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斯·班尼特是华盛顿大学的传播学和政治学教授，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他是“传播与公民参与中心”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在传播学和政治学领域有深厚的造诣。多年来，他一直是多个核心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并发表了众多作品。他的研究关注媒体与政府互动对公众信息和市民文化的影响，这些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及斯宾塞基金会的资助。班尼特博士已出版多部著作，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本书在1983年首版时就成为政治传播研究的里程碑作品。从那时起，此书一直是政治传播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在每一版中，班尼特都把自己以及其他学者关于政治传播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书中。班尼特对于材料的论述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新闻与政治的互动是复杂、混乱、充满惊奇和矛盾的。书中穿插了大量简洁的案例研究，并且每一版都会更新，这一切说明，班尼特的描述和分析是建立在真实世界的事件基础上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哲学推理。作者的结论是扎实的，但从来不是教条主义。作为一个国家政治信息体系的核心，新闻如何发挥好为民主服务的功能？为了探讨这个重要问题，本书从两方面进行了审视：政治人物如何设法让自己想要传达的讯息成为新闻；记者和媒体如何报道新闻。新闻消费与生产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新闻业新旧时代交替的推动者，在第九版，班尼特讨论、分析了这些变化。

兰斯·班尼特，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华盛顿大学传播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华盛顿大学“传播与公民参与中心”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是美国传播学和政治学类核心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并有大量作品发表。他的研究兴趣涉及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影响公共信息和市民文化等。其研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及美国国家教育科学院斯宾塞基金会的支持。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设立目的，旨在翻译和引进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经典著作，以丰富中国学术界的思想材料，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套译丛注重选择具有多学科背景的传播学早期经典，并兼顾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力图填补中文版经典的空白。译者采取高度语境化的解读方式，通过注释和背景介绍，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并进行深入思考。翻译工作任重道远，编委会希望能得到各界人士的批评与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总序

新闻媒体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是班尼特教授在其著作《新闻：幻象的政治》中的核心议题。尽管先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干预力度有限，但班尼特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新闻如何塑造并影响美国民主。他指出，新闻报道并非如实反映政治现实，而是常常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只呈现了表面现象，而忽视了背后的复杂性。更为深入地，班尼特提出了“新闻导向指征”这一概念，揭示了新闻选择和呈现的内在机制。

在他的书中，班尼特不仅阐述了新闻体系的运作方式和所面临的问题，还融入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使得论述内容既具有深度又贴近现实。他的写作风格清晰易懂，深受学生们的喜爱。《新闻：幻象的政治》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像是一部引导读者思考的启示录，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理想新闻体系如何服务于美国民主的问题，鼓励读者进行深入探讨。

班尼特的观点挑战了人们对新闻媒体的传统认知，他强调了新闻在塑造公众观念和影响政治决策中的重要角色。他的研究不仅对新闻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公众理解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通过《新闻：幻象的政治》，读者不仅能了解到新闻背后的运作机制，更能意识到独立、公正的新闻体系对于维护民主社会的重要性。

班尼特教授的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为人们揭示了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角色。它不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部启发思考、引导公众参与公共讨论的作品。通过阅读《新闻：幻象的政治》，读者不仅能了解到新闻背后的真相，更能学会如何批判性地看待信息，从而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它鼓励我们对新闻媒体有更深的理解，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总的来说，《新闻：幻象的政治》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著作，它不仅丰富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也为公众提供了理解新闻和信息传播的新视角。班尼特教授的深入分析和独特见解，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一本值得反复研读的经典之作。

新闻业经济崩溃的原因和影响，传统商业模式不再有效，互联网提供了更便宜的广告方式，导致广告商和受众流失，新闻机构面临资金困境。新闻职业道德的“防火墙”制度也被打破，新闻独立性和问责式新闻受到挑战。随着新闻岗位大幅减少，公共产品的新闻报道成为问题，政府、企业和团体的行为可能缺乏有效的监督。公众对新闻体制不满，媒体倾向性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信息渠道增多，但大部分内容仍来源于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新闻业的衰落引发了对公众知情权和民主制度的担忧。



新闻业的经济崩溃

在社交媒体普及的背景下，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通过传统方式如电视和报纸获取信息，而是转向脸书、YouTube和推特等社交平台。这些平台允许消息源直接与公众交流，例如歌手粉红佳人可以通过推特发布自己的最新情况，甚至比记者更快地传达给粉丝。这种趋势挑战了传统新闻机构的地位，他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同时，维基解密事件显示，尽管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快，但传统媒体在信息整理和解读方面仍有其价值。此外，无名氏拍摄的伊朗抗议视频获得重要新闻奖项，标志着个人通过社交网络传递新闻的可能性。然而，这也提出了如何在公众不再依赖传统新闻来源的情况下，确保可靠政治信息传播的问题。



有了脸书、YouTube和推特，谁还需要记者？

新闻消费出现的年龄差异，青少年群体对传统新闻的关注度较低，更多是通过互联网随意浏览或在其他活动中顺便查看新闻标题。这种趋势不仅在美国存在，许多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也经历了新闻关注度的下降。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对新闻的漠然可能与年轻人对政治世界认知的减少有关，导致他们的政治意识相对较弱。



谁在跟踪新闻？

政治人物在与公众交流时的困境，他们试图通过传播恐惧信息来吸引公众注意，但这种策略往往导致公众更加疏远。例如，在2009年至2010年的医疗改革辩论中，出现了许多夸大的言论和不实信息，如关于政府鼓励安乐死的错误说法。这些言论在媒体上广泛传播，尽管被批评为荒谬和耸人听闻，但政治人物为了引起关注，仍然依赖公关策略。这种过度包装和操纵信息的行为让公众感到厌倦和困惑，他们对新闻的信任度降低，转而寻求更真实、不那么做作的娱乐节目获取信息。政治沟通变得越来越形式化，而非真正的对话，这引发了对民主参与程度下降的担忧。尽管如此，主流新闻仍然是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更有深度和广度的公众讨论，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唬他们一下，他们就注意你了：与神秘莫测的受众交流

新闻执政这一概念，政治人物需要借助新闻来塑造个人形象和传递领导力，而记者也依赖于重大采访和独家消息来获取新闻素材和职业地位。这种关系导致媒体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使得新闻报道往往大同小异，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政治人物的目标是影响和操纵记者，使其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报道事件，新闻在其中起到了影响公众观点、动摇政治立场、要求官员负责以及传达政府行动等作用。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就是一个政治操纵媒体的例证。



