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个经典的关于人性的实验，揭示在28个常见的生活和工作情境下，哪些因素影响了人的决定、行为、感受和情绪。
人性真的经得起实验和检验吗？
一本洞察人性、反思自我、思考社会现象的醍醐灌顶之作。
社会心理学是探讨人性最深入的学科。这本书展示了28个有趣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如米尔格拉姆的服从权威实验、阿希的从众实验。这些实验大大提升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心理和行为的理解。每一章不仅侧重于某一项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研究意义，还引用了相关研究和生活实例。所有章节相互独立，读者们可以按任意顺序阅读，无需担心会失去阅读的连贯性。第二版包含了许多新研究；并且采用的是生动、对话式的风格。本书不仅可作为读者学习社会心理学、心理学导论或研究设计课程的理想教材，对于普通读者洞察人性、反思自我、思考社会现象都能提到醍醐灌顶之效。

库尔特·弗雷（Kurt P. Frey）是新罗谢尔学院心理学副教授。他于1993年在普渡大学获得社会与人格心理学博士学位。除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外，他的教学经历也很丰富。
艾登·格雷格（Aiden P. Gregg）是南安普顿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他于2000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牛顿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一点的话，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强调了站在前人基础上学习和成长的重要性。书中强调了“名师”和“名著”对于个人成长和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名师”教会我们如何做人，而“名著”则启发我们的思考和创新。书中提到了《人性实验：改变社会心理学的28项研究（第2版）》的内容，包括28项知名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揭示了人性本质及其根源。同时，书中也提到了心理学工作者应如何为社会发展和和谐做出贡献。



译者序

社会规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群体成员共同认可的规则，指导我们的行为，影响社会互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对规范的期望和接受程度各有不同，如饮食文化、性行为规范等。我们常常在不自觉中遵守所属群体的规范，仿佛成为“梦游者”。研究表明，在社交场合中，人们容易服从群体规范，即使面对错误的判断，也倾向于从众，以追求合群。群体规模和同伴的存在都会影响人们的从众程度。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影响和规范影响是双向的，个体追求正确答案和被群体接受的愿望往往会导致从众行为。

阿希的从众实验和克拉奇菲尔德的经济研究方法揭示了群体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个体和亚群体如何影响社会秩序，以伽利略、甘地和帕克斯等人为例，说明了少数群体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这些例子表明，即使是一个人或者少数群体，也可以通过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建立信任来影响群体，尽管他们可能会受到排斥和惩罚。

社会生活中，我们需要在从众与自主、服从与反抗之间取得平衡。过度从众可能导致个体放弃独立思考和感知的能力，而完全反抗则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个体在社会规范和自我表达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至关重要。

在遵循社会规范的同时，个体应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避免盲目从众。同时，社会也应鼓励个体表达自己的观点，尊重少数群体的声音，从而促进社会多元和谐发展。这要求我们在社会规范和个体自由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既维护社会秩序，又保障个体权益。

此外，社会规范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规范的认知也在不断更新。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和社会都应具备适应变化的能力，共同推动社会规范向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总之，社会规范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个体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个体应保持独立思考，遵循社会规范，同时社会也应尊重个体权益，鼓励个体表达观点。在从众与自主、服从与反抗之间取得平衡，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

第1章　迎合：服从群体规范

认知失调理论在理解人类思维和行为模式上具有重要意义。该理论指出，当个体面临认知冲突时，他们倾向于通过调整自己的态度来减少这种紧张感。这一理论源于《狐狸和葡萄》的寓言，其中展示了人们在遭遇失败时，如何通过合理化策略来减轻不愉快的情绪。

费斯汀格和史密斯的实验进一步验证了认知失调理论。他们发现，当人们被迫执行与其态度相反的行为时，较小的诱因更容易引发态度的改变。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认知失调的原理，还揭示了其在说服、管理和教育领域的实际应用。

尽管认知失调理论自提出以来一直受到质疑和修订，但大量研究证实了其效应的真实性。一些研究指出实验结果与理论不符，但更多研究支持了认知失调的存在。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于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费斯汀格和贝姆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目前，共识是两者都正确，适用于不同的情况。

研究还试图阐明认知失调发生的必要条件，包括个体能够自由执行反态度行为、预见行为后果，以及将不愉快的情绪归因于行为本身等。此外，理论整合的可能性也得到了关注，认为人们会采取措施修复受损的自我形象。

尽管认知失调理论在解释人类动机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例如，该理论在解释个体如何处理长期存在的认知冲突时显得力不从心。未来研究可能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挑战，以完善这一理论。

