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作为一种人造空间，既是建筑营造、器物生产等技艺演进的展示空间，也是家族伦理、丧葬礼俗等思想观念竞逐的舞台，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技术演进、思想和观念变革的结果。
本书以南宋墓葬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南宋为中心，从田野出发，以墓葬为支点，寻求田野和文献、考古学与历史学全面整合的可能性，在较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探索和揭示墓葬制度、社会礼俗、思想观念的传承与变迁，赋予南宋墓葬考古以较成体系的学术价值。

郑嘉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从事田野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长期从事浙江地区宋元考古和研究，主要著作有《浙江宋墓》《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等，业余从事杂文写作，出版有《考古的另一面》《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考古者说》等。

南宋墓葬的构成，包括地下墓室、随葬品、地上墓园等要素，并从地下墓室开始，逐步向上展示其结构，直至阐述墓葬选址的风水观念。通过这样的描述，读者可以形象地了解到南宋墓葬的全貌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第一章 南宋墓葬的形态与制度

南宋时期的墓葬形式多样，主要包括土坑墓、砖室券顶墓、砖（石）椁石板顶墓和砖石合筑双层顶墓。土坑墓因其不够正式，常为贫民所选用。砖室券顶墓在北宋时期颇受欢迎，但由于密封性和坚固性不足，逐渐被砖（石）椁石板顶墓所取代。砖（石）椁石板顶墓成为南宋最常见的墓室类型，其密封性强，适合深埋。砖石合筑双层顶墓则是在石板平顶之上再加筑一层砖券顶，实际上仍属于石板顶墓。

在南宋，石椁和砖椁同时存在，且使用范围并不局限于特定社会阶层。砖石合筑的双层顶墓流行，这一现象可能与区域丧葬传统有关。石椁最初在国家礼制中具有等级标识的作用，但在北宋晚期，特别是在江南地区，石椁开始普及。尽管《丧葬令》对丧葬形式有所规定，但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变通，民间丧葬行为则更为灵活。

在南宋墓葬习俗中，不同类型的墓室结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丧葬观念。土坑墓的使用表明了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砖室券顶墓虽然曾经流行，但其逐渐被淘汰，反映了技术进步和丧葬观念的变化。砖（石）椁石板顶墓的流行则反映了人们对密封性、坚固性和防腐性的重视。砖石合筑双层顶墓的流行，可能是由于地域文化差异和丧葬传统的不同。

石椁和砖椁的并存，说明在南宋时期，丧葬习俗并不完全受社会等级限制。尽管《丧葬令》规定了丧葬制度，但民间在实际操作中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体现在丧葬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对传统习俗的灵活变通。

在南宋墓葬习俗中，丧葬观念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从土坑墓到砖石合筑双层顶墓，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人们对丧葬观念的逐渐更新。同时，丧葬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对生命观念的认识和尊重。

总之，南宋墓葬习俗的多样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同类型的墓室结构不仅反映了社会阶层和地域文化的差异，也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观念的尊重和传承。通过对这些墓葬习俗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点。

第一节 地下墓室

宋代墓葬随葬品的变化，反映了宋代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趋势。从日用器物到明器，墓葬随葬品更加注重实用性，体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特点。同时，墓葬等级制度的消弭也反映了社会等级观念的变化。通过墓葬考古，我们可以窥见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价值观念和信仰。然而，墓葬考古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还原墓主人的真实生活状态。



第二节 随葬品

南宋墓园的布局讲究中轴线分布，采用多级台地逐级抬升，主要建筑设施均位于中轴线上，而墓室则位于中轴线的末端。这些墓园通常包括围墙、封土、拜坛、墓祠等，其中高等级墓葬还会设置墓仪石刻和神道碑。高等级品官大墓更有墓阙作为特权，象征着墓主人的显赫身份。

南宋时期，贵族和臣僚墓地中流行建立坟寺，这是佛寺的一种重要类型。而富室大户的墓地则设有坟庵，供僧人居住守墓，以及为亡魂荐享。墓祭活动分为坟寺、坟庵、墓祠、拜坛四个层次，这些活动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还有收族的功效，并且需要大量的经济支持。

墓祠作为墓前用于祭祀的建筑，在南宋时期非常流行。墓祠的位置通常位于封土前方，规模大小从三开间到七开间不等。墓祠不仅是祭祀场所，也兼具庐墓功能，供奉墓主人的神位或塑像，甚至有传记碑志。墓祠的设立体现了儒家丧礼的孝道精神，与传统的庙祭有所区别。墓祠的普及与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密切相关，其发展也受到理学家的推许。