新闻执政

伊拉克战争中政府如何通过精心策划的公关行动将战争与“9·11”事件关联起来，误导公众认为伊拉克也参与了袭击。尽管缺乏证据，但通过媒体的报道和形象塑造，政府成功赢得了广泛支持，即使在战争开始后，反对声音也被压制，虚假信息占据了主导。这种对新闻形象的控制影响了公众对战争的看法和支持度。



媒体如何报道伊拉克战争

新闻行业中，特别是在涉及政治热点时，记者处理当权者与事实冲突的方式成为问题。美国新闻体系常依赖政府官员的观点，并追求公正、平衡的报道，这可能导致错误信息占据主导，特别是权力方擅长操纵时。例如，在全球变暖和伊拉克战争议题上，媒体未能充分质询官方立场，误导了公众。这种现象被称为“新闻导向指征”，即主流媒体倾向于以最有影响力的政界人士的观点为新闻导向。

新闻采访中也存在问题，如主持人在面对不同数据观点时的无力，以及记者角色的传统观念与囧司徒（Jon Stewart）讽刺性揭示政治真相之间的冲突。囧司徒通过其节目展示了对新闻界的批评，他模仿新闻界的运作方式，讽刺了机械报道决策和缺乏批判性的现象。尽管他的表演在行业内引起不满，但在公众中却受到欢迎，这引发了对媒体责任和公众信任度的深入思考。

例如，在全球变暖和伊拉克战争等议题上，媒体报道往往过于依赖官方立场，追求公正与平衡的同时，可能无意间放大了错误信息的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新闻导向指征”，即主流媒体倾向于以政治精英的观点为主导，而忽视了多元的声音和深度的分析。

在新闻采访中，主持人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也受到挑战。面对不同的数据观点，他们有时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提供全面、深入的解读。此外，记者的角色定位与囧司徒等讽刺性媒体人的揭露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通过节目揭示了新闻界的局限和问题。

囧司徒以模仿新闻报道的手法，讽刺了行业内的机械式操作和缺乏批判性的现象。他的表演虽然在行业内引起争议，但在公众中却广受欢迎。这种反差促使人们反思媒体的责任与公众的信任度，以及新闻界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传递真实信息。

证据？关于新闻行业的尴尬事实

新闻在美国民主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早期的报纸和邮政体系推动了民主参与意识的提升，而大众传媒时代，电视和广播让政治信息更广泛传播。然而，随着个人化媒体的发展，人们可能选择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这引发了对民主讨论凝聚力的担忧。新闻的定义是政治人物认为重要并由新闻机构筛选、包装后传递给公众，用于娱乐或决策参考。这个过程中，记者、政治人物和公众的利益交织，权力在信息审核中起着关键作用。



新闻的定义

新闻的制作过程和影响因素，如记者、编辑、管理层以及经济压力、公众反应等对新闻选题和报道方式的影响。理想情况下，新闻应包含深刻观点的交锋，帮助公众做出决策，但在现实中，由于各种“把关”因素，民主的理想状态难以实现。媒体在报道中是否涵盖普通百姓的公民行动会影响公众的参与程度。此外，新闻导向指征决定了媒体报道的焦点，往往关注当权者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而独立媒体的角色是揭示重大决策背后的实情，以促进公众思考和讨论。然而，新闻的信任度因政治操纵和娱乐化倾向而下降，其权威性减弱，传统新闻媒体的影响力被电视情节剧和喜剧秀等其他媒介超越。尽管问题重重，新闻仍是政治信息体系的核心，理解其运行规律至关重要。



把关：何人何事造就新闻？

新闻政治中政治人物、记者和公众的角色及其相互影响。政治人物通过掌握信息和策略性运用来推动议程，而媒体的商业化导致硬新闻减少，软新闻和娱乐化内容增多，这影响了公众获取重要公共政策信息的能力。同时，面对信息过剩和媒体操控，公众越来越难以信任新闻，转向社交媒体寻找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这种趋势挑战了传统新闻体制，但也促使公众利用数字化工具参与信息生产和传播，寻求更独立和多元的视角。然而，要保证新闻服务于民主，需要超越宪法保护，解决媒体责任和信息真实性的现实问题。



政治人物、媒体和公众

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存在的问题，如过度报道犯罪、事故等负面事件，导致公众对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自身安全的认知偏差。这种现象被称为“阴暗面报道指数”过高，可能对社区价值观和民主体制造成负面影响。尽管有研究表明电视是人们获取犯罪信息的主要渠道，但这些报道并不反映实际情况，反而加剧了公众对犯罪的恐惧。媒体评论家指出，新闻业更关注吸引观众情感，而非解决社会问题。联邦通信委员会在面对此类争议时，倾向于维护新闻自由，而忽视了媒体的社会责任。这引发了对第一修正案保护下的新闻自由与民主之间平衡的讨论。



第一修正案：为什么言论自由不能保证信息的有效畅通

新闻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公共信息受到企业盈利、政治谎言和公众趣味的影响，导致新闻服务于民主政治的机制缺乏制约和监督。美国的政治信息缺乏质量监控，各种力量未协调考虑大众利益，人们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作者提出理想的新闻体系应独立设置议题、报道多元观点、解释决策过程、增加历史背景、关注激进主义者并利用互动技术加强公众联系。通过探讨新闻体制的演化，旨在改进现代新闻，让人们更全面地理解政治信息体系。



新闻和民主之间的脆弱联系

第一章 关乎民主的新闻：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信息危机

新闻倾向性问题，许多人认为记者的意识形态或党派倾向影响了报道。然而，实证研究显示记者个人政治观点对报道的影响有限，新闻机构的平衡和公正标准通常能过滤掉这种倾向。媒体更关注吸引观众，而非凸显政治色彩。不同总统任期内的媒体报道差异反映了权力平衡变化而非记者倾向性。此外，公众对媒体的看法受到政治派别和个人价值观影响，保守派对媒体的批评较多，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媒体有左倾趋势。



正确看待新闻倾向性问题

对政党报刊的思考，指出即使存在新闻政治倾向性也是有益的。历史上，党派倾向性的新闻很普遍，符合托马斯·杰斐逊设想的社区多源信息环境。然而，现代新闻业趋向中立统一，缺乏多元观点碰撞，未能充分挑战主流观点和报道边缘群体的声音，导致信息雷同，影响公众对问题的理解和共识达成。



