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
胡炜权，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日本中世史专家。2007年留学日本，先后获得广岛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硕士学位和一桥大学博士学位。专攻日本中世史，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次在研究会发表报告。为多学会会员，著有《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和《日本战国·织丰时代史》。

日本的天皇制，堪称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君主制度，从日本神话时代绵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天皇制作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是谜一般的存在。一般人对天皇制看不透，也理解不了。
本书梳理了与天皇和天皇制相关的70个问题，共分10章，向读者详解有关天皇和天皇制的各种谜题。前4章主要阐述与天皇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概说天皇的历史与天皇制的发展脉络；后6章则从天皇的宗教与仪式、思想、艺能与学问、日常生活、形象、家族等各个方面，解答人们对日本天皇日常生活的疑问。
本书作者以深厚的学术功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详解天皇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为大众读者提供重新思考天皇与天皇制的机会。想深入了解日本历史文化，或是纯粹对日本天皇制感到好奇的读者，都能够从本书中获得新的线索和收获。

胡炜权，日本中世史专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2007年获日本文部科学省公费奖学金留学日本，2010年获日本广岛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硕士学位，2019年获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博士学位。胡炜权博士专攻日本中世史，在日本的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在多个研究会上发表研究报告。他是日本战国史研究会、东北史学会、地方史研究协会、日本历史学会等学会的会员，已出版的专著有《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和《日本战国·织丰时代史》。

天皇世系图

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与徐福的关系引发了广泛讨论。通过对徐福东渡日本传说、遗迹的分析，以及中日两国对徐福的论述，学者们试图揭开这一谜团。同时，文章探讨了邪马台国与后来大和朝廷的联系，分析了邪马台国的历史背景、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以及与大和国的关联。

日本是否存在两位开国天皇以及“万世一系”概念与古代天皇诞生的关系也是讨论的焦点。文章还介绍了日本女天皇的出现原因和历史背景，分析了女天皇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7至8世纪，日本女天皇的历史背景备受关注。文章重点讲述了元正天皇和孝谦天皇的故事。元正天皇作为过渡天皇，终身未婚，而孝谦天皇则成为第一位被册立为皇太子再成为女天皇的人物。尽管女天皇在当时拥有实权，但皇位继承仍以男系子孙为优先。女天皇无法确立后继人选时，政局便会动荡。

文章还介绍了日本天皇姓氏的演变过程，从没有姓氏到采用“真人”作为姓氏，再到与“天皇”同义。此外，文章讲述了“平将门之乱”，揭示了当时日本社会对天皇权威的尊重以及对挑战天皇权威者的惩罚。

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分析，我们得以一窥古代日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特点。神武天皇与徐福的关系、邪马台国与大和朝廷的联系、女天皇的出现以及天皇姓氏的演变，都为我们了解古代日本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而“平将门之乱”则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天皇权威的敬畏。这些历史事件共同构成了古代日本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第一章　传说中的天皇（古代篇）

在中世的乱世中，天皇的权力受到严重挑战。藤原家通过摄政和关白之位，掌握了国家大权，但天皇并非完全沦为傀儡。他们依靠外戚身份，通过与天皇的姻亲关系，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然而，随着院政制度的兴起，退位的天皇依然握有实权，与在位天皇和摄关藤原家共同治理国家。

南北朝时代，天皇的内讧加剧了政治动荡，导致两个对立的朝廷出现。承久之乱后，天皇的自主权和统治权受到控制，幕府开始加强对朝廷的控制。这段历史反映了天皇制度在政治变革中的起伏和挣扎。

日本南北朝时期，天皇与幕府的关系紧张。北条时宗虽然表面上维持了朝廷和睦，但实际上加剧了后深草、龟山两家的矛盾。后醍醐天皇不甘心于过渡性的皇位，他想要打倒幕府，实现王权再兴。经过两次起事失败后，他得到了武士的响应，打败了幕府，实现了“王政复古”。然而，他的建武新政最终失败，被足利尊氏打败，第二个控制天皇的幕府政权诞生。后醍醐天皇与他的子孙逃到吉野，继续抗争，最终形成了长达60年的南北朝时代。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曾向明朝称臣，被册封为“日本国王”，但他并没有篡夺天皇之位的意图。在战国时代，天皇在与战国大名交往中度过困境。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与天皇的关系也备受关注。