在说服、管理和教育领域，认知失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类行为的视角。通过理解个体如何通过改变态度来缓解认知冲突，我们可以更好地设计策略来影响他们的行为和信念。然而，这一理论的应用也引发了一些伦理问题，如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地改变自己的态度，以及这种改变是否真正反映了他们的内在信念。

综上所述，认知失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来理解人类思维和行为。尽管它仍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但其理论框架和应用价值不容忽视。未来研究需要继续探讨这一理论，以深化我们对人类心理机制的理解。

第2章　认知冲突：行为如何改变态度

人们对待事物态度的形成过程，尤其是当人们为达到某个目标付出艰辛努力后，会更加珍视所得到的结果。这种现象被称为“心血辩护效应”。比如，一位为获得学位而勤奋学习的学生，会比那些敷衍了事的学生更重视学位的价值。这一效应揭示了人们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会通过自我辩护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自尊心。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研究者设计了一个实验，通过操纵被试加入团体的难度，来观察他们对团体成员身份的态度变化。实验结果显示，那些经历了严苛入会程序的被试，对团体的喜爱程度更高。这进一步证实了心血辩护效应的存在。同时，实验还揭示了认知失调在人们态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设置挑战和困难来提高人们的忠诚度和凝聚力。



第3章　火的洗礼：困苦成就喜好

在探讨服从权威的实验及其影响时，我们发现服从往往成为毁灭自由与真理的根源。美莱村惨案、琼斯镇惨案等历史事件均表明，服从可能导致悲剧。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点，他在实验中发现，65%的参与者会在权威的压力下对“学生”施加最高级别的电击，这一发现令人震惊。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显示，团体压力、主试的要求等因素都会影响人们的服从行为。这表明情境对行为的影响极大，人们在面对权威时，心理变化显著。与此同时，卡尼·兰迪斯的实验也引发了道德和伦理上的争议，被认为更加不人道。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虽然引起了伦理批评，但他的研究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心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相比之下，兰迪斯的实验则被认为更加不人道。在分析实验中被试的心理压力和实验结果时，我们认识到道德伦理准则在实验中的重要性。

此外，后续研究对服从权威现象进行了深入探索，发现性别和群体动力对服从也有显著影响。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服从权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总之，服从权威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它既可能带来积极影响，也可能导致悲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警惕服从权威的负面影响，保持独立思考，捍卫自由与真理。同时，社会心理学家也应遵循道德伦理准则，确保实验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为人类行为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第4章　服从命令：令人震惊的服从权威实验

在紧急情况下，为何旁观者往往选择“旁观”而非施以援手？基蒂·吉诺维斯案件等实例揭示了这种现象，它通常与“多元无知”和“责任扩散”等社会心理因素有关。研究者达利和拉塔内通过实验证实了群体规模与提供帮助之间的负性关系，即群体规模越大，个体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越小。这一发现挑战了旁观者冷漠无情的传统观点，指出旁观者不作为并非道德沦丧，而是由社会心理因素造成的。

达利和拉塔内的研究显示，目击者数量与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成反比。在群体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每个个体感知到的责任较小，因此提供帮助的意愿降低。然而，在紧急情况较为明确的情况下，如严重的紧急情况，旁观者的冷漠程度有所降低，这可能是因为情况的不确定性较低，使人们更容易意识到紧急情况并采取行动。

研究还探讨了社会化、情绪、性别和种族等因素对助人倾向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变量、复杂的函数，影响着个体的帮助行为。例如，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人可能更倾向于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而情绪因素也可能影响个体的决策。

通过了解这些社会心理因素，我们可以提高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并培养助人为乐的社会风尚。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旁观者冷漠现象的发生，还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互助水平。

第5章　“谁，我？”：紧急情况下，旁观者为何仅“旁观”

人类与蟑螂的差异，人类喜欢抱怨，而蟑螂则坚韧不拔。接着，文章提到了诺曼·特里普利特的研究，他发现了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的现象，即他人的存在可以提高或干扰个体的任务表现。罗伯特·扎伊翁茨提出了单纯存在效应的理论，认为他人的存在可以提升优势反应，抑制非优势反应。文章还介绍了扎伊翁茨等人对蟑螂的研究，发现蟑螂在他人存在时，简单任务表现更好，复杂任务表现更差。最后，文章探讨了单纯存在效应的可能原因，如生理唤醒、认知中介等，并强调了这一效应在不同物种中的普遍性。



