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是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以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著称。他提出的星云假说和“三大批判”理论对后世哲学产生深远影响。李秋零教授，河南唐河人，专攻基督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著作丰富，译有多部西方学术名著，并在国内外学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本书收入康德历史哲学全部相关著述，含《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理念》、《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关于在地上逐步建立善的原则的统治的历史观念》等十篇文章，书中所收入的文章均由译者增译了《科学院版编者导言》和科学院版编者注，并在必要的地方加了少量的译者注。

康德，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其前期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1755），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后期的哲学研究成果主要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三大批判”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先验唯心论体系，给哲学界带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哥白尼革命”（又称“开普勒改革”）。

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重视理性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作用。康德作为这一传统的奠基人，批判了传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不足，提出认识能力的双重基础：感性和知性。他认为，认识应结合感性的直观和知性的思维，以空间和时间等先天直观形式为基石，从而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识。然而，他也强调，纯粹理性必须与经验结合，以不断更新和扩展认识。

通过现象学视角，康德强调了认识对象与主体的关系，指出认识对象并非独立于主体，而是依赖于主体显现出的现象。这种认识观促进了科学发展，同时也提醒人们理性活动的局限性，为信仰和实践理性留出空间。

康德提出，纯粹理性摆脱感性束缚后达到的自在状态，以及这种状态下的事物被称为自在物或本体。本体与现象世界中的对象截然不同，它们超越时空，不依赖感觉经验。他提出了理智直观这一概念，认为它是纯粹理性认识非感性事物的手段。此外，他还阐述了理性理念，包括作为外感觉总体的世界、作为内感觉总体的灵魂以及作为内外感觉综合整体的上帝。

序：哲学的开普勒改革

海因里希·迈埃尔在导言中阐述了关于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理念。他借鉴康德的观点，认为人类终极目标是实现完美的国家宪政。他希望有人能撰写一部人类历史，展示人类在不同时期如何向这一目标迈进。文章深入探讨了人的意志自由与自然法则的关系，指出人的行动虽受自由意志影响，但也遵循自然法则。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人类社会的非社会性，即人们在社会化与个别化之间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推动人类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发展。文章强调，建立完善的公民宪政是自然的最高任务，需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困境，实现国际联盟。

对未来的展望，迈埃尔认为，通过努力，人类将能够实现更公正、更和平的社会状态。他认为，人类历史被视为自然计划的实施，旨在实现内部和外部完善的国家宪政。这一观念源自哲学的千禧年理念，虽然遥远但具有实现的可能。

文章强调，经验可以揭示自然意图的某些线索，但人类对于未来时代的期待和理性策划至关重要。同时，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和文化发展，公民自由和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战争的演变，都在推动这一进程。

迈埃尔还提到，撰写一部哲理的历史，可以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展望一个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的实现。他认为，人们应当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并非遥不可及，而是需要持续的努力和理性规划。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间的关系、文化发展、公民自由和启蒙思想，以及战争的演变，都将起到关键作用。通过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人类将能够迈向更加公正、和平的未来。

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

启蒙这一概念，它是指人从受他人指导的被动状态中解脱出来，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文章指出，许多人因为懒惰和恐惧而愿意终身处于这种状态，但启蒙需要的是自由，即在所有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文章强调，对于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而对理性的私人运用则可以受到限制。同时，文章也讨论了在宗教、立法等领域的启蒙问题，并指出，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现了启蒙，取决于人民是否能够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理智。



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赫尔德在其著作《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中，深入探讨了人类历史与人类本性的关系。他详细阐述从地球的构成到生物演化，再到人类直立行走和语言形成的过程，强调这些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赫尔德认为，人类是自然进化的最高阶段，人的灵魂是逐渐形成的，并最终能达到更高的存在状态。他的观点充满对人类未来的憧憬和对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

赫尔德的探讨不仅限于自然学，也涉及到哲学思考。他通过对比人类与其他生物，以及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来阐述人类历史的起源和发展。他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理性造物和道德造物，历史的进步建立在原初传统的基础上。赫尔德在书中提出了关于人类随气候而有的差异、人类能力的依赖性、以及文化中的一切进步都是基于传统和偶然的繁盛等有趣观点。

然而，评论者对赫尔德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其部分观点过于主观，缺乏客观性，并对他在书中对人类历史的解释存在矛盾之处提出质疑。

在关于灵魂不死和思想联想的探讨中，赫尔德认为，灵魂的不死不仅关乎灵魂本身，还关乎其延续。他提出思想是灵魂表象外在对象的媒介，与感官带来的事物完全不同。书中还讨论了赫尔德关于思想联想的见解，以及这些思想在康德作品中的体现。

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

人类历史的起点，作者以《创世记》为线索，阐述了人类从本能迈向理性的转变。他认为，人类并非天生善良，而是被本能所驱动。随着理性的觉醒，人类开始重视自由选择，但也随之带来了恐惧和忧虑。理性逐渐取代本能，但同时也引发了灾祸和恶习。然而，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向善的必经之路。

