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博，美国历史学家，专攻中国史、全球史和环境史。1978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现任加州惠特尔学院Richard and Billie Deihl历史学讲座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广泛，著作丰富，如《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华南农村革命》等，并多次获奖，包括1997年美国环境史学会最佳论文奖。他还担任多个学术期刊编委，持续探索早期近代世界环境史和19世纪中国生态与土壤肥力等问题。

<p>《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是由西方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在广泛吸收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各历史时期各地区自然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会通，对中国的长时段人与环境互动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动态考察。书中指出，在数千年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了关键的影响；而中国发达的农业在养活大量人口的同时，也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p>

马立博教授的著作《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译本出版，作者认为该书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性，适合历史学和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及一般读者阅读。虽然国内尚未有综合性的中国环境史读本，但这部外国学者的作品有助于入门学习。作者赞赏马立博教授的叙事手法和问题意识，同时也指出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书中可能存在一些偏颇，需要读者批判性地阅读。



中国自然环境的地形变化对气候产生了深远影响。大约两亿年前，泛大陆分裂，印度洋板块与欧亚大陆相撞，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使得亚洲地势呈现出阶梯状分布，气候模式随之转变为季风型。喜马拉雅山脉的崛起在西部地区形成了雨影效应，导致西北部变得干燥；然而，东部和南部地区得益于湿润季风的影响，雨水充沛。这种气候变化显著影响了河流系统，如黄河与长江等，它们塑造了中国丰富多样的地理区域。

末次冰期后的全球变暖为物种保存提供了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对中国历史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创新性地利用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将研究划分为甲骨文时期的温暖、史书中的物候记录、地方志的详实数据以及现代仪器观测四个阶段。他的工作揭示了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的低温期，并探讨了影响气候变迁的各种因素。尽管气候变化对动植物和人类社会产生了影响，但人类也通过适应与改造环境来应对挑战。中国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物种繁衍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这片土地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具有极高的适宜性。

关于中国气候研究的多部著作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过去气候状况的理解。Manfred Domros和Peng Gongping合作出版的《The Climate of China》深入探讨了中国的气候特征。竺可桢的研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被收录在《Climate and History：Studies in Past Climates and Their Impact on Man》中，这些书籍共同致力于重建历史气候图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复杂的地理和气候系统，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了今天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

第一节　自然环境

人类及其祖先一直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史前时期的爪哇和北京猿人作为直立人的证据，表明他们可能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然而，随着智人走出非洲进入东亚，早期原始人群体逐渐被技术更先进的智人取代。

农业的兴起标志着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转变。中国是最早发展农业的社会之一，这里出现了水稻和旱地作物种植的不同模式。南方地区，人们开始驯化野生水稻，从采集走向种植，形成了以水稻为基础的定居农业社会。这一过程可能伴随着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生活在一个热带森林环境中，他们适应了疟疾的存在，并发展出水稻种植技术。相比之下，黄土高原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更适合稷（包括粟和黍）的生长。随着气候的变化，稷的种植逐渐扩大。半坡遗址是研究该地区农业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

北方的农业以旱地为主，主要作物为稷。人们通过驯化植物、使用工具和肥料来提高产量。尽管南方水稻种植占主导，但不同地区的陶器样式差异反映了文化的多样性。这些早期文明展现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农业具有独特的特征：以小块土地耕作为主，中央政权的保护使其延续至20世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黄土高原的历史植被，学者之间存在争议。张光直认为它曾被森林覆盖，而何炳棣持反对意见。现代研究支持后者，认为黄土高原为半干旱草原，黄河沿岸及华北平原才有森林。

农业作物如黍、粟和稷在古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种植不仅提供了食物来源，也影响了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这些早期人类与环境互动的故事，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视角。

第二节　人类聚落与史前史

史前时期中国环境的显著变化，包括气候从暖湿变为冷干，以及季风减弱导致亚热带森林向南撤退。黄河在新石器时代因季风变化发生多次改道，引发洪水和海平面上升，可能迫使人口迁移。农业的发展加速了环境变迁，如黄土高原的半干旱稀树草原被开垦为农田，同时人们采用环剥树皮等方法清除森林。尽管新石器时代的村落数量有限，但它们标志着人类开始大规模干预自然环境。



第三节　史前的环境变迁

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中国北方气候的暖湿变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尽管期间气候时冷时暖，但农业持续进步。温暖湿润的气候促使农作物收成增加，使得农人有余粮储存，抵御外来的威胁，同时也催生了统治集团的出现。这导致了一个由数个政权和政权雏形相互联系的系统形成，被张光直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个系统随着农业技术和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提高而变得更加活跃。到公元前3000年，这一互动网络被称为“中国”，标志着历史的新阶段。北方的环境条件有利于稷的大范围种植，而南方、东部和中部虽然也存在一些农业和社会复杂的遗址，但数量远少于北方，因此国家形态首先在华北平原出现。早期的国家由不从事农耕的统治集团组成，他们依靠农业剩余生活，并通过战争和巫术维持权力。社会分层体现在墓葬中的财富差异，显示出少数人掌握了大量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到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国出现了青铜制造技术、文字以及明确的城市中心和国家，标志着商朝的出现。



第四节　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公元前4000—公元前2000年

中国青铜时代的技术与环境变迁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期间显著。技术被视为人类适应和改变环境的关键工具，火的利用、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增长和技术变革。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冶金技术的进步，最初用于武器制造以控制人民和资源。中国的青铜技术独立发展，源于西北地区丰富的铜矿和锡矿资源，这些矿藏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

青铜工业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和陶瓷工业的专业知识，通过铸造而非捶打的方式制造出精美的器物。大规模的青铜生产导致对金属原料、木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增加，对环境产生了显著影响，如森林砍伐和空气污染。同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反映了商朝时期城市兴起、社会不平等以及与其他部族的关系紧张，常有征战。

周朝最终战胜商朝，并宣称其统治范围包括整个华北平原，这标志着“文明”与“蛮夷”划分的开始。在商朝社会中，非自由民大量从事农耕劳作，甚至有人被用作祭祀，反映出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农业的发展不仅支撑了人口的增长，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如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环境。

总的来说，中国青铜时代是一个技术革新、社会变革与环境互动的重要时期。农业的进步、火的利用以及青铜器的发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塑造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并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的征战与部族间的冲突，预示着后来文明与蛮夷划分的历史趋势。

