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而且有着现实的文化和历史原因。换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并非纯粹是理论情趣不同而导致的结果，而是对新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新的应答的产物。我们发现，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无论理论观点有多大差异，无论其理论结论是否正确，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试图依据新的历史条件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或人类解放运动制定新的策略，即是说，是20世纪新出现的革命形势、革命条件或人类生存的文化境遇的转变促使一些理论家或政治家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革命策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或者接受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由此而导致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产生。
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生成过程。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生成过程同20世纪人类历史的总体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以从20世纪人类文化和历史的大背景人手而加以把握。但是，如果我们更具体地、分阶段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分化的情形，就会发现，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中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产生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有某些差异。一般说来，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问题和革命策略问题，以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着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去制定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由此而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而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则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他们试图寻找现代人摆脱普遍的异化或物化的文化困境，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新途径。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视界不再限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的范围内，而是拓宽到现代人的生存境遇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分阶段揭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兴起的文化和历史背景。