康德则认为，人类历史应具有教诲和改善的作用。他反对将灾祸归咎于神意或始祖的罪行，主张人们应承担自己的责任。康德强调，理性误用是灾祸的根源，人类应努力克服自身局限性，通过道德进步实现自身价值。同时，康德反思了文明进程中存在的冲突，如少年成熟与繁衍能力的不匹配、科学与艺术的天才寿命限制、以及人权不平等等问题，并呼吁通过完善公民宪政来解决。

作者和康德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持积极态度。他们认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了苦难，但这是向善的必经之路。作者强调，理性逐渐取代本能，但同时也带来了灾祸和恶习。康德则认为，人类应承担自己的责任，努力克服自身局限性，通过道德进步实现自身价值。

在作者看来，人类最初的状态并非天生善良，而是受到本能的驱使。随着理性的觉醒，人类开始意识到自由选择的重要性，但也随之带来了恐惧和忧虑。这一过程虽然是向善的必经之路，但也伴随着灾祸和恶习。

康德则认为，人类历史应具有教诲和改善的作用。他反对将灾祸归咎于神意或始祖的罪行，主张人们应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认为，理性误用是灾祸的根源，人类应努力克服自身局限性，通过道德进步实现自身价值。

在反思文明进程中的冲突时，康德提出了少年成熟与繁衍能力的不匹配、科学与艺术的天才寿命限制、以及人权不平等等问题。他呼吁通过完善公民宪政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人类的道德进步。

综上所述，作者和康德都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向善的必经之路。他们强调理性、道德和公民宪政的重要性，以期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

文章探讨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和明显区别。理论在引导实践时，必须考虑到具体条件的影响；而实践则基于目的，需遵循普遍原则。文章强调，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判断力的行为是必要的中间环节，它能够区分规则的事例。同时，文章批判了忽视理论而过分强调实践的观点，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理论的真正价值。文章进一步阐述了理论与实践在道德、政治和世界主义三个方面的关系，并强调了理论与实践适宜性的重要性。

在道德理念与实际行为的讨论中，伽尔韦先生指出，道德原则在实际行动中并不总是清晰可见，这与他个人的经验相矛盾。他强调，真正的道德理念应超越个人私欲，推崇义务，并克服生活的困难。他提出，若人们能理解和实践这种道德理念，道德水平将得到提升。他还分析了国家法权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为公民状态应建立在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强调公民的平等权利和立法的公正性。他强调，即使人民可能对某些立法不满，也应服从法律，因为这是保障法权状态和公共福祉的必要条件。

康德在探讨国家法权理论时，强调了理性在国家法权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应依据理性来评判国家法权的合理性，而非仅仅依赖经验。康德指出，幸福原则不应成为评判法权的标准，而应遵循自然法权原则。他还讨论了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权，认为这种权利并非不可侵犯，而应在法权框架内行使。康德还强调了言论自由对于保障人民法权的重要性，并认为这种自由是人民法权的守护神。此外，他还讨论了国际法权，认为国际法权是建立在普遍仁爱的基础上的，各国应遵循国际法权，以实现和平与共同繁荣。

在1793年的一篇文章中，康德探讨了自由意志、道德法则以及国家行政元首的仁慈角色。他认为，自由意志无法证明，只能从道德性的实践命题出发来理解。他还讨论了德性与幸福的区别，认为德性是除了人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剥夺的东西。此外，康德还分析了国家中仁慈的主人的概念，认为只有不受强制性法权制约的国家元首才能被称为仁慈的主人。文章还涉及了至善的理念，以及人作为道德存在的必然性。

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实践

康德在1794年向比斯特尔承诺撰写《万物的终结》一文，其中探讨了永恒与末日审判的哲学思考。他认为，人类对永恒的理解与期待源于道德进程，并分析了关于未来永恒的两种体系：一元论和二元论。康德强调，尽管人类无法准确预知永恒的命运，但仍应以善的原则指导自身行为，并期待末日以和平的方式降临。文章还探讨了人类对世界终结的期待和末日预兆的出现。

康德在文中提出了关于宗教和道德的观点，指出基督教的可爱之处在于其道德原则和爱的精神，而非权威的强制。基督教的意图是通过促进和产生爱来遵循其义务，其创立者以人类之友的身份而非司令官的资质来说话。基督教倡导一种自由的思维方式，既不偏向奴役感也不放任自流，期望这种思维方式能为其教义带来效果，赢得人心。基督教的道德可爱之处在于其温柔的精神，而非专横的权威。

然而，如果基督教变得不可爱，即用专横的权威而非温柔的精神来武装自己，那么对基督教的嫌恶和反抗将变得普遍，导致道德的终结。因此，康德呼吁基督教应坚持其道德原则和爱的精神，以此赢得人们的认同和支持。

