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经济和军事等领域。虽然其整饬吏治仅及一年就夭折了，但其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则对以后宋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范仲淹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皆与之从游。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都与范仲淹及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儒的“内圣”与“外王”是相贯通的。南宋理学时代，与其称为“后王安石时代”，不如称为“后范仲淹时代”。

李存山，1951年生于北京市。1978年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和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获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200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并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哲学、儒家文化的研究，著有《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中华文化通志·哲学志》《智慧之门·老子》《中国传统哲学纲要》《气论与仁学》《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中国哲学新思丛书》的宗旨，旨在展现中国哲学的前沿问题和最新成果。作者梁涛以自身的研究为例，探讨了孟子与荀子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应纠结于谁为正统，而应将两者统合，构建更合理、符合时代要求的儒学体系。书中收录了多部关于荀学的著作，如唐端正的《荀学探微》和刘又铭的《一个当代的、大众的儒学——当代新荀学论纲》。梁涛对港台地区荀学研究的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并对牟宗三和唐君毅的观点进行了评价。此外，他还对刘又铭的“新荀学”主张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新四书”的构想。最后，梁涛感谢了出版社和各位编辑的辛勤工作，并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中国哲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总序

宋学精神的两个方面：革新政令和创通经义。这两种精神在书院中得到传承。宋学兴起得益于安定、泰山等学者，而范仲淹对宋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范仲淹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提倡“明体达用”之学，影响了众多学者。宋学在王安石、朱熹等人的推动下，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学术体系。



一、导言

范仲淹，一位生于贫困的文人，凭借不懈努力，终成一代才子。他在仕途上积极倡导改革，尤其是对科举制度和吏治的改革，强调选拔贤能，重视教育。他的改革思想对庆历新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范仲淹高度重视国防，主张加强武备，并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观念，不仅展现了宋代士人的精神风貌，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国家治理的重要影响。

范仲淹提出的“十事”，旨在改革时弊，恢复社会秩序。这些措施包括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旨在提高官员廉洁度、发展农业生产、强化国防、减轻农民负担。然而，这些改革因触犯权贵利益而夭折，范仲淹也因此受到排挤。尽管如此，他始终坚守道义，忧国忧民，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

范仲淹的一生，是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他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走上仕途，致力于改革。他主张选拔贤能，重视教育，强调选拔贤能和重视教育。在国防方面，他主张加强武备，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改革思想对庆历新政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后世改革的借鉴。

然而，范仲淹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提出的“十事”改革触犯了权贵利益，导致改革夭折，自己也受到排挤。尽管如此，他依然坚守道义，忧国忧民。他的一生，是对国家、民族深深的热爱，是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

范仲淹的一生，是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他主张选拔贤能，重视教育，强调道德修养。他的思想观念，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国家治理的重要影响。他的改革措施，旨在恢复社会秩序，提高官员廉洁度，发展农业生产，强化国防，减轻农民负担。这些措施，既是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

范仲淹的一生，是对后世的启示。他坚守道义，忧国忧民，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他的改革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范仲淹的一生，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画卷。他用自己的才华、智慧和勇气，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他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努力奋斗。

二、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这两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以整饬吏治为核心，试图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等，但由于触犯权贵利益而失败。熙宁变法则以经济、功利为重，推行了一系列新法，但同样因反对派的抵制而未能持续。这两次改革反映了宋代士人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和追求，同时也揭示了宋代政治中朋党之争和权力斗争的复杂性。



三、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开启了宋学精神，强调革新政令和创通经义的重要性。他的民本意识深刻，深知民间疾苦，希望通过改革社会，复兴儒学。庆历新政通过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等方式，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形成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势力。

范仲淹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强调儒学的实际应用，将儒学从空洞的理论中拯救出来，使儒学得以复兴。这种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如刘敞，他的《七经小传》以己意论断经义，开启新风尚，为庆历新政提供了支持。

从汉儒到庆历间，学者们对经书的解读多守旧不创新。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重视经义，将“三经义”颁布于学官，促进了经学的大转变。范仲淹重视教育，提倡兴办学校，对宋代书院的兴起有重要贡献。

庆历新政的实施，使得儒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通过改革科举和兴办学校，儒学得以复兴，与荆公新学形成抗衡。范仲淹及其弟子们的“明体达用之学”强调儒学的实际应用，将儒学从空洞的理论中拯救出来，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刘敞的《七经小传》以己意论断经义，开启新风尚，为庆历新政提供了支持。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重视经义，将“三经义”颁布于学官，促进了经学的大转变。范仲淹提倡兴办学校，重视教育，对宋代书院的兴起有重要贡献。

庆历新政的推动，使得儒学在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范仲淹的民本意识和对儒学的复兴，以及刘敞、王安石等人的努力，共同为宋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儒学在宋代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还体现在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庆历新政与复兴儒学

范仲淹与宋学精神

范仲淹，作为宋代儒学的开创者，其地位举足轻重，与胡瑗、孙复、石介等“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密切。他们在学术上深受范仲淹的影响，而《宋元学案》对学术传承的标示却掩盖了范仲淹的地位。范仲淹不仅在学术上有建树，更在政治上推行庆历新政，对宋代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庆历新政对士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年轻士子如苏轼等人的激励。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在新政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欧阳修、苏洵、苏轼等人关系深厚。范仲淹和富弼被誉为新政的主要推动者，欧阳修则坚定支持新政。然而，新政推行过程中也面临困难和挑战，对后世士人学风产生了影响。