政党报刊有什么问题？

新闻媒体倾向于报道戏剧化和个人化的故事情节，而非复杂的政治现实，这导致对政治事件的报道支离破碎，观众难以理解其背后的政治意义。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媒体过度关注布什总统在航空母舰上着军装的形象，而忽视了战争仍在继续的事实。这种新闻框架选择简化了信息，强调情感和视觉效果，使得公众难以对政府的声明提出质疑。媒体的选择受到政治影响，有时会忽略揭露真相，导致公众对现实情况的理解偏差。



一种不同类型的倾向性

新闻行业中存在的四种重要倾向性：个人化、戏剧化、碎片化和权威-失序。个人化倾向表现为新闻倾向于报道个人经历而非深入探讨社会问题的根源；戏剧化则强调故事性和冲突，忽视复杂背景和深层次分析；碎片化导致新闻故事孤立，缺乏整体联系；权威-失序关注秩序恢复或对权威的质疑，常以简化的情节结构呈现。这些倾向性影响了公众获取全面、深入信息的能力，限制了民主社会中信息对于决策的重要性。



四种重要的信息倾向性：概述

新闻报道中日益凸显的个人化倾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趋势强调故事中的人物情感，却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对社会和政治背景的深入剖析。电视节目和个人化包装风格主导着新闻界，迎合观众寻求安全与常规的心理需求。然而，过度聚焦个体经历可能导致新闻报道偏离客观记录事件的本质，比如福利制度改革的报道往往过多讲述个人故事，而较少触及政策的社会影响层面；总统报道也常把焦点放在领导人的形象和政治斗争上，忽视了政府机构运作的讨论。

这种个人化处理方式让公众更多地关注权力人物本身及其经历，而非政策与政府职能。结果是公众对政治体系的理解可能变得片面，将政治视为由强权人物主导的神秘世界。新闻倾向于展现冲突、名人和戏剧性事件，却常常忽视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实际影响，这可能导致观众形成自我中心和种族中心的观念。媒体在追求戏剧效果时，可能会选择性地报道某些吸引眼球的信息，而忽略其他重要但不够抢眼的事实，从而强化了新闻的娱乐特性，弱化其教育和信息传递的功能。这样的结果是公众可能对复杂问题理解不足，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新闻的戏剧化和个人化问题使得美国新闻体系呈现出独特性，也可能加深美国人与外部世界的隔阂。通过情感共鸣和戏剧手法吸引观众的过程中，新闻有时会牺牲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导致公众基于幻想或虚构构建对问题的理解。这种简化和情节化的报道方式可能误导人们对政治事件的判断，让他们对外部世界复杂性的认识不足。

此外，新闻倾向于孤立、碎片化地呈现事件，缺乏深度和连贯性分析，使得公众难以理解事件间的关联。个人化、情感化的报道往往提供简单、独立的事实点，而忽视背后的复杂性和政策层面的讨论。这可能导致公众对关键议题如医保改革的理解不充分，甚至产生混淆。新闻媒体常常聚焦政治权力斗争和个人故事，而对行业影响和政策实质的关注不足，使得报道容易受到倾向性的影响，将复杂问题简化为孤立事件，限制了公众深入理解问题的能力。

新闻报道中还存在“权威-失序”的倾向，即倾向于报道当权者行动和秩序变化，却往往忽视事件的深层背景与本质。媒体倾向于戏剧化、个人化和碎片化的报道方式可能干扰公众对问题的理解。比如，政府平权行动的媒体报道可能偏离民意调查结果，过多关注极端观点而忽视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导致公众对社会现实产生误解。

在新闻行业中，追求戏剧性效果有时会导致失实报道，通过偷拍新闻等手段制造惊悚效果，而非传递真实信息，这无疑误导了公众，妨碍他们理性参与社会政治问题。奥巴马从竞选到执政期间失去对自己叙事的主导权，以及媒体对个人化、碎片化和戏剧化报道的偏好，使得公众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领导人的形象和个人危机事件上，而偏离政策实质的深入讨论。

总之，新闻行业在追求吸引眼球的个人化、戏剧化报道时，需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忽视事实真相、误导公众认知等。保持新闻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对于公众形成准确的世界观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至关重要。

新闻的四种信息倾向性：深层次剖析

新闻信息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新闻的戏剧化、个人化和碎片化倾向，导致受众难以获取完整和深入的事实信息。这种倾向由来已久，与新闻媒体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对权威及秩序关注的变化有关。政治人物和记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受制于行业体制，难以做出根本改变。



政治信息体系内生的倾向性

新闻倾向性与公众失望之间的关系。新闻体系的缺陷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导致公众不愿深入思考严肃问题，政治人物则利用这一点进行情感操纵。媒体因资源有限和追求收视率，倾向于报道肤浅的政治内容。这使得公众转向其他非政治信息，尤其是年轻人，对公共生活失去信心。即使关注新闻的人也常感到愤世嫉俗，整个信息体系陷入恶性循环，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



新闻倾向性与失望的公众

公共新闻或公民新闻运动的兴起与衰落。尽管该运动旨在让公众参与报道策划，促进民主参与和社区问题解决，但受到了传统媒体的质疑和批评，如丧失新闻独立性、议题游说等。此外，媒体高管对公民新闻的支持率低，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促销手段或自我感觉良好的噱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新闻体系仍然主导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而关于新闻改革的讨论和尝试仍在继续，包括限制企业影响媒体、保持互联网开放、鼓励新闻创新和提供多样化的高质量信息。



能改造谁？

第二章 新闻故事：四种重要的信息倾向性

政治人物和利益集团常借助新闻来争取舆论优势。他们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大众想法，再调整信息并通过直邮、广告等途径传播。新闻倾向于聚焦能激起公众情绪的议题，如堕胎、税收，并利用民调反映民意。然而，民调结果可能受个人政治立场和提问方式影响，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媒体在设计问题时可能会偏向政府观点，导致调查结果偏颇。此外，媒体报道往往强调分歧，即使实际差异很小。民调机构皮尤和昆尼皮亚克对同一议题的调查结果有时相差甚远，显示问卷措辞对结果有重大影响。这表明民调结论可能不够稳固，易受问题设计左右，并暴露出媒体在报道民调时可能存在夸大公关效果的情况，从而误导公众。