第五节　中国的青铜时代：技术与环境变迁，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

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环境变化显著地影响了商朝的社会发展。这个时期，商朝的聚落分布与降雨量紧密相关，其南部边界限定在长江以南，而北部和西部则对应着现代大约20英寸降雨线的位置。为了对抗自然界的界限，商人修建了城墙，并且在农业技术上取得了进步，例如使用犁和肥料，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们使用了青铜犁。随着农业的扩张，橡树森林遭到了大规模的砍伐，但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仍保留着茂密的森林。然而，这种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可能加剧了生态系统的不稳定。

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商朝的农业生产，粮食丰收为国家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气候变化的不可预测性给这个王朝带来了挑战。当气候突然转向寒冷干燥时，作物生长期缩短和霜冻事件的发生导致粮食产量锐减，甚至引发饥荒。这样的自然灾害不仅威胁到人民的生活，还削弱了商朝的军事实力和人口数量，为后续的政权更迭埋下了伏笔。

历史上，周朝将商朝的衰落部分归咎于气候变化，并借此道德借口宣布其取代商是天命所归。然而，关于气候如何影响商朝周边国家，以及周朝自身如何应对这些环境变化的策略，历史文献中留存的信息仍然有限。这使得我们对那个时代全面的理解变得困难，也促使现代学者继续探索和研究这段充满挑战的历史时期。

尽管商朝在农业技术和城市规划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其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和未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最终成为了这个王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环境保护，并学会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以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与繁荣。

第六节　环境的变迁，公元前1500—公元前1000年

古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人们利用环境资源，如北方的黄土和南方的水稻，发展出独特的农耕方式，无需休耕。农业推动人口增长，并伴随着对环境的改变，如砍伐森林开垦耕地。然而，气候的稳定性对农业至关重要，商朝的繁荣得益于稳定的气候和青铜生产，但后来的气候变化导致了商朝衰落。到公元前1000年，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显著，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这在后续的历史中将进一步加速。



小结

第二章　中国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聚落，公元前1000年以前

上古时期，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250年，中国经历了显著的环境变迁、农业发展和战争影响。这一阶段，农产品剩余催生了统治阶级，他们构建城市，发动战争，使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出现农业和军事冲突的地区之一。国家的形成与扩张对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获取更多能量，统治者开发自然资源，人口增长和农业活动加剧了森林砍伐，可能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达到了严重程度，导致动植物生态失衡，特别是大型动物的消失。

然而，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中国复杂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体系的形成，对后续三千年环境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草原游牧民族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虽非农业文明，但骑马技术和军事组织对定居王国构成了威胁。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共同塑造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在欧亚大草原上取得了成功，并影响了不同地区、语言和文化的人群，促使他们采纳游牧生活，形成独特的草原文化。游牧民依赖季节性迁移，在穹庐（蒙古包）中居住，辗转于固定的营地和牧场之间。气候变化可能影响他们的活动路径，导致他们南迁与中国农民接触。游牧民族对草原环境有显著的影响，如改变野生动物数量和草场状况。尽管资源有限，但他们发展出武士精英阶层，并通过袭击其他部落或农业社会获取剩余物资。

周朝时期，农耕技术与工具的进步，如石制或木制犁、锄头以及起垄防侵蚀的方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主要作物是稷，但小麦和大麦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商朝依赖占卜指导播种时间，而周朝则观察自然现象来制定历法，以更准确地指导农业生产。然而，丰富的农业产出并未解决劳动力问题，人口增长与土地减少导致农人逃入森林的现象增多。铁器的出现推动了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和战争加剧，环境破坏和资源紧张随之而来。

战国时期，各国间的竞争促使对自然资源的密集利用，人们开始意识到资源有限可能带来的国家衰亡。《管子》一书提出了对资源管理的警示，提倡节俭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避免环境破坏。然而，在保持国家实力的需求面前，节约资源的理念往往难以实施。同时，边疆关系紧张，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动频繁。

古代中国的商业在早期帝制中蓬勃发展，尽管政府理论上重农抑商，但实际上通过法律保护了商业活动的安全和可靠性。气候变化也被认为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影响。研究古代社会揭示了环境变化如何塑造帝国的兴起，如秦帝国的建立就与当时的环境变迁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社会在历史时期、农业发展、统治理念、思想著作、手工业、军事技术以及边疆关系等方面展现出复杂而多元的面貌。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西周时期的天命观念、孟子的思想、早期中国的铁与钢冶炼、工匠群体、管子的政治经济哲学，以及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动，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社会丰富多彩的画卷。

第一节　国家、战争与上古时期中国的环境变迁，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250年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经历了环境的显著变化和帝国制度的演变。秦朝通过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和儒学意识形态巩固统治，如设立皇帝称号、统一文字和推行焚书坑儒政策。然而，高压政策和大规模工程导致民变和王朝短命。汉朝建立后，采取相对宽松的分封制，但武帝时期为遏制贵族、增加财政收入，实施了土地改革、儒家教育和国家垄断特定行业。军事扩张对抗匈奴的同时，引入骑兵，开垦草原为农田，这带来了人口迁移和环境变化，如荒漠化。

汉朝时期的道路建设对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道路的修建不仅连接了帝国各地区，还促进了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农业繁荣。工匠们开拓交通路线，甚至有道路延伸至朝鲜半岛。起初出于战略目的建造的边疆道路，也便利了人口迁移与地区间的交流。林业产品通过水路运输，东北南部的平原因道路开发成为农耕场所。秦汉两朝共建约2万到2.5万英里的干道，宽达九车道，内道供帝王使用，外道供平民通行。这些道路同时也是邮政系统的主要通道，沿途设置密集的邮亭和驿站，确保信息与物资的有效流通。

尽管长城环绕草原，但并未完全隔绝欧亚大陆的联系。汉武帝开辟了通往中亚的道路，即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交流，如丝绸、水果和作物的交换。南方海上贸易路线同样活跃，连接印度洋，形成了亚洲内部紧密的经济网络。尽管面临环境挑战，如沙漠对商旅安全的影响，但通过分段式贸易和多样化的通路，商品与文化交流得以持续。

