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
目录
用户评论
近些年关于国进民退、科举废除对基层社会的影响等诸多讨论不知是否受此书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前，清政府利用“国家经纪”处理乡村社会中的税收及行政事务。此国家经纪分为营利型经纪（类胥吏）和保护型经纪（类乡绅）两种类型。国家政权主要通过将自身的权威和利益融入到当地的文化网络之中加以控制，从而取得了乡村精英的公认。但进入20世纪后，国家政权的扩大与深入破坏了地方权威（宗教与宗族组织）的基础，压榨政策与解散庙会使得乡村精英与乡村民众疏离，土豪恶霸乘势取而代之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造成了华北乡村的苦难，疏远了民众与国家政权的联系。正如序言所说，作者关注的是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制、僵化及破坏性的一面，对此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理论，即晚清民国政府依靠扩大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的行政职能，导致国家与基层社会的脱节
“国家政权内卷化”、权力的文化网络【读的是94年版】
作者就不考虑一下华北农村面临的安全问题么……要不是因为兵祸匪祸，单凭那几个现代化机构，大概也不会这样吧。问题的核心不是在现代化摧毁了地方社会，而是政治秩序失控导致乡村社会不能维持。
再往回倒，看杜赞奇的研究。最感叹的不是他怎么用材料，这一本基于文本，连田野都没有，也不是他在社会史研究里拆解层次、寻找理论结晶的方法论，“国家政权建筑”“文化网络”“内卷化”等等都是漂亮的发现，但发掘概念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感叹他们在学术工作的背后有那样一种隐隐的努力，通过经验材料和理论批评之间的来回摆渡，呼唤一种面对断裂甚至在断裂中接续的能力。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动机，要通过复杂的论说去实现却没那么容易，因为人们习惯闪躲、矛盾不定，并不愿意跨越分野和定见，正因如此，他对国家、地方权威和村民之间互动关系的再发现，是为了更加谨慎地展开对现实政治的宏观判断、对比和预期，根本上他是希望发现，二重性作为必然的表象，变化和立场都作为矛盾体，“一种文化甚至在经历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仍保持自身认同的方式”。
从费孝通出发，为理解基层权力下渗的问题，咬牙读完，汉学中硬造概念、滥用材料的写法真是滋味也无！文化网络的结构、内卷化都不是必须的提法。谈及几种与庙堂权力交织与借用的江湖机构与组织，比如闸会和市，最有趣的是地方性庙宇中围绕关羽形象的多次造神化进程。大体还是“皇权不下县”的思路，任何下渗的权力都会遭遇扭曲和消解。
本书提出了基层政权的内卷化
很好的书，具体可以看我书评
成书较早，如今来看，学术史与方法论意义甚过具体的观点与分析。作为全书关键概念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以及“内卷化”、“国家经纪”等等，似乎也因有意抽绎理论化表述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其涵括性。以至于对特定社会现象及其所内蕴的结构性问题的描述与分析甚至不如一些作家经由文学创作的呈现与把握。结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虽然简短，但却是肯切的。
概念提的不错
评分略虚高。结论突兀，而论证却糊涂甚至没有；注释简略，有些海外论著已在中国出版，却没有实质性的更新；翻译极差，很多地方缺乏基本的汉语言规范，你要说有收获吧，读者却好像没有啥收获，你要说没有收获吧，其实还真有价值，尤其是最后的结论。纸张还粗糙。
另，我还是觉得市场或者说是经济利益大于所谓的文化的权力网路。而且，企图用几个名词来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硬套生搬，在既有理论中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