新闻以及抢夺公共舆论之争

在信息传播领域，媒体和社会的变革使得抓住大众注意力变得愈发困难。人们生活日益个性化，小团体活动减少，舆论难以形成或强化。媒体的碎片化趋势不仅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还加剧了这一现象。因此，向个体传递信息的成本增加，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他们更倾向于娱乐而非传统媒体，如电视。政治人物尽管难以控制舆论，但仍努力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公众。在这样的环境下，全国性的注意力缺失症成为一个问题。新闻机构更倾向于报道吸引眼球的软新闻和耸人听闻的故事，而严肃的政治新闻则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导致大部分公众对政治关注不足，甚至在选举期间也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尽管新媒体为政治信息传播提供了新途径，但真正积极参与的人群比例仍然不高。这引发了对公众注意力缺失背后原因的探讨，以及政治人物是否利用这一现象来操纵舆论的质疑。最终，有效的信息传递需要简单、触动人心、广泛传播并能引发共鸣，但在当前社会和媒体碎片化的背景下，实现这一点变得尤为困难。



把信息传递给心不在焉的公众

政治传播专家如何通过精心策划的暗示和重复的信息，将伊拉克战争贩卖给美国民众，营造出公众支持入侵伊拉克的假象。他们利用了公众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厌恶，并将其与“9·11”事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联系，以激发公众的关切和担忧。尽管缺乏证据，政府官员仍不断重复这些信息，通过新闻媒体广泛传播，成功改变了舆论，使大部分美国人支持战争。这种宣传策略表明，通过个人化、戏剧化的简单信息回应大众的安全关切，可以影响舆论，即使这些信息未经证实。然而，深入调查发现，实际的公众支持率并没有政府宣称的那么高，很多人对战争持中立或反对态度。这说明新闻报道在塑造公众意见时可能存在偏颇，尤其是在党派政治宣传与新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



贩卖伊拉克战争

新闻和政治传播对公众参与的影响，指出媒介化传播行动可能导致信息排他性，让部分人逃避新闻和政治，形成恶性循环。年轻人对新闻和政治的漠不关心成为一个问题，他们缺乏政治知识，与父辈相比对政治事件了解不足。这种趋势导致公共舆论的形成受到影响，阻碍了高质量民主的发展。公众在参与政治生活时面临选择孤立、随大流或逃避的困境，感到自己的意见被忽视，对政治不满情绪增加。政治传播的单向性限制了公众提出解决方案的机会，公民抵抗运动也常由特殊利益集团组织。这种困境导致许多人接纳固定观点、放弃政治或勉强参与，影响他们对新闻内容的认同感和对现状改变的信心。



新闻和公共舆论：民众的窘境

电视是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但阅读报纸能促进更深入的理解。在处理信息时，个人会受情感和已有观点影响，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看法的内容。政治传播可能并非旨在促进公民参与，而是为了吸引注意力或说服。尽管如此，新闻仍能激发公众对事件的兴趣，促使他们主动搜索更多信息。

医保改革中，保险企业担心利润下滑，投入资金制作广告，塑造担忧改革的中产阶级形象，质疑改革措施，并幕后游说。这些策略与媒体报道相辅相成，影响了公众对改革方案的态度，尽管大多数人支持全民医保，但具体方案的支持率下降。情感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如堕胎政策辩论，情感诉求可能比事实更能触动人心。

负面信息即使被人们试图忽略，也可能潜意识中产生影响，除非得到有效回应。公众处理新闻时多依赖直觉和经验而非深入分析，这使得有针对性的信息更易塑造观点。因此，理解并批判性地看待新闻至关重要。

对新闻进行加工

新闻的传播目的多样，包括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提供娱乐以及调整社会心理。新闻机构会根据受众喜好调整内容，但过度迎合可能导致新闻价值下降。人们对熟悉的政治主题感到满足，但也可能限制思考。新闻虽有时采用戏剧性和小说化手法，但其真实性和重要性使其成为人们逃离现实、体验不同生活和情感宣泄的途径。尽管娱乐性常受批评，但它在提供间接政治经验和心理调适方面也有积极作用。

新闻中的幻想元素能引发观众的不同想象，如国家仪式（如就职典礼）旨在激发公众对权力、团结和安全等议题的想象。新总统通过就职演说重申保护价值观的承诺，安抚民众并重塑政治认同。里根巧妙地将国家象征融入演讲，并借助媒体镜头切换，构建强烈幻想剧，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文中也揭示了公众对政治人物复杂的态度，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在情感反应和观点表达上存在差异。

娱乐以及人们跟踪新闻的其他一些原因

政治传播的复杂性，人们通过新闻接触政治事件，但媒体的报道可能被政治角色利用，制造幻象。有研究显示人们能批判地看待新闻，但现有体制下公众仍易受欺骗。联系个人经验和提供行动方案的新闻更能激发公众参与。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更多参与政治，而传统信息渠道与他们缺乏联系。社会正义运动的兴起显示出年轻一代高政治参与热情，但如何获得更多支持和影响政策还不明确。新闻机构改变报道方式的可能性不大，需要从媒体、政府和公民习惯多方面改革信息传播体系。在改革实现前，理解政治人物和媒体的运作机制是抵御幻象的关键。



公民、信息和政治

第三章 公民和新闻：公共舆论和新闻处理过程

政治新闻中常见的精心设计和巧妙安排，如情感化、个人化的报道方式，以及政府官员在定义公众认知中的重要作用。官员通过控制消息来源和运用战略传播技巧，塑造新闻事实和议程，影响公众对政治事件的理解。记者则面临着如何在被操纵的环境中保持独立和真实报道的挑战。



幻象的政治

政治人物如何通过控制新闻来源来塑造公众对他们的形象和政策的看法。在新闻报道中，政府官员是主要的消息来源，占到了四分之三的比例，而来自独立来源的新闻只占六分之一。大部分新闻建立在官方提供的信息基础上，且大多数内容由官方完全或基本控制。即使是被认为较为独立的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高度依赖官方消息。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新闻包含记者的观点和对官方消息的解读，但基本信息仍来自官方。政治人物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议程、民调、形象设计和与媒体的互动来管理新闻，以确保信息的一致性和可控性。这种控制使得公众难以看到政治人物未经准备的真实交流，新闻变得像电视真人秀一样程式化。尽管草根组织也能制造新闻事件，但往往效果有限，官方对新闻的控制限制了公众讨论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案的范围。这种现象导致公众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受限，知情权受到影响，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革。



政治新闻的消息来源

新闻形象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性，政治人物会通过创造符合他们立场的意象来影响公众的看法和行为。这些意象可能与现实不符，但只要被大众接受，就能产生实际后果。媒体在判断新闻价值时，往往关注过去的成功模式而非事实准确性，导致新闻成为一种公式化的呈现。这种现象被称为“媒体逻辑”，它强调了主流传播渠道中控制地位的意象会塑造现实。政治人物通过掌控信息来影响公众舆论，甚至认为传播等于竞选，新闻塑造的现实就是政治现实。