汉朝农业技术的进步显著推动了农业生产。铁犁、肥料使用和作物选择的发展使小型农户成为国家税收的基础。新作物引入、集约化耕种和工具改进推动华北平原的农耕经济和技术进步。然而，环境变化如黄河改道和洪水对社会产生了持久影响，尽管儒家和道家的理念在水利工程中有所体现，但未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汉朝拓殖机制可能源于秦征服四川盆地蜀国后的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和大规模移民。秦官实施的变革重塑了蜀地风貌，分地给本地农民及来自秦国的移民。这些举措反映了帝国对农业生产和人口控制的重视。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见证了环境变化、帝国制度演变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道路建设促进了区域间的交流和经济发展，而对黄河等自然环境的管理则体现了古代中国社会与自然互动的独特模式。这些早期互动模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节　早期帝国的环境变迁，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古代中国对自然和环境的理解经历了长期的辩论与演变。早期汉语中没有直接对应英语"nature"的词汇，通常用以探讨人性或事物本质的词为"性"。周朝时期的"天"概念接近于自然，但与人类的关系复杂多变。现代汉语中最接近的词是"自然"，然而其含义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中国的自然观念并非固定不变，长期的争论导致汉语中不存在一个基本且恒定不变的关于自然的概念。

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国传统的山水画风格传播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但实际上，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深远且复杂，并非总是和谐相处。不同的哲学流派如儒家、道家和法家对人与自然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和主张，这些思想深受特定地域环境的影响。例如，孔子注重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而道家倡导顺应自然本性，法家则强调国家控制以实现权力最大化。

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也随之改变。研究显示，古代中国的疫病相对轻微，书面记录证实了这一观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引用的古籍内容涵盖了中国食品、古代社会转型、汉代农业以及瘟疫与人类历史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深入探讨了不同时期的农业实践、社会变革以及疾病对人口和文明的影响。

通过参考不同的学术著作，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背景，并进一步探索相关领域的学术讨论。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古代中国的自然观念和社会动态，也为现代人提供了理解和应对环境问题的宝贵视角。

第三节　古代中国关于自然和环境的理念

汉朝末期的社会背景，瘟疫的扩散与人口贫困加剧有关，农民失地租给富强士族，生活困苦。城市富裕人群能体察到农村的贫穷，农人被比喻为国家和地主身上的巨寄生。失去土地、疾病蔓延等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汉朝最终在公元220年灭亡。三国时期后，晋朝统一但短命，都城洛阳和长安相继在3世纪末遭受战争破坏，标志着早期帝国的结束。



第四节　早期帝国的尾声

中国从商代到汉朝的社会和环境变化，尤其是农业的发展和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随着农田取代森林，人口增长，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农作方式。同时，游牧民的迁徙与汉人的冲突也成为历史演进的重要动力。然而，汉人向南方扩张受限于气候、疾病和当地人群的抵抗，导致北方环境单一化，而南方则保持了更多样化的居住和自然环境。



第三章　国家、战争与农业：上古及帝制早期中国的环境变迁，公元前1000—公元300年

公元300年至600年间，中国北方经历了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频繁的火山活动、气候剧变以及政权更迭。其中，536年拉包尔地区的剧烈火山喷发尤为引人注目，这次事件对全球气候产生了深远影响。

火山灰遮蔽了太阳，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气温骤降，这一现象被称为“火山冬天”。这种突如其来的寒冷对农业生产构成了严重威胁，粮食产量锐减，进而引发了社会动荡。对于当时正处于鲜卑族统治下的中国北方来说，这场气候变化可能加剧了本已紧张的局势。

鲜卑人，这个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4世纪中叶建立了北魏政权，控制了华北地区。然而，536年的火山喷发及其引发的气候灾难，无疑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额外的压力。饥荒、疾病和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剧，都可能削弱鲜卑王朝的稳定。

历史学家们推测，这场气候危机可能是导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并最终被北方的突厥和南方的梁朝所取代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鲜卑族在政治舞台上渐行渐远，但他们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却是深远且持久的。

总的来说，536年拉包尔火山喷发及其引发的气候剧变，不仅对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历史警示我们，自然力量的波动可能会重塑世界秩序，而人类必须学会适应和应对这些变化。

第一节　中国北方：战争、人口减少与环境，公元300—600年

葛洪，历史的关键人物，因战乱移居南方并发现疟疾疗法。尽管初期未广为流传，其医学成就不容忽视。晋朝沦陷后，北方贵族南迁，文化交融与环境改造接踵而至。他们发展水稻种植，建设水利设施，深刻影响了南方的自然景观。汉人借鉴原住民技术，推动农业进步，同时反映了医药、农业与社会环境的交织互动。早期文献虽未详述疟疾疗法，但中国历史上的疾病应对策略、环境控制与水利发展，以及水稻经济和技术的演变，共同揭示了古代社会的复杂运作。

第二节　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

隋朝通过战争与水利手段重新统一中国的过程。隋朝开国者杨坚相对轻松地统一了北方，对南方陈政权的征服虽困难但成功，利用军事准备和外交手段获得南人顺从。杨坚的儿子隋炀帝延续统一事业，建设新都洛阳并完成大运河工程，旨在连接南北、强化中央集权。大运河不仅经济上促进全国资源流通，政治上也有巩固统一、威慑可能叛乱地区的作用。尽管面临自然环境差异和军事挑战，隋朝的重新统一为后世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帝制中期南北方的重新统一：隋、唐和宋，公元581—1279年

自古以来，汉人在南方与东南部的拓殖活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初，南方的概念主要涵盖长江流域，但随着时间推移，其范围逐步扩展至南岭以南地区。这一过程中，森林变迁与区域扩张紧密相连。

汉朝时期，中国的森林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扩张和人口增长导致的。随着汉人向南推进，他们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环境，还与当地原住民如越人产生了文化冲突和紧张关系。福建作为较晚接纳汉人移民的地区，汉人与越人的竞争尤为激烈。为求生存和发展，汉人采取了工程手段控制环境，最终在福建建立了以汉族为主导的文化。

与此同时，南中国地区的扩张也对东南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影响。汉朝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大陆，还辐射到周边海域和岛屿，与当时的东南亚国家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些历史事件为我们理解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并未止步，相关论文深入探讨了文化冲突、土著居民与汉族移民之间的互动以及环境变化对社会的影响。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也为当今的环境保护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启示。

总的来说，汉朝时期的森林变迁与区域扩张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篇章，它们反映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交融与碰撞。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现代社会面临的类似挑战。

第四节　汉人在南部与东南部的拓殖

古代中国南北方的疾病特征截然不同。南方疟疾主要由按蚊传播，其发生与热带森林和适宜蚊子繁殖的气候紧密相关。人类活动如移民也对疾病的分布产生影响，例如汉人南迁带来的疾病传播。相比之下，北方城市如长安则面临霍乱的威胁。历史研究表明，霍乱在唐代曾造成大规模流行，对社会人口构成严重影响。环境因素同样作用于现代中国的结核病情况，不良居住条件和空气污染可能加剧疾病的传播。

