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莲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注于社会心理学、中国民族性变迁研究以及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研究。她的代表作包括《社会心理学》和《中国民族性》（三卷）。沙莲香特别关注“中庸”这一概念，并领导“中庸小组”进行深入研究。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学生生活，描绘了一个充满冲突和挑战的时代背景。学生们在学术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学习，却未能幸免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反右派运动中，一些同学被打成右派，经历磨难；三面红旗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则让大学生们深感迷茫和痛苦。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学生们的人生轨迹，也成为了作者对“中庸”思考的早期来源。



大学生活

“教师爷”这个称谓的由来，指出教师以书为工具，教导学生。文中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师生分派别对立，导致武斗和教师被批斗的情况。校长胡锡奎、郭影秋等也遭受了严重迫害。此外，文中还描述了“大联合”和教师劳动锻炼的经历，最后提到中国人民大学在1970年被解散，作者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



从此教师爷

我在清华大学附中院职工宿舍楼的八年生活，从女儿的童年趣事到接触中学生的纯真，再到自身在粉碎“四人帮”后对课程的投入，以及转向心理学研究的探索。这八年经历了“人性之问”的困扰和“人性复苏”的喜悦，与多样的生活相遇，对僵死思想产生了激活。



清华大学八年

作者在东京大学留学的经历，他在这期间结识了许多学者和朋友，如福武直先生、若林敬子女士等，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在东京大学，作者努力学习，并深入了解了日本的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同时，作者还描述了他在亚洲文化会馆的生活，以及与穗积一成先生一家等人的深厚友谊。在日本的日子里，作者对日本文化和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也体会到了中日友谊的珍贵。



东京大学留学

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东渡扶桑进修社会心理学的初衷和过程，他在东京大学期间勤奋学习，回国后投身教学和研究工作，致力于社会心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书中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的部分文章，内容涵盖社会心理现象的量化研究以及中国文化与人的探讨。



步入社会心理学学科

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性和理论基础，强调对社会心理现象规律的把握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密切相关。文章分析了马克思的人论模式，指出其为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同时，探讨了现代科技和社会改革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并从不同层次的社会心理形态出发，构建了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总体框架，深入分析了社会认知、社会动机、社会态度和群体心理等范畴。



附文一　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总体框架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入探讨了新教伦理如何塑造经济精神，并剖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仅仅是追求利润，而是与职业责任和义务紧密相连，这体现在合理主义精神和节俭、勤劳等美德上。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与以西方清教徒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企业家群体紧密相关。

韦伯强调，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在于将经济成功与合理主义和天职观相结合。在韦伯看来，追求经济利益不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物质需求，而是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导原则。他进一步分析了成就动机的内在和超越性，认为其与经济心理密切相关。这种经济心理源自经济活动，受经济核算和利益追求的影响，表现为追求经济成功的成就动机和价值认知。

在韦伯的经济伦理观念中，经济心理源于经济活动，受经济核算和利益追求的影响。这导致了追求经济成功的成就动机和价值认知的形成。韦伯试图在韦伯的经济伦理与现代精神领域中寻求经济心理学资源，以揭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

综上所述，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非简单的追求利润，而是与职业责任和义务紧密相连，体现为合理主义精神和节俭、勤劳等美德。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与以西方清教徒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企业家群体密切相关。韦伯强调，追求经济利益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导原则，与合理主义和天职观相结合。此外，他还分析了成就动机的内在和超越性，指出其与经济心理密切相关。在韦伯的经济伦理观念中，经济心理源于经济活动，受经济核算和利益追求的影响，导致了追求经济成功的成就动机和价值认知的形成。这些观点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附文二　经济与心理——与马克斯·韦伯的心理学对话

在SARS疫情期间，一项针对民众社会心理的计算机模拟研究应运而生。研究者利用SWARM平台，构建了相应的计算机模型，深入分析了变量间及其与外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了社会心理现象的层级结构和关键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情绪与身心压力紧密相关，政府信息信任度及防治知识了解程度对社会心理现象产生显著影响。

通过计算机模拟，研究者揭示了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中，内部因素间的相互推动关系以及与社会生活条件的相互作用，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社会心理学研究强调对民众心理与行为状态的深入了解和分析。计算机模拟技术不仅揭示了民众心理与行为的变化趋势，如防治知识了解程度对基础情绪的影响，以及情绪与压力之间的关联，还深入探讨了社会心理学与社会、文明的关系。

研究强调，文明是社会心理的核心，社会心理学研究应关注文明与心理的互动。此外，还分析了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包括其交叉性、超越性以及文明的重要性。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心理现象，还为未来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附文三　社会心理现象计算机模拟及其方法论意义

作者对中国民族性研究的起源和历程。作者在留学日本期间开始关注日本国民性，回国后联合各方力量展开研究。他提到与恩师刘炎教授等学者的讨论对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感谢学生的帮助和努力。此外，作者还讲述了与境外朋友的合作，如港台朋友对龙居村的资助和支持，以及台湾大学杨国枢先生的研究交流，这些都为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作者还提到自己对中国民族性变迁的思考，以及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对他的启示。



