅丰富了17至18世纪欧洲的语言学与古典研究，也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学术动态提供了宝贵资料。

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