第6章　蟑螂与人：表现的社会提升与抑制

《史尼奇的故事》中星肚史尼奇和光肚史尼奇因肚皮上星星的差别而产生的歧视，说明了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可能引发偏见和歧视。接着，通过谢里夫的罗伯斯山洞实验和简·埃略特的课堂实验，展示了在人为创造的群体差异下，人们会产生歧视和偏见，并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最后，探讨了最简群体范式实验的结果，揭示了人们如何基于微小的社会类化产生内群体偏好，以及这一发现对理解偏见和歧视的重要性。



第7章　我们和他们：基于细小社会类化的歧视

这本书通过一个关于仁慈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探讨了人们在面临帮助他人的选择时，情境因素和个人特质各自的影响。实验表明，即便在宗教教育背景下，人们的行为也会受到情境的影响，比如匆忙程度。研究还发现，人们的宗教动机对助人行为影响不大，反而是对参与研究的看法和自身忙碌程度更关键。这些发现挑战了我们对行为的传统理解，提醒我们情境因素在行为中的重要性。



第8章　仁慈的撒玛利亚人：当情境因素战胜个人特质

研究表明，外部奖励可能对人类动机产生负面影响。给予孩子们画画奖励，反而可能减少他们继续绘画的兴趣。这种“过度合理化”现象表明，外部奖励可能为行为提供过多理由，使得奖励一旦消失，行为也随之减少。同时，外部奖励被视为一种控制，可能削弱人们的自主需求，降低内在动机。

外部奖励可能削弱内在动机、降低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力。研究发现，个体在完成任务时可能会过分关注奖励而非任务本身，导致效率下降和创造力减弱。例如，一些学生因期望获得奖励而降低了对学习的兴趣。然而，适当的外部奖励在引导人们追求正确目标、建立秩序方面可能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在教育和社会管理中，平衡内在动机与外部奖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了培养持久的兴趣和动机，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内在激励，而非依赖外部奖励。这有助于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力，同时满足个体的自主需求。

第9章　移除记号笔的魔力：奖励的隐性成本

行为中的行动者与观察者之间存在一种偏差，即对行为原因的解释差异。行动者更倾向于将自身行为归因于外部环境，而观察者则倾向于将其归因于人格特质。这种偏差被称为基本归因错误，我们更容易通过人格特质来解释他人的行为。

韦斯特及其同事在197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探讨了人们是否会在特定情境下参与违法活动，尽管实验并未涉及真正的违法行为。尽管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轻伦理担忧，但这一研究方法仍引发了关于被试权利和尊严的争议。研究结果表明，在特定情境下，人们更容易做出违法的行为，并且这种服从行为通常与情境因素有关。同时，行动者倾向于将自身行为归因于情境因素，而观察者则倾向于将其归因于人格特质。

这一偏差可能导致我们对他人行为的错误理解，从而缺乏同情和宽容，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冷漠。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方法论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元分析在研究中的作用。马莱对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的元分析发现，这一偏差在教育、商业和运动等领域普遍存在。

在行为中的行动者与观察者偏差的研究中，伦理问题一直是关注的焦点。韦斯特及其同事的研究方法引发了关于被试权利和尊严的讨论，这也提醒我们在进行心理学研究时，要充分考虑到伦理问题。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特定情境下，人们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作为观察者，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情境因素，而不是简单地将行为归因于人格特质。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对他人行为的错误理解，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宽容。

第10章　窃贼情境：行为中的行动者—观察者偏差

沾光效应这一现象，即人们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来自我提升，如为运动队的胜利而自豪。研究表明，当学校球队赢得比赛后，学生们对学校表现出了更多的认同，炫耀学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获胜的分数优势之间显著相关。西奥迪尼等人的研究还发现，自尊在沾光效应中起着中介作用，即人们通过强调自己与成功人士之间的关系来提升自尊。此外，当个体与知名的人或事之间的联系比观察者强时，沾光效应更容易发生。尽管沾光效应可能出于个人原因，但它也是一种通过赢得别人的尊重、赞赏或其他社会利益来提升个人自尊的方法。



第11章　我们是第一！沐浴在他人的荣誉中

群体中个体行为的变化。在群体中，个体容易失去自我意识，变得冲动，甚至做出反社会行为。匿名性、群体规模和责任分散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几个关键因素。一项实验表明，在匿名和群体行动的情况下，儿童偷窃行为显著增加。这揭示了去个体化现象在反社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量案例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了解去个体化对于预防和控制反社会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第12章　蒙面的暴徒：去个体化在反社会行为中的作用

