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出版第一本书。主要著作包括“红色三部曲”、《“四人帮”兴亡》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至新中国成立的历程。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记录了历史重大事件，如美国“9•11”事件。此外，他还著有《东方华尔街》等作品。

陈伯达这位“文革”时期的重要人物的一生，他曾是毛泽东身边的得力助手，却因参与“文革”而犯下大罪。在晚年，他对自己的一生深感悔恨，希望能从自己的悲剧中让人们吸取教训。文章详细描述了陈伯达去世的经过，以及他简朴的葬礼。尽管他生前声名显赫，但他的追悼会却无人组织，没有讣告和悼词，只有少数亲友前来告别。他的去世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注意，但报道中却存在误解。陈伯达的一生充满了起伏，他的去世也标志着他传奇一生的终结。



第一章 陈伯达之死

陈伯达的生平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家，并在文革期间担任“中央文革”组长。但由于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9月被捕，1981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文章详细描述了他在狱中的生活，以及刑满释放后的境遇。



第二章 服刑18年

陈伯达在秦城监狱的“特殊囚犯”生活，他在那里享受优裕待遇，甚至比家里还舒服。他的生活因毛泽东的关照而改善，每天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有医生定期检查。尽管陈伯达在狱中经历了心理挣扎，但他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他对毛泽东表示感激，并认为自己在毛泽东的教导下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在毛泽东去世后，陈伯达的待遇与其它囚犯相同，直到1978年因病被送入医院治疗，并在1979年与儿子陈晓农首次见面。



第三章 秦城监狱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押上最高法庭被告席的情景。陈伯达对自己的罪行表示悔恨，并在庭审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他的辩护律师提出陈伯达在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其他主犯，且在狱中受到良好待遇，态度较好。最终，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第四章 最高法庭被告席

王力写信请求假释陈伯达的过程，尽管王力曾与陈伯达共事并成为其特殊“翻译”，但两人关系复杂，王力下台后与陈伯达有过矛盾。王力在秦城监狱中关注陈伯达的命运，并在《历史决议》未提及陈伯达的情况下，写信建议中央考虑对陈伯达进行假释。尽管假释程序复杂，但最终陈伯达被允许保外就医。



第五章 假释陈伯达

陈伯达因病情获得保外就医，被送往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享受优待。公安部门选派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父亲。陈晓农在石家庄收到信后，急忙前往北京，发现父亲住的条件比复兴医院好很多。陈伯达滞留医院两个多月，中央指示他治好病不再回监狱，生活安排成了问题。最终，陈晓农在母亲和妻子的支持下，带着幼儿迁往北京，与父亲同住。



第六章 照料父亲

陈伯达的日常生活，他的家虽不大却布置得温馨，儿子儿媳对他照顾无微不至。陈伯达热爱阅读，关注国内外形势，尤其对文革相关文章兴趣浓厚。尽管生活条件有限，他仍不断购买书籍，藏书量超过万册。他的写作兴趣广泛，涵盖学术著作、文学名著和历史事件回忆，作品虽略显缺乏灵气，但观点见地，显示了他晚年的精神世界。



第七章 访问陈家

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奇特经历。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却能在服刑期间公开发表文章，这在当时是个奇迹。周扬作为陈伯达的老朋友，在得知陈伯达希望见面后，主动伸出友谊之手，两人会晤并谈了四个小时。周扬对陈伯达的过去表示理解和关心，并促成了《求知难》的发表。陈伯达对此表示感激，认为周扬的关心使他感到温暖。这次会晤后，两人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尽管周扬去世后，陈伯达也离开了人世，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成为了他们晚年生活中的一道亮光。



第八章 周扬关心陈伯达

陈伯达在文革后重新发表文章的情况。周扬和胡乔木分别推荐了《求知难》和《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这两篇文章均以匿名形式发表，保密程度极高。周扬透露，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几位高层为陈伯达讲话，并给予优待。邓小平鼓励被打倒的政治人物撰写文章，这些文章被印成“无头文件”在高层分发。胡耀邦和胡乔木对陈伯达的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关注其晚年生活。胡耀邦实事求是的态度让陈伯达感受到了人性关怀。



第十章 长子自杀

陈小达的悲剧故事。陈小达是陈伯达的长子，才华横溢，却在青春年华时选择自杀。他曾与一位门当户对的姑娘M相恋，却因M突然提出中止恋爱关系而深受打击。陈小达在实验中出事故，又因感情受挫而绝望。最终，他在极度苦闷中选择了结束生命。他的生母诸有仁在晚年对江青怀有怨恨，认为是江青干涉了陈小达的婚事导致悲剧。然而，真相可能远比传闻复杂。