新闻形象：战略性政治传播

政治传播中形象塑造的关键步骤和策略。首先，需要明确政治目标，了解自身优势和弱点，并定位目标受众。接着，利用民意调查设计信息，确保其针对性和有效性。策划新闻事件与广告配合，占据舆论主导地位。信息构建包括简单化主题、广泛传播、借助权威平台增强可信度以及设定信息框架引导媒体报道。有效的信息应该简洁明了，易于理解和记忆，通过象征性暗示激发公众想象。同时，持续重复信息以吸引注意力，并利用视觉和情感元素增加其吸引力和可信度。政治人物的形象与其传达的信息密切相关，一个正面形象可以提升信息的接受度，形成良性循环。此外，选择合适的场合和时机发布信息也能增强其权威性。然而，即使经过精心包装，公众仍可能对信息持怀疑态度，因此需要提供逻辑、证据或权威支持来增加可信度。新闻框架通过组织和筛选信息，将其塑造成不同的故事类型，影响观众的理解和解读。伟大的信息框架能够激发人们的抱负，并将信息融入他们的生活。



战略性政治传播的目标

符号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性，它们作为交流的基本单位，可以是单词、旗帜等代表不同事物的符号。政治人物和利益集团利用符号来塑造公众对现实形势的理解，通过浓缩性符号（如“自由”）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或使用指称性符号（如“国会代表团”）传达狭窄而明确的信息。符号具有认知和情感作用，其效果取决于如何在特定背景下运用。政治人物会根据需要创造形象，使用符号来影响公众行动，有时甚至通过改变符号的用法来转变公众的看法。符号的灵活性使得政治形势可以被塑造成符合政治角色期望的“真实幻象”。



符号政治和战略传播

新闻媒体在报道中时常受到公关误导或对细节吹毛求疵，这种摇摆不定可能源于其对公众责任的不确定。媒体构建新闻时易受政治圈影响，常关注同行、政治人物和舆论数据。预制新闻（如电视台用视频新闻通稿节省成本）和战略民调被用于政治传播，但可能违法并引起质疑。民调虽多，却常被用来塑造形象操控舆论，而非促进政策讨论深度。新闻事件管理从策划到控制不等，虚假事件通过精心安排制造与现实不符的政治形象。

总统和其他官员更倾向于选择性接受特定媒体采访而非传统发布会。奥巴马任期内接受大量采访以塑造亲民形象，通过电视节目传达信息，承认医改辩论转播失误。消息泄露成为策略，政府借此控制信息时机和舆论影响，但如小布什监控计划曝光或维基解密文件公开，挑战了政府对新闻的掌控。

面对负面报道，政治人物采取“损害控制”塑造积极形象以降低支持率下降风险。总统掌握更多新闻管理资源，白宫新闻运作复杂化扩大规模。媒体压力下，政治权力人物需应对信息透明度增加带来的影响，同时维持公众信任和支持。

新闻管理：基本要素

白宫新闻管理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从哈里·杜鲁门时期的新闻发布模式到克林顿时代的媒体大军扩张，再到奥巴马时期社交媒体的直接沟通。尼克松政府设立了白宫新闻办公室以控制信息流，而里根政府则通过精心策划的媒体战略成为“伟大的交流家”，包括确定议程、重复信息、协调官员发言和影响媒体报道等步骤。

老布什和克林顿对媒体管理的态度各异，这些差异影响了总统形象和舆论。克林顿虽然在戴维·格芬的帮助下改善了与媒体的关系，但仍面临传统媒体的挑战。然而，随着数字媒体的兴起，奥巴马政府巧妙地利用社交媒体接触公众，减少了对传统媒体的依赖。这一变化不仅开创了新的沟通方式，也引发了对媒体角色和影响力的重新审视。

尽管新媒体让信息传播更为直接，主流媒体在塑造公众认知中的作用依然重要。在这个过程中，白宫新闻管理必须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以维持有效的信息传递并影响公众舆论。

新闻管理风格和现代总统职位

媒体关系在政治报道中的重要性，政府官员与记者之间的互动会影响新闻的呈现。奥巴马政府对待记者的方式较为不友好，而克林顿政府曾因媒体敌意而关闭新闻发布厅。通过精心管理，如里根政府巧妙操纵随行记者，可以避免负面报道。此外，政治人物需考虑媒体的经济需求，如节目安排和广告收益，以维持良好关系。威胁恐吓也是政治人物可能使用的手段，尽管在与记者合作时通常会采取更微妙的策略。



媒体关系：喂食野兽

新闻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经济危机和24小时新闻时代的影响下，新闻行业变得越来越受市场和政治操控。这导致公众对政治和新闻的信任度下降，形成了恶性循环。媒体为了保持更新，需要政治人物提供独家信息，而政治人物也依赖媒体来塑造形象。这种情况下，新闻变成了政界内部的游戏，公众被边缘化。政府、政治人物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且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媒介化的政治现象。



政府和新闻采编政治学

第四章 政治人物如何制造新闻

新闻运作在事实报道中的影响不容忽视。政治人物和媒体从业者都可能试图操控信息，有时会导致宣传超越真相，使得不同媒体的报道趋于一致。即便存在观点偏向的媒体如福克斯新闻，也只是在选择政治立场上有所倾斜。预算削减对调查性深度报道造成冲击，娱乐性软新闻占据更多空间，新闻操纵现象愈发明显。

记者与政界人物的关系复杂交织，互相利用又充满猜忌。新闻竞争导致报道同质化，追求平衡有时成为避免深入挖掘的借口。政府和政治团体对硬新闻的影响深远，甚至可能将无证据支持的观点纳入报道以求平衡感。这种模式限制了公众对关键议题如环境问题的关注。记者与政治人物间的紧张关系体现在对“罐装”新闻的批评和丑闻追逐上。官方与媒体间的关系疏离导致报道缺乏深度。

新闻业竞争激烈，记者努力创作独特内容，但细微差异仍可能招致同行质疑。媒体在政治报道中强调形式平衡而非深入事实，这种“逮到你了”的风格被公众视为表面化对抗，缺乏实质内容。选举报道中也存在断章取义和误导，如对戈尔和迪恩的负面描绘。这些揭示新闻业依赖官方信息、追求商业利益及个人戏剧化报道的趋势，影响其客观性和独立性。

