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义思想不只是由仁而义，还包括由义而仁，前者是孟子的“居仁由义”，是由道德而政治，后者是荀子的“处仁以义”，是由政治而道德，二者结合才是完整的仁义观。传统四书不足以反映儒学的完整面貌，不足以体现仁义的精神内涵，故需要有新的经典体系出现，这就是本书所提出的《论语》、《礼记》、《孟子》与《荀子》，合称“新四书”。在“新四书”中，孟荀既相互对立，又存在相互补充的可能与需要。孟子人性论更准确地理解应该是以善为性论，有利于突出道德主体，说明人的道德实践；荀子人性论并非传统所认为的性恶论，而是性恶心善说，适合说明礼义、制度的建立，易于解释人的政治实践。统合孟荀，方可创新儒学。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孟子研究院秘书长，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儒学思想史、经学思想史、出土简帛等。已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2008）、《儒家道统说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多项人文社科奖。

关于《论语》中“亲亲相隐”章的新诠释，探讨了如何阅读《孟子》以及孟子的以善为性论。文章还分析了《孟子》中“天下之言性”章与孟子性善论的关系，并阐述了孟子在当代社会的理想与坚守。此外，文章还提到了开展孟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将《荀子》列入儒家“新四书”的合理性。通过对荀子人性论的千年迷雾的廓清，文章提出了统合孟荀、创新儒学的观点。



新四书与新儒学

“中国哲学新思丛书”的宗旨和主编梁涛的思考，梁涛在研究思孟学派和荀子后，认识到儒学内部分化带来的影响，提出应统合孟荀，重建更合理的儒学体系。他还介绍了唐端正和刘又铭的荀学研究，以及自己对荀子人性论的解读。此外，梁涛还讨论了新儒学的发展，包括对牟宗三思想的反思和“回到牟宗三”的学术研讨会。最后，他提到了自己关于重建新儒学的思考，包括新道统、新四书以及自由儒学的建构等。



总序

儒学在当代的重建与创新，强调儒学学统是经学，经学是儒学的学术载体。文章指出，历史上的儒学创新都离不开经学的变革，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成为传统。以朱熹为例，阐述了古代儒者如何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文章进一步提出，要重建儒学思想，需要借鉴宋儒的方法，确立儒家道统，选择儒家经典，探讨儒家哲学，并对“新四书”进行重新诠释。最后，文章强调“‘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完成当代儒学开新与重建的关键。



“新四书”与“新道统”——当代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

“亲亲相隐”这一概念，在《论语》中，孔子认为在面对亲人的过错时，子女或父母本能的反应是为其隐匿，而不是控告、揭发。这体现了率真、真实的情感，是亲情的一种体现。然而，儒家并非无原则地强调亲情，在面对不义之事时，孔子等早期儒家主张通过谏诤来维护社会正义。在《内礼》中，作者提出了“隐而任之”的观点，即子女应替父亲隐瞒而自己承担责任，以兼顾情与理，实现直道。这一观点既体现了儒家对亲情的重视，又强调了社会正义的重要性。



《论语》“亲亲相隐”章新释

《孟子》这本书对中国文化史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塑造独立人格和培养士人气节方面。书中记录了孟子游说诸侯及与弟子们的问答，通过细读和结合历史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孟子的思想和精神。孟子的思想并非书斋沉思，而是针对具体现实问题的回应。他关注民本、仁政，强调政治必须符合人性。在阅读《孟子》时，除了逐字逐句地细读外，还应关注时间线索和思想线索，以及阅读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以深入理解孟子的思想。



怎样读《孟子》？

在战争中度过的童年，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包括男孩们的游戏、自杀的女人以及父亲的离世。这些私密而强烈的记忆，让他对生与死的交织有了深刻的感受，也让他对战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比如女性因承担重体力劳动而引发的健康问题。尽管他努力尝试忘记这些恐怖的经历，但多次前往切尔诺贝利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感，过去的保护屏障开始瓦解，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感到困扰。

孟子性善论的核心观点是强调人皆有善性，并应充分实现自己的善性。这一理论常常被误解，是因为人们没有从孟子的理路出发去理解，而是用后世的思维去解读。孟子认为性善并非一个简单的人性命题，而是基于他对生活经历的深刻理解。他强调，扩充实现善性是人的价值与尊严所在，是实现人生目标的途径。孟子的性善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治理人心的洪水”。

