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顶尖学者，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等汉学家。其代表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于1987年发表，备受国际学术界认可，先后荣获费正清奖、列文森奖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奖，彰显其在领域内的卓越贡献。

<p>长期以来，有关义和团运动起源的问题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美国学者周锡瑞在本书中以详尽的史料、独特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对19世纪山东的社会、经济结构做了区域性分析，对中西文化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溯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民谣、尚武精神等都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宏观历史概括，认为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间的“互动”，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p>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历史背景。尽管大多数人知道这一事件，但对其的理解仍然有限。义和团成员并非拳师，他们的“拳”实际上是一套利用仪式保护自己免受西方武器伤害的方法。该运动源于一种巫教传播，而非武术团体动员。常被误解的是，义和团并未反清，其口号“扶清灭洋”表明他们支持清朝并反对外国人及外国事物。研究中存在争议，关于义和团的起源有两种主要观点：源于白莲教起义或勤王民团。作者通过深入研究新发现的档案和口述历史，挑战了传统看法，揭示了义和团运动的全新面貌。



英文版序

华北平原的地理、气候特征以及农业状况。这片人口稠密的冲积平原由黄河与小河冲积形成，土壤肥沃但排水问题显著。大陆性气候带来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湿润的天气，年降雨量不足且集中在夏季，农民依赖自然降水种植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同时面临洪水和干旱的威胁。尽管自然灾害频发，华北平原仍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之一，农业是当地主要的生计方式。



华北平原

华北地区位于黄河平原中心,人口密度高但商品化水平低的特征。该区域与长城相接,南界淮河流域。施坚雅的理论认为华北地区受单一生态环境和冬季农闲的影响,手工业发展以供家庭消费为主,导致贸易不发达。华北地区的都市化水平低于其他一些地区,展现出乡村内地的特点。尽管施坚雅的理论有其分析力和说服力,但在实际应用中,如华北南部边界和运河对经济渗透的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提示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地方差异的根源。



华北地区

1900年山东地区义和团运动的情况，以及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特征。胶东半岛地势多样，水源充足，农业和商业发达，丝织业繁荣，人口稠密；鲁中山脉北坡的丘陵地带虽不如胶东半岛富裕，但农业灌溉发达，土地肥沃，丝绸生产普遍。济南和昌邑地区是政治和经济中心，举人和官员数量较多。相比之下，鲁南山区和济宁地区则较为落后，地主所有制程度高，商业不发达，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大运河周边的济宁地区虽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农业产量较高，但也存在洪水侵袭的问题。鲁西南地区以黄河以南为主，人口密度高，但遭受天灾次数较多，盗匪活动频繁，举人数量较少。



山东的社会经济区

义和团运动发源地鲁西北平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这里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经常遭受涝灾和盐碱地问题，人口稠密但生活贫困。黄河改道带来的洪水和大运河贸易的衰落加剧了地区的困境。历史上，这里是战争频繁的地区，天灾人祸不断，人口流失严重，城市逐渐衰落。19世纪的农民起义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义和团的故乡

鲁西南地区，社会组织特色鲜明，尤以盗匪活动为甚。此地与江苏、河南交界，历史上黄河改道和水患频发导致经济贫困和社会动荡，盗匪横行成为常态。他们利用省界交错进行跨境抢劫以逃脱官府追捕。清朝试图恢复淳朴风俗，但富户的暴力自保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武装冲突。盗匪活动与鸦片种植紧密相连，鸦片贸易为商业欠发达的地区带来财富，同时也催生了一批富裕的目标供盗匪劫掠。

社会阶层分化明显，鲁西南相对封闭，而鲁西北则更为开放接纳外来户。人口流动在这里成为常态。经济萧条、自然灾害频发使生活更加艰难，农民普遍贫困。发财途径主要依靠农业和商业，而非官职。与鲁西南相比，鲁西北更贫穷且地主阶级不发达。

在鲁西南，村庄结构封闭，盗匪活动盛行，社会动态受其影响较大。而鲁西北的开放性村庄结构、有限的商业潜力以及以农业为主的发财途径，塑造了地区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发展路径。尽管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流动普遍，但这里的地主阶级不发达，农民生活贫困程度可能低于鲁西南。

两个地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基础、社会动态和村庄结构上。鲁西南的盗匪活动和社会动荡源于其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而鲁西北则更多受到经济萧条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各自独特的地区特征和社会组织形式。

鲁西社会组织

明清时期，山东士绅分布受举人数量影响显著。胶东与济南昌邑地区的举人数持续增长，显示出较强的商业化趋势。然而，在16世纪中叶后，鲁西地区举人数的下降则与其遭受天灾、人祸及大运河衰落紧密相关。大运河虽未有力推动沿岸经济发展，却因阻碍自然排水导致局部水患。士绅数量的变化还与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如盗匪活动、人口增长和商业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行政区划级别、人口规模对举人数起关键作用，盗匪活动的活跃程度也对士绅分布产生显著影响。

山东农业历史背景复杂，作物生产多样，如胶东半岛的地瓜种植和鲁南地区的铁器交易。不同地区有其独特经济特性。17至19世纪，战乱频发，自然灾害导致人口锐减，地方志详细记录了这些事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例如，清代的单县、曹县县志中频繁出现关于自然环境对当地生活影响的记载。