单纯曝光效应，即人们对于频繁接触的刺激会产生更积极的态度。这一效应被许多实验所证实，包括使用非词、意象文字甚至真人作为实验材料。然而，早期研究存在一些缺点，如被试内设计可能引发要求特征，即被试可能猜测到实验目的并据此改变行为。后来，研究者们通过改变研究设计、使用掩饰故事和实验后调查等方法来消除要求特征的影响。米塔等人的实验则巧妙地证明了单纯曝光效应，即使被试不知道实验目的，也能通过偏好照片的实验结果得出结论。单纯曝光效应的影响是广泛的，从广告产品到政治选举，都可能受到这一效应的影响。尽管对这一效应的解释存在不同观点，但它的存在为人们如何感知和影响他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



第13章　熟悉导致喜欢：曝光对喜欢的影响

意识与视觉系统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大脑如何主动构建我们所感知的世界。研究发现，大脑并非被动地反映外部现实，而是积极地解释和建构它。同时，实验表明，人们对自身心理过程的解释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内省并不总是能够准确揭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背后的原因。社会心理学试图通过科学研究来揭示外部事件与大脑内部之间的联系，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



第14章　内省鲜为人知的缺点

在社会心理学中，"皮格马利翁效应"揭示了错误预期如何引导新的行为，最终使错误观念成为现实。这一效应通过行为确证的过程实现，涉及感知者对目标个体的预期，基于此预期对待目标个体，目标个体解释感知者的行为并作出反应，感知者随后基于目标个体的行为继续维持被证实的预期。

文中通过演讲者介绍、学生表现、求职面试等案例展示了行为确证现象。研究进一步发现，外貌吸引力会影响人们对他人性格特质的评价，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反应。这说明，基于普遍的刻板印象所形成的错误预期，在人际互动中不可避免地成为实际行为。

人们基于现实对他人产生预期，这些预期不仅反映现实，还能塑造现实。例如，老师对小约翰的消极预期可能影响他的学术表现。行为确证现象表明，他人的预期和行为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此外，研究指出，人们倾向于自动假设他人具有稳定、持久的特质。然而，行为在不同情境中可能存在变化，因此并不完全可预测。这表明，我们的行为受到他人预期的影响，同时也可能塑造他人的预期。这种现象揭示了社会心理学中预期和行为确证的复杂性。

第15章　你曾经期望什么：外貌刻板印象的行为确证

加尔文主义的核心观点，即上帝预先决定谁得救谁被诅咒。这种信仰让信徒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恐惧和战栗，因为他们的救赎与否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加尔文主义者通过努力克制罪恶，试图获得救赎，却发现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命运。研究者通过实验证明了人们会无意识地通过改变行为来预测自己期望的结果，并否认自己这样做，这种现象被称为自我欺骗。文章还探讨了自我欺骗的成因和后果，以及人们如何通过自我欺骗来安慰自己。



第16章　加尔文主义的难题：无意识地制造好兆头

文章以普林斯顿与达特茅斯橄榄球比赛的报道差异为例，揭示了人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理解和评价，反映了媒体偏见的存在。人们根据自身立场和观点解读信息，普遍认为媒体存在偏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通过观察亲以色列和亲阿拉伯的被试对同一新闻报道的不同反应。文章探讨了感知偏见背后的动机和认知因素，并提出了通过意识和策略减少偏见的方法。

在社会心理学中，社会认知占据核心地位。人们在理解社会世界时，受到注意、感知和解释的影响。人们的感知往往是偏颇的，这些偏见会影响他们的决策和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心理学等科学通过实证方法获取知识，但仍然存在局限性。媒体偏见和群体忠诚对认知的影响不容忽视，人们容易高估媒体报道中的偏见。

为了克服偏见，文章强调了人们感知的易受影响性，并提出了通过自我反思和批判性思维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加敏锐地识别和质疑潜在的偏见，从而提高认知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第17章　所见皆所信：拥护者对媒体偏见的看法

旁观者不作为的现象，指出形势不明朗是导致人们袖手旁观的原因。随后探讨了人们互相帮助的动机，提出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两种可能性。研究表明，人们帮助他人可能出于修复坏情绪的自私动机，但这一观点并不绝对。本章重点介绍了移情—利他主义假说，认为移情可以促进利他行为。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者发现，移情者提供帮助并非为了防止内疚感，而是为了真正帮助他人。这为移情—利他主义假说提供了支持，进一步揭示了人类具有无私利他主义的能力。然而，移情并非唯一的利他主义来源，集体主义和原则主义也可能发挥作用。尽管移情存在缺点，但利他主义的存在为人类提供了实现道德行为的可能性。