走进中国民族性研究

中国民族性研究回顾

在中国文化中，“己”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它既非单纯的个体，也非完全受制于传统礼仪的束缚。它代表了一种关系单元，在文化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在文化叙事中扮演着多种角色。

文章从“人本”和“人文”两种“人性”规定出发，深入阐释了“己”的文化内涵和人格意义。在这里，“己”既是自我认知的起点，也是人际关系的基础。它既体现了自主性，又受到“礼”的约束，从而在文化中形成了既无个性又充满活力的独特特质。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己”作为关系原型的意义，揭示了其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通过“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命题，阐释了“己”的“自性”与“理性”在“知”这一人格环节上的统一。这一理念强调了个人在遵循礼仪的同时，也要保持自我认知和理性思考。

在人际关系中，“己”的角色尤为重要。文章阐述了“己立己达”和“立人达人”的恕道精神，揭示了其在成就动机和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这种精神强调，个人的成长与他人的幸福是相辅相成的，只有通过关爱他人，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最后，文章通过分析“关系原型”的派生作用，探讨了多重关系圈的形态及其在维系社会和谐中的作用。这种关系观念强调，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与不同的人建立着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中的“己”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既体现了个体与自我、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通过对“己”的深入探讨，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以及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与价值。

附文四　“己”的结构位置——对“己”的一种释义

孟子“性善说”的社会心理学解读，通过分析人与人的关系，探讨了“关系”的文化渊源。文章从“人与人之间”的概念出发，引出了“人际”和“人伦”的概念，并指出两者虽有关联但不完全等同。进一步阐述了孟子与告子、荀子关于人性善恶的不同观点，强调了孟子“性善说”的价值和意义。文章还讨论了人性善恶的两面性，指出人性既有善的根，也有恶的可能，而“行善去恶”是人性所施，如同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而然。



附文五　孟子“性善说”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北京市民公共文明问卷调查的背景和意义。该调查揭示了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和国际事务参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强调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包括对人的位置设计、人性的本质规定、至诚的修身诉求以及执行天命的可能性问题。同时，文章提出了人文召唤的重要性，强调从公共生活的身边小事做起，提升公民素养，促进公共行为的内部凝聚性与公共生活的秩序性。



附文六　人文精神召唤

“人的素质”这一概念，从生理、智力、心理、行为和价值观念等多方面进行定义，强调其作为特质组合及其可分性的指标体系。进一步，文章深入探讨了国民素质，将其分为个体素质与总体素质，并阐述了国民素质与国民性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接着，文章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素质构成的五个层面：健康、智力、心理（人格）、道德和角色，并指出这些素质之间的相互交错及其协变关系。最后，文章强调了人的素质提升对于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指出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素质提升呈正相关，但同时也可能带来贫富差距和人性剥落等问题。



附文七　论中国人的素质构成与社会发展

耻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其与耻事的关系紧密相连，是人们对耻现象的感知。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耻感底线”的概念，指出它是对反道德行为的限制，是道德行为的最低限定。同时，文章探讨了耻感与身体文明的关系，通过比较西方现象学和中国善学的身体论，揭示了两者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最后，文章强调修身以敬的重要性，认为将“善性”落到实处需要通过修身来实现。



附文八　耻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

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研究项目致力于建立一套衡量市民公共行为的指标体系。该研究深入探讨了市民公共文明的特点和理论依据，并通过数据分析展现了公共文明变迁的实际情况，这种变迁通常是从个人身边开始的。研究特别强调了“尊严线”的重要性，即尊重个人、他人以及不同国家的规则，并认为公共参与对于提升公共文明水平至关重要。

在研究中，雅诺斯基公民理论的四种空间被用来探讨公共文明的社会心理学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五类公共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强调了公共文明层级性的重要性。同时，文章指出了公共参与对公共文明发展的意义，并探讨了公共文明指数研究中的核心观念，包括公共空间的表层与底层预设以及公共文明的层级性预设。

此外，文章还分析了民族性的变迁，并着重强调了公共参与和自觉管理在提升公共文明水平中的关键作用。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观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对北京市民的公共行为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市民的公共文明水平有所提升，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和改进。

该研究为理解公共文明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市民公共行为指标体系和公共文明指数。这一成果不仅有助于提升市民的公共文明素养，也为城市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附文九　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研究的主导观念——兼说民族性建设

文化自觉与自我认同的关系，强调了自我认同作为文化自觉的心理基础。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现象，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指出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性和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同时，强调了认知一致性在认同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社会环境的文化赋值对人格意义有着深远的影响。最后，指出文化自觉与自我认同既关乎个体心理，也涉及社会群体的和谐。



附文十　文化自觉与自我认同

人文精神的思考

作者对中国民族性研究的起因和过程。作者的研究没有预设，但有对民族性格受到伤害的忧心。他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而非国民性。从民族性角度看，作者认为中国农耕民族根性温和、智慧、含蓄，重视内养。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常常感到悲情多于激情，特别是在写作《中国民族性》系列书籍时，他感受到了沉重和无奈。然而，汶川地震后志愿者的出现让他看到了民族的力量，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作者还介绍了自己的个案研究，包括孙志刚事件、吴廷嘉其人以及一位小区工人的故事，通过这些案例，他试图展现不同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抗争。此外，作者还探讨了性别问题，关注女性的“独一无二”和“创造性”，并分析了“80后”一代的特点和历史位置。