士绅力量与行政区划的关系在清代山东省尤为明显。通过举人数量、市场数目和商业税等数据，作者构建回归方程评估各地商业化程度和士绅影响力。尽管人均耕地面积与士绅数量呈负相关，但可能源于高产土地或非农业收入较高的地区。这些统计结果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教育水平之间的关联。

山东省的士绅分布、农业生产和士绅力量的变化，反映了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举人数量的增长、大运河的影响以及盗匪活动的活跃，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山东地区的社会面貌。同时，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通过分析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明清至清代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文化教育水平。

山东士绅的分布

第一章 山东——义和团的故乡

自周朝起，山东地区便有异端活动的踪迹，如齐巫的降神附体现象。汉朝末年，太平道兴起，黄巾起义成为大规模宗教反抗事件。元明清时期，白莲教在山东频繁爆发起义，与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紧密相关。尽管官方严厉禁止异端信仰，秘密宗教仍以顽强生命力存在，并与武术组织结合，如华西大起义、王伦的八卦教起义，预示着清朝衰落的迹象。

18世纪至19世纪的中国，秘密宗教与武术团体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一些宗教组织将武术融入仪式，如白莲教中的王伦；另一些则独立运作，如梅花拳。武术团体通过公开习武吸引新成员，尤其是青年男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成为秘密宗教的附属。然而，武术团体内的师徒关系不如秘密宗教稳定，参与习武并不意味着正式加入宗教组织。

义和拳在这个时期表现多样，有时与秘密宗教有关联，有时作为官方民团镇压起义。尽管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在中国历史上早有记载，但在19世纪末的义和拳中并非主流特征。秘密宗教和武术团体反映了农民群众组织的传统，它们不受正统绅士阶层控制。在19世纪末的义和拳运动中，这些团体并未展现出后来义和团特有的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仪式。

晚清华北平原上，武术团体与秘密宗教的关系复杂而微妙。金钟罩与大刀会相似，但与义和拳的特殊能力有明显区别。一些异端组织如祖师会进行降神仪式，源自民间治病活动，并通过偷碑匾传播。神拳组织则与浙江起义有关，强调神灵保护和舞蹈以获得刀枪不入的效果。这些团体虽与秘密宗教有所关联，但联系并不紧密。

19世纪中叶的起义中，武术团体和秘密宗教结合更为明显，反清情绪强烈，但也反映出江湖医生对秘密宗教的影响。习武者社会地位显著，可选择加入秘密宗教或地方社团。不同地区的习俗各异，有的地方民众更倾向于学习拳术，而有的地方则信仰邪教。

清朝时期，政府禁止并监控一些教派如白莲教，尽管它们转入地下继续传播，并可能与武术相结合。各地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如山东地区对宗教信仰、社戏活动和地方社团的描述，这些信息可以从《破邪详辩》、《中国农村习俗调查》等著作以及传教士明恩溥的研究中获取。

综上所述，山东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复杂多变，从古代异端活动到近代秘密宗教与武术团体的互动，再到不同地区独特的信仰和风俗习惯，都反映出该地区深厚的历史底蕴。这些资料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社会风貌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第二章 秘密宗教、义和拳和民间文化

西方扩张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显著，尤其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开放的通商口岸，使得外国商品如棉纺织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对传统手工业造成冲击。尽管有人认为这导致了中国手工业的严重衰退，但有学者提出，当时的经济结构中，传统与近代成分并存，并非全然衰退。以山东地区为例，洋纱进口导致当地纺织业衰落，人民生活困难，加剧社会不安定，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背景之一。

19世纪的中国传教活动伴随着战争，传教士们认为冲突是天意，支持鸦片战争，相信贸易开放将推动基督教传播。尽管与商人间的关系紧张，他们仍坚信西方文明扩张与贸易、宗教紧密相连。山东地区的传教经历了耶稣会、天主教到新教的不同阶段，传教士通过教育、医疗和慈善工作吸引信徒，但新教发展较慢，部分原因是其严格的教徒吸收标准。

义和团运动时期，天主教徒多于新教徒，这与天主教会更积极介入法律事务有关。传教活动不仅影响个人信仰，还对地方社会和政治有深远影响。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包括传播基督教、介入世俗争端，并利用教会特权保护信徒，这些行为导致中国人反感，特别是当他们帮助信徒获得法律优势时。

传教士的政治活动和官方关系使教会形成了一种“政府中的政府”，利用条约赋予的特权影响中国政府决策。然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有限，原因包括与传统文化冲突、被视为异端以及要求放弃传统习俗。成功吸引信徒的例子显示，政治保护是改信的主要动力，特别是对那些在地方权力斗争中寻求外部支持的人。

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秘密教派成员、土匪和穷人因逃避政府迫害、宗教吸引力或寻求保护而皈依基督教。传教士提供的法律和社会保护特别吸引这些人，天主教会因其世俗权利更易吸引需要这些保护的人群。基督教传播与帝国主义扩张相关联，传教活动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

19世纪末，中国对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和西方势力的不满加剧，但中国政府力量不足以对抗教民及其背后的外国势力。民众的反抗在义和团运动中爆发，对基督教和西方势力进行激烈抵抗。山东地区的社会情况复杂，传教活动引发了秘密教派成员皈依和义和团起义，反映出中外文化的碰撞和社会动态。