第18章　爱你的邻居还是爱你自己？移情是利他主义的一个源泉

埃里希·西格尔的《爱情故事》和奥利弗与珍妮的爱情故事描绘了两人从相识到相爱，直至步入婚姻殿堂的历程。他们之间独特的亲密关系被文章所强调，这种关系让他们能够将对方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在资源、态度和特质上相互融合。研究者的实验也证实了在亲密关系中，人们会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亲近的人，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自我容纳他人”，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亲密关系的动态，并揭示了其认知意义。

在人际关系领域，社会交换理论将经济分析引入了人际关系的思考。该理论认为，人际关系包含回报和成本，人们倾向于追求回报高于成本的关系。书中还提到了匹配原则和最小利益原则，即人们倾向于选择外貌相似的伴侣，且对关系最不感兴趣的一方拥有更大的权力。此外，书中讨论了交换性关系和共享性关系的区别，交换性关系注重互惠互利，而共享性关系则更注重对所爱之人的关怀和支持。

在爱情和亲密关系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方面，书中探讨了斯腾伯格的“爱的三角形”理论和亨德里克的“爱情风格”理论，强调了爱情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倡导从生活中探索爱与关系的必要性。这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爱情和亲密关系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

第19章　合二为一：扩展自己，容纳他人

人们在接收信息时，常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容易不加质疑地接受所了解的一切。研究者通过实验发现，当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时，他们更可能轻信虚假信息并据此做出判断。这揭示了人们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往往是在相信之后才开始评估信息，即“先相信后评估”的现象，这一观点被称为吉尔伯特-斯宾诺莎假设。这一假设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在面对信息时的心理活动，对公众如何应对大量虚假信息也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在面对信息时，常受到表面现象的误导，产生一种“默认接受”的心理。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夏令时的调整、赌注的倍增减半策略等。这些例子表明，人们往往只关注信息的表面价值，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真实情况。

当个体对某一信息产生抵触情绪时，他们可能会产生拒绝反应，但这种反应有时会延迟出现。这种现象揭示了人类认知过程中的局限性，以及个体在面对信息时如何被误导和欺骗。

这些认知偏差和局限性使得人们在接收和处理信息时容易受到影响。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提高对信息真实性的辨别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避免盲目接受信息。同时，媒体和社交平台也应承担起责任，加强对虚假信息的识别和过滤，为公众提供更加准确、可靠的信息来源。

第20章　眼睛快于思维：相信先于质疑

记忆并非仅仅是过去的简单重现，它受到当前心理状态的影响，因此被不断重构。人们的记忆可能并非完全基于真实发生的事件，而像是电影制作般，从第三人称视角进行描述。情绪、个人观点等因素都会对记忆产生影响。例如，研究发现，女性对痛经的直觉理论可能导致她们对月经症状的记忆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这表明人们可能会无意识地根据错误的看法构建事件，而我们对于大脑如何工作的理解仍然有限。

记忆恢复现象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公众和科学家都对记忆的可靠性表示了关注。研究表明，一些被试可能会将虚构的记忆当作真实经历，这揭示了错误记忆的存在。同时，文章讨论了童年创伤记忆的概念，认为这些记忆可能因为过于痛苦而无法被意识接受，进而被压抑。然而，现有研究并不支持压抑不愉快记忆的观点，且记忆具有极高的可塑性，容易被外界因素诱导。

文章还指出，提问方式、心理暗示等外界因素都可能影响记忆的准确性。最后，文章强调了记忆恢复疗法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建议面对过去，我们应该勇往直前，寻找新的生活希望，这比依赖记忆恢复疗法更为可靠。

第21章　虚构的记忆：现在重构过去

在情绪调控过程中，反讽加工现象经常出现。这是因为人们在努力控制情绪时，往往因为认知负荷和意志力的过度消耗，反而导致情绪效果适得其反。实验表明，当个体处于认知负荷状态下，若试图改善情绪，其感受反而会更加糟糕；而若试图恶化情绪，则可能会感到稍微好受一些。这种现象被称为反讽效应，揭示了精神控制在某些情境下的局限性。