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政府通过精心策划的宣传运动操控媒体，制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慌，尽管缺乏确凿证据，但媒体鲜有质疑，反而沉浸在爱国叙事中。政府利用新闻运作、恐吓、嵌入式报道等策略传播谎言，进步智库支持不足和公众被视为旁观者加剧了问题。这次事件被批评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媒体操控，民主党的缺席使得新闻框架无法挑战。

标准化报道的形成源于记者与消息源、机构同行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这有助于官方信息传播但可能导致倾向性报道和个人化戏剧化碎片化内容。记者依赖消息源，而消息源倾向于奖励遵循官方口径的记者，强化了标准化模式。政治新闻中，模式化可能忽略实质，强调行动和形象塑造。尽管记者并非总使用此模式，但在时间压力、编辑要求下，它成为便捷选择。此外，记者与官员关系影响报道客观性，记者可能会认同采访对象或受权力氛围影响。

新闻机构的编辑标准、日常生产需求及公关影响制约记者报道，导致模式化产出。记者群帮现象中，记者因工作环境相似形成团结意识，倾向于协同工作，报道趋同，面对严格控制事件时尤为明显。然而，在常规有既定模式事件中，标准化压力增大，可能导致事实扭曲。群体压力对独立判断的影响显著，多数记者虽意识到，但难以摆脱。政治新闻中的“抢食”现象可能基于事实扭曲。

当前新闻现状存在诸多问题，公共电视网深度报道未能吸引观众，市场导向可能导致信息缺失。新闻策划决策往往基于市场而非独立标准，引发对新闻本质和公众需求的质疑。市场调查可能受限于模式化选择，未真实反映大众需求。尽管商业压力和行业惯例限制多样性，但有些媒体尝试更丰富深入的报道。例如KVUE-TV电视台不再单纯追求高收视率血腥事件，而是考虑报道的社会政治影响，并制定评估标准，虽有挑战但收视率提升。其他地方电视台也有类似尝试，如KARE电视台和KAKE电视台。然而，整体上地方电视新闻仍以表面化应急为主，实质性问题多。研究显示专注严肃新闻的电视台在收视上表现最好，表明受众对不同内容有不同的需求。尽管一些媒体试图改革，但多数传统媒体受经济压力和程式化操作限制，难以全面革新。同时，政治人物和媒体顾问影响报道内容，如压缩候选人发言适应广告格式，导致信息丰富性和公民参与度不足。技术发展提供交流可能，但如何利用工具传播批判观点并促进公民参与仍待解决。

第五章 记者如何报道新闻

新闻工作者对时效性的重视日益增强，然而在复杂事件的深入分析报道上却相对减少。他们坚守客观、中立的职业信条，尽管常因这种坚持受到批评，但它也是记者们自我辩护的依据。然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可能导致信息呈现的失衡，忽视未经官方确认的事实，或者在政治压力下删减内容。新闻报道往往倾向于简化复杂的事实，有时甚至扭曲或遗漏重要信息，以适应受众的理解能力和迎合官方立场，这使得公众难以获取全面、准确的信息来判断时事，只能接触到相互矛盾的观点。客观和平衡的报道理念可能导致信息的失真，阻碍对事件本质的深入理解。

新闻客观性悖论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普遍认为新闻具有倾向性，但作者认为这是职业标准要求防止偏见的结果。新闻追求公正、平衡和真实，但在实践中却面临价值观冲突、欺骗、中立性问题、信息来源限制、时间压力等挑战。尽管“客观”一词备受争议，许多记者仍视其为理想。然而，“公正”和“准确”的表述可能误导公众，让人误以为信息的倾向性是合理的。报道中的“平衡”原则也存在问题，因为它往往强调对立观点的对等呈现，而忽视了复杂性和新观点的传播需求。新闻准则的形成并非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历史、技术与产业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19世纪报业从政党支持转向商业化，推动了新闻报道方式的转变。

客观新闻的起源早于客观性标准的提出，它源于19世纪中期大众市场的兴起。戴维·敏迪克的研究指出，客观新闻的不同元素在不同时间、情境下形成，如倒金字塔结构源自战争时期的公报。随着国家发展、技术进步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客观性报道逐渐出现，新闻成为商品，电报传输推动了新闻标准化。为了吸引更广泛的读者，报纸去除了明显的政治色彩，形成了标准化的操作模式。记者职业化形象的提升增强了其社会地位，并设立了行业门槛。

新闻实践中追求客观性的体现包括记者的政治中立、遵循道德标准、纪实报道的真实性、标准化格式和多面手的角色。这些规范维护了新闻的可信度与社会秩序，但同时也可能限制多元政治观点的表达，强化官方信息的地位，通过塑造对立关系影响公众对政治事件的理解。媒体与政府之间的表面冲突可能是合作的表象，如总统新闻发布会和访谈节目更多关注个人冲突而非深层次议题，这种表演性的对抗有助于维护权力结构的合法性和神话，限制了广泛议题的讨论。

在报道批判性信息时，记者必须谨慎处理以避免触怒权力机构。例如，“水门事件”报道聚焦于个人错误和政治过程表面现象，而忽视了制度缺陷的探讨，可能误导公众认为通过惩罚个人就能解决问题，忽略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类似情况在小布什政府国内监视事件中再现，媒体倾向于遵循官方叙事，缺乏对权威的深入质疑，导致新闻客观性受到质疑，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下降。

健康与生物学问题报道准则早期避免冒犯性语言，如艾滋病报道选择较为含蓄的表述。观念转变后，媒体认识到传递信息的重要性，但仍会因经济和受众接受度考虑过滤敏感内容，引发新闻道德与客观性的讨论。纪实报道追求不加修饰地呈现事实，但实践中常被策划事件误导，现代新闻业更关注政治动机和游戏，导致“新犬儒主义”倾向，影响了新闻的权威性。

报道中 storytelling 手法倾向于标准化情节，如名人、谋杀等，使新闻模式化和戏剧化。记者通过这些情节过滤事实，使得报道缺乏深度和不确定性，可能呈现一种看似客观但失真的现实。多面手记者简化报道，受消息源影响大，缺乏批判性思考，编辑审稿虽保证规范，但也可能导致内容趋同和政治观点的筛选，强化现状偏见。