唐代时期的人口与瘟疫问题交织在一起，瘟疫的爆发往往导致人口锐减，进一步扰乱社会秩序。这些灾难提供了对中国过去健康状况的独特洞察，提醒我们关注疾病的历史模式以及环境和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数据，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的公共卫生挑战，并为现代中国的健康管理提供借鉴。

第五节　南北方疾病的机制

古代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农业发展深受环境与技术变迁的影响。起初，汉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种植水稻，低洼地带因疟疾和洪水困扰而未被充分利用。然而，9至12世纪期间，创新的水利技术如圩田出现，通过土堤隔水进行耕作，这极大地扩展了可耕地面积。尽管这些工程需要大量资本和人力，富裕的地主或政府的介入使得农田扩张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加了税收。

宋朝时期，为了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朝廷强化军事并关注农业产量。他们积极修建圩田，显著提升了粮食总产量和生产效率。农民们也适应了环境变化，培育出早熟水稻品种，实现一年多熟种植，进一步扩大了稻作区范围。人口因此增长至2000万户。同时，灌溉系统与农具的改进，如水闸、脚踏水泵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率得到提升。南方稻田养鱼除草的模式虽面临寄生虫问题，但整体上改善了土壤肥力和生态环境。

农业进步的同时，土地所有权在宋代变得复杂。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土地分配影响着社会秩序。佛教在中国古代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寺院拥有大量土地的现象。这不仅反映了宗教组织的经济实力，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艺术作品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也被提及。虽然文明发展推动了农业进步和艺术创作，但同时也引发了环境变化的问题。例如，尽管提倡放生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动物的命运，但它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增长与自然保护间的矛盾。这些历史片段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农业、土地所有权、宗教经济活动以及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我们理解过去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第六节　新型农业技术与环境变迁

中古时期，中国经历了一场从9世纪至13世纪的工业革命，对历史影响深远。唐王朝的强大背后隐藏结构性问题，其灭亡催生新制度，如土地私有和自由市场，奠定后世社会基础。安史之乱后，政府失去对土地和市场的控制，促进私有财产与市场经济成长。宋代吸取教训，实行科举选官、削弱贵族、推动流动，并规定财产平均分配，防止财富集中。人口增长带来食品供应压力，可能影响环境；森林减少导致能源危机，尤其是钢铁产业所需煤炭，促使开采增加。750年至1350年东北地区煤炭和铁产业的经济发展周期研究表明，经济变迁与关键资源开采密切相关。然而，工业发展带来的后果如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社会动荡，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历史提醒我们，经济发展应兼顾资源保护与可持续性。

第七节　中古时期的工业革命

宋朝时期，四川地区经历了一系列的拓殖与族群分类管理。宋政府对边境资源抱有浓厚兴趣，视四川为军事后盾，推动汉人利用铁器工具开发低地农业，逐渐占据了这些区域。然而，随着汉人的扩张和人口增长，彝人与佬人被迫实行迁移性农耕，并移居至山区。他们通过烧山开垦牧场，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

不同文献中对这一时期的森林、战争大象以及环境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森林的减少不仅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也折射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历史记录中的战争大象，揭示了过去军事策略与动物利用的情况，而大象数量的骤减，则可能预示着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对于当时乃至后世的社会稳定和生物多样性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过去的文明化进程、生态变迁和社会结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线索。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人地关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如何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寻找平衡，为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

第八节　拓殖四川与对其他族群的分类

华北平原的地理特征和农田规划深受历史土地分配制度影响，呈现出直线布局。然而，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导致河床升高，形成盐碱地，对农业构成威胁。隋朝大运河的开凿不仅便利了南北交通，也带来了清淤问题的新挑战。宋朝时期，黄河频繁泛滥，有时作为抵御北方敌人的天然屏障，但也引发了复杂的政治斗争。1128年的人为决堤未能阻止金兵南下，黄河改道，对河北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塑造了今日的地理面貌。

珠江三角洲的形成并非自然决定，而是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个地区的变迁与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紧密相连。尽管其地理位置有利于农业发展和贸易交流，但历史上如黄河般的自然环境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区域。例如，1048年至1128年间，河北地区受黄河改道的影响，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

这两个案例揭示了中国环境历史中自然环境变化、人类活动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复杂互动。通过深入探讨这些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的地理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也为应对现今的环境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第九节　地貌景观与水利工程

古代城市长安，曾作为早期政权核心，其建设深受地理和环境因素影响。选址兼顾战略防御及农业资源的丰富，但随着城市的扩张，对木材的需求激增，天然资源逐渐消耗。尽管城墙坚固，政权更迭时的破坏仍难以避免。

唐代时期，长安达到鼎盛，人口众多，商业繁华。然而，城市化进程中，自然环境遭受割裂，生活物资几乎全靠内部供应，包括食品、燃料和人造景观。皇家猎苑象征着对自然的控制，却未能减轻环境压力，如肥料短缺问题。通过回收城市废弃物作为肥料，农村与城市建立起生态联系，体现了古代社会在人口密集和资源管理上的智慧。

中国的农业实践，从古至今，注重可持续性。传统方法沿用至今，虽有化肥的使用，但对土地的尊重和保护始终不变。同时，中国政府为获取更多资源，不断扩张领土，将新区域的自然资源纳入核心地带，维持了这些地区的稳定发展。这样的拓殖工程与农业实践，反映了环境在帝国建立、维护与扩张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的农业历史和城市化进程，展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长期生存和发展。这些经验和智慧，对于当今世界面临的人口增长、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十节　塑造的环境：城市和废弃物

公元300年至1300年间中国及其环境的显著变化。游牧民族入侵导致汉人南迁，开始了人口从北向南转移的过程。汉人发展了水田稻作技术，引入早熟稻种，使用水牛牵引铁犁，推动农业进步。宋朝时期华北平原森林减少，钢铁工业转向煤炭，但随后的战乱中断了工业化进程。汉人移民改变南方景观，土著被迫适应或反抗。通过集约化养分循环，农民满足了城乡粮食需求，自然生态系统被农业取代，人口在引入美洲新作物后进一步增长。



第四章　帝制中期北方的森林退化和南方的拓殖，公元300—1300年

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发展与人口分布深受环境变化与人为因素的影响。早期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规模小，对环境影响有限。随着刀耕火种和游耕农业的发展，尽管有森林砍伐，但通过定期休耕保持了生态平衡。定居农业的兴起特别是华北平原的农田化，使得能量增加，人口得以增长。唐宋时期水稻种植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人口膨胀。