墓祠与功德坟寺、坟庵等构成了宋代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墓祭习俗分为拜坛、墓祠、坟庵、坟寺四个层次，各具特色，且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普及程度不同。墓祭田作为供养墓地的重要经济来源，其作用不可忽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墓祭田的确认变得困难，墓地也逐渐成为了宗族祭祀活动的中心，成为南宋墓葬的重要特征。

第三节 地表墓园

墓地择址与堪舆术的重要性。墓地不仅仅是墓室、随葬品和墓园，还包括了自然山水环境和人文环境。南方系统的堪舆术强调选址的重要性，认为地之美恶直接关系到神灵和子孙的盛衰。理想的墓地应土色广润，草木茂盛，避开容易遭受破坏的地方。堪舆家认为，背风、向阳、面水、藏风、纳气的怀抱之地适合建墓。形势派风水强调山水形势，认为“龙、砂、水、穴”四大要素对墓地风水至关重要。而五音墓地则是另一种风水系统，它将姓氏与五行相联系，推断出方位的吉凶。这两种风水系统在择址标准、墓穴位次安排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第四节 墓地择址与堪舆术

宋代火葬的盛行情况，包括其两种形式：一是将遗骸投诸水中不留痕迹，二是将烬余的遗骸土葬。火葬在南宋时期流行，原因包括佛教信仰、经济简便、卫生防疫等。然而，火葬在浙江地区尤其盛行，这与佛教的普及、儒学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有关。浙西地区因地势低洼，缺乏葬地，火葬成为主流。随着儒学在南宋后期的推广和宗族社会的形成，火葬逐渐被土葬取代。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灰隔墓等技术的推广，火葬习俗在浙东地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第五节 火葬

中国古代墓葬的合葬习俗，从晚唐五代时期的“同坟异穴”到北宋中期后流行的“并穴合葬”，再到南宋以后出现的并列双室墓和三室或多室并列墓，反映了合葬观念的不断发展。同时，合葬形式多样，包括同葬一茔、同封异穴和共用一墓等，体现了家族社会崇尚的聚居与合葬的价值观念。



第二章 合葬与族葬

南宋时期，夫妻合葬风俗中，常见的是同坟异穴的形态，即丈夫和妻子的墓穴虽在同一坟墓中，却各自独立。这种形式下，墓室一般双穴并列，夫居左，妻居右，或反之，顶部共用一馒首状封土。江南地区同坟同穴的合葬形式较为罕见。夫妻合葬的位次排列并无定规，有“男左女右”和“女左男右”等多种形式。此外，一夫二妻合葬的情况也不少，如三室并列墓，丈夫居中，前妻、继室分列左右，或依次排列。

从宋代至明代，合葬墓的位次排列和昭穆制度逐渐演变。南宋时期，昭穆葬尚在形成阶段，三人以上合葬的位次排列更为多元。陈淳和朱熹对昭穆葬的讨论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这一制度的认同和争议。宋代妻妾合葬被视为不合规矩，但明清时期逐渐被接受。昭穆制度不仅体现了儒家对合葬的价值期待，也反映了丧葬观念的演变和母亲在丧葬中地位的提升。

昭穆观念在士人话语中呈现多样性。第五种昭穆概念强调合葬、族葬和家族伦理，与具体墓穴位次关系不大。吕祖谦等士人用昭穆对抗风水观念，强调家族的秩序和伦理价值。朱熹则认为昭穆适合庙制，不适合用于墓地，但他本人灵活运用昭穆原则进行合葬。随着时间的推移，合葬模式逐渐固定化，墓地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节 夫妻合葬

古代中国不同类型的合葬习俗，包括夫妻合葬、父子合葬、兄弟合葬和母子合葬等。文中以宋代为例，详细描述了这些合葬形式的具体做法、原因以及背后的伦理观念。特别指出，父子合葬虽符合儒家伦理，但受风水观念影响，实际操作中并不多见。此外，文中还通过具体的墓志和考古发现，展示了不同合葬形式在位次排列、墓地规划等方面的特点。



第二节 两代人与三代人合葬

江南地区家族墓地的多样性，从两代到四代甚至更多代人的合葬，以及与之相关的家族、宗法制度、祖居地意识等因素。书中指出，宋代家族墓地多为小宗世系法组织的家族，墓地形态包括小地理空间的山地型和大地理空间的松散型。山地型墓地受地形限制，呈现集中分布，而松散型墓地则更注重风水选择，家族成员分布较为分散。书中通过具体案例，如温州项公泽家族墓地和瑞安林氏家族墓地，展示了不同类型家族墓地的特点。同时，书中也提到了山地型墓地可能出现的秩序混乱和风水争夺问题，以及大地理空间家族墓地中存在的土地管理难题。