这段历史充满了权力斗争和变革，展现了天皇制度的曲折发展。从藤原家的共治到南北朝时代的对立，再到战国时代的纷争，天皇始终面临着各种挑战。然而，天皇制度在日本历史上依然保持着独特的地位，成为国家政治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　乱世中的天皇（中世篇）

德川幕府时期，天皇与幕府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相互合作，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幕府发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范天皇及朝廷行为，表面上看似限制天皇权力，实则旨在恢复天皇职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位女天皇：明正天皇和后樱町天皇，她们的继位都与政治斗争有关。

江户时代，天皇与幕府的合作关系曾受到两次事件的动摇。一是“宝历事件”，二是“尊号一件”。这两个事件反映了朝廷内部对幕府的不满，为后来的倒幕运动埋下了伏笔。

孝明天皇持有“攘夷”观念，对外国人怀有反感，担心开国通商会玷辱祖宗英名，给后代带来耻辱。这种观念源于日本的国家观与世界观，认为日本是最优秀、独一无二的国家。然而，随着欧美国家的出现，日本各阶层仍坚信自己是“世界里无出其右的神国”。

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孝明天皇向幕府提出抗议，拒绝批准幕府签约，甚至威吓幕府。然而，幕府最终还是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孝明天皇的“攘夷”观念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保守思想。

第三章　从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近代篇）

昭和天皇在二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致力于维护日本的天皇制。尽管他并非极端右翼分子，但他深知天皇制度的重要性，不惜让步至同意向盟军投降。在战争后期，面对战败危机，昭和天皇积极与美国和苏联交涉，以保天皇制。最终，他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了战争。战后，他努力维护天皇统治体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战争责任。

关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国内外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无罪，也有人认为他有罪。新宪法确立了“象征天皇制”，但存在一些争议和矛盾。旧《皇室典范》与战后的《皇室典范》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皇室会议”和天皇的角色上。

战后，日本皇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取消太傅职位、废除对皇室财产和经费使用的规定、修改皇族犯法处理方式以及允许皇族女子与平民通婚等。这些改革显著削弱了天皇与皇室的影响力，使得天皇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君主。同时，媒体与皇室的关系也发生了演变，从战前的严格控制到战后的逐渐开放，但媒体在报道上仍保持一定的“自我审查”。

平成天皇的让位事件引发了宪政危机，并揭示了天皇制度的一些问题。天皇没有“辞职”“退休”的权利，这是宪法和历史原因所决定的。同时，天皇制度也面临着存续危机，如皇位继承问题、女性天皇的合法性等。保守派反对女性天皇的原因也在此文中得到了分析。

文章最后提出了改革天皇制度的可能性和面临的挑战。从明治维新后天皇成为国家象征，到战后天皇制的改革，以及平成天皇的“让位”事件，日本天皇制度的演变和现状引人深思。

第四章　天皇如何逃脱战争的罪责？（现代篇）

上部　天皇的历史之谜

日本初诣，最初是民众根据自己的属性选择神社佛寺进行参拜，但随着时代变迁，明治时代后，初诣演变为前往著名、热门之处，逐渐成为行乐郊游的消费行为。明治天皇病逝前夕，全国官民为天皇祈福，促使明治神宫建立，使初诣成为纪念天皇的圣地。大正至昭和前期，日本政府利用媒体和教育，将神社参拜与初诣转化为崇拜天皇、敬仰国家的圣地，民众对天皇的崇敬被推崇军国主义的军方、国家神道主义者利用，变成鼓吹官民一致的极端民族主义。

中世纪以后，天皇的神圣性日益提高，对于如何保护天皇的意识到了“神经质”的地步。除了死亡、污秽、疫病、血腥要规避之外，天象异常也被视为怨灵、邪气肆虐或天神示怒的警告。天皇、贵族，甚至后来的幕府将军，都对日食和月食感到非常紧张。日食出现在日间时，太阳被遮蔽的样子更让众人惊恐。当时人们认为日食和月食发出的光芒都带有邪气，而身为天照大神子孙的天皇，自然不能被“邪光”侵袭。于是，天皇下令负责天象的天文博士必须准确预测日月食的时间。等到实际发生时，天皇与皇族就足不出户，命令下人用布遮掩寝宫的门窗，直至日食和月食结束，这称为“御包”之仪。后来，室町幕府将军和德川幕府将军都遵照这个办法，在日月食时，与天皇一样各自在家里“闭关”。这也是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思想传播到武士社会的另一个特别例子。