然而，蒙古征服带来了破坏，导致人口骤降并向南方迁移。1200年至1300年间，四川地区遭受严重战乱和外族统治，人口锐减。这一时期，尽管西方学者的一些观点缺乏充分历史证据支持，但古代中国政府实际上通过法律手段促进了商业发展，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市场交易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农业社会的冲击。

理解这些历史背景对于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变迁至关重要。从狩猎采集到农耕文明，再到商业活动的兴起，每个阶段都反映了人类与环境、技术、政策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塑造了人口分布模式，影响着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尽管古代中国政府理论上强调重农抑商，但实际操作中却鼓励商业流通，这体现了政策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

农业发展与人口变迁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篇章。从环境适应到技术革新，再到政策调整，这些动态过程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韧性。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为未来的决策提供借鉴。

第一节　新的历史与制度背景

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西部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居住着不同的族群，如泰语支民族、布朗族、哈尼族等。这些地方多山且石灰岩地貌显著，农业种植主要集中在东南部的西江平原，这里是Zomia的一部分，生物多样性极高。然而，自然条件限制和土司制度的影响导致这里的农业开发直到1400年前后汉人大量迁入才逐渐扩大。明朝政府通过屯田和移民政策推动土地开垦，引入铁犁和耕牛，改变了原有的农耕模式，同时也与当地土著民族发生冲突，这些战争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了动物栖息地。

17世纪的中国面临多重危机，包括农民起义、海盗活动、贸易混乱、疾病爆发以及连续战乱和严寒天气导致的农业减产。这些危机导致人口大幅减少和社会动荡。全球气候进入小冰期，对中国南部乃至亚热带地区产生了影响，加剧了农业生产问题。历史学家探讨了全球性危机的共同原因，如气候变冷对世界各地政权稳定的影响。

满族统治者对东北地区生物资源依赖和狩猎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清初政府实行“帝国猎食”政策，限制汉人进入东北狩猎以维持满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认同。然而，非法偷猎导致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锐减，到19世纪初，过度开发变得不可持续。尽管森林得以保留，但野生动植物资源已被耗尽。

清朝在西部与准噶尔汗国的冲突中实现了对草原地带的控制，并实施了灭绝准噶尔人的政策，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和人口结构。与此相反，18世纪中华帝国向新地区扩张过程中，台湾和海南的开发展现了不同的故事。尽管西南扩张达到顶点，但人口迁移自由，农民可根据压力或经济吸引自行迁徙，这对18、19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17世纪东亚普遍存在的危机情况，包括人口下降、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影响了中国和东亚广大地区。气候剧变、战争、饥荒和疾病被认为是导致危机的因素。例如，小冰期的寒冷气候可能加剧满族寻找新食物来源的压力，刺激军事扩张。传染病爆发、农民起义以及明清两代交替对华南人口和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这些危机不仅影响了人民生活，也深刻地影响了思想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族群的社会习俗和历史事件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共同塑造了东亚地区复杂而多元的文化景观。

第二节　边疆地区与边境地带

海南岛和台湾岛都经历了汉民族农业扩张和森林采伐带来的生态变迁。海南岛自汉代起受中央管辖，与大陆联系紧密，黎族早期居民的刀耕火种对环境影响较小，但随着汉族移民的到来，农业发展导致森林覆盖率在1950年降至7%。台湾岛则在荷兰人占领和开发后，原住民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方式被汉人的农耕活动改变。政府的边疆政策和汉族人口增长给高山族原住民带来压力，而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汉族客民的反清斗争，而非原住民。工业化进程也带来了环境问题。这本书引用多位学者的研究，探讨了台湾在不同历史时期地理、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并提供了对台湾各种观点的讨论和相关著作推荐。

第三节　岛屿及其生态变迁

中国历史上土地覆盖、利用与所有权的差异。少数民族的土地使用基于集体行为，非私有产权概念；而汉人则有私人土地所有权制度，源于国家税收需求。明清时期，山区土地因市场经济和对木材的需求而私有化，宗族以风水为名保护山地林权。汉族扩张受政府增税目标和人口密度驱动，拓殖导致土地覆盖变化，如森林砍伐。清代政府虽关注税收，但仍鼓励开垦“荒地”。



第四节　土地覆盖、土地利用与土地所有权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在西南、台湾、海南等地的管理加强，同时修筑长城以隔绝北部和西部游牧部族。人口增长与经济推动了长江中下游、东南、西南及南部山区的开发。客家人和棚民是两个主要的山区开发者，他们引入美洲作物如玉米、甘薯，并结合市场体系进行环境改造和资源利用。然而，这种开发导致森林砍伐，引发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

汉水堤坝的建设对当地水文状况有显著影响。堤坝使得河床升高，水流湍急，洪水风险增加，居民利益冲突与政府不作为问题随之而来。下游居民自行筑堤防洪，湖泊沼泽被开垦，自然环境发生剧变。清朝时期虽有修复堤防的努力，但私人非法建设持续，导致洞庭湖萎缩和洪水加剧。湖南人口增长、农业活动及江西棚民迁入加剧了湖泊围垦，旱涝风险提高。

Osborne在其作品中探讨了徽州府受山区荒芜、河流狂暴等自然状况影响的环境与经济问题。历史文献和官员记录揭示了中国长期的不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变迁。通过分析这些资料，作者呈现了过去时代的生态经济互动，并以此对现代提供警示。

总结来说，明清时期中国的开发带来了经济增长，但也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汉水堤坝建设虽有防洪之效，却导致自然环境破坏与灾害风险增加。历史案例提醒我们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第五节　对发达边缘区的开拓

自古以来，汉族移民不断向西南边疆迁徙，他们的农业实践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自然风貌。清朝十八世纪的积极领土扩张政策促使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们学习并应用新的农耕技术，得以深入山区生活与劳作。然而，这一过程中，茶树种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丘陵地形，却也因过度开发导致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重。同时，云南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影响了疟疾的分布，对汉族的管理和扩张构成了挑战。鼠疫的存在更进一步威胁着人口增长与贸易路线的安全。政府的移民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疾病传播的风险，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整个帝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十八世纪的中国官员洪亮吉对人口增长问题深感忧虑，他预见到了人口膨胀可能带来的土地资源压力，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发出了警告。尽管他的观点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相似，但后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解并不准确。事实上，人口增长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复杂关系远超过简单的数学模型所能描述。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理解当时的环境思想显得尤为重要。人们需要深入研究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如何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些观念如何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例如， Ulrich 和 Dux 编辑的《自然的概念》提供了关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认知的不同视角；Métailié 关于传统中医学和植物学中自然概念的研究文章，则揭示了传统知识体系中的生态智慧；Elman 的论文则聚焦晚清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展现了科技进步对环境观念的影响。此外，Elvin 在《时间的沉淀》中的分析以及刘翠溶和伊懋可主编的中文版书籍，都为理解那个时期的环境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些文献揭示了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复杂而多元的环境观念，它们既包含了对自然界的敬畏与利用，也反映了人类在面对资源挑战时的智慧与局限。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历史资料，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从而为当今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