第十一章 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陈伯达在毛泽东的信任下负责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过程。陈伯达虽是人民公社的“发明”者，但并未参与起草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条例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在1962年由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指示调查农村情况，并亲自布置调查任务。陈伯达在起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参与了刘少奇报告的起草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修改。



第十二章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陈伯达等人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事件。这一运动始于对南斯拉夫铁托的批判，后来演变为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在论战中，中共对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同时邓小平提出了处理兄弟党关系的重要原则。这场论战最终导致双方发表大量文章和评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历史证明对赫鲁晓夫和铁托改革的批判存在错误，反映了毛泽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



第十三章 毛泽东口授“二十三条”

毛泽东在1965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这一文件由陈伯达执笔，在农村开展的“四清”和城市里的“五反”运动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复辟，并担心中国会出现类似情况，因此提出要防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与毛泽东在社教运动中的观点逐渐产生分歧，特别是关于运动性质的看法。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搞“人海战术”和“繁琐哲学”，并指出运动的重点应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强调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并首次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第十四章 “电子中心论”

陈伯达提出“电子中心论”的背景和过程。在1965年，陈伯达从国外借鉴发展电子工业的理念，强调电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这一理论在当时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后来因陈伯达的倒台而遭受批判。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子工业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确实扮演了中心角色，证明了陈伯达当年的预见性。



第十六章 与江青互相利用

1965年毛泽东在长沙召见五位“秀才”的情况，包括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和田家英。他们都是笔杆子，各自有着丰富的政治理论背景。毛泽东召集他们是为了讨论编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序言，并亲自为《共产党宣言》写序。此外，陈伯达还因编写《毛主席语录》而与毛泽东产生争执。同时，文中还提及了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的事件。



第十七章 炮制《纪要》

陈伯达在得知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后，立刻将其转告江青，帮助江青稳固了她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然而，毛泽东与陈伯达等人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被田家英整理成纪要时，田家英删去了其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文章的评价，引发了江青等人的不满。随后，关于这段谈话的整理过程和删减内容，各方说法不一，引发了诸多争议。而田家英因此被扣上“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最终被迫害致死。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复杂性。



第十八章 起草《五一六通知》

江青借助林彪的力量，通过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陈伯达的两个点子，使江青在《纪要》中对文艺黑线进行了批判，并确立了样板戏的地位。江青通过这次事件，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并为之后的“文革”奠定了舆论基础。



第二十章 田家英之死

陈伯达被委以重任起草《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信赖。在南北对峙、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陈伯达与王力合作，在康生的指导下，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完成了通知的起草工作。这份通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通知中批判了《二月提纲》，提出了“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影响深远。



第二十一章 接管《人民日报》

“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建过程，陈伯达被毛泽东提名担任“小组长”，并在组阁时首先将江青列入名单。小组最初只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逐渐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陈伯达和江青的共同“组阁”下，初步名单确定，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和毛泽东批准后正式成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变动，权力也逐渐集中。



第二十二章 “欢呼”聂元梓的大字报

田家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经过。1966年5月22日，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来到家中宣布中央决定：田家英因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及一贯右倾被停职反省，并搬出中南海。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难以承受，次日含恨离世。李锐指出，陈伯达和江青是陷害他的主要人物。王力认为田家英之死源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他在多次重要会议中坚持正确立场并抵制极左路线。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的职务，成为毛泽东和江青的秘书，掌握了机要大权。田家英的去世是对当时恶劣环境的一种抗议。



第二十三章 在毛、刘对峙的日子里

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后，该报声调的转变。一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标志着“文革”的开始，文中提出“政权”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性。这篇社论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夺权”风暴，使许多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陈伯达在起草这篇社论后不久被捕入狱。



第二十四章 点火于北大

聂元梓大字报事件，康生在背后操纵，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将其广为传播，引发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内容涉及对彭真、陆平等人的批评，导致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受到冲击。陈伯达等人发表多篇社论，推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形成“造反”的浪潮。



第二十五章 掀起反工作组浪潮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陈伯达得知毛的意图后反对派工作组，导致了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发生。刘少奇试图通过工作组来控制局势，但毛对此并不满意。毛秘密行踪于南方，并对林彪和刘少奇都保持警惕。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表达了自己复杂的心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并预计未来还会有多次类似行动。7月16日，毛泽东公开亮相武汉长江，随后返回北京，准备处理混乱的局面。