总之，19世纪的中国经历了西方扩张、传教活动与本土文化冲突的过程，这些事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义和团运动中达到高潮。

第三章 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主义

金钟罩起源于18世纪末的华北平原，与刀枪不入的武术相关。早期习练者与教派活动关系不大，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与大刀会的联系变得紧密，被指为邪教组织以躲避刀枪。作者推测金钟罩可能曾与白莲教有联系，但在山东地区这种关联已减弱。

鲁西南地区由于地理、经济和政治因素动荡不安，盗匪活动频繁，大刀会应运而生，由地主和富农主导，旨在抵御匪患。成员通过学习金钟罩仪式，据说能达成刀枪不入。仪式包括念咒、吞符和排砖排刀训练，核心是硬气功或功夫。尽管与早期教派和义和团有联系，但大刀会更侧重于武术而非宗教。

地方官员对大刀会的态度复杂，既依赖其维护治安，又担忧潜在的不稳定。在官方支持下，大刀会在打击匪徒中发挥关键作用，甚至取代传统民团。然而，随着与基督教天主教徒冲突加剧，特别是传教方式导致盗匪改信和信仰差异引发矛盾，大刀会转向反洋教斗争。

庞三杰团伙在苏北的恶行包括围攻村庄、骚扰教民和施压不信教的大户。地方官员保护了外国传教士并疏散他们。庞三杰被捕后，队伍瓦解，最终被官军击败。这表明官方力量能有效压制大刀会活动。

华北地区历史事件记录详尽，涵盖叛乱、革命及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资料来源多样。晚清山东的社会动荡包括义和团运动、大刀会活跃以及基督教传教士与当地民众的冲突。官府对这些团体的态度多变，传教士在当地的居住权问题也得到解决。

这段内容揭示了历史事件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通过不同阶层人物的行为和思想，展现了时代进程的多样性。

第四章 大刀会

19世纪末，德国的野心瞄准了中国，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他们寻求海上力量以守护海外权益，特别渴望一处能供应燃料的基地。胶州湾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成为理想的候选地，同时与当地的天主教势力相辅相成。巨野教案的发生为德国提供了占领胶州湾的借口，他们巧妙利用外交途径和国际形势，确保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然而，德国的侵略对中国内部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加速了戊戌变法等改革运动，并间接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尽管教案本身不是直接冲突的原因，但德国的行为无疑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民族反抗情绪。

晚清时期，德国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展现出强烈的野心，巨野教案成为他们扩张的手段。他们占领胶州湾的政策，以及与清朝政府之间的战争应对策略，在光绪年间的上谕和官员奏折中有所体现，内容涉及士兵招募、外交策略等方面。同时，这些文件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如俄国立场的变化，以及它们对租借地的追求。

德国在山东地区的行动，尤其是对胶州的占领，引发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应，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然而，这些事件同时也加深了当地社会对洋教的反感，传教工作的推进导致冲突升级，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矛盾。

第五章 巨野教案

冠县位于鲁西边界,人民气勇尚义但土地贫瘠导致生活简朴。棉花产业著名但生产力低。19世纪的起义和战争使军事防御薄弱。地理位置偏远、政治控制弱及人口不安分导致地方冲突频发。十八村是独立地区，管理困难且常有匪盗活动，影响商业发展，但相对富裕，守旧传统盛行。



背 景

冠县的秘密教派活动历史，包括义和拳的早期文献记载、宋景诗起义中的白莲教徒参与以及金钟罩道士张洛焦的学习经历。晚清至民国时期，教派活动增多，如青帮红帮、黄沙会和圣人道等，被当地人称为“善男信女”。尽管冠县地理位置偏远、教育水平低，士绅稀少，导致秘密宗教流行，但不能简单将义和团拳民与过去秘密教派相联系，因为它们与基督教教民之间有紧密联系。



秘密教派活动史

晚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偏远地区的传播情况，尤其是法国耶稣会和意大利方济各会在直隶和山东的活动。传教士通过提供保护，如在民教冲突时使用武器，吸引了村民加入教会。故事中提到，一些白莲教徒为了避免被捕而加入天主教，而在宋景诗起义后，天主教会也帮助了解救被捕的村民，导致更多人加入。到义和拳运动时期，梨园屯的天主教徒已有一定规模，主要来自王姓家族。



教 民

梨园屯这个大村庄的情况，有约300户人家，姓氏众多且并不都同祖同房，团结不分裂。镇上有集市和店铺，经济活动频繁，主要作物是小麦、黍和高粱等，丰收年景时产量颇丰。社会分化明显，土地集中在少数富裕家庭手中，部分人靠出租或雇佣劳动力经营，底层劳动人民则以农业副业和贩卖物品为生。此外，镇上还有一个下层士绅阶层，他们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力，干集书院作为文化中心培养人才，同时也是财政和军事的枢纽。



梨 园 屯

民教争端中，玉皇庙的归属问题引发长期冲突。教民和村民就土地分配达成协议，但士绅反对，导致县令介入调解。最终，教堂归还庙宇，但外国神父不满，引发更大规模冲突。在外交压力下，地方官员被迫让步，庙基重回教民，士绅抗争失败，斗争领导权转移至新一代。