孟子的以善为性论

见下文。

问题：《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与孟子性善论

回答：

《孟子》“天下之言性”章是《孟子》中非常重要的一章，但历来被认为难以理解，学者们的解读也各有不同。这一章之所以难解，是因为其中用“故”来解释“性”，认为“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这种解释对于理解孟子的人性论具有重要意义。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一观点在其“天下之言性”章中得到了体现。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表现出恶的行为，是因为受到外界的诱惑和影响，而不是因为人性本身是恶的。因此，他强调要通过教育和修养来引导人们回归本性，实现人性的善。

近代以来，虽然孟子研究备受关注，但很少有学者利用《天下之言性》章来讨论孟子的人性论。这主要是因为该章的主旨难以把握。然而，通过对《性自命出》等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孟子性善论与《天下之言性》章之间的联系。

在《性自命出》中，也有关于“故”与“性”的讨论。这为理解《孟子》“天下之言性”章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孟子的人性论，以及他对于人性与教育、修养的看法。



《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与孟子性善论

孟子在遭遇政治挫折后，坚守仁政、王道的信念。他在困境中依然坚定地相信，符合人性的政治终将实现。孟子在返回故里后，教授弟子，编写《孟子》，传承其思想。他的坚守和信念影响了后世，成为批判暴政、为民请命的精神动力，最终成为社会指导思想。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坚守理想，追求法治、民主。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的理想与坚守

孟学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孟子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学史材料丰富，包括注疏类、义理类、辑考类和增删类作品，以及评论孟子其人其书的著述。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未充分揭示孟学的内在理路和精神价值。孟学史研究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孟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对士人阶层的精神气质、道德人格有深刻影响，同时也是民众的代言，对统治者具有批判和抗议精神。



开展孟学史研究，挖掘中国文化的清流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殿军的地位，以及他在汉代和唐代的不同地位。现代学者对荀子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如新儒家从道统角度分析，牟宗三、韦政通等学者有代表性的研究。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重视荀子研究，但仍缺乏新意。欧美学者也对荀子有深入研究。总体来看，荀子研究呈现客观、公正的评价趋势，学者们试图在丰富性基础上重建儒家道统，将《荀子》纳入儒家核心经典。



应将《荀子》列入儒家的“新四书”

关于孟子、荀子人性论的千年迷雾。文章首先指出学界普遍认为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的看法存在问题。通过对孟子性善论的分析，文章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实质上是以善为性论，强调人性中仁、义、礼、智等道德禀赋的重要性。接着，文章对荀子的性恶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其主张的“性恶”和“善伪”两个方面，并分析了“伪”字的含义及其在荀子人性论中的作用。最后，文章总结了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核心观点，即人性中既有恶，也有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培养人的道德品质。



廓清荀子人性论的千年迷雾

儒学心性（内圣）与政治（外王）的统一性，指出不应割裂二者。文章从孔子创立儒学开始，阐述了仁与礼的关系，认为道德自觉与制度建构是相互联系的。随后，文章分析了孟子与荀子的不同思想体系，指出孟子注重心性，荀子注重礼法。作者主张统合孟荀，重新建构儒学思想体系，提出“新四书”概念，以《论语》《礼记》《孟子》《荀子》为基础，以仁与礼的统一为纲领。文章还探讨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认为二者可以互补，提出孟子后学的性善修习说作为统一两种人性论的选择。最后，文章指出历史上的荀学代表了儒学的一个必要面相，但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和现代转化。



统合孟荀，创新儒学

儒家学派中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关系演变。起初，孟子和荀子的思想齐头并进，被共同尊崇；后来，随着理学家的兴起，孟子的地位逐渐提升，荀子则受到抑制，这与宋代理学强调性善论有关。然而，荀子的思想并未因此消失，而是以隐晦的方式继续影响后世，并在清代出现复兴趋势。学者们开始重新评价荀子，认识到他的思想对礼学的贡献，甚至有人提议将《荀子》提升为经典。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并非完全对立，它们都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侧重于道德主体性和制度建构。理解儒家道统的关键在于完整地看待仁义观，它既包括由内在仁德发展出的责任（孟子），也包含通过公正制度实现的仁爱（荀子）。当前儒学研究的目标是整合孟荀思想，构建新的儒学体系。