明治维新后，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日本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是“天照皇太神宫的御子孙”；“从神的时代以来便无比尊贵，每尺之地，每个人民都是天子（天皇）所有”。换言之，《帝国宪法》站在神道信仰的立场，将天皇定性为“神的子孙”。而明治政府在后来进行“废佛毁释”和“神佛分离”等贬抑佛教的运动，就是为了宣示天皇高于佛教的立场。虽然排抑佛教的行动最终使得社会产生巨大混乱而被迫终止，但明治时代以后的天皇仍然在官方上称为神道教徒。宫中的各种宗教仪式，包括天皇的葬礼一律改行神道仪式。日本在二战战败投降后，昭和天皇应美国的要求向日本国民公布了《人间宣言》，可是新成立的《和平宪法》主张国民享有平等的宗教自由，却不包括天皇和皇族。也就是说，天皇与皇族没有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他们仍然受到战前的国家规定影响，只能信奉神道，自认是神的子孙，而宫中仪礼也继续以神道方式进行。

佛教是在6世纪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那时大和朝廷内部出现了“迎佛”和“排佛”两派声音，但最终由“迎佛”派赢得了胜利。不过，日本后来没有再出现神佛间的宗教对抗，主要原因是因为古代人想出了折中方案——神佛习合，它的另一个称呼更有名——本地垂迹。“本地垂迹”就是在佛教传来之后，当时的日本人为了找到正当理由去接受佛教，以及减少对传统神祇信仰的冲击，于是形成了一种主张——佛教神祇与本地神祇互为一体，两者只是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称呼。例如，当时的人认为天皇之祖天照大神其实就是佛教的大日如来。自此在日本国内，佛与神道难分你我。

9世纪正值日本历史上、也是天皇历史上最辉煌的“圣代盛世”——宇多天皇至村上天皇的四代天皇，与当时崛起的藤原北家一起将日本带进社会最稳定、文化最昌盛的时代，史称“延喜·天历之治”。那时候的皇族祭祀和仪礼是佛神并存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新尝祭，以及向京都主要神社颁赐拜祭贡品（称为币帛）自然是以神道形式进行。另一方面，天皇也会进行各种佛法仪式，如每逢正月举行“护国法会”“太元帅法”等。这些法事大多与护持国家有关，祈求佛祖神明使国家安泰长久。上述的“太元帅法”便是由天皇主持的法会，祝愿国家不受外敌入侵，将敌人铲除荡平。自9世纪以来，一直只有天皇才可以主持。到了后来的战国时代，即使天皇变得穷困潦倒，天皇与朝廷不惜缩减规模，也仍坚持进行太元帅法，直至明治维新为止。可见天皇仍然通过佛教法会来显示自己代表国家，是祈求神佛护国抗敌的不二人选，并且以此为己任和使命。

自中世纪以来，日本上流社会的贵族和寺院都认同“护佛等于护王，护王等于护国”。文献中常常有“王法与佛法为国家两翼”之类的字句，能反映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已经将信佛与统治连成一线。这个信念一直影响到后来崛起的武士政权。到了江户时代，佛教更是协助幕府管理百姓生活的重要支柱。

天皇与佛教的关系和重要性虽然难以一言而明，但是严格来说，神道的仪式主要是与天皇家、祖先祭祀有关，而佛教法事则针对国家层面。除了大行佛教外，还有两个能证明天皇将佛教与国事相连的例子。第一个明证就是出家。在天皇史上，天皇让位给皇太子后，会成为太上天皇，而选择出家的太上天皇就成为“法皇”，这样的例子十分多。当太上天皇决定出家，便招请佛教高僧来为自己进行“传法灌顶”，传授秘印和真言，之后正式成为佛家弟子。13世纪，天皇即位时也加入“传法灌顶”的环节。一开始也是由高僧执行这些仪式，自13世纪末后，改由当时的关白向新天皇传授。而到了14世纪，正式成为惯例，在每代天皇即位礼时实行“即位灌顶”。这些口传秘法一律不可记录，只有极少数关系人物才会知道做法。

第二个明证，在京都的皇宫里有“护持僧”常驻，负责为天皇和上皇的身体康泰祈福。这些护持僧主要由著名的佛教名刹比叡山延历寺、东寺和园城寺各派出一人，到宫中共同保护天皇，令其不受邪灵、污秽侵袭。在这种神秘主义影响下，天皇获神佛保护，自己也成为神佛的化身，并且通过贵族和寺院，逐渐向民众传达“天皇即神”的思想。