第三节 江南的族葬墓地

“江南无族葬”这一历史现象。文中指出，尽管江南存在一定数量的松散型家族墓地，但古人却认为江南“无族葬”。原因在于江南的自然条件和堪舆术数传统与中原不同，人们更注重风水，追求独立的怀抱之地，导致墓地分散。同时，朱熹等学者对风水的迷信也加剧了这一现象。文章通过史弥远、朱熹等家族的实例，揭示了江南葬俗的独特性。此外，文章还比较了朱熹与吕祖谦的丧葬观，指出二人差异较大，反映了中原与江南文化背景的不同。



第四节 “江南无族葬”辨

中原与江南地区在文化、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墓葬形态的不同。中原地区墓室多为深埋，以土洞墓、砖室墓和石椁墓为主；而江南地区则因多山多雨，以密封防水的砖（石）椁石板顶墓室为主。南北方的墓园规制、风水观念和墓地形态也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北宋亡国后宋室南渡，中原移民如何适应江南的自然环境和丧葬习俗，以及不同阶层采取的“在地化”策略，成为值得探讨的议题。



第三章 从中原到江南

在宋代，中原地区士大夫家族的葬礼文化中，族葬传统尤为重要。其中，韩琦、吕氏、富弼等家族墓地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这一文化的窗口。这些墓地可分为“五音墓地”和“昭穆墓地”两种类型。

“五音墓地”遵循“五音姓利”的原则，依据姓氏和五行生克关系进行选址和排布。昭穆葬是这一类型墓地中流行于中原核心区的葬法。与之相对的是“昭穆墓地”，它遵守“议尊不议贵”的大宗之法，强调宗子主祭祀的重要性。

蓝田吕氏家族墓园的设计理念，与当时流行的风水要素不同，严格遵循古代礼制。墓园布局如家族世系表，分为昭穆两列，以齿列昭穆，体现了家族对嫡庶、继室、妾室的尊重。此外，墓园设计还体现了程颐、张载等人的主张，展现出一种一脉相承的逻辑。

蓝田吕氏墓园虽然是一个孤例，但其典型意义不容忽视。它与五音墓地共同构成了北宋中原士大夫家族墓地的两种代表性形态。这两种墓地类型不仅反映了当时葬礼文化的多样性，也揭示了家族价值观和社会地位的差异。

在五音墓地中，昭穆葬法尤其值得关注。这一葬法强调家族成员之间的尊卑关系，通过墓地布局来体现家族的等级秩序。而昭穆墓地则更加注重宗族的整体利益，强调宗子主祭祀的重要性。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了解到宋代士大夫家族的葬礼文化与其风水、礼仪观念的紧密联系。蓝田吕氏家族墓园的设计理念，摒弃了风水要素，转而严格遵循古代礼制，体现了家族对古礼的恪守和践行。这种设计理念在当时或许是一个例外，但其典型意义仍然值得探讨。

总之，宋代中原士大夫家族墓地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无论是五音墓地还是昭穆墓地，它们都是当时社会、文化和家族价值观的缩影。通过对这些墓地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士大夫家族的生活方式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第一节 中原的五音墓地与昭穆墓地

南渡移民在江南地区墓葬习俗的变迁中，既保留了中原传统，又适应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展现了文化融合的特点。他们多采用砖（石）椁石板顶的墓室结构，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承袭中原旧俗，如风车口墓地；二是全面在地化，如巩庭芝和韩琦后裔墓地；三是介于两者之间，如绍兴茶山、武义明招山墓地。

吕氏子孙在明招山聚葬的家族墓地，是中原故家在迁居地建设家族墓地的典型代表。墓地分布在四个区域，包括大坑、小坑、沈宅岭头、明招寺东山，各墓依山而建，朝向随山势而定。由于江南环境卑湿，墓室采用石（砖）椁石板顶，穴位次排列采用江南式模糊表述法。尽管明招山墓地松散，但在江南地区却具有示范效应，影响深远。

昭穆葬在宋元明时期逐渐发展，明代后期在江南地区流行，与宗族社会的形成和壮大密切相关。南渡移民在墓葬习俗上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在江南地区对中原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对当地环境的适应和文化的融合。

第二节 南渡移民视角下的江南墓葬新观察

南宋六陵的形成，是南渡中原移民的埋葬习俗与江南实际情况融合的产物。绍兴南宋皇陵，其选址与陵园形态均参照了河南巩县北宋皇陵。文章详细描述了宋六陵的布局和位次，包括“攒宫”概念及规模，并解释了南北两区的分布。明代，宋六陵被重建，通过北宋皇陵制度复原。文章还介绍了考古发掘成果，对南宋六陵制度进行了研究。