新闻客观性的追求在实践中复杂且影响深远。尽管理想重要，但概念模糊，常被用作掩饰新闻与经济、政治背景关联的借口。过度追求客观可能导致视角失衡，引发公众对新闻业的信任危机。负面报道权威的“逮到你了”模式加剧这种不信任，可能破坏新闻客观性的本质。作者认为，关于客观性的讨论可能阻碍人们认识到新闻倾向性源于从业者追求客观的努力，以及新闻业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技术和经济环境中适应和影响客观新闻的理念与实践。

第六章 新闻行业内部：客观性与政治权威倾向性

新闻业的衰落与仓鼠轮模式的兴起相伴而行，内容生产者取代了记者的位置，快速产出大量但浅显的内容以吸引读者。这种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趋势导致深度调查报道减少，媒体与公众的关系趋向商业化。互联网和并购浪潮加剧了这一现象，新闻产品价格低廉，公共价值逐渐流失。尽管仍有高质量媒体在努力挣扎，整体来看，新闻业正失去独立性与对社会的影响力。

90年代是美国媒体的黄金时期，但随着互联网崛起，报纸的地位受到冲击，广告收入被免费信息网站瓜分，年轻读者群体阅读习惯也发生改变。电视新闻同样面临观众减少和老龄化问题，电视台追求利润导致新闻部门压力倍增。媒体集团并购可能导致内部利益冲突，影响新闻内容呈现。

维亚康姆作为媒体帝国的扩张对新闻行业造成影响，其盈利策略聚焦于吸引年轻人和推销商品，使得新闻内容边缘化。新闻更多地被用作提升公司形象的工具而非主要利润来源。随着监管放松，新闻部门的重要性下降，不得不调整内容以迎合娱乐化趋势，导致新闻节目严肃性减弱，尤其对年轻观众吸引力降低。新闻行业商业化使其质量受到质疑，廉价新闻的价值受到挑战。

经济压力对新闻业历史和现状的影响显著。美国这个传媒商业化的国家中，信息质量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近年来，经济变化促使新闻形式转变，频道增多但内容差异性和深度减小。受众规模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影响大众传媒的生存，传统大众传播时代似乎走向终结。然而，《纽约时报》等高质量媒体仍提供详尽的世界问题报道，电视网新闻收视率下滑反映了市场竞争与观众行为的变迁，可能对政治信息传播和民主社会运行产生影响。

媒体所有权集中化的问题日益显现，尽管信息传播机构数量增多，但所有权集中导致小型独立媒体被边缘化。这种集中导致新闻内容多样性、公正性和公共价值受损，强调娱乐和商业利益而忽视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政府放松监管的决策有时有利于公司利益，加速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媒体所有权集中的进程，特别是1996年《电信法案》通过后，进一步放宽媒体所有权限制，推动大规模并购，削弱地方媒体竞争力和信息多样性。社区服务和本地新闻受到冲击，大型媒体集团倾向于标准化内容生产和广告收益最大化，忽视了地方需求和公共利益。对此，草根公民运动呼吁加强媒体监管以保护信息多样性和竞争性。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能利用市场地位限制用户访问特定网站或服务，引发对网络内容控制的担忧。这种潜在垄断可能导致大公司主宰互联网市场，并影响公民组织和公共利益团体在线活动。人们担心这将破坏互联网开放和平等原则，进而影响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技术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体现在新闻产业、政治角色传播策略、公民信息习惯和技术四个方面。技术发展改变了新闻内容结构，如电报体的出现和视觉信息重要性的提升。21世纪的技术聚合时代，文字、图像和声音融合于跨设备的互动家庭电子装置上。互联网开放程度决定了经济模式的可能性，影响公共信息未来形态及媒体公司角色。

第七章 新闻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一个新闻时代的终结

媒体融合与把关缺失在当代信息体系中的表现，通过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竞选活动为例，展示了传统大众传媒与数字（互动、社交）媒体的不同传播效果。新一代公民更倾向于参与政治媒体内容的创作和分享，而佩林则展示了如何娴熟地利用不同形式的媒体建立个人传播网络。这种趋势可能导致个体选择性消费信息，形成信息隔阂，因此需要探讨如何促进公众在多元信息现实中的沟通与讨论。



媒体融合与把关的缺失

在数字信息时代，个性化信息传播让民众拥有更多选择，看似对民主有利。然而，政治学家詹姆斯·菲什金认为，这种趋势可能导致公众缺乏深度交流和公共讨论，形成孤立的观念。他提倡建立互动的公民评判委员会，通过调查、辩论等方式促进信息共享和理解，以形成真正的舆论。尽管实验表明这种方式有效，但现实中的传播趋势却与之背道而驰，面对面讨论减少，个性化信息增多。因此，民众需要更多的“议后”判断机会，而非仅仅是表达私人观点的平台。



彼此孤立的公民

公民菲什金关于公共协商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应该在互动环境中接受信息、思考和讨论，而不是直接发表不成熟的个人意见。他通过实验展示了人们在接受新信息和讨论后，对政策的看法会发生变化，更加现实且不受政治影响。然而，他也指出在线交流往往缺乏深度和宽容，面对面的交流更有利于保持开放态度。章节探讨了在传统新闻与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如何促进智慧的政治行动和避免公民的孤立。



参与协商的公民

在数字化信息时代，人们面临的信息选择和政治参与问题。一方面，个性化传播可能导致个体逃避复杂问题或只关注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另一方面，数字网络提供了获取广泛信息的便利，可能促进公民参与热情的提高。然而，封闭的信息圈可能会导致社会现实的个性化和民主的碎片化，对美国民主构成挑战。个人身份的选择性增强，与团体属性相关的特征减弱，增加了社会个体化的趋势。



个性化信息与民主的未来

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中可能正在缩小或分裂的担忧，这与个人传播技术的扩张有关。这些技术虽然方便了人们按兴趣形成小团体，但也可能导致公众参与政治讨论和共识形成的机会减少。这种变化反映了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但可能加剧了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隔阂，降低了对国家领导者和新闻媒体的信任。此外，政治人物和新闻媒体追求迎合大众情感和消费者口味，而不是挑战性的观点，进一步弱化了信息共享的基础，导致公共信息权威性的衰落。这种变化影响了从新闻媒体、政治角色到民众的信息环境，使得当前的信息体系正在经历重要变革。