民教争端

十八魁，他们是梨园屯的年轻农民，因贫困而承担起保护寺庙财产的任务。首领阎书勤和高元祥虽有少量土地，但主要靠其他副业谋生。十八魁成员大多土地稀少或无地，被传教士视为社会底层。他们在民教冲突中坚持斗争，即使领袖被监禁也未放弃，后寻求与武术大师赵三多结盟以抗衡教民。



十 八 魁

梅花拳的历史和性质，起源于康熙年间，与白莲教起义有一定联系但并非同源。梅花拳主要作为武术流传，用于健身自卫，无政治意义。赵三多是著名梅花拳首领，虽自称第五代传人，但其实可能是资历较深的拳师。他拥有众多徒弟，包括衙门皂役，影响较大。尽管经济状况不佳，但他的正直和仗义使他在村民中享有较高声望，最终成为十八魁的师傅，参与反教民斗争。



梅 花 拳

赵三多参与梨园屯斗争的过程，他通过举行大比武展示力量，引发与教民的冲突。尽管村民和梅花拳占优势，但后来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导致政治压力变化，教民势力增强，迫使官方推翻先前协定，拆毁寺庙。这促使赵三多联合姚文起，成立义和拳，反抗教民，反映了梅花拳内部的分化和斗争形势的转变。



烽烟再起

义和拳与梅花拳的历史关系及发展情况。尽管两者传统可追溯至18世纪，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被广泛认为同源。梅花拳在晚清时期较为安全，未受官方禁止，而义和拳常被视为异端，引起怀疑。在反教斗争中，赵三多领导的团体最初使用梅花拳名称，后改用义和拳，这标志着组织性质的变化。义和拳的“义”象征忠诚与利他，“和”表示团结或和谐，反映了成员间的联合与正义事业的决心。此外，文中还提到了19世纪60年代的团防组织与义和拳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对义和拳联盟的影响。



义 和 拳

1898年中国山东地区发生的梨园屯教案及其后续影响。在法国人获胜后，县令何士箴被迫辞职，由曹倜接任。面对紧张的局势，曹倜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但拳民的不信任和赵三多的逃避使得情况复杂化。知府洪用舟后来介入，利用赵三多与十八魁之间的矛盾，通过逮捕阎书勤来占领梨园屯并解散部分拳民。尽管如此，由于边界地区的复杂性和新调军队的问题，局势仍然不稳定。传教士希望惩办肇事者，而官府则试图吸收拳民加入团防以维持治安。赵三多的动向和十八魁的存在继续影响着该地区的和平。



1898年:教民的胜利与拳民的解散

在1898年的冠县，发生了一起因教案冲突引发的暴力事件。官府试图通过赵三多与拳民达成协议，以和平解散他们，但地方复杂情况和谣言煽动导致拳民再次集结攻击教民，事态升级。政府调动军队镇压，短期内恢复平静，却暴露出官方处理民间反抗的局限性和矛盾态度。这次事件对后续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引人深思，需结合当时社会政治背景分析。

1934年出版的《冠县志》记载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包括晚清时期山东地区义和团运动的情况。拳民的口号、活动以及与官方和教民的冲突在官员的奏报中被详细描述。和平解散拳民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存在争议和不同说法。赵三多、曹倜等人物的行为，以及逮捕事件和战斗的记载，为理解当时社会动荡和宗教冲突提供了宝贵资料。

晚清山东的义和团运动中，官方对赵三多等人的拉拢与利用，以及对义和团活动的镇压，在历史记录中得以体现。这些多元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义和团运动的本质、动机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在应对大规模民间运动时的策略选择和挑战。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官民冲突、宗教分歧以及政府决策之间的复杂互动。晚清时期的山东，义和团运动不仅是宗教与文化层面的碰撞，也是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民众反抗意识的反映。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也对后续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深入研究《冠县志》等历史文献，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晚清时期山东地区义和团运动的背景、发展与后果。这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社会冲突的根源，以及政府在处理复杂局面时可能采取的策略。同时，这些历史经验也为当今社会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帮助我们在面对类似问题时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1898年秋:爆发与镇压

第六章 冠县梨园屯:“义和拳”的兴起

山东在近代化改革中的成果和进展，包括电报线的铺设、兵工厂的建设以及对邮政业的改进。尽管有一些保守派反对变革，如巡抚李秉衡对开矿的抵制，但总体上，当地人对新科技如电报的接受显示了他们对外国技术威胁的较小担忧。然而，改革的步伐缓慢，即使在1898年激进的改革时期，山东的变化也不显著，直到成立外务局处理对外事务，变革才真正开始。



山东的改革

清朝末年山东的财政危机，政府为加强海防和偿还战争赔款导致开支增加，同时银价下跌使得农民负担加重，引发民众不满。地方官员试图通过裁军、盐税等方式平衡预算，但存在贪污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军队削减影响了地区稳定。在此背景下，民团组建成为维护治安的新选择，得到保守派和维新派的支持，旨在减少军事开支的同时保持社会安宁。