万物的终结

在探讨宗教与道德的深远关系时，作者深入分析了宗教与教会信仰的历史演变。他认为，宗教信仰并非普遍存在于历史之中，而是个人道德信仰的体现。作者着重探讨了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指出犹太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共同体，而非宗教。基督教则基于全新的原则，强调道德信仰的重要性。

作者批判了基督教历史上的弊端，如神秘主义、迷信、教阶制度等。他强调，真正的宗教信仰应当是道德的、理性的，不应受到世俗权力的干预。作者对宗教与道德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通过理性与道德的进步，将实现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

康德关于宗教信仰的理论强调宗教信仰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他认为，人虽不能完全实现至善理念，但仍有义务追求它，这促使人信仰一个道德的世界统治者。康德认为，这种信仰不应包含奥秘，因为它仅表示上帝与人类在道德上的关系。他进一步阐述了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强调上帝的仁慈、公正和圣洁性，并认为这些教义是对人类道德的启示。康德探讨了关于上帝三位一体的信仰，认为这种信仰是超越人类理解的奥秘。他强调，宗教信仰应基于道德法则，并反对将宗教与历史或神秘因素混为一谈。

在末世的神圣预言故事中，世界审判者不是上帝而是人子，这象征着人类自己意识到局限性和脆弱，将在拣选中审判自己。故事中提到不同古老民族都存在类似的世界政府理念，这些理念蕴含在普遍的人类理性之中。此外，文中还探讨了宗教信仰中的奥秘，认为我们不能理解奥秘的对象，但可以接受它们。文中还解释了自由的因果性难以理解，以及上帝的爱与敬畏的关系。最后，通过区分两种审判者，即爱心的审判者和公正性的审判者，将几个相互冲突的命题统一起来。

关于在地上逐步建立善的原则的统治的历史观念

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阐述了实现国家间永久和平的临时条款与确定条款。临时条款主要包含禁止秘密储备物资、禁止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取国家、废除常备军、禁止国家举债干预外部纠纷、禁止武力干涉他国政治以及禁止敌对行为破坏和平。确定条款强调公民宪政应为共和制，国际法权应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盟之上。康德认为，共和制宪政和国际联盟能避免战争，保障各国法权实现。

文章强调和平需要民族间的条约和和平联盟，旨在维护国家自由而非权力。自然法权适用于个人，国际法权适用于国家，国家内部法权宪政已存在，无需外部强制。同时，文章提出世界公民法权，主张友好对待外来者，促进民族交往与合作。此外，文章探讨战争与商贸如何促进社会和谐与和平，以及如何通过理性调和道德与政治矛盾。

文章指出，战争并非解决国际争端的合理方式，道德法则成为必要约束。政治家应将道德原则作为治国智慧核心，追求正义。批判政治家为私利牺牲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强调政治与道德结合实现和平。

康德认为，政治与道德在结盟联合体中协调一致，这种联合体是法权基础。政治家应大规模创立这种联合体，强调公共法权的先验原则。政治与道德协调一致对实现公共法权至关重要。

文章强调天意作为自然实存根据的重要性，探讨天意的不同形式，批判以个别事件推论天意，强调属神协助在道德实践中的适当性。文章指出狩猎生活违背文明宪政，解释北冰洋附近居民生活状况，讨论不同宗教差异及治国智慧与公共法权的关系。

论永久和平

神圣经书的威望及其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探讨了经书编辑、正典完成时间等问题。文章强调经书在道德教化上的重要性，指出应从道德角度解读经文，而非仅仅作为历史证据。同时，也提出了关于七十译者的《圣经》可靠性和年代确定性的疑问。



关于神圣经书的实践利用和可能存续时间的圣经历史学问题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历史学家们不仅回顾过去，更试图预测未来。作者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道德的提升并非一成不变。他通过分析历史上的预言，如犹太先知对国家衰败的预示，来阐述历史预测的可行性。然而，他也强调，由于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预测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作者坚信，通过教育和智慧，人类能够逐渐向着更善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一个和平、公正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战争应当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康德在1798年的著作中探讨了预卜的实质和君主制的合法性。他认为，没有知识和真诚的预卜行为属于占卜。关于君主制，康德指出，一个民族不能仅因拥有君主制就认为有权改变它，因为宪政是自保的关键。他强调，即使政府内政良好，人民对政府的牢骚也可能是对宪政的爱的表现。

康德还讨论了人民对政府反抗的权利，认为这种权利是一种神圣的、超越所有价值的法权，政府不应侵犯。他主张人民应当参与立法，并强调这种法权不应通过革命实现，而应以君主制与共和制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国家。

作者和康德的观点都强调了人类历史和未来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智慧来推动。无论是道德的提升还是政治制度的改革，都需要人类共同努力，以实现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的社会。

康德历史哲学文集（注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