在宋代政治中，范仲淹与吕夷简的党争源于废立皇后的意见分歧，演变成朝政风波。范仲淹因直言进谏被贬，吕夷简被视为保守势力。尽管两人关系紧张，甚至影响到后代，但范仲淹在历史上的地位并未受损，被誉为忠臣良将。然而，在宋学发展过程中，二程及其后学对范仲淹的提及相对较少，可能与他们与吕公著及其子吕希哲的密切关系有关。吕公著是吕夷简之子，这种家族关系使得二程在提及范仲淹时有所避讳。

范仲淹与宋学之开端

范仲淹与胡瑗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共同推动了宋代教育的发展。范仲淹主张“救文弊”和“复武举”，并致力于改革科举制度，兴办学校。胡瑗受其影响，创立了“苏湖之法”，注重经义和治事，培养实用人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促进了教育改革，建立了太学，推广了胡瑗的教育方法，对宋学兴盛产生了深远影响。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历任州知府，创作了《邠州建学记》和《岳阳楼记》等作品。他提倡的“明体达用之学”影响了胡瑗、程颐、朱熹等学者，他们继续发展这一思想，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对范仲淹和胡瑗的评价有所转变，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依然深远。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进一步阐述了对“明体达用之学”的理解，并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范仲淹的教育主张对宋代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兴办学校，以培养实用人才。这一主张为胡瑗创立“苏湖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使教育更加注重经义和治事。胡瑗的教育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为宋代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推动教育改革，建立了太学，推广了胡瑗的教育方法。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宋代教育的发展，提高了教育质量，为宋学兴盛创造了有利条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胡瑗、程颐、朱熹等人都深受其影响，继续发展这一思想。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对范仲淹和胡瑗的评价有所转变，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依然深远。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进一步阐述了对“明体达用之学”的理解，并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德、利用、厚生”价值观相契合，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范仲淹与胡瑗是宋代教育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教育主张和改革措施对宋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当代教育改革和发展仍具有借鉴价值。

范仲淹与胡瑗的教育思想

王夫之的生平与著述，以及他对朱熹的学术评价。文章着重讨论了王夫之的晚年著作《张子正蒙注》和《宋论》，分析了这两部作品中体现的王夫之的思想和情感。文中还探讨了宋代书院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范仲淹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文章对庆历新政及其影响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分析了王夫之对庆历新政的批评态度，以及这种批评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影响。最后，文章对宋儒的“上书陈利病”之风进行了评价，认为这种风气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核心精神的体现。



王夫之认为，庆历新政开启了熙宁变法的序幕，而熙宁变法则标志着宋政之乱的真正开始。他批评范仲淹和庆历新政过于严苛，并指出熙宁变法以理财为核心，偏离了庆历新政的初衷。文章探讨了王安石和范仲淹的政治理念，以及他们各自的政策对宋代政治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新旧党争对宋代政治的深远影响，以及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关于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文中指出余英时先生将胡瑗、孙复的“体用”“本末”思想与王安石相联系而非与范仲淹相联系的观点存在严重失误。文中详细描述了范仲淹与胡瑗、孙复等人的交往与影响，强调了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时期确立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儒“内圣”与“外王”相贯通思想的重要意义。此外，文中也对熙宁变法的转向进行了批评，认为其背离了范仲淹的思想，并指出道学与新学在熙宁变法后的对立是北宋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矛盾。

王夫之对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看法，反映了他对宋代政治的深刻洞察。他认为，庆历新政虽然开启了熙宁变法的先河，但过于严苛的政策和理财为首要的导向，使其未能实现预期目标。而熙宁变法则在理财的同时，忽视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导致宋政之乱。

在探讨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时，文中揭示了余英时先生观点的失误。事实上，范仲淹与胡瑗、孙复等人的交往与影响，以及他提出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儒“内圣”与“外王”相贯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文中也批评了熙宁变法的转向，认为其背离了范仲淹的思想，并指出道学与新学在熙宁变法后的对立，成为北宋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矛盾。

综上所述，王夫之对宋代政治的洞察，以及他对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和范仲淹等人的评价，为我们理解宋代政治、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同时，文中对熙宁变法转向的批评和道学与新学对立的分析，也为后人反思历史提供了有益借鉴。

王夫之对宋学的评价，源于他强烈的“夷夏之大防”观念。他以此作为《宋论》的首要原则，认为宋学是否有利于宋朝“保天下”是评价标准。他批评宋代党争，认为其起源于君子，却败于小人，对国家生民造成伤害。王夫之对“三世垂帘”和党争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些现象导致政治混乱，强调君主权力的重要性，主张君主应尊重士大夫，避免与小人相争，以维护国家稳定。

王夫之认为，宋代政治弊端在于“私利”和“猜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衰败。他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进行了批判，指出宋朝对武臣的猜忌超过汉唐，虽然“不杀士大夫”的“家法”促进了文化发展，但也导致国家不整，外有强敌，内有忧患。他批评宋代士大夫的“士气”和“习气”，认为这些导致了国家衰败。同时，他对宋代的理学和士大夫政治文化进行反思，认为其“天下有道”的终极关怀和“秩序重建”的真血脉必须传承，并指出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需要在现代社会中转型。

刘琨与元祐诸公处理不当，导致国破家亡，引发了对君臣关系与政治制度的反思。书中探讨了宋代党争的严重性，指出皇帝与宰相联合形成派系，导致皇帝失去超然地位。王安石的“三不足”观点与程朱理学的“理性”理念也引发了争议。此外，书中还讨论了士与农工商的关系，以及儒家思想的复兴与衰落。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揭示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