政府的财政危机

晚清时期，华北地区特别是山东，频繁遭受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和社会稳定。这些灾害常常伴随着大规模反抗现有统治秩序的起义，比如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连续洪涝和饥荒后爆发的。政府在财政紧张、中央与地方权力削弱的情况下，应对灾难的能力有限，甚至出现官匪勾结的现象。官员腐败和对黄河治理的忽视也加剧了灾情。例如，张秋镇的水患未能得到妥善处理，反映了地方治理的问题。

朝廷任命毓贤担任山东巡抚，旨在解决该省的传统问题，并非维新与保守之争。然而，毓贤上任后立即面临德国占领胶州的新挑战，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抵御帝国主义的压力。这使得他在处理传统问题上的能力受到限制，山东的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官员如毓贤所面临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他们既要应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社会动荡，又要处理与列强之间的新矛盾。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无疑对晚清政府的治理能力和适应性提出了严峻考验。

自然灾害与内乱

1898-1899年列强对中国租借权的争夺，德国在巨野教案后几乎全取清廷要求，各国划分势力范围，危及中国完整。尽管贸易增长，但外国人与当地军队冲突、排外事件加剧紧张局势。列强对北京防卫的干预和对甘军的抗议，反映出他们不容忍任何排外行为的态度，这对中国政府造成压力。1899年，外国军队在各地的暴行引发中国不满，意大利加入租借地争夺，清廷决心抵抗。赫德预见到动乱将至，尽管义和团运动未如他所描述的严重，但危机感确实存在。



1898—1899年的外国侵略

德国在山东的帝国主义行为，包括干涉官员任命、占领城市、亵渎孔庙、建立殖民地机关以及无视条约开采矿藏等，这些行动对地方官员和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剧了冲突与不满。



德国人在山东

19世纪末期中国鲁东南地区发生的反洋教事件，缘于外国神甫的专横行为和教会权力的扩大，导致民众不满情绪加剧。德国在胶州的占领、饥荒问题以及新出现的教民霸道，触发了地方民众的反抗，事件迅速蔓延。这些骚乱虽未与义和团运动直接关联，但反映了当地乡绅主导的传统冲突模式。文中还提及了传教士之间的观点分歧，以及当时流传的虚假谣言对局势的影响。



鲁东南的反洋教事件

1899年德国对山东的侵略背景，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在其中扮演了复杂角色。他一方面与当地人谈判赔偿，另一方面煽动德国政府介入。德国利用一次中德冲突中的误会为借口，派兵干涉并进行军事行动，烧毁房屋、占领城镇，甚至射杀村民。这反映出当时列强通过直接武力手段来保障其在华利益和传教活动的新趋势。山东巡抚毓贤在此背景下上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应对德国及其支持的基督教民的影响。



1899年的德国入侵

毓贤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复杂角色，他是支持者还是镇压者的观点存在争议。西方学者认为他是关键人物，甚至可能是运动的发起者，而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则描绘他为运动的残酷镇压者。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对毓贤作用的理解仍未达成共识。文章详细叙述了毓贤在不同阶段的行为，从镇压盗匪和起义，到成为义和团的支持者和最后的排外政策执行者。作者强调不能仅凭1900年的行为来评判他全盘的态度，而应结合1899年的记载来理解他的政策发展。文章还提到毓贤的官场背景和个人品质，试图揭示其政策背后的原因，认为他的行动更多是出于误解而非恶意。



毓贤的作用

19世纪末期中国山东地区发生的反洋教运动，特别提到了“红拳”团体的兴起和地方民团的影响。由于德国侵略和传教士暴行的消息传播，民众对西方人的愤怒加剧，导致流民和短工中的反教情绪高涨。济宁州的社会动荡与管理不善、经济状况以及难民涌入有关，这些因素催生了拳会组织，如红拳，他们以武术自卫为名，实际上在寻找与教会的冲突。地方民团的组建为拳民提供了掩护，使得反洋教活动得以组织并扩大。官员彭虞孙对局势表示担忧，并向上级反映，呼吁采取强硬措施控制拳众，但实际效果如何则需进一步考察。



济宁的“红拳”

19世纪末中国山东地区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背景下的冲突。毓贤作为巡抚，面对天主教徒遭受骚扰的情况，他一方面否认官方支持暴力行为，另一方面承认存在小规模的村民反抗。毓贤认为问题核心在于教民欺压村民，导致他们通过习拳自卫。他采取了允许村民组织抵抗但同时打击所有侵略行为的政策。在与外国势力的紧张关系中，毓贤试图平衡压力，对教民的过分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裁，同时也对德国在该地区的暴行提出控告，尽管这些控告没有得到回应。在他的政策引导下，地区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但面对不同背景的拳会成员，如乡绅控制的和由外来户领导的，毓贤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然而，他未能预见到神拳团体的兴起，这将挑战他的治理能力。



毓贤的义和团政策

19世纪末的德国对华政策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最初在鲁南教案中，德国采取了强硬立场，但随着认识到武力展示的成本高昂，其态度逐渐缓和。铁毕子作为关键人物，主张德国仅需保护本国公民权益，不再介入传教士赔偿问题，从而避免了地区中外冲突的升级。然而，美国对此事件的态度截然不同，国务院未限制地方代表行动，反而支持公使康格维护传教士与华人教民的利益，加剧了局势紧张，为华北未来的动荡埋下隐患。