介绍了1549年，基督教派耶稣会创立者之一的沙勿略到日本传教。当时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日本的情报，还从在吕宋（现在的菲律宾）遇到的日本人弥次郎口中，探听并整理出日本的政治架构。最后，他在出发前向印度总督提交了报告书，当中提到天皇与室町幕府将军的关系。他们的国王（天皇）拥有他们当中最有力的血统。拥有这个血统的人（王族）不会跟其他血统的人结婚。他们的国王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好像教皇般的存在，统率俗人与国家内所有的宗教者，并且对所有事都拥有绝对权限。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由国王来下令决断，而是由他们日本人称为“御所”（将军）的人代理。“御所”便是如我们的“皇帝”一样的存在，对日本全土拥有命令权和支配权，但又会服从国王。这个根据弥次郎的理解整理而成的情报，当然存在很多误解，毕竟弥次郎不过是出身鹿儿岛的平民百姓，不可能准确地理解远在京都的天皇与将军的事。然而对于沙勿略来说，这份口述是当时最可信的情报，因此他在同年便出发到鹿儿岛，但只在当地短暂停留，因为他被当地僧侣驱赶，转往周防国山口（今天的山口县山口市）。两年后的1551年初，沙勿略到达京都，也就是弥次郎口中的“王”的所在地——这个仍然受战火洗礼的地方。他很快便知道天皇在这个都城里没有强大的影响力。他在报告中说道：“后来我们得知这里的人们都不服从国王，所以我们放弃了请求他批准我们传教的事。”同年底，沙勿略便决定离开日本，回到印度，结束了短暂的传教之旅。他对日本天皇的理解并不是个人的偏见，后来仿效他来到日本的传教士佛洛依斯也有类似观察。佛洛依斯到京都后观察了天皇所在的皇宫，然后在报告中写：“（国王）隐居在一个既不华丽也没有威仪的古旧宫殿之中。”从沙勿略和佛洛依斯的所见所闻，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对天皇的印象不会太正面和良好，因此，后来的传教士都改向“御所”，也就是将军，还有当时的权力者，如三好长庆、织田信长求助，希望他们批准传教。

那么天皇又如何看待这群从大洋彼岸而来的外国人呢？沙勿略和佛洛依斯来到日本时，正值著名的战国时代。那时的天皇十分潦倒，在位的后奈良天皇和正亲町天皇的苦难仍没有解除，身处京都皇宫内，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但天皇还是通过贵族通报，留意到传教士来到京都这件事。继承沙勿略遗志的佛洛依斯，改向当时的将军足利义辉和强大的诸侯三好长庆求得了传教许可。然而到了1565年夏天，三好长庆死去后，他的家臣们因为政见问题，突袭并杀害了将军义辉，京都内出现群龙无首的状态。就在这个时候，一直不满传教士传教的法华宗僧侣和信奉法华宗的贵族，成功请求天皇下旨将佛洛依斯在内的传教士驱逐出京。为什么他们要驱赶传教士出京呢？对于前所未见的传教士进行宗教活动，而且在幕府的保护下取得了一定成果，这让当时佛教中的激进派——视京都为自己地盘的法华宗教徒——看不下去。新将军足利义昭（义辉弟弟）和织田信长上京接掌京都的统治权时，天皇再次应僧侣之请，下旨驱赶受幕府保护的传教士出京。信长虽然没有遵从，但也没有轻视天皇的旨意。不过，当时的贵族也不尽然是反传教士的人，甚至有阴阳师出身的贵族贺茂氏，以及专修儒学的贵族清原氏先后入教（研究显示他们追求传教士的知识多于教义，但起码对基督教没有恶意）。所以，攻击、排挤传教士的贵族只是其中一部分，天皇不过是做了顺水人情，不见得是“排耶分子”。即便如此，排除行动还是以天皇以及神国的名义，在统一天下的丰臣政权下落实了。秀吉在1587年发布的“驱逐令”中提到：日本乃神国也，接受基督教国的邪法，甚为不可也。秀吉提到的“神国”日本，自然是以天皇身为天照大神子孙来体现的。也就是说，秀吉否定了基督教义中唯一神的存在，坚决不认同基督教的神凌驾日本的神，以及神的化身——天皇。这个主张延续到取代丰臣政权而立的德川幕府。严格说来真正的当事者天皇，有没有发表过对基督教的看法呢？接下来听听江户时代初期的后水尾上皇，以及江户时代末期的孝明天皇的说法。后水尾上皇在1668年出家时，向当时在位的儿子后光明天皇提到：有信心（对神佛的信仰心）的人，不可以邪路为志，凡事皆守正路为要。上皇在这里说的“邪路”便是指神佛以外的其他信仰，自然包括了基督教。上皇认为天皇笃信神佛才是正路，信仰基督教是坚决不可的行为。孝明天皇的言论则更为直接，他在1858年奉献给伊势神宫的宣命中说：蛮夷屡来……深请与我和亲（建交），后有并吞之兆，又邪教传染亦可恐矣。孝明天皇以坚持排外攘夷著称，他对西方的宗教怀有恐惧，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但我们从其发言可知，天皇以及他身边的人士都视基督教为“邪教”，视其为欧美诸国吞并日本的武器。这种认识虽然多少受到江户时代以来的排耶、禁教意识影响，但自基督教传到日本以后，天皇对其观感大抵不算很正面，视其为影响国家的负面存在。天皇对基督教的态度既来源于宗教的排他性，也源于其作为一国之君保护国家与传统的使命感。

