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小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教授，同时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他拥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曾在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担任战略与研究总监。兰小欢专注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研究，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多篇文章，并担任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副编辑。此外，他还著有《一转念：用经济学思考》和编译了《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

该书以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为主线，分上下两篇。上篇由微观机制入手，介绍了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具体机制；下篇从城市化、工业化、房价、地区差异、债务、国内经济结构、国际贸易冲突等方面展开，分析相应的宏观现象。作者致力于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在书中回顾了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步推动市场机制建立和完善的历程，并对当前开展的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转型进行了解读。
 兰小欢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教授，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战略与研究总监。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在多个国际一流期刊发表文章，并担任发展经济学国际一流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副编辑。著有经济学科普读物《一转念：用经济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编译《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政府管理体系历经演变，从“中央—省—郡县”三级发展至现今的五级。改革开放后，城市数量激增，乡镇和村落实施村民自治，而村落不设行政机构以减轻财政负担。这一体系内部权力分配复杂，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紧密，党的领导贯穿始终。然而，信息复杂、决策效率低等问题也伴随而来。

行政区划对地方权力范围和资源分配具有重要影响，需考虑外部性、规模经济、人口密度、地理和文化差异等因素。行政交界地区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政府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扩大城市规模等方式促进经济发展。信息获取和权力运用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上级政府需平衡形式权威和实际权威。

在实际工作中，上级干预和下级自主之间存在程度差异。下级通常拥有信息优势，能影响上级决策。但信息获取与隐瞒的问题普遍存在，如地方政府可能扭曲GDP数据以争取政绩。因此，上级的监督和审计变得非常必要。事权划分需考虑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等原则，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分工。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广泛权力，包括提供土地、金融、法律和政策支持等。这种混合经济体系并非简单的政府与市场分工模式，而是政府深度参与生产和分配的复杂模式。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和哈佛大学孔飞力的《叫魂》两部著作，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现象，以及信息在奏折往来中被扭曲和误解导致的荒诞事件。这两部著作揭示了历史中的政治动荡和民间恐慌，为理解政府运作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市领导县体制自1959年开始改革，从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到全国试行，详细阐述了这一制度的实施和影响。书中还提到了省委或市委的直属机构及其职能，以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党政之分。此外，还探讨了政府、法治、民主等现代政治秩序的基石，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书中还涉及了经济学的合同理论、产权、权力等概念，并分析了合同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情况和权力分配问题。此外，书中还提到了中国自魏晋以来的“官吏分途”制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政策调整。

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自1985年财政承包制兴起，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重大变革。该制度提高了地方政府积极性，却导致中央财政占比下降和国家财政能力削弱。为解决此问题，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改革，通过重新划分税种和设立国税、地税机构，试图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然而，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阻力重重，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妥协和协商。

随着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地方政府开始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土地出让和开发获取大量资金，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资金来源，但也带来了债务和地区间不平等问题。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抬高商住用地价格，以追求收入最大化。同时，基层财政困难，需要上级政府统筹和转移支付。

然而，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问题，如专项转移支付加剧了地区间不平等。因此，改革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土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效率，成为当务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改革历程中，从乡镇企业税收、利润税率，到央地之间的博弈，再到地方税收对工业污染和过剩产能的影响，以及地方财政支出重生产而轻民生等问题，都体现了财政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税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等多个议题，被学者们广泛研究和探讨。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资金来源，但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可能导致地方债务和地区间不平等问题。另一方面，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抬高商住用地价格，以追求收入最大化，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革：首先，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其次，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资金合理分配，减少地区间不平等。再次，加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协调，推动央地之间良性互动。最后，关注地方财政困难，提高基层财政保障能力。

总之，我国财政改革历程中，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土地财政和招商引资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也应关注到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以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在土地金融领域，城投公司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成都的“宽窄巷子”项目为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投资开发中的重要性得以体现。通过成立城投公司，如成都文旅集团，政府能够负责项目的立项、开发、运营等环节，并借助土地转让、政府补贴等方式实现融资。

苏州工业园区和华夏幸福等民企在工业园区开发中采取了独特模式，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也呈现出其特点。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原因及潜在风险，指出经济增长放缓和地价下跌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迅速推出“4万亿”计划，地方政府投资激增，债务也随之积累。为解决融资问题，城投公司应运而生，与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通过捆绑多个城建项目进行融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日益凸显，尤其在县一级政府和中西部的地区更为严重。为此，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债务治理和改革措施，包括债务置换、融资平台转型、银行和金融机构监管以及官员问责等，以期降低地方债务风险，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掠夺式腐败对经济增长和产权保护有害，已在中国减少；而官商勾结式腐败在短期内可能促进增长，但长期看会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资源配置不当、贫富差距扩大和政治生态破坏。中国通过制度建设和反腐运动改善营商环境，但仍需警惕官员因高压反腐而变得保守不作为。长期来看，反腐败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需要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角色。

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深入探讨了资本的属性，地方政府债务和融资平台的发展历程，官员变更与地区经济指标的关系，官员晋升与城市扩张的关系，以及腐败形式和治理手段。这些内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经济现象，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深入的分析。

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中国液晶显示面板行业在短短几年间实现了显著发展，尤其是京东方等企业的崛起。2008年，中国液晶面板行业高度依赖进口，但到2020年，大陆企业已占据全球市场四成份额。这一转变得益于京东方通过政府投资、技术进步和本土化生产，成功实现了从亏损到盈利的华丽转身。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政策支持和融资帮助。产业集聚、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也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液晶面板和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同样引人注目。液晶面板行业周期性特征明显，在市场价格高涨时吸引大量企业进入，但随后因产能过剩而导致价格大跌和企业倒闭。光伏产业则在政府补贴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发展起来，尽管经历了行业洗牌和市场波动，但最终成为全球龙头产业。产业政策、市场竞争、地方政府竞争等因素对产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府在其中起到了产业引导的作用。