第二十六章 跃为第五号人物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批评，并通过陈伯达的支持，蒯大富在清华大学的反工作组斗争得以加强。江青和陈伯达前往北京大学进行调查研究，表面上谦逊地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实际上为后续的文化大革命铺路。特别是陈伯达否认“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使得北大工作组陷入被动，造反派学生开始攻击工作组，这一浪潮迅速扩散到其他高校。同时，中共中央任命陶铸为宣传部部长，陈伯达为顾问，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



第二十八章 暗伏危机

陈伯达在“文革”期间利用其影响力在公众场合吹捧江青，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深知江青的野心和阴谋，却选择迎合她。江青在北大的一次大会上，对张少华、张文秋等人进行指责，引起混乱。陈伯达随后讲话，使会议重回正轨，工作组也因此被撤销。这次事件反映了“文革”时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第二十九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在中共高层中对刘少奇的打压过程。1966年7月，陈伯达主持起草会议公报初稿时未将刘少奇列入审阅名单，表明刘少奇即将受到批判。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林彪造势，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运动，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严厉批评刘少奇的“路线错误”。陈伯达因紧跟毛的步伐而晋升两级，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跃升至党内第五号人物。江青干预了常委名单排序，最终确定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等。陈伯达的地位超越了刘少奇、朱德和邓小平等人，在党内举足轻重。



第三十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制定过程。该决定由陈伯达负责起草，多次修改后于1966年8月8日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十六条内容涉及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运动主力军、群众自我教育、党的阶级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多个方面，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同时，决定强调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第三十一章 批判“血统论”

“中央文革”内部的权力斗争，陈伯达作为组长，面临江青和康生的挑战。江青势力扩大，与康生联合，陈伯达的权力被削弱。陈伯达虽是舆论总管，但内心有忧虑，试图通过制定文件限制江青权力。与此同时，陈伯达与江青、康生等人关系紧张，内部斗争激烈，危机暗伏。



第三十二章 冲击国防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作为伟大战略部署。这一口号将原本的工作方法问题升级为路线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代表。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激烈攻击刘少奇，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作为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经过一番讨论，最终确定使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口号，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



第三十三章 安亭事件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激烈斗争。林彪和陈伯达猛烈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主持会议，并指示大量印发陈伯达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尽管刘少奇被迫检讨，但并未得到宽恕。会后，《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进一步批判刘邓。大多数高级干部对批判路线问题仍持怀疑态度，如李井泉和刘澜涛等。毛泽东认为实践将进一步检验这些观点。



第三十五章 接管陆定一专案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的“血统论”及其恶劣影响。出身好家庭的孩子自视甚高，而出身不好的孩子则备受歧视和心灵创伤。“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曾批判这种观点，并修改了流行的对联以强调阶级路线的重要性。然而，“血统论”依然广泛传播并造成了社会混乱。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进一步批判“血统论”，但最终因此被捕并处决。此外，陈伯达还倡导文斗而非武斗，起草布告制止暴力行为，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第三十六章 清除异己

学生们冲击国防部的事件。由于“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张家口外语学院和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的学生们试图冲进国防部大院，要求批判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林彪对此感到惊讶但并未直接处理，而是将问题推给了军队文革小组。面对学生们的强硬态度，陈伯达派出张春桥等人宣读了他的指示，学生们最终遵从了指示并退出了国防部。这一事件显示了“中央文革”的影响力，并加深了陈伯达与林彪之间的关系。



第三十八章 阎红彦之死

上海在“文革”初期，因“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发的安亭事件。事件起因于上海市委工作组与学生工人的冲突，随后上海红卫兵造反派兴起，王洪文组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曹荻秋不予理睬的情况下，王洪文鼓动造反队员进京告状，引发上海北站混乱。事件最终导致交通瘫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派张春桥前往处理，并迅速转变立场支持王洪文。毛泽东最终支持了张春桥和“工总司”的做法，事件最终以中央文革小组的胜利告终。



第三十九章 支持上海“一月革命”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地位及其与陈伯达之间的关系。江青急于公开亮相，陈伯达为其捧场，并多次发表赞扬江青的讲话。然而，江青对陈伯达并不满意，称其为“迂儒”和“刘盆子”，认为他只是傀儡。一次陈家后门墙上的脚印事件，导致陈伯达被迁出中南海，夫妻关系也因此紧张。