第六节　帝国的生态极限

1300年至180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资源压力、疆域扩张以及移民情况。在这五百年里，人口从7500万增长到4亿，对自然资源造成压力；明、清两代政府支持下，汉族向边疆和新拓殖地区迁移，排斥当地土著；生态极限在1800年已达到，但后来的几个世纪仍有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东北和青藏高原。市场体系使得专业化种植和区域间食物交换成为可能，也促进了木材等林产品的贸易。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森林砍伐加剧和环境退化。



小结：人口、市场、政府与环境

第五章　帝国与环境：帝制晚期中国的边疆、岛屿和发达边缘区，公元1300—1800年

公元1500年至1800年间，中国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白银的大量流入。这一时期，国内外银矿开采活动加剧，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如丝绸、瓷器等广受国际市场欢迎，特别是欧洲商人通过与亚洲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16世纪以后，随着檀香需求的增长，欧美商人开始开发太平洋岛屿资源，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

与此同时，西伯利亚的毛皮出口到中国市场，对当地生态平衡也产生了冲击。在美洲西海岸，海獭和海狸毛皮交易因中国市场需求而繁荣，导致这些物种的数量急剧下降。太平洋贸易网络的扩展不仅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还伴随着疾病的传播，如霍乱和腺鼠疫。

中国的茶叶消费推动了英国和美国转向鸦片贸易，这不仅加剧了环境问题，还引发了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这场冲突不仅是贸易争端的结果，也标志着列强一个多世纪对华控制的开始。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打破了中国与世界的传统关系，开启了近代中国的艰难转型。

关于鸦片贸易和其环境后果的研究相对较少。尽管有学者如David Bello关注了1729年至1850年间中国内地毒品禁绝的历史，Edward R. Slack则研究了1924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时期鸦片问题的演变，但对技术进步与欧洲帝国主义扩张之间关系的探讨以及对中国历史大分流的不同解读仍有待深入。

此外，新疆地区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形成的经济边疆，也反映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地理和经济格局的变化。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过去几个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同时也提醒我们关注当下全球贸易、环境问题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复杂联系。

第一节　中国人的消费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饱受森林砍伐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破坏的困扰，这些问题与官员们对水文问题和森林滥伐后果的认识密切相关。作者通过地方志的记载流露出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退化的深深忧虑。大规模的森林被清除以腾出空间开垦农田，导致环境严重退化，土壤贫瘠，复杂的生态系统难以维系，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

华南、东北、黄土高原和淮河流域等地无一幸免，它们经历了洪水、水土流失、盐碱化和土地退化的重重危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活动对自然过程的干扰，包括不恰当的土地利用和社会观念。黄河改道固然是生态恶化的一个因素，但长期的森林砍伐和大运河的维护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在黄河、大运河等水系的影响下历经变迁。大运河的建设和维护对平原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沉积物增加、洪水内涝频发以及盐碱化问题的产生。尽管黄河改道带来了生态退化的后果，但持续不断的森林砍伐和大运河的维护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

政府为了保持大运河的战略重要性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维护，然而随着环境压力的增大，治理变得愈发困难。18世纪后期，淤泥堆积加剧、洪泽湖水位上升，堤坝不断增高，最终导致洪水灾害频发。尽管政府努力修复，但黄河改道的影响和外部威胁使得大运河的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权后，才开始着手解决由淮河缺乏足够出海口引发的生态问题。然而，华北平原在大运河废弃后进入了经济、人口和环境恶化的时期。生态危机并非单纯由人口压力或大运河引起，而是过去水利体制被废弃的结果。即使政府全力投入，由于市场体系缺失，生态贫困依然导致人民生活困苦。

河流治理的努力持续了数百年，但水患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自然植被的破坏和洪水加剧成为地区普遍问题。历史上，华北地区的社会动荡与环境退化紧密相连，生态恶化加剧农村贫困，成为政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华南地区过度开发和砍伐导致土壤贫瘠，季风带来的大雨冲走养分，森林难以恢复。西南地区的云南则面临疟疾传播和战争相互影响的环境挑战。相比之下，四川盆地由于精耕细作和有效的灌溉系统得以保持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未受严重退化的影响。

长江洪水爆发后，政府下令停止了因长江上游森林砍伐导致的生态破坏活动。中国历史上对河流治理的复杂官僚体系和水利工程，如黄河洪水控制、大运河疏浚等，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关键人物及其贡献，如明代官员潘季驯的水利政策。

环境变化、市场机会对农民作物选择的影响，以及环境退化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也在文中被提及。近代以来，如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对河流治理的不同尝试及其带来的挑战和反思也得到了讨论。

中国历史悠久的疟疾防治故事从4世纪跨越至越南战争，青蒿素的研发为新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全球疟疾的历史负担以及自然环境变化对疾病传播的影响也被详细阐述，包括森林砍伐、植被变化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多位学者的研究和著作揭示了疟疾防治与环境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河流治理、疾病防控等方面交织在一起，反映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复杂互动，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这些问题不仅在过去存在，在当今世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生态退化与环境危机

古代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态系统久负盛名，尤其是桑基鱼塘系统，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楷模。这套系统巧妙地循环利用营养物质：蚕粪和落叶喂鱼，鱼塘淤泥则作为肥料回馈农田，从而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自给自足。然而，深入研究发现这些生态体系并非完全封闭，人口的食物需求，特别是对稻米的依赖，迫使从外部输入粮食，这无疑增加了系统的脆弱性。

随着市场扩张和稻米生产中心的变化，食物供应的外部依赖日益明显，对生态系统平衡构成潜在威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华北地区因政府能力减弱、森林滥伐以及气候波动的影响，常平仓系统（清朝时期用于储备粮食以应对饥荒的制度）的作用逐渐削弱，导致大规模灾难的发生。

森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是生物多样性的避风港，同时提供木材、纸浆和燃料等资源，并在维持水源稳定、防止土壤侵蚀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生态功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曾因种种原因（如政府管理能力下降、过度开发）而遭受严重破坏，这不仅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健康，也对粮食安全构成了直接挑战。