超越尊孟抑荀，回归同尊孟荀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其中，“成己成人”是其核心理念之一，但并非唯一。儒学还包括“成己安人”和“先养后教”。文章深入剖析了孔子、孟子、荀子对君子与庶民的不同要求，突显了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差异。

孔子认为，君子应以道德修养为本，庶民则需遵循礼义法度。孟子提出“性善论”，强调君子人格，对庶民则强调物质生活保障。荀子则认为人性既有恶也有善，主张通过礼义法度来调节欲望。这些思想差异，体现了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在道德修养、人格塑造和利益关注上的区别。

然而，两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儒学体系。君子儒学强调道德引领，关注社会利益，以孟子思想为基础，注重道德修养；庶民儒学关注民众生活，主张权利与利益，以荀子思想为基础，注重制度与利益。在现代社会，结合两者，培养道德楷模，推动公正合理的制度建构，显得尤为重要。

郭店楚简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通过对名家与荀子的关系、性、儒家政治思想等内容的探讨，并结合历史文献进行解读，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儒学的理解。

综上所述，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其内涵丰富，涵盖了道德、人格、利益等多个方面。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差异，反映了儒学在不同层面的关注点。在现代社会，我们应充分认识两者的联系，取长补短，以实现道德引领、社会和谐、公正合理的制度建构。

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兼论统合孟荀

孟子与荀子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孟子作为亚圣，其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荀子虽然与孟子齐名，但在宋代以后逐渐被边缘化。文章分析了孟子与荀子在思想上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他们对汉代儒学的影响。同时，文章还探讨了孟学史的发展，以及宋代尊孟与“非孟”思潮的并存。最后，文章强调了深入研究孟学史和荀学的重要性。



孟荀之间

《中庸》作为儒家经典，其成书、主旨和作者都凸显了其在儒家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作者对《中庸》的理解包含两个主题：诚或诚明，以及中庸。他认为《中庸》可能源于两篇独立文章，后合并而成。此书主题“极高明而道中庸”强调在日常生活中探寻中道与常道。

孔子在《中庸》第十章中对比了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与理想中的刚强，指出地域与个体对刚强的不同理解。南方之强以忍耐宽容为特点，北方之强以果敢刚烈为标志，而理想刚强则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和“至死不变”。孔子强调勇不仅在于血气，更在于道义。

孔子在第十一章中坚持中庸之道，即使不为人知也不后悔。在第十二章，他进一步阐释了君子之道的深远与微妙，指出其光明而隐微，普遍而难以穷尽。

《诗经》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象征生机勃勃的生命，中庸之道不仅约束限制，更是情感与生命的统一。它源于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是人际和谐的基础，并逐步推扩至天地万物，体现中庸之道的广泛内涵。

作者还探讨了《中庸》的作者问题，认为很可能是子思所作。通过引用徐复观、李泽厚等学者的观点，作者进一步阐释了中庸的内涵与意义。

中庸的艺术

《中庸》中的“道不远人”章揭示了道德与人的紧密联系。作者认为，道德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贴近人的常情和欲望。他引用《诗经》的“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来比喻，指出君子应以人情治理民众。同时，他强调君子应秉持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忠恕作为伦理和政治的基石。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探讨了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与治理的思想。他认为人性相近，并通过推己及人的方式实现仁政，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此外，李零的《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版探讨了楚简的校读方法，梁涛则从荀子的《性恶》出发，论述了性恶与心善的关系，并提出了统合孟荀，创新儒学的观点。梁涛的这篇文章还被收录在《宗教与哲学》一书中。这些观点都强调了道德与人的密切关系，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实现道德与和谐。

“道不远人”与“以人治人”——《中庸》“道不远人”章发微

《大学》中的“诚意慎独”章，强调个人应真实面对内心，不欺骗自己。这一理念认为，诚意表现为对善恶的自然喜好与厌恶，不自欺则是真实展现自我。同时，慎独被赋予重要地位，它不仅关乎独处时的行为，更在于内心的专注与专一。

“独”在先秦典籍中，尤其在《庄子·大宗师》中的“见独”中，其含义超越了单独或独自，还包括内在的意志和意念。文章指出，慎独并非仅指独居时的谨慎，而是强调内心的真诚，回归真实的自我。