第四十章 阻拦调查康生

陆定一及其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迫害，包括陆定一被关押13年，严慰冰等家人也受到株连，总刑期达56年。同时，文章揭露了刘叔晏和陈伯达在整人运动中的角色，以及陈伯达在审判中承认自己下达了将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的指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宪法和法制。



第四十二章 与江青的尖锐冲突

文革时期，陈伯达如何通过扣上“叛徒”的帽子，一步步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在文革这场“剥笋”运动中，穆欣、尹达、王任重、刘志坚等人都被扣上各种罪名，遭受迫害。陶铸因其在党内的地位和与邓小平的关系，成为陈伯达的重点打击目标。陈伯达与江青联合，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将陶铸打倒，但陶铸凭借其地位和影响力，暂时稳固了自己的位置。



第四十三章 自杀风波

陶铸在1966年被调至中央工作后迅速成为重要人物的过程。江青原本对陶铸寄予厚望，但很快发现两人不合拍，并开始与陶铸产生矛盾。一次关于吴传启的争论中，陶铸直接批评了江青，导致双方关系恶化。随后，江青和陈伯达煽动造反派，通过一系列行动成功地将陶铸打倒。毛泽东起初并未参与这场斗争，甚至一度保护陶铸，但最终未能阻止陶铸被批斗的命运。在1967年2月的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的行为，并否定了之前对陶铸的负面评价。然而，陶铸仍然倒台，而陈伯达则趁机提升了自己的地位。



第四十四章 叶剑英、徐向前拍案质问

阎红彦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和最终自杀身亡的过程。阎红彦曾因对高岗问题的正确判断而受到毛泽东的认可，并被调任云南担任要职。然而，在文革中，他因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并为邓小平辩护而遭到批判。陈伯达的恶语相向使阎红彦深受打击，最终在造反派的压力下自杀身亡。阎红彦临终前留下字条指责陈伯达和江青逼迫其走上绝路。他的死讯被陈伯达刻意隐瞒，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并由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第四十六章 转折点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背景和过程。毛泽东对《文汇报》的夺权行动表示支持，并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进行宣传。随后，陈伯达等人起草了贺电，经毛泽东提议后加上了“中央文革”署名，进一步提升了“中央文革”的权威性。“中央文革”由此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掌握了实权并直接向各级党委下达指示。此外，“中央文革”还控制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通过王力、关锋等人巩固了对舆论工具的掌控。



第四十八章 “乘胜追击”

1967年1月北京爆发了针对康生的抗议活动，人们通过大字报和传单揭露康生的阴谋和罪行。康生虽然手握大权，但无法亲自灭火，于是求助江青和陈伯达。陈伯达利用职权和蒯大富的影响力，迅速散布支持康生的信息，平息了风波。然而，康生并未因此感激陈伯达，两人仍为权力明争暗斗，但在推行极左路线方面却保持合作。



第四十九章 《伟大的历史文件》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过程。他们通过百万群众大会宣布了这一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并吹嘘其为新生力量。陈伯达作为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便推动过类似的运动，这次也对张、姚产生了一定影响。毛泽东曾表示赞同使用巴黎公社的形式来巩固政权，但后来意识到如果各省都效仿上海成立人民公社，将引发政体和国号变更的问题。因此，他指示张春桥和姚文元将“上海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尤其是指责陈伯达打倒陶铸的行为。张春桥后悔没有在正式成立前向毛泽东请示，导致此次行动未能获得预期的效果。



第五十章 批斗刘、邓、陶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困境，他不仅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还不断遭受江青的排挤。陈伯达在回忆中提到，江青在小组内部实行独裁，并且对于他的工作方式和立场多次进行指责。陈伯达试图通过学习和实地调查来解决问题，但江青对他的行为表示质疑。在江青的打压下，陈伯达甚至一度提出辞去组长职务，前往天津工作。然而，即便在天津，他依然受到江青的影响，不得不处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与江青多次发生冲突，尽管他努力避免直接对抗，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与江青的正面冲突。



第五十二章 “揪军内一小撮”

陈伯达因政治风波而面临自杀危机，他试图用马克思女婿自杀的历史来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毛泽东的批评让他倍感压力，而康生和王力的劝解让他暂时打消了自杀念头。在中央文革会议上，陈伯达成为唯一被批评的对象，江青缺席，康生等人对他的批评较为温和。最终，陈伯达被迫接受批评，并在江青的辱骂中结束这场闹剧。