古代智慧与现代挑战并存，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是中国乃至全球都需要深思的问题。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桑基鱼塘的自给自足模式以及常平仓的粮食储备策略，同时结合科技进步，或许能为我们找到一条平衡发展之路。

第三节　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历史上，季风对华北平原农业至关重要。不规律的季风可能导致严重歉收和饥荒。20世纪初，厄尔尼诺事件导致连续干旱，如1876-1878年、1920-1921年和1928-1930年的旱灾，数百万人因此死亡。这些灾难受气候、帝国主义侵略、内战和社会动荡影响。清朝早期政府通过有效救济减少人口死亡，但森林砍伐和湿地消失使农民失去生存保障。

清政府为应对叛乱和外部压力，鼓励华北汉人移民东北，增加税源和巩固边疆，导致人口迅速增长。这些移民在低洼地带重建农场，而非开发山区资源。福建地区尽管有汉族移民砍伐，但到20世纪初，木材业遭受战争打击。舟山群岛渔业发展与资源枯竭问题也类似。

日本侵华战争对环境造成灾难性破坏。学者们分析历史数据和事件，探讨饥荒、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因素。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也是华北地区历史的一部分。这些研究揭示了环境变化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并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未来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

第四节　进入20世纪之后

中国在1949年共产党胜利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普遍面临的环境危机。人口增长、商业化以及政府需求推动移民开垦边疆，导致森林砍伐严重，引发洪水、土壤贫瘠和能源短缺等问题。这加剧了资源竞争和社会矛盾，可能促使农民支持共产党变革，但严峻的自然环境给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第六章　近代中国环境的退化，公元1800—1949年

自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领导下踏上了工业化之路。初期，国家面临着农业资源紧张、环境退化及国际孤立等挑战，尤其是氮肥短缺对农业生产构成了严重制约。毛泽东曾希望通过集体化提高农业效率，但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使得工业化进程伴随着持续的环境破坏。直到外部环境有所变化，如美国政策的调整，这些限制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中国共产党的自然观念和发展历程深受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这些理论主张人类应主宰自然以推动社会进步。实践中，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工程促进工业化，却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苏联李森科主义曾短暂影响中国的生物学教育，强调改造自然而非探究其内在规律。改革开放后，虽然化肥工业得到发展，农业产量提高，但对自然的控制观念仍然存在。

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重要议题，从早期的人多力量大到后来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反映了不同时期对人口问题的不同应对策略。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政府和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逐渐增强。

21世纪初，中国工业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尤为严重，多个城市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名单之中。这与工业化进程中对环境的忽视密切相关。回顾1959至1961年的饥荒时期，华北地区的自然环境退化到了连老鼠都难以生存的地步，生态系统的崩溃加剧了饥荒带来的死亡。作者暗示，一个更为稳固的生态系统或许能在那样的极端条件下减少死亡人数。

总的来说，中国在追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的挑战。这些历史经验提醒我们，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必须寻求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征服自然

自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导致生态危机和环境退化。森林覆盖率从最初的5%至9%逐步提升，但实际状况可能低于官方数据。毛泽东时代为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砍伐大量森林，如“大跃进”期间的炼钢活动。邓小平时期，虽然国有林砍伐减少，但家庭承包经营下非法砍伐严重。21世纪，非国有林占比增大，但农户面临管理难题和政策限制。国有林主要在东北和西南，控制权转移后砍伐减少。

历史上，中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森林砍伐，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为应对生态危机，政府实施禁伐令并进口木材。部分地区回归传统游耕农业，尽管面临地方官员追求税收等挑战。中国的森林问题也影响到国外，通过非法采伐损害他国资源。

草原退化是另一大问题，源于开垦农田、过度放牧和砍树等行为。1978年后，邓小平的政策对内蒙古影响缓慢，私人承包直到90年代才普及，导致牧民增加养殖，加剧草原退化。政府虽努力保护，但国际市场需求继续推动荒漠化进程。传统游牧生活方式逐渐消失。

自1950年以来，非国家森林的所有权和管理历经变化。毛泽东时期的管理模式与苏联不同，改革开放后政策多元化，旨在环保和经济发展。然而，国有资源拍卖不透明，存在利益输送。地方社区对环境历史的理解反映其视角。植树造林项目取得成效，但全球木材需求增长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森林构成压力。

内蒙古草原的历史变迁反映了牧区生活和环境问题。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草原生态有深远影响，同时野生动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也是关注点。这些历史背景揭示了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挑战与抉择。

第二节　森林与土地利用的变迁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可观，占陆地面积约14%，但在资金、管理和生态保护上存在不足。部分保护区追求经济利益导致动植物栖息地受破坏，盗猎和生态系统碎片化问题突出。保护区规模小、矿产开发与城市化进程也威胁生物多样性。政府虽实施造林工程如三北防护林，但人工林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的作用有限，且干旱区造林效果不确定。

随着中国人财富增长，野生动物消费市场扩大，珍稀动物如熊掌、穿山甲和果子狸被猎捕供宴席，增加了健康风险。“非典”事件后，尽管消费有所减少，但仍有人非法捕捉、饲养和出售。对动物器官的需求推动黑市交易，威胁老虎等物种生存。中国的老虎养殖业看似合法，实则加剧野生虎猎杀，与国际公约相悖。

中国绿色长城项目旨在减少二氧化碳并恢复生态，但科学家对其长期效果持保留态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植树造林面临局限，可能产生环境影响，并与邻国接壤地区非法狩猎问题相关联。中国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态度逐渐转变，从食用到禁止，老虎商业养殖的争议也日益凸显。

第三节　国家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在治理淮河和黄河的过程中实施了多项水利工程。淮河流域曾因黄河改道而被废弃，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需求下，政府着手整治。尽管建设了人工河道和水库，但仍未能有效控制洪水。黄河的三门峡大坝由于未充分考虑泥沙淤积问题，导致下游农田受淹和发电困难。这些水坝的建造缺乏深入研究，存在安全隐患，并加剧了盐碱化和内涝。1975年的一次水库垮塌事件造成了巨大灾难，环境问题并未随之改善。工业化时期的淮河流域遭受严重污染，影响居民健康和水资源利用。

华北地区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依赖大量资金和现代科技维持农业生产，但长期解决方案的可持续性令人质疑。黄河入海径流量减少，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引发了对水资源枯竭的担忧。为缓解缺水问题，南水北调工程启动，通过东、中、西三条线路将长江流域的水资源输送到北方。然而，这一工程导致环境问题和盐碱化风险增加，尽管存在争议，但仍在继续推进。三峡大坝作为防洪和电力项目，带来了显著经济效益，但也伴随着生物多样性丧失、山体滑坡与地震风险的增加。都江堰灌溉工程因其历史价值和生态作用得以保留，免于水电站建设的影响。