私募基金的基本运作模式以LP（Limited Partner）和GP（General Partner）的合作关系为核心，包括两种不同的投资对象和退出方式。文章深入探讨了“有限合伙制”的特点，与股份制公司的区别，以及GP和LP的角色定位。同时，还介绍了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背景、特点及其与产业引导基金的关系，以及政府引导基金在制度、金融和产业条件方面的兴起原因。然而，政府引导基金在运作中面临诸多困难，如财政资金的保值增值目标与风险投资之间的矛盾、财政资金的地域属性与资本无边界之间的矛盾、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和激励机制的问题。

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热点。政府扶持对产业外溢性的正面影响、产业集聚的初始条件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都是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分析了产业政策的历史背景，从韩国的产业政策到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再到私募基金和创业投资管理的规定。此外，还讨论了国际贸易、市场经济的核心、税收和补贴政策以及金融管制等方面的经济问题。通过多个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案例，揭示了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其背后的复杂逻辑。

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上篇 微观机制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房价上涨和居民债务问题日益凸显。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城市化步伐加快，房价成为推动力。然而，供需失衡导致房价持续攀升，居民债务也随之增加。虽然我国房价上涨引发的居民债务风险低于欧美国家，但问题依然严峻。解决之道在于提高收入、促进人口流动以及改革土地政策。

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面，理想状态是实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关键在于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平衡人均差距而非规模差距。农业产出低、农民收入相对较低的问题亟待解决，鼓励农民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提高收入和生产率。同时，服务业对大城市繁荣和“高端人才”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人口流动带来资源紧张问题，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是解决方案之一。此外，土地流转与户籍改革政策以及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未来改革方向也需关注。

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变化中，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收入分布格局。改革开放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经济增长使绝对收入增加。财富差距的扩大影响了子女收入，尤其是房产等有形财产的传承。不平等容忍度受经济增速、人群相似性和家庭观念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复杂，政策干预至关重要。同时，我国城市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地方政府债务和居民债务风险也应关注。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债务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将经济各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某个部门出现问题，其影响可能迅速传导至其他部门，进而形成系统风险。当负债率过高时，资产价格会急剧下跌，这又可能引发信贷收缩，导致资金链断裂，形成恶性循环。债务的累积或“加杠杆”可以推动经济繁荣，而债务紧缩或“去杠杆”则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在发达国家经济中，消费对经济影响显著。在危机前，房价越高，债务负担越重，消费下降越多，经济衰退越严重。债务危机还会加剧不平等，因为债务风险往往集中在承受能力最弱的穷人身上。

债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性，其周期性波动由特定的外部因素推动。金融自由化浪潮为借贷提供了便利，但如果没有大量资金涌入金融系统，借贷总量也难以增加。实体企业投资需求不足，而大量资金涌入则增加了资金供给。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又降低了资金需求，导致长期实际利率稳步下降，短期投机盛行。

我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和成因主要源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体系。政府通过担保和土地融资推动基建与房地产投资，形成了大量债务，风险最终由政府承担。为了遏制新增债务，国家采取了限制房价、改革金融体制等措施，但高度依赖负债和投资的发展模式尚未转变，导致经济增速放缓。未来，需要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构建更有效率的融资体系。

产能过剩从三个角度分析：一是生产效率下降，导致宏观债务加重；二是国际失衡，经济结构失衡，贸易冲突加剧；三是产业升级，制造业竞争激烈，推动技术创新。这些角度揭示了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金融危机的背景包括低价变卖金融资产的现象、衡量房价的指标Case-Shiller指数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房价变化情况。文章探讨了债务、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之间的螺旋式下行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长期衰退和美国次贷危机后的衰退中的体现。此外，文章还分析了美国居民的债务和消费情况，以及欧美主要国家房价和居民负债的高度正相关关系。同时，文章还讨论了银行风险、金融资本流动、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资本设备价格下降等问题。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消费不足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居民储蓄率却不断上升。这一现象源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导致居民收入份额下降，以及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等因素。地方政府“重土地轻人”的发展模式加剧了这一问题。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并明确了相关改革措施。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经济失衡也会导致外部失衡，如贸易顺差和逆差等问题。中美贸易冲突就是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的原因包括技术进步、公司管理不善和市场需求变化等。许多美国人将全球化视为祸根，贸易保护被视为良方。一项实验显示，特朗普支持者在提及裁员是因为贸易冲击时，建议贸易保护的比例大幅上升。

美国在科技领域也面临中国的挑战。中国在制造业增加值、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和国际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等方面均超过了美国。尽管如此，中国科技发展仍处于追赶阶段，需要更多时间积累。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重要角色，吸引了大量外国企业来华设厂。

制造业和出口数据来源强调了实际消费支出的计算方式。多份学术论文分析了储蓄率变化的原因，包括家庭生育政策、房价和收入因素。文章还探讨了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工业机器人应用、亚洲奇迹和中国奇迹的模式，以及全球制造业生产率的趋同现象也被涉及。

此外，国企和民企储蓄率变化以及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政策也被介绍。在开放的世界中，国内失衡也会导致外部失衡，中美双方需要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下篇 宏观现象

作者写书的动力和心态，他认为写书需要信念和幻觉，而自己坚信这本书很重要。他承认自己的书只是对中国经济的一点肤浅理解，但他乐观地相信中国会更好。他强调，尽管中国经济成就显著，但个人仍需努力适应时代变迁。作者通过个人经历和对中国人的敬佩，形成了自己的乐观信念，并用这种信念影响他的思考和处理信息的方式。他认为，了解当下情况，洞察新闻和文件中的门道，对于改善生活至关重要。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