第五十四章 “批判极左思潮”

怀仁堂会议，这是一场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却演变成对“中央文革”成员的批判。会议中，老帅和副总理们对“中央文革”成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包括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会议记录显示，谭震林等老干部对“中央文革”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其整掉老干部，造成革命成果的丧失。在会议中，陈伯达、康生等成员面对指责时，选择了沉默或否认。随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将会议情况报告给江青，江青随后向毛泽东汇报，引发毛泽东的关注。



第五十六章 制造冀东大冤案

谭震林因不满“中央文革”的行为而给毛泽东、林彪写信，信中强烈批评了江青等人的行为，表示自己忍无可忍。毛泽东看了信后非常愤怒，并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决定让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检讨。这次会议成为了政治上的转折点，江青和陈伯达等人的地位得到提升，而谭震林等人则受到了批评。会议后，江青等人开始反击，怀仁堂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第五十八章 “大树特树”风波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二月逆流”。这一事件因陈伯达提出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概念而得名。康生、谢富治和江青等人在批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反对者视为反党分子，并通过红卫兵公开批判。这导致了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打倒或边缘化，使中央政治局陷入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小组”趁机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权力，成立了“中央文革碰头会”。陈伯达试图迎合毛泽东，亲自撰写社论，但最终被毛泽东否决。到了4月下旬，毛泽东完全否定了“反革命复辟逆流”的说法，并批准让被打倒的政治人物重新上天安门城楼。



第六十章 掀起抓“小爬虫”“变色龙”运动

“中央文革”在1967年对刘少奇的批判高潮，毛泽东亲自批示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康生和陈伯达等人纷纷撰文批判刘少奇。刘少奇在中南海内受到批斗，被迫递交书面检查。在批判过程中，刘少奇透露了康生和陈伯达参与修改其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事实，使康生和陈伯达陷入尴尬。陈伯达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讲，批判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



第六十一章 “第三次家庭破裂”

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发表《五·一六通知》并要求配发社论的经过。陈伯达等人在紧张的时间内赶出了题为《伟大的历史文件》的社论，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社论中包含了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彻底批判和宣传毛泽东的理论。毛泽东亲自修改了部分内容，并添加了一段关于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指示。随后，“中央文革”接管了中共中央宣传部，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权力。陈伯达等人在这一过程中活跃起来，但毛泽东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看重他。



第六十二章 “热线”联系林彪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北京后，“中央文革”成员对刘少奇及其家人进行批斗，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受到侮辱和折磨，刘少奇甚至拿出宪法抗议。尽管毛泽东反对这种方式，但“中央文革”成员依然煽动造反派，导致局势愈发激烈。武汉地区爆发了反“中央文革”的大游行，抗议活动持续升级。



第六十三章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

“七·二〇事件”，这是一起在文革期间发生在武汉的震动全国的事件。事件起因于武汉两大派系对立，武斗一触即发，而王力作为“中央文革”成员被派往武汉，他的言论引发了两大派的强烈对立。毛泽东为了解决武汉问题亲自前往武汉，并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确定了三条方针。然而，王力的言论激怒了“百万雄师”，导致了“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在事件中，王力被“百万雄师”抓捕并受到攻击，最终在周恩来和军队的帮助下得以逃脱。事件引起了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关注，他们利用这一事件大作文章，将之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第六十四章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旨在批判军队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运动从武汉的“七·二〇事件”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林彪通过这场运动打击反对派，为自己成为接班人铺路。同时，“中央文革”也借机扩大影响力，通过舆论宣传和集会游行，强化对“军内一小撮”的批判。这场运动不仅影响了军队高层，还波及到广大民众，造成了社会动荡。



第六十六章 毛家湾的座上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表示震怒，并批示“还我长城”，强调军队的重要性。随后，林彪、江青等人试图推卸责任，将王力和关锋作为替罪羊。在一系列政治斗争和内斗之后，王力和关锋被定为“国民党特务”和“特务”，失去了自由，并被迫进行检讨。这场事件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



第六十七章 “天才”之争

“中央文革”通过巧妙的嫁接技术，将“王、关、林”作为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转移人们对他们的怒火。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在会议上批判极左思潮，实则是对“五·一六”的抨击。同时，江青发表讲话，强调警惕“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将“王、关、林”与“五·一六”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陈伯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