西南部的三江并流地区拥有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多样性，但面临着水电开发和旅游商业化的威胁。现代医学的进步如青蒿素对抗疟疾，为大坝建设提供了可能。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推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水电项目，引发了对环境、文化遗产及当地居民生计的担忧。怒江流域的水电站计划引发反对，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同时，该地区设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努力，以及多民族共存的复杂性，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

云南北部的国家公园发展展现了生态保护与商业化之间的冲突。这些公园在改善当地生态的同时，也引发了国际保护政治的讨论。具体案例如三江并流保护区和亚丁自然保护区的研究，揭示了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这些实例揭示了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如何努力协调环境保护的需求。

综上所述，中国的水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包括历史遗留问题、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压力以及国际保护标准的考量。尽管存在困难和争议，但中国政府和民众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

第四节　水资源的治理

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对煤炭的依赖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尽管可再生能源有所发展，但占比有限，燃煤电厂仍是电力供应的主要来源。这些电厂采用清洁燃烧技术，但仍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加剧全球变暖。煤炭开采带来空气污染，影响居民健康和矿工安全。此外，汽车工业的扩张，特别是小汽车数量增多，加剧了石油消耗和空气污染问题。中国的交通模式以小汽车为主，高速公路上的柴油卡车排放污染物。政府对能源价格的控制导致燃油质量低劣，进一步恶化环境。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做出了承诺和行动。制定碳排放控制目标，替换煤炭为主要发电来源，并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使用。政府通过限制放牧、建设水电站等方式保护环境，尽管面临冰川融化、土地退化等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增长和生活方式变化增加了能源需求，带来森林砍伐、荒漠化等环境压力。

中国的猪肉产业在经济改革后显著增长，成为全球消费量最大的肉类。这一转变得益于市场导向和大规模工厂化养殖，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如废物处理和对进口饲料的依赖增加。农村养猪更多是为了商业销售，中国在全球农业和环境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采取了积极行动，包括参与巴黎协议，建立碳排放交易系统，发展核能与水力发电等清洁能源。然而，中国仍面临诸多环境挑战，如西藏的生态环境问题、土壤保护和食品安全问题，以及“鬼城”现象导致的空置率问题。

这些情况揭示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追求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复杂现实。尽管面临众多困难，但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努力寻找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方法，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节　大气污染

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其中包括空气、水和土地污染，这些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公众关注和抗议活动。工厂建设和水电站的发展导致耕地减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吴立红因长期致力于环保行动，代表村民争取权益而被捕，他的事迹引起了对太湖污染的关注，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关闭化工厂。在甘肃大川村，农民持续抗争化肥厂排放污水，造成水源污染，最终迫使工厂建设新桥并提供安全饮用水。2005年浙江东阳市的群体性事件中，大量村民抗议化工企业对农作物的损害，导致政府整顿违规企业。这些事件凸显了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和环保行动的增加，同时也暴露出地方官员在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抉择。

尽管中国政府已设立环境保护部门并制定了相关法律，但执行力度受到中央与地方政策脱节以及地方环保局资金依赖问题的制约。环保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环保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并接受政府资助，如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会和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环保激进主义者可以利用法律援助，但诉讼成本高且证据获取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对国际组织的活动进行了限制。中国政府设立这些组织并非为了民主化，而是作为沟通工具。环保运动的目标更多是提高公众意识和推动文化变革。

在怒江建坝事件中，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和国际关注影响了决策，但大坝建设可能重启。这一争论促进了公众对环境保护与民主关系的思考。科学家如方舟子批评并质疑环保政策，他们的观点引发了社会讨论。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也受到了国际影响，并在不断发展中。

面对环境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状况。例如，提高数据透明度，让公众能够更好地了解污染程度和治理进展。同时，政府鼓励和支持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些组织在监督企业行为、推动政策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组织有时也会面临官方的复杂态度和限制。

国际社会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也促使了中国与他国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技术，中国正在努力寻找更有效的环保解决方案。同时，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对全球环境议题产生了影响，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

总的来说，中国正经历着由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以及社会对更健康环境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都在共同努力，寻求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道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尽管面临困难，但中国在环保领域的进步和努力表明了其对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

第六节　环境抗议、环境意识、环保激进主义与环保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史的挑战与变化，如森林砍伐、草原退化、水坝建设以及化石燃料消耗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尽管面临这些问题，环保组织兴起，政府也表达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设立了相关机构，将环境保护纳入政策目标。这些努力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理念，并在大规模环境危机和群体性抗议事件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第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对自然环境的“治理”，公元1949年以来

中国环境史揭示了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迁、水利控制、森林砍伐和生态系统单一化等关键议题。农业扩张对环境造成深远影响，导致物种灭绝与荒漠化等问题。尽管面临挑战，如王朝兴衰与水利周期的关联，农耕制度显示出强大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然而，长期环境退化和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可能威胁环境恢复能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追求快速工业化，对环境史的影响需从更广泛的能量体制视角评估。初期变化不大，但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农业产量因化肥技术提高而显著增长，推动国家快速发展。然而，这伴随着森林砍伐、能源危机和生态系统破坏等严重环境问题。历史学者将这种持续依赖技术进步适应环境的现象称为“技术锁定”。

中国工业化不仅对国内环境产生影响，还对全球造成深远后果。从商朝到现代，中国政府通过税收制度和土地政策调整农业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小农户一直是主要农业生产单位，拓殖新土地需政府支持，佛教寺院等也会参与农业开发。人口增长推动资源需求，政府通过控制人口规模维持社会稳定和环境改造。

市场经济和技术变革也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如美洲作物引入导致的森林砍伐，以及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文化观念和实践在历史进程中塑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食物供应稳定反映了人口增长情况，影响环境变化。历史上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非单一的人口增长，塑造了中国的环境。

中国在全球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其农业文明、庞大人口和水利系统对生态系统有深远影响。面对森林砍伐和与当地族群关系的问题，中国问题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尽管意识到资源有限，但历史上的中国未能减缓森林砍伐。19世纪进入生态危机时期，而21世纪的中国正以高速工业化改变人与环境的关系，警示牺牲生态系统追求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面对环境挑战，中国环境史虽无法提升我们应对能力的期望，但应保持谦逊态度。《巴黎协定》和“生态文明”的提出可能是转折点，历史可能带来新洞见和惊喜，人们为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