第五章　天皇的宗教与仪式

日本天皇称号的演变见证了国家历史的发展与认同的形成。从古时的“王”或“大王”到明治维新后的“天皇”，这一称呼的转变反映了日本历史的变迁。天皇的谥号和追号制度，以及元号的制定与变迁，都揭示了天皇与政治、宗教文化的密切联系。同时，历法制定与天皇的关系，以及“神风”传说和“神国思想”对天皇神圣性的塑造，也展现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

在古代，随着佛教传入，天皇被尊为佛教圣王。江户时代，“神国思想”兴起，天皇被进一步神格化为现御神。明治维新后，天皇的权威和神圣性在政治神学层面得到加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走向现代化，天皇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增强，靖国神社成为鼓吹为国家牺牲精神的工具。二战后，天皇与神国思想、靖国神社分离，但神国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

日本国旗“日之丸”和国歌《君之代》的由来也与天皇紧密相关。天皇作为神国象征和神圣权威，其演变过程反映了日本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变迁。

第六章　天皇的思想

日本天皇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国家的象征，更是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从编纂敕撰和歌集，到能乐在宫廷与民间的流传，再到音乐和茶道在天皇生活中的地位，无不展现天皇在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作用。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与演变，也映射出天皇与民众的互动与交融，以及天皇如何通过这些艺术形式强化文化软实力。

天皇与帝王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从古代天皇的皇家教育到近代天皇的学习过程，他们都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如《论语》、《五经》等来提升自身的君德和君心。一些天皇如宇多天皇和花园天皇，还留下了训诫子孙的教导文，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在近代，天皇的教育更加注重内心的涵养和道德，如明治天皇睦仁的教育就涉及《大学》、《中庸》等经典。此外，天皇们还通过学习战国大名的事迹来培养皇太子的道德品质。

然而，在学习过程中，天皇们也面临挑战。西方思想的引入，如进化论，对天皇权威造成冲击。但战后，天皇逐渐摒弃了皇国思想，转而拥抱西方先进思想，如进化论。这一转变反映了天皇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开放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精神。

天皇与和歌、能乐、音乐、茶道等传统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深厚的联系。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与演变，见证了天皇在日本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作用。天皇不仅通过这些艺术形式来强化文化软实力，还与民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在天皇的教育过程中，儒家经典和战国大名的事迹是他们学习的重要内容。这些学习不仅提升了天皇的君德和君心，也培养了皇太子的道德品质。然而，西方思想的引入给天皇权威带来了挑战，但天皇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并拥抱了这些思想。

总之，日本天皇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文化传承到教育培养，他们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天皇们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新思想，展现了他们的智慧与勇气。

第七章　天皇的艺能与学问

”日本天皇的都城经历了一段从大变小的发展历程。最初，天皇的都城不断迁移，反映了大和朝廷时期尚未形成集权体制，新的大王登基都会迁都到新宫殿。然而，到了7世纪，天皇模仿唐朝制度，使宫城固定化，政府集权和国民统合变得重要。