儒家思想中的“诚意慎独”旨在通过修身实现真实的自我，以此为基础改造和完善社会。文章对历史上对“慎独”的误读进行了批评，如郑玄和朱熹的解释，并强调“独”并非指独居、独处，而是指内在的意志和意念，即真实的自我。

“大独必群”的观点提出，真正的独并非与社会隔绝，而是在社会中成就自己，同时改造和完善社会。这一观点揭示了“独”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关系。

陈来、王志民主编的《大学解读》即将收录这一内容，并引用了梁启超、克里希那穆提、章太炎、胡适等人的观点。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内涵，展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大学》“诚意慎独”章解读[1]

《大学》自唐代起逐渐成为儒学核心经典，至宋代因理学兴起而地位上升，成为科举必读之作。然而，它仅概括了儒学的一部分——成己安人、为政以德，而儒学实际上还包括推己及人、为国以礼等方面。儒学内部存在主内派与主外派的分化，两者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北宋时期，《大学》虽受二程、张载等重视，但王安石新学的兴起使其未成主流。南宋理学兴起，《大学》地位提升。二程关注心性修养，而王安石重视制度变革，朱熹继承二程思想，强调道德完善，认为政治根本在于正人心。朱熹批判王安石新学，认为其舍本逐末。理学与新学的对立反映了儒家内部对道德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

李觏、王安石主张制度变革，而二程、朱熹注重道德完善。然而，狭隘的道统意识导致儒学内部对立，影响其健康发展。当代儒学重建需超越狭义道统说，构建完整思想体系。

荀子认为礼义源于圣人之“伪”，即通过人为思考与认知活动创造。圣人与凡人性相同，需通过实践礼义成为圣人。圣人如何产生和制作礼义，可能因特殊心智能力或通过实践礼义达到的境界。文章还涉及王安石变法及李觏理论，探讨儒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

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

儒学复兴与重建的根基之争，有学者主张其根基在于习性、国民性，认为儒学已经深深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最适合我们民族。但作者认为，儒学的真正根基在于其精神与理念，体现在经书中，是超越民族性、民族心理的。习性论的观点被作者批判，认为民族心理、习性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产物，是相对稳定的，而非恒常不变的。作者强调，儒学的精神与理念是超越的、恒常的，是引领中国人精神的永恒灯塔。



儒学的根基：习性还是精神？

儒学在历史上经历了毁灭性打击后再度复兴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儒者梁漱溟和杜维明等人的态度和看法。文中强调了儒学需要自我反省和批判，通过儒道对话进行自我重建。以孔子和老子为例，探讨了儒家的“仁义”和道家的“自然”两种核心概念，以及二者在历史上的对话与影响。文章指出，儒家和道家虽然看似对立，实则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同时，通过对张载和王夫之等儒者的探讨，展现了儒家思想在自我反省和批判中的发展。



孔老对话与儒学反思

五四运动在90年后再次引发人们关注，它所涉及的激进与保守的讨论成为焦点。文章首先探讨了五四运动中激进与保守并存的现象，指出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并非只有激进，还有保守。接着，文章分析了激进派和保守派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上的不同观点，以及他们对科学、民主的理解和运用。最后，文章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超越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激进与保守之间——五四九十周年回望

中国历史上关于“上帝”的讨论，作者认为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上帝，而是存在着与西方不同的“天”或“天道”观念。作者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的宗教类型、天人关系、以及儒家思想中的“天”或“上帝”观念，阐述了中西文化在宗教观念上的差异。同时，作者也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特点，认为中华文化不应该仅仅依靠某种宗教来完成重建，而是应该通过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方式来发展。



不是请回上帝，而是多元一体

作者对“新四书”和“新道统”的思考，他认为“新四书”应包括《论语》、《礼记》、《孟子》与《荀子》，这四部书反映了早期儒学的文化生命与精神内涵。作者指出，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各有偏颇，只有统合两者，才能重建道统，恢复儒学的精神生命与活力。他还提出“自由儒学”的主张，认为要发展仁学，改造礼学，建构起仁礼统一的思想学说。此外，作者还强调了仁与礼的关系，认为要打破仁礼的冲突，需要将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由道德领域上升到政治领域，以此建构起新的政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