公共领域凋零？

美国信息体系中存在的一些神话和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媒体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但这种观点可能阻碍了对其他更严重媒体倾向性的认识。新闻界流传的“公众想要爆炸性新闻”的观念被指出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廉价煽情主义更多是为了满足商业利润需求。此外，媒体的私人所有制、对公共广播的抵制以及对新闻客观性的坚持，都被视为美国新闻体系的核心特征，但这些可能限制了新闻的广度和深度。作者提出，尽管很多人意识到新闻存在问题，但受自由市场思想的影响，对新闻体系的改进缺乏政策层面的认真思考。政府在管理空气、食品和水的质量上比管理公共信息更积极，这引发了对公共广播支持不足的反思。美国公共广播受到政治干预和商业化影响，其独立性和公共服务职能受到了挑战。与之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有更发达的新闻和娱乐公共服务体系。然而，美国人普遍难以接受政府资助的新闻媒体，担心它会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作者指出，现行美国新闻体系在批判性报道方面并不出色，而公共服务信息传播体系中有方法让记者免受政府压力，如设立监督委员会。客观报道的文化理想可能限制了政治思想的多元表达，导致新闻同质化和失真。要打破这种僵局，需要更现实地看待信息体系背后的神话，并探索改进的可能性。



关于公共信息：美国的三个神话

美国新闻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理想中记者是独立的监督者，现实中美传统商业化媒体更多充当政治传导线，政府和利益集团掌控着大部分话语权，公众的声音往往被边缘化。媒体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不足，受营利性和精英新闻业者满足现状的影响，同时批评性报道会面临社会、政治压力和舆论批评。这种情况下，美国新闻自由的神话为何仍然存在成为了一个问题。



美国的新闻与权力：理想与现实

新闻自由的神话在美国历史和文化中的深远影响，它被视为民主的重要支柱。然而，这种神话掩盖了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实际上加剧了权力的不平衡。政治人物利用新闻自由的口号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而新闻业者则通过追求客观性来保持职业信誉，尽管这一过程可能被权力所操控。公众在新闻神话中寻求真相和民主的体现，但往往被过滤后的信息所限制，导致他们对现实的认知存在偏差。这种神话提供了一种心理慰藉，使人们在面对复杂政治问题时选择逃避或理想化解读。然而，要解决信息体系中的深层问题，需要公民、新闻业者和政治人物共同努力，挑战并重塑现有的媒体环境。



为什么新闻自由的神话长久不衰？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我们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但同时要摒弃“自由媒体等于自由人民”的观念，勇于探索更佳的替代方案。为了建立更完善的新闻体系，我们建议大家开展头脑风暴，讨论可能的改革措施。

在解读新闻时，我们应该批判性地思考，识别常见的陈词滥调、情节公式和有倾向性的描述，如对“恐怖分子”等标签的使用，以避免被固定思维所束缚。要善于发现那些不符合主流框架的信息，并通过多源交叉验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利用互联网资源获取多元观点，参与博客讨论，使用RSS阅读器来管理海量信息。

此外，我们要学会识别政治宣传和新闻运作的手法，不被精心策划的新闻事件所误导。这样，我们就能成为更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新闻消费者，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新闻批判的目标并非否定一切，而是要学会独立思考和挑战权威，同时认识到先入为主的观念会影响我们的信息筛选。在可能的情况下，用相反的信息来挑战这些观念，并确保自己的信念与事实相符。当传统新闻源无法提供有用视角时，可以尝试从其他来源获取信息，如政治喜剧节目，它们能帮助我们理解不同信源之间的联系。

新闻业者有责任向政府问责，在报道中加入更多的社会、历史和体制背景，以提供深入的分析，使普通受众能更好地理解事件的政治含义。记者和编辑应清晰解释新闻术语和概念，帮助观众理解复杂信息。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成为更加知情的公民，挑战现状并推动政治变革。

社交媒体的发展让个人有能力生产并发布新闻报道，如伊朗抗议活动中的视频和信息。博客成为公民与记者交流的平台，而传统媒体在政府监督下的报道能力逐渐减弱。独立调查新闻项目因此兴起，通过互联网广泛采集和发布新闻，形式多样且参与者众多。然而，这些新形式的新闻业面临资金支持不稳定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增加对公共广播的资金支持，强化有线电视运营商的公共服务要求，并推动媒体立法中更多地考虑公共利益。

媒体所有权集中可能导致公众获取信息多样化受限。政府过去对商业合并有一定监管，但现在几乎放弃，导致大公司忽视社会责任，只关注投资者的利益。这使得媒体内容质量下降，公共利益被边缘化。公民媒体改革运动正在努力推动公共利益在媒体立法中的地位。政府应鼓励公共广播与商业媒体的差异化发展，促进多样性并反映不同群体的观点。

总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成为批判性的信息消费者，并积极参与到新闻体系的改善中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和负责任的信息环境。

给公民、新闻业者和政治人物的建议

随着个人传播设备增多，信息生产、发布与分享越来越丰富，人们可以个性化选择信息，但也可能导致隔离，形成技术、选择和环境造成的隔阂。数字民主的希望在于促进公民间的联系，实现草根利益共同体，但可能破坏公众概念的基础，存在数字鸿沟和社会隔离的风险。电子民主的未来充满可能性，取决于如何利用新技术，是促进公共生活和政治传播，还是更多服务于消费和娱乐。



虚拟民主的希望与危险

在数字化的未来，民主可能会得到提升，但也可能因为市场和政治的混乱以及公众的冷漠而受到限制。公司控制大众传媒可能导致数字民主被边缘化。因此，政策目标应包括在网络空间创建受公众支持的传播公地，以促进信息的发现、组织、制作和分享。同时，传统新闻领域也需要更负责任的政策，如设定合理的利润目标，保持新闻报道的公共价值。媒体公司应该重新认识到其公共责任，并可能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超越利润追求社会责任。公民、公共利益组织和政策基金会可以倡导公司与政府共同采取更负责的行动，推动媒体民主。通过个人数字媒体的力量，已经出现了要求媒体公司承担更多责任的公民传播运动。



起点：寻求民主与公司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

第八章 一切适合民主的新闻：公民、政治人物和新闻业者的解决方案

翻译《新闻：幻象的政治》一书的经历，这本书深入探讨了新闻对美国民主的影响，通过分析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揭示了美国政治信息体系的问题。作者挑战了客观报道的原则，提出新闻是否应保持客观的疑问，并讨论了新闻娱乐化、社交媒体隔离效应以及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等问题。翻译过程中，译者在保持原文逻辑和流畅中文之间寻求平衡，尽管尽力，仍可能存在不足。该书对相关从业者和研究者有深刻启示，尤其是对于美国大选中媒体作用的分析，引发了读者对新版本的期待。译者感谢编辑们的辛勤工作。



新闻：幻象的政治（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