在平安时代，天皇建造了大面积的皇宫，但随着与唐朝关系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变革，皇宫规模缩小，变得更加实用。天皇的日常饮食也十分讲究，早餐前有复杂的仪式，早餐内容丰富，晚餐则有酒类搭配。天皇的葬礼也经历了从佛教仪式到神道仪式的转变，反映了明治维新后的国家主义倾向。

从古代到现代，日本天皇的经济来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古代天皇的经济主要依靠直辖地、民众劳作、国家税收、庄园贡税等。到了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期，天皇的经济能力大幅下降，主要依赖幕府支持。明治维新后，天皇迁居东京，失去了御用商人的资格。现代天皇的经济主要来自国家财政的“皇室费”，包括宫廷费、内廷费和皇族费，同时天皇也有少量私产，但受到《皇室经济法》和宪法的限制。

第八章　天皇的生活与一生

在古代日本绘画中，天皇的面容常被帘子或物品遮挡，这种传统可能源于对中国的借鉴以及对天皇的敬畏，以及避免画作中与本人过于相似而招致诅咒的信仰。同时，天照大神在美术作品中的性别变化反映了日本历史和社会观念的演变。江户时代的天皇肖像画展现了人们对天皇的认知，如不留胡子的规定和女天皇肖像画的缺失。明治维新后，天皇的形象成为近代日本的象征，政府通过“御真影”等方式强化天皇形象的宣传。

天皇与军事的关系也经历了演变。从古代天皇授予将领节刀，到中世纪颁授军旗，再到幕末萨摩藩伪造天皇御旗，天皇与军队的联系日益紧密。明治维新后，天皇下达《军人敕谕》，强调天皇的绝对统帅权。然而，《军人敕谕》和《帝国宪法》对如何具体确保统帅权以及平衡军政利益的问题表述模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军部对政府的干涉日益明显，天皇对军政仅有名义上的指挥权。战后，日本政府主张天皇无责，但仍有声音反驳。

樱花与天皇的关系也经历了变迁。樱花从象征国民意识的“大和魂”教育，到与军国主义的紧密联系，再到战后重新成为“国之华”，樱花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不断变化。

第九章　天皇的形象

日本皇位继承的历史悠久且复杂。从《皇室典范》确立至今，皇位继承方式经历了多次演变。古代日本皇太子制的发展中，皇位的不稳定性尤为明显，涉及兄弟相承、女天皇及其子女的继承权等问题。此外，女官制度也在此过程中逐步发展，女官的职责和地位也随之变化。

明治维新后，宫廷进行了改革，皇后制度也经历了兴衰。从皇后诞生的仪式到中世纪后皇后的消失，再到明治维新后的复置，昭宪皇后作为首位皇后，不仅在后宫改革中起到领导作用，还积极学习西方礼仪，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助力。

昭宪皇后之后，美智子皇后作为平民出身的太子妃，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后。她的亲民形象改变了皇室形象，引发了“美智子热潮”。然而，作为平民皇后，她所承受的压力和挑战也体现了皇室成员的艰辛。

在近代变革中，日本皇室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古代的“男耕女织”理想到明治维新后皇后的角色转变，昭宪皇后和美智子皇后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昭宪皇后不仅在内政上发挥了领导作用，还积极学习西方礼仪，成为国家外交的助力。而美智子皇后则以平民身份融入皇室，改变了传统皇室形象，展现了皇室成员的另一面。

第十章　天皇的家族

下部　天皇的生活之谜

作者的三部著作均以日本战国时代史为主题，但他此次选择以天皇为主题，因为2019年日本天皇更替，是重新认识日本的好时机。作者强调华人对日本的好奇度在增加，但了解不应止于表层，而应深入历史、文化和民俗。作者分享了自己多次面试时被问及为何研究日本历史的经历，并表达了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促进华人与日本人相互了解的愿望。同时，作者提到自己长期研究日本历史，对天皇和天皇制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意识到天皇对日本的意义。最后，作者表达了对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感谢，以及对主编胡川安先生的感谢。



结语

历代年号一览表（附年号出典）

日本皇室的历史与现状，包括新旧《皇室典范》和《平成天皇退位特别法》等内容。旧《皇室典范》规定了皇位继承的顺序、天皇的即位仪式、成年后立太子、摄政和太傅的设立等。新《皇室典范》对皇位继承、皇族身份、摄政等进行了调整，增加了皇室会议的设立。此外，还介绍了平成天皇退位后的地位和待遇，以及相关法律的具体内容。



菊花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