为了理解反讽效应，文章还探讨了意志力消耗、有意操作和监视器等概念。此外，反讽过程理论不仅适用于情绪控制，还可以解释其他心理现象，如口误等。

针对反讽效应，一种反直觉的策略被提出：在认知负荷下努力产生不想要的状态。然而，这一策略的实用性有限。社会心理学领域则为我们提供了启示，指出实现意图是一种有效的行动策略。实现意图与简单意图不同，它具体明确，具有条件性，有助于提高行为发生的概率。研究显示，实现意图能显著提高目标实现率，尤其在健康促进等领域。

实现意图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增强了线索与行为之间的联系，使得行为能够自动执行。同时，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要性也被强调，这对于个体未来的福祉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反讽效应揭示了情绪调控中的局限性，而实现意图则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行动策略。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应重视自我控制能力，并学会利用实现意图，以提高目标实现率。

第22章　目的陷阱：情绪控制中的反讽加工

在心理学研究中，数字诊断技术，如序列启动范式和内隐联想测验（IAT），被用来量化人们在概念之间的心理联想，从而揭示内隐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技术能够提供关于人们态度的独特信息，但在应用前景上存在复杂性。它们在某些领域的预测效度超过自我报告，但也存在局限性。实证研究结果有时与理论预期不符，这是科学探索的正常现象。

测谎技术分为准绳问题测试法（CQT）和犯罪知识测试（GKT）。CQT通过记录嫌疑人回答问题时的生理反应来检测谎言，但易受间接因素影响，准确性不高。GKT通过提问只有犯罪者才能知道的犯罪细节问题来检测谎言，能较好地识别无辜嫌疑人，但在辨别有罪嫌疑人方面表现不佳。这两种方法各有局限，因此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尚未得到广泛应用。

第23章　数字诊断：挖掘无意识的技术工具

思维框架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在面对选择时，感知到的刺激强度不仅取决于其绝对值，还受相对强度和对比背景的影响。通过对比实验和前景理论，揭示了人们倾向于选择确定的结果以规避风险，而在损失面前则更倾向于冒险。同时，还探讨了如何通过改变信息的呈现方式来提高健康信息的说服力，例如，疾病预防行为更适合用获得框架描述，而疾病检测行为则更适合用损失框架描述。此外，还分析了人们对损失和收益的敏感度，指出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高于收益，这种现状偏见使得人们在面对风险时往往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第24章　思维的框架：选择冒险还是谨慎行事

社会排斥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通过实验表明，被排斥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攻击性，尤其是报复性攻击。这种攻击性可能源于被排斥个体试图压抑孤独感，导致意志力下降，从而无法抑制原本可以控制的冲动。此外，社会排斥还会阻碍个体的归属需要和其他基本需要，使他们倾向于采取极端方式满足自身需求。然而，研究发现，善意的语言可以消除社会排斥带来的反社会倾向，表明社会融合和关注对于预防和减少暴力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第25章　被排斥的愤怒：排斥使人大发雷霆

流言的双重性，它既可能带来伤害，也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人们常常认为流言是恶意的，但研究表明，亲社会流言能够帮助人们释放负面情绪，阻止自私行为，并促进合作。实验表明，目睹不公正行为后，人们倾向于传播亲社会流言，以保护他人并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同时，亲社会流言还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减少自私行为。这些研究揭示了流言在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情绪。



第26章　亲社会流言：分享坏的能促进好的

关于死亡恐惧和爱的关注的研究。研究揭示了人们为了避免面对死亡的恐惧，会通过各种方式来管理这种恐惧，例如寻找个人意义、维护亲密关系等。研究发现，感知到的伴侣关注可以减少死亡恐惧，亲密关系和爱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死亡的必然性。同时，研究还探讨了不同人格特征和依恋风格如何影响个体对死亡的恐惧和应对方式。此外，思考死亡也有其积极意义，它能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认识到时间的有限性。



第27章　爱的关注：克服存在恐惧的良方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长期争论的焦点。这一争论围绕人们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展开。研究者通过实验发现，人们普遍相信自由意志，并希望通过惩罚不道德行为来维护社会秩序。这种信念在人们看到他人不道德行为时尤为强烈。

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华生、斯金纳等心理学家持有不同观点。有的支持决定论，认为行为受内在因素影响；有的强调环境因素，如斯金纳的行为主义。而神经科学家则认为大脑决定行为，自由意志只是错觉。

实验心理学在自由意志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实验表明，自由意志信念并非完全理性，而是受情境因素和心理动机影响。这一发现为理解自由意志本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

自由意志信念在社会心理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影响个人道德责任，还对犯罪惩罚的合理性产生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相信自由意志，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维护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争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争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行为背后的机制，以及自由意志信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人性实验（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