晚清时期的历史画卷中交织着各种事件和人物。义和团运动、官员的功过、黄河水患以及外国势力的影响共同构成了复杂的社会背景。张汝梅、毓贤等官员的行为及其官职变迁，反映了官场的复杂性和对外压力的应对策略。洪水治理、贸易关系与外交事务的交织，展现了时代的多元面貌。

山东地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经历了动荡与恢复。德国与清政府间的紧张态势通过电报往来展现，德国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义和团运动兴起，官员们采取不同策略试图控制局面，如禁止习拳的命令。然而，实际情况中教案的发生并非全然如官方报告般简单，这些记录揭示了当时社会动态与中外关系的复杂性。

尽管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动荡，部分地区如鲁南在19世纪末已恢复平静。官员和传教士对地区稳定的看法各异，严厉措施被采取以应对骚扰教民的行为。德国与清政府之间的电报往来反映了两国关系的紧张，中国政府迅速将信息传达给地方官员，以应对可能的威胁。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展现了中外力量的碰撞、政府策略的调整以及社会动态的演变。各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挑战。这些历史事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过去、展望未来的重要视角。

外国的反应:德国与美国

第七章 风暴云结

鲁西北地区秘密宗教的盛行背景和特征。该地区天灾人祸频繁，士绅阶层薄弱，导致农民寻求秘密宗教的精神慰藉。秘密宗教强调平等和道德，吸引着各种人群，包括政治激进者。在起义失败后，教派趋向非政治化，但仍有例外如茌平白莲教的造反。19世纪末的秘密宗教呈现大众化、与医术结合以及“假神附体”等趋势。虽然秘密宗教与洋教有组织上的联系，但并非所有武场教派成员都会转向神拳，神拳更多反映了当地通俗文化的特点。



鲁西北的民间秘密宗教

19世纪末20世纪初鲁西北地区洋教的情况，尤其是美国公理会和天主教的活动。美国公理会于1880年在庞庄建立，初期教徒多来自秘密宗教成员和受过救济的人，但后来很多人转投天主教或退教。医疗工作成为教会关注的重点，但信徒增长缓慢。相比之下，天主教徒人数众多，主要集中在平原县和茌平县，由驻济南的意大利方济各会管理。鲁西南的情况不同，村民入教多为个人利益，入教后可能在村中孤立。教民的特权行为引发不满，到19世纪90年代末，教民激增且无法无天，反洋教的神拳运动因此兴起。



鲁西北的洋教

神拳这一宗教仪式及其起源，它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的中国鲁西北地区，由于黄河阻隔和习武者保持低调，起初未被官府注意。神拳提倡简单道德准则，如孝顺父母、和睦乡里，并有行医治病的传统。其宗教仪式公开且无害，与秘密宗教不同，包括向特定方向磕头、念咒、喝符和烧香。重要特征是降神附体，用于自卫或行善，但在与洋教冲突后增加了“避刀枪”的元素。外国传教士记录了这一仪式的重要性。神拳的仪式包括向东南方向磕头、烧香、喝水，通过特定仪式请神灵附体。所请的神来自戏曲小说中的英雄，如孙悟空和关公等。降神附体在神拳中变得群众化，任何诚心练拳的人都可以祈求神灵保护。尽管有观点认为神拳源于白莲教，但口述历史和当地记忆显示两者不同。神拳是结合了地方文化、武术传统和民间信仰的新团体，其吸引力在于普通人能通过仪式体验到神的力量。



神拳的宗教仪式及来源

19世纪末在中国山东地区发生的神拳运动。神拳起源于一种习拳治病的团体，但在1898年的黄河大水和贫困加剧后，转变为反对洋教的民间组织。大水迫使一些武术高手流离失所，而疾病的流行让神拳有了展示医术的机会，进而吸引更多人加入。朱红灯和心诚和尚成为神拳的重要领导人，他们提倡刀枪不入，并在民众中传播反洋教的思想。虽然有传言称他们与反清复明有关，但口述历史显示他们的口号主要是“兴清灭洋”或“保清灭洋”。神拳的转变被认为受到了之前大刀会和义和拳反洋教活动的影响，以及甲午战争后山东普遍存在的反洋情绪。尽管神拳借鉴了其他团体的名称和一些理念，但它有自己独特的仪式和活动方式。神拳的兴起反映了民众在自然灾害、外国侵略和教会欺压下的反抗，是他们寻求自我保护的一种途径。



神拳的转变与传播:1898—1899年

19世纪末中国山东地区官员对义和拳（神拳）的态度。地方官员豫咸采取持平政策，尽量避免民教冲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神拳活动，如调解纠纷、参与庆祝。其他官员也有类似倾向，试图将神拳编入民团以控制他们，但效果有限。官方的这种宽容态度为后来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官员们的态度

义和拳在华北地区迅速传播的原因和方式。神拳通过年轻人的好奇心、师傅的传授、外出做工农民的流动性以及集市庙会的表演得以广泛传播。每个村的拳场由大师兄和二师兄领导，他们都是同一师傅的徒弟。虽然各拳场独立运作，但有时特殊人物如朱红灯能动员大量拳民参与冲突。神拳的存在早期阶段有明确的纪律，各个村的拳民独立活动，没有统一的组织或等级制度，展现出朴素的平等主义。