关于民族性研究的一次访谈

梁漱溟提出的“有对无对”概念，旨在揭示中庸的另一面——超越日常伦理的无限特性。他通过“有对”与“无对”的对比，阐释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即人与人的关系基于“己”而形成的“对关系”，并通过“修己”来保护和承载这种关系。同时，他探讨了“仁”与“己”的关系，认为“己”是“仁”的担当者，而“仁”的实现则依赖于“己”的推及。梁漱溟还强调了“有对”向“无对”的转化，这是中庸之超越日常伦理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特殊之点所在。

对公共不文明行为的研究揭示了公共行为不文明背后的认知一致心理关系，即“公共关系体”。这种关系体现在公共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解脱的心理能力。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公共关系体的意义，指出其在公共行为中起到了促进文明与不文明相互转化的内在动因。同时，文章还探讨了走出文明模糊地带的可能性，强调个体文明是公共文明的基础，个体修养及其后果影响着群体文明的质量。此外，文章还提到了网络时代公共文明的发展，以及中庸思想在公共文明研究中的重要性。

庞朴先生的《一分为三》一书揭示了“三”作为中国文化密码的重要性。庞朴先生将“三”建立在“对立统一”的规则上，强调“三”是二与一的结合，具有直接同一性的意义。他还对中庸的“三分法”进行了阐述，认为中庸之道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通过“两端”与“中”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三”的哲学思想。书中还探讨了“一分为三”的意义，认为它揭示了事物的状态和变化，为万物进化和人类进步提供了文明章法。此外，书中还讨论了中庸的“量”和其正态分布，以及“黄金分割率”在规制各种现象中的美学意义。最后，提出了“间性思维”的概念，强调创造性发生在“边缘”，并对创新者的品质及对环境的忧虑进行了探讨。

中　庸

美的存在是普遍而不可或缺的，它潜藏在万物之中，需要我们通过视觉去感知。美既有依附于人和物的客体性，也体现了人类对客体美的感知这一主体性。文章以太庙古柏、十八槐、中轴线上的骆驼和商肄等实例，展示了美在现实形态上的丰富融合。

同时，文章也提到了丑，将其视为美的反面，但强调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表现，共同构成了美的丰富内涵。培养观察的锐敏双眼对于审美至关重要，色彩则是美在万物生长中灵动性能的体现。

美的概念及其与鉴赏趣味的关系，强调了鉴赏能力在认知美中的关键作用。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形式作为美的本质，分析了线条、色彩、形状等因素在艺术作品中的构成作用。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美”概念，包含了对称、均衡、适中等要素，在器物、精神、人际关系和行为举止等方面均有体现。此外，文章还探讨了非均衡美的存在，指出这种美在认知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生命者美的概念，即个体生命的美，文章通过贝多芬、米开朗基罗、齐白石、乐黛云和奥黛丽·赫本等人的生平和艺术创作，阐述了生命之美在不同个体中的表现。这些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生命之美，展示了个体生命在苦难和挑战中绽放的独特光彩。

奥黛丽·赫本的独特审美观，她通过自我修正和时尚生活展现个性。赫本以诚实、真挚和修养著称，她的性感细腻成熟，能够引领潮流，因为她了解自己，不盲目追随流行。她的美不仅体现在外表，更在于她对不幸儿童的关爱和对美的忠诚。

《审美人生——人在丑与美之间》这篇文章，以丑与美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人的气质。文章指出，美与丑是存在于少数“个性”中的，而非多数。通过对丑与美的审视，文章强调了知识人重视审美、过审美生活的重要性，以呈现人的自觉性，传播美好与善良。文章还探讨了自然现象和心理现象中丑与美的认知，以及不同年龄人群对美丑的审视和审美行为。最后，文章讨论了美或丑与“好人”的关系，认为人生充满了美与丑，人们应在美丑兼有的生活中选择积极的审美人生。

沿着中庸的美与丑

作者以中国人为研究线索，通过随笔的形式回顾了自己在不同时间段的境遇和思考。他强调中庸理念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适应。书中穿插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和感悟，表达了对“美”的追求和领悟的难度。他还分享了自己在学生聚会上的经历，以及因“不争”而受到学生的尊敬和赠礼。整本书以中庸之美为题，引导读者反思生命的重量，并遵循“缘”而行。



结　语

沙莲香对中国民族性和中国人研究的一种回顾和总结。书中表达了对三十余年来研究工作的交代，并对参与研究和支持的学子以及出版机构表示感谢。书中提到多部作品的出版情况，包括作者、副主编以及出版机构。同时，也提到了津田量博士翻译和出版《中国民族性》的情况，以及对他的感谢。最后，书中还提到了红心读书公众号，提供免费电子书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