宋六陵的布局以宋哲宗孟皇后攒宫和宋宁宗永茂陵为新基准点。南宋皇陵承袭北宋制度，生前不建寿陵，遵循“七月而葬”古制。宋孝宗和宋宁宗陵墓选址曾引发争议。孝宗陵因地下水位高需加固石藏，宁宗陵则因无地可择改迁至泰宁寺山。永茂陵选址时，形法墓地因素可能主导，角音降至从属地位，标志着南宋皇陵从五音墓地向形法墓地的过渡。

第三节 南宋皇陵

明代皇陵制度的渊源和发展，指出明代帝陵与北宋皇陵在规划原则和文化系统上存在根本差异。文章探讨了明代帝陵制度可能受到南宋皇陵的影响，但指出这一说法缺乏确凿证据。随后，文章提出明陵制度可能与江南地区南宋以来的墓葬习俗有关，并详细阐述了江南墓葬与明陵制度的相似之处。最后，文章强调明太祖朱元璋在恢复中华旧俗的过程中，借鉴了江南文化传统，使得明陵制度从民间坟墓形态上升为国家礼制，开启了明清帝陵制度的新气象。



第四节 明代皇陵的制度渊源

南宋时期，尽管宋墓数量不多，但各地出土的南宋墓志碑刻却数量庞大。这些碑刻不仅包括勋臣品官、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的墓铭，更是宝贵的新文献史料。它们不仅揭示了当时的丧葬习俗，也为研究墓葬制度提供了实物依据。这些墓志碑刻亟待系统整理和研究。



第四章 南宋的志墓碑刻

南宋时期，墓地中碑刻的使用情况。墓碑主要分为圹志、神道碑和墓上小碑三类。圹志通常随葬于地下，内容简洁，多为平民使用。神道碑则是竖立于墓表，用于宣扬墓主功德，多为显贵使用。墓志铭与神道碑在南宋时期逐渐合流，内容、形式日益趋同。墓上小碑作为墓地标识，简单易行，广泛流行。这些碑刻的使用反映了南宋丧葬习俗的世俗化和平民化趋势。



第一节 圹志、墓志铭、神道碑、墓上小碑

墓志碑刻作为重要文物在金石学中的地位，以及历代学者在浙江地区对其的搜集和整理。从清代阮元开始，就有学者对金石碑刻进行系统地搜罗、著录和考订，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然而，传统金石学家的著录方式存在局限性，如碑刻的图像记录不足，以及墓志碑刻的散佚。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近年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墓志碑刻，亟需进行全面调查和整理。文章详细介绍了浙江各地区墓志的出土和整理状况，包括绍兴、宁波、台州、温州、丽水、金华、衢州、嘉兴、湖州和杭州等地区，并分析了各地墓志资源的分布情况。



第二节 出土墓志概况及相关问题

本段内容主要讨论了宋代浙江各地区墓志分布不平衡的原因。文中指出，浙江各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的差异，形成了“泽国之民”、“海滨之民”、“山谷之民”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群，这些人群各自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墓志数量分布与这种人群分布密切相关，海滨之民的墓志数量多于山谷之民，山谷之民多于泽国之民。此外，南宋时期的墓志数量远多于北宋，可能与南宋时期浙江各地的开发程度更高、民间佛教风气浓厚、儒学传统消长等因素有关。同时，文中也提到了各地区墓志出土、发现和整理的偶然性对墓志数量分布的影响。



第三节 墓志分布时代和地区不平衡的原因

墓志的物质性信息，即墓志碑刻在文本以外可能存在的历史信息。墓志有四种存在形态：田野中的实物、馆藏的实物、拓本（或图像）、录文。这些形态蕴含的历史信息量依次递减，因此讨论墓志“物质性信息”问题，实质是如何将墓志还原到田野场景中。文章还详细描述了墓志作为随葬品在墓室中的陈列位置，以及墓志在家族墓地中的陈列位置，并探讨了墓志的形态、材质与“可视性”问题。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墓志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第四节 墓志的物质性信息

作者从1995年开始的考古生涯，从史前时期的河姆渡、良渚文化到青瓷考古，再到专注于南宋墓葬的研究。作者经历了从对考古工作的兴趣到对文史研究的追求的转变，最终形成了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学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通过不断的田野调查、发掘和阅读，与同行交流讨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并在学术讲座和报告中分享自己的思考。尽管面临职称评定和论文写作的压力，作者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理想的追求，并最终完成了《南宋墓葬研究》的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