义和拳组织及其传播

神拳成员构成多样，年龄、性别特征明显，经济背景涵盖贫农与无业游民。最初为护院，吸引小康家庭加入；领导层多来自游民或贫农，即便有富裕家庭，也常是衰落之辈。仪式强调平等，反映社会动荡，加剧与当局冲突。

19世纪末山东，秘密宗教活动兴盛，如义和团，与社会动荡、反侵略情绪并存。神拳作为抵抗象征，口号表达对外来势力的不满，团体重视治病互助，反映民众对教会可能欺压的指控。尽管起源理论各异，神拳与白莲教间的联系未被广泛接受。

义和团运动呈现平等解放精神，对比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李连武、孔兆春口述揭示组织行动详情；朱红灯、心诚等领导人评价不一。多数证据显示，义和团并非反清，歌谣传说提供理解思想角度，但可能非直接源自团内。

成员动机各异，如王立言因儿子入天主教支持神拳。领导结构模糊，官方记录提及缺乏明确领袖。这些口述资料揭示民众反抗外国侵略的行动，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山东地区的秘密宗教活动和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中国社会复杂性的缩影，体现了人民在动荡时期的抗争与团结。

神拳的社会成分

第八章 神 拳

19世纪末的中国平原县，一场名为神拳的运动在经济贫困、土壤盐碱化的地区悄然兴起。西南部的村庄分散，张泽和李长水等领袖利用人们对天主教的不满煽动暴力，尽管县令蒋楷试图平息，但局势愈发动荡，甚至与外国传教士发生冲突。恩县县令有力保护了传教士，而平原县则需要外部军事干预恢复秩序。

清朝时期，卢昌诒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在山东爆发。卢昌诒逮捕涉嫌受贿的官员陈德和，试图安抚拳民，但战斗仍不可避免。朱红灯领导的义和团在森罗殿与清军交战，尽管装备简陋，他们坚定抵抗导致官军伤亡。这次冲突后，朱红灯继续活动，“义和团”名称广泛使用，运动目标明确为“兴清灭洋”。

晚清山东，地方官员毓贤对义和拳的政策复杂，他试图通过温和手段维持农民忠诚，但未能有效追捕首领，导致运动扩大。朱红灯等领导的反教活动频繁，暴力行为增加，官府不作为引起更多不满。尽管巡抚毓贤被撤职，袁世凯接任后，义和团运动并未缓和。1899年，外国传教士遇害事件标志着拳民暴力升级，袁世凯采取强硬措施，但运动在山东受阻，直隶地区却兴起。

义和团运动中的人物与事件交织，乡村领袖施砚田因领导义和拳被杀害。蒋楷的文章揭示了活动详情，包括与官员的互动、战斗情况及口号使用。传教士的态度各异，有的记录战斗，有的反映对义和团的支持或反对。袁世凯的角色引人关注，他的政策影响运动发展和官军反应。

这些资料描绘出晚清山东复杂的社会局面，既有官方镇压，也有民间反抗，以及国际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影响。乡村领袖、官员、传教士与朝廷的互动，构成了义和团运动中多元的人物关系和地方动态。

第九章 冲突不可避免

清廷在1900年发布的一项诏令，强调公平处理教案，不分会匪与良民，只问肇衅与否。这反映了朝廷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从禁止结社到承认其合法性，以应对民族危机和政治冲突。然而，朝廷内部的分歧导致禁拳命令被忽视，义和团运动在混乱中继续壮大。



朝廷的政策

义和团在直隶地区的活动情况，起源于山东的义和拳会传入直隶后，迅速发展，借助庙会传播其信仰，并与当地教民冲突不断。起初，各地的义和团主要由当地人组成，对抗邻近的教民组织，直到运动后期才大规模向北京集结。尽管义和团活动频繁，但他们的攻击目标主要是天主教徒，对美国新教徒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直隶军队一直在追剿义和团，导致双方都有伤亡。



蔓延直隶

1900年春天华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加剧，冲突因旱灾和教民自卫而升级。义和团操练吸引青年人加入，他们与装备精良的教民矛盾激化，小事件触发大规模冲突。涞水发生的转折性事件中，义和团报复教民，导致双方暴力对抗，影响扩大，官军无力平息，地方士绅控制不了运动，清朝军队也避免与义和团冲突。



1900年春天:冲突的加剧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迅速发展的情况，起因包括旱灾、宫廷内部的分歧以及民众对朝廷支持义和团的理解。地方官员对于镇压义和团的态度不一，部分官员同情义和团，导致行动犹豫。同时，外国列强对清廷处理拳变的不满加剧，通过外交压力和军事展示施加影响。朝廷在排外力量与反对派之间摇摆不定，政策反复，从禁止到默许义和团活动。随着危机升级，各地官员建议武力镇压，但朝廷犹豫不决，最终导致外国联军介入，义和团的抵抗得到民众支持，形成复杂的政治局面。



外国的威胁和朝廷的摇摆不定

义和团运动在19世纪末的中国京津地区兴起，成员主要来自农村，由招募的外地农民组成。他们聚集在北京和天津，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反对外国势力尤其是基督教的影响。义和团的仪式中，降神附体是一个显著特征，年轻人在师傅引导下进入狂热状态。这些活动引起了朝廷和列强的注意，对决策与安全构成威胁。

尽管缺乏统一领导，义和团以各自为战的方式组织起来，初期纪律严明，主要针对传教士及其信徒。随着冲突升级，他们试图解释刀枪不入术为何失效，并在服装和标志上表现出新的组织特征。然而，他们的目标扩大到所有外国事物，导致对非基督徒的财产破坏。

义和团运动中的反基督教情绪反映了民众对于外来文化冲击的抵抗，同时也暴露出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矛盾。尽管忠于清朝，但义和团抵制干涉其行动的清军，并在京城周围展现出强烈的自主性和反抗精神。这种局面让朝廷担忧拳民可能与反清力量联合，加剧了内部不稳定。

朝廷意识到必须处理义和团危机，防止民众暴乱，以免影响统治基础。同时，社会治安的崩溃也为其他反清组织提供了传播主张的机会。尽管义和团运动最终在八国联军侵华后被镇压，但它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对外来势力的抵抗情绪。

这场运动不仅是对外国侵略的反应，也是对清朝内部腐败和社会不公的一种表达。它体现了民众对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渴望，以及对于改变自身命运的抗争。义和团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在历史上的影响不容忽视，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义和团在京津

晚清时期朝廷内外对于宣战的不同态度和事件经过。慈禧太后在收到列强的最后通牒后，尽管知道清朝的动机具有暂时性，但仍决定宣战，以此表明抗争的决心。然而，真正的争论结束于外国人对大沽炮台的进攻，导致北京局势恶化。在确认战争不可避免后，朝廷发布了“宣战诏书”，但实际上并未明确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各地总督巡抚的态度决定了宣战的实际影响，南方官员决定保持中立，而北方如山东和直隶等地则发生了大规模排外反教暴力活动，尤其是在满族官员的鼓动下，外国人和中国教民伤亡惨重。东北地区由于日俄帝国主义的紧张对峙，也出现了针对教民的袭击。这些事件揭示了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以及对外政策的复杂性。



“宣战诏书”

义和团在北京和天津的活动，他们围攻使馆和教堂，与外国军队作战，同时也表现出一些秘密宗教的特征。尽管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但义和团内部存在矛盾，行为缺乏纪律。在天津，战斗主要由正规军进行，而义和团的攻击由于武器不足，在外国军队的枪炮下遭受重创。



京津包围战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带领官员逃往西安，北京成为外国军队报复的目标。联军沿途烧杀抢掠，进入京城后，包括欧洲人、日本人在内的军人和传教士参与抢劫。他们甚至在搜捕义和团成员时滥杀无辜，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尽管朝廷禁止并镇压了义和团，但运动的结束并未改善民众对外国人的态度，因为联军的行为激起了更深的仇恨。最终，清朝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支付巨额赔款，并接受军事条款，使清廷成为列强的附庸。



文明世界的复仇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重要的社会动荡，它对国内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运动起源于民间反洋教情绪的高涨，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外国势力的全国性抵抗行动。19世纪末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剧了民众的不满。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反映了这种复杂的心态，他们一方面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试图维护清朝统治的稳定。

运动的爆发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巨款并割让领土。这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和软弱。然而，义和团并非单纯的反动势力，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抵抗侵略的决心，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

从国际角度看，义和团运动加剧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冲突，为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提供了契机。各国在处理义和团问题上的态度分化，反映了各自在中国的不同利益诉求。这场冲突也促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更加关注，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在国内层面，义和团运动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它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另一方面，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和排外情绪也导致了无辜人士的伤亡，加剧了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义和团运动促使晚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如“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应对内外危机。

运动期间，袁世凯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作为北洋军阀的代表人物，他在山东地区的政策转变反映了其政治智慧与权衡。他起初对义和团采取暧昧态度，试图利用他们对抗其他列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最终选择支持清政府，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总的来说，义0

教 训

第十章 烈火燎原

历史事件的起源考察需要超越对遥远过去的单一解释，深入分析特定环境和社会结构。马克·布洛克的观点和苏族鬼舞道门的例子揭示了这一点。鬼舞道门在苏族中的传播、改革与当地困境结合导致暴动，显示社会条件对运动形式和起源的影响。研究义和团运动时，必须细致考察其兴起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

太平天国运动起因于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在广西东南部特定社会背景下广泛传播，尤其吸引受冲突困扰的客家人。运动提出平等理想世界，吸引信徒。宗教信条对领导人重要，但普通追随者可能更多出于实际需求如保护免受攻击而加入。教义结合当地民间信仰，通过降神附体等仪式扩大影响。洪秀全控制神权，建立组织结构推动革命。

义和团运动与民间文化紧密相连，其宗教仪式源于武术团体传统，如金钟罩、气功简化流传。反基督教立场可能源于农民普遍不满而非特定事件触发。运动名称受冠县义和团影响，降神附体行为在戏剧中找到叙述背景。戏剧不仅是娱乐，也是社区团结的仪式，故对基督教徒支持与否有强烈情绪反应。

探讨文化与大众关系的例子包括《乳酪与蛆》、《马丁·格雷的回归》，以及中国领域的研究尝试。萨满教巫师治病现象和表演口述史诗的宗教仪式过程也涵盖